江隆基（1905～1966），又名泮庵，字盘安，西乡县丰东乡白杨沟村人，著名教育家。
聪慧勤奋 广博求学
江隆基幼年接受良好的家庭教育。他和大哥江裕基留学海外，其弟江肇基、江弘基也都是大学毕业，被当时的西乡县称为“白杨沟四进士”。
1920年，隆基和长兄裕基（伯玉）及其他几位同学，跋山涉水，徒步700余里到省会西安，考入西安成德中学。在此期间，他受到共产党人、教务主任杨明轩的革命教育和影响，开始阅读进步书刊，积极参加西安学生反帝爱国运动。
1924年夏，江隆基考入北京大学。次年，因学费无着，回家休学一年。1926年秋复学。
1927年9月，江隆基东渡日本。第二年三月进入日本明治大学经济系本科。江隆基广泛阅读经济学方面的书籍，在此基础上翻译了马克思论文集《对马克思主义批判者的批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并与江裕基共同翻译了日本经济学家河上肇的《新经济学大纲》。
1928年4月，杨虎城将军到日本考察，结识了江隆基。在此后的半年中，杨与江隆基做过两次长谈。江隆基坚定的政治信仰，沉着朴实的品德，杨虎城十分赏识。
1929年12月7日，江隆基因参加银座示威而被捕，坐牢3个月后，被日本政府驱逐回国，仍在北京大学就读。
1931年，江隆基由杨虎城将军资助，进入德国柏林大学经济系学习。
1936年10月， 江隆基从柏林大学学习结束，取道苏联回国，12月抵达西安。
参加革命活动
1925年，江隆基从北大回家休学期间。他把本地热血青年组织起来，成立“丰东青年协进会”， 参加者有刘泽民、张云卿、江肇基、戴承先、江弘基等十余人。江隆基以“砥砺学行、主持正义、服务桑梓”为主旨，亲自为该组织拟写简章。该组织成立后，即对当地“团总”余某敲诈勒索、虐害乡民的罪行进行揭发和斗争，迫使余某退出赃款，作为本乡学生助学金之用。 这一进步组织的建立积极推动了当地开展的反暴斗争。1933年，红二十九军在丰东组织游击队，其主要人物张云聊、刘泽民等就是“丰东青年协进会”的会员。
1926年秋，江隆基在北大复学。次年6月，正当白色恐怖笼罩中国的情况下，他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9月，江隆基到东京明治大学不久，就找到了中共东京特别支部负责人，参加在特支领导下的工作。社会科学研究社是一个以学术团体为名，实际向国民党右派做斗争的政治组织。江隆基和廖承志、冯乃超等人编在一组，一面学习，一面注视和讨论国内政治形势。
在明治大学，江隆基担任中华校友会主席。1929年8月，在中共东京特支的领导下，成立留日学生反帝同盟，江隆基担任宣传委员会负责人。1930年初，江隆基回到北京大学。他积极和党组织取得联系，继续开展留日学生后援会的工作。为避敌人耳目，江隆基改名江半庵。后援会并入北平学生反帝同盟后，江隆基成为反帝同盟的主要负责人。在一次活动中，江隆基、刘澜波等10多人又被北京宪兵队逮捕。江隆基因化名刘清泰被释放。他后来从天津辗转到上海，住在法租界，参加朱镜我领导的“社会科学家联盟”，担任街道支部书记。还参加王学文领导的现代文艺研究所，应约担任潘梓年计划出版的《每周评论》的编委工作。
在柏林大学学习期间，江隆基也没有忘记自己是一名中共党员。到柏林后，主动和中国共产党语言组取得联系，参加语言组的工作。王炳南任中国共产党语言组书记，江隆基任宣传委员。同时，他还参加社会科学联合会和华侨互济会的工作，并成为社会科学联合会的负责人。1932年夏天，德国共产党书记台尔曼专门会见中共语言组的王炳南、江隆基和辛安石等，对中国革命表示出极大的关注和支持。
“九一八”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语言组的领导下，江隆基发起并组织旅德华侨反帝同盟，他被推选为书记。后来，德、法等地的中国留学生以旅德反帝同盟为中心，成立留欧华侨反帝同盟，江隆基为总同盟书记。并联络日本、印度、朝鲜等国在德国的留学生，组织东亚革命分子联合会，他担任联合会的执行委员，负责宣传抗日救亡。1933年希特勒上台，江隆基领导的反帝同盟活动被迫转入地下。
民国二十五年（1936）初，江隆基在中共语言组的领导和支持下，将几个抗日救亡团体联合组成“旅德华侨抗日救国联合会”，邀请国民党抗日人士黄琪翔、胡若愚参加并出面主持，他担任执行委员。
同年9月，国际反法西斯同盟和其他反战团体，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世纪宫”召开世界和平大会参加大会的有35个国家4000多位代表，许多国际知名人士、政治家、作家出席了大会。中国出席的代表有来自国内的钱俊瑞、陶行知等，以及来自柏林、巴黎、伦敦的代表共14人。江隆基作为旅德中华救亡会代表出席会议。会议期间，《救国时报》邀请江隆基为特约记者，为大会做采访报道。这是一次全欧侨胞抗日救国的大联合，大会致电蒋介石，要求“立即实行全国武装抗战以卫国保种”。大会选举成立全欧华侨抗日救国联合会，江隆基被推选为监察委员。
12月，江隆基回到西安，住在杨虎城的公馆芷园。杨虎城委任他为绥靖公署政治处上校秘书主任，他和南汉宸等人在十七路军中组织建立一个半公开的进步团体“抗日同志会”。杨虎城担任会长，孙蔚如担任副会长，南汉宸为秘书长，崔仲远为组织科长，江隆基为宣传科长。他直接协助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
担任西北军政委员会教育部长
1937年1月至1938年1月，江隆基任西安市第二中学校长。
民国二十七年（1938）春，江隆基为山西临汾民族革命大学行政系负责人兼任教授。冬，江隆基带领400多名学生西渡黄河到延安，先后任陕北公学副教务长及陕北公学关中分校教务长。
1939年夏，江隆基任华北联大教务长，积极贯彻“以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为目标的新民主主义的抗战教育”，为抗日战争和边区建设培养了大批骨干力量。
1945年至1949年，江隆基先后任延安大学校长和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副厅长。在战火纷飞、风云激变的年代，他依据党的教育方针，适应当时政治军事形势的需要，制定《边区战时教育方案》，明确提出：“发挥教育上的有生力量，直接或间接地为自卫战争服务。”方案对教育方针政策的贯彻，教学内容的实施以及组织形式，都提出了一系列原则性问题，使边区的教育工作及时地、有条不紊地转入战时体制。
1949年5月，西安解放后，江隆基出任西北军政委员会教育部长。围绕“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文化教育事业的改革，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这个中心，展开紧张的工作。他努力改造旧教育，建设新教育，使新民主主义教育思想深入人心，也使西北文化教育落后的面貌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担任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兼副校长
1952年10月，江隆基调任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兼副校长。
新中国成立后的北京大学是由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几所大学的文理学院以及辅仁大学、中法大学部分文理科合并而成的新的综合性大学。江隆基上任后努力做好党内外团结，做好来自不同院校、系别，具有不同传统、作风、习惯的队伍的团结，他认为这两个“团结”是作为“新北大起好步的关键”。他切实有效地加强了党对学校工作的领导，积极慎重地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他要求所有的党员干部，都要努力熟悉学校业务和本职工作，要成为业务上的内行，不能长期做外行。江隆基认为，像北京大学这样的高等学校，无论现在或将来都不能没有党外人士参加领导，否则就难以调动广大教师的积极性。他定期组织座谈会，与北大民主党派负责人交流情况，沟通思想，听取意见和建议。
校长马寅初先生是著名的民主斗士，国际知名的经济学家。江隆基十分尊敬他。马寅初襟怀坦荡，宽宏豁达，他和江隆基互相尊重，真诚相见，团结无间。正是在这个阶段，马寅初提出影响中国发展进程的《新人口论》和国民经济综合平衡论。
用民主精神办学，办学校主要依靠教师，是江隆基一贯的办学思想。对待教师他主张各展所长，各得其所。在北京大学这个专家学者云集，高级知识分子成堆的最高学府，江隆基和广大教师建立起“互相信任、互相接近、互相商量、互相学习”的关系。他努力帮助他们解决思想、工作和生活中的实际问题。他为冯友兰、汤用彤、翦伯赞等老教授配备助手和接班人。他提出评定教授工资级别主要是看学术水平，看是否有真才实学，而不能强调“马列主义水平”的高低。在学术问题上，他坚持自由讨论自由争辩的原则，从不横加干预。他主张“有多少家，就算多少家”。在他的努力下，北大还开设了有批判地介绍罗素、凯恩斯的课程。江隆基还提出高等学校开展科学研究的一系列重要思想。这个时期北京大学的科学研究，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取得了十分突出的成绩。
但是，由于江隆基对一些不符合高等教育规律的提法持不同见解，旗帜鲜明地驳斥了陈伯达“把北大办成共产主义大学”的意见，不同意批判马寅初《新人口论》，因而遭到一些人的嫉恨，他因此被连续批判两个多月，并戴上“反右斗争不力”、“右倾保守”、“政治上退却”等等帽子。1958年底，江隆基离开呕心沥血工作了六年的北京大学。
领导兰州大学
1959年1月，江隆基被调任兰州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
当时，兰州大学面临着十分混乱的局面。和全国当时的政治形势一样，政治运动频繁，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反右倾，严重影响了兰州大学的教学秩序。“学生上讲台，老师下讲台”——一批具有多年教学经验的教授、讲师被赶下讲台，一些什么也不懂的学生在学校里为所欲为。全校43个教室大部分时间都是空空如也，实验室经常锁着门，仪器设备损坏严重。
江隆基十分着急。上任伊始，他就深入基层科室调查研究，然后主持召开全校师生员工大会，旗帜鲜明地提出，“学校教育必须以教学为中心”、“提高教学质量是学校教育的中心任务”、“要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
之后，江隆基大力整顿兰大的教学秩序，在实验室管理、学生作息时间、教师的授课程序等方面制定详细的规章制度，并组织各系制订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他为兰州大学把脉定调，设置9个系、26个专业，并确定要把有机化学、原子核物理、生物等专业建设成为兰州大学的强势学科。
兰州大学从1959年秋季起，全校各系（科室）都有了切实可行的教学（工作）计划，全校88门秋季开学的课程都制定了教学大纲。大部分课程有讲义，部分课程出版了教材。到1963年，兰州大学制定的各项工作条例、规章制度就有26种。
江隆基崇尚科学与民主，尊重知识和人才，不顾个人安危，坚定地纠正“左”倾错误给学校和一大批有真才实学的学者教授带来的伤害。在他来兰州大学之前，学校里几乎所有的系主任和中层干部都被夺权，一大批学术大家受到冲击。 江隆基实事求是地为戴了“帽子”的教师、干部、学生平反，大胆启用那些富有才干的人。
郑国锠教授是我国知名的细胞学家。1951年，他排除种种阻力，从美国回到祖国，在兰州大学任教。1958年，郑国锠遭受到不公正的批判，被撤销系主任职务，禁止他搞研究工作，在校内接受“监督劳动”，负责打扫文科楼的卫生。江隆基知道情况后，十分沉痛地说：“这样的科学家，是我们教育事业中十分难得的宝贵财富。”他迅速地恢复了郑国锠的职务，并代表组织表示歉意。江隆基还以过人的胆识，起用因被打成右派下放到山丹农场劳动改造的史学家赵俪生教授，请他重登讲台。对待年轻教师，江隆基往往是在不动声色中予以保护。当时兰州大学中文系老师吴小美由于有海外关系，正在接受审查，遭遇批判。江隆基专门深入到课堂，聆听了吴小美讲课。听完课后，江隆基旗帜鲜明地评价“课讲得好”，使那些针对吴小美的批判戛然而止，吴小美继续站在兰大的讲台给学生授课。
江隆基利用自己的人格魅力从各高校引进人才，仅当时的中文系就引进了杨伯峻、黄伯荣、祝敏彻等著名学者教授。他亲切地称呼这些教授为兰州大学搞好科研的“台柱子”。兰州大学正是靠这些“台柱子” 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的青年人才，为学校的长远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最终铸就兰大的辉煌。
江隆基一如既往，在办学中注重民主气氛。他倡导学术观点要各抒己见、自由争论，不要乱扣帽子、乱贴标签，有多少家观点就算多少家。良好的学术氛围，让兰州大学各个专业发展迅速，1960年兰州大学被定为全国重点综合大学。1961年江隆基向教育部呈文，把三年前割裂出去的中文、历史、经济三个系重新要回来，为兰州大学成为名副其实的文理综合性大学奠定基础。
江隆基领导学校，特别注重努力为教职工创造良好的治学环境。他常说教育工作是一种长期的学术活动，应该提倡动静结合、劳逸结合，不能用加班加点的方法，来提高工作效率。他认为取消教师的寒暑假和星期日的做法是违背教育工作规律的。当时，学校有一个高压倍加器科研小组，组里的教师们经常在没有任何保护措施的情况下接触辐射较强的射线，还得要加夜班苦战。江隆基知道后，要求每天保证给这些教师供给8瓶牛奶作为营养补助。当高压倍加器调试出来后，他专门爬上高凳去看靶室中的束流，热情地向大家表示祝贺。在江隆基的支持下，兰州大学各个学科的课题研究小组如雨后春笋，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那时候，因“抓革命”而停工停产的单位比比皆是，但兰州大学的教学楼、实验室晚上还灯火通明，成为兰州市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江隆基为兰州大学制定十字校训：“务实、廉洁、亮节、勤奋、爱人”。1962年，他撰写的《试论高等学校工作的经验》一文，全面系统地阐述了高等学校工作的八条规律，为办好社会主义大学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仗义执言 宁折不弯
江隆基是一个性情刚直，不畏强暴的硬汉子。
在日本明治大学时，因为参加游行示威活动被捕，在日本监狱里度过3个多月，虽被打得遍体鳞伤，但始终坚强不屈，最后被日本当局扣以“共产党之卵”的罪名将他驱逐出境。
在西安二中任校长时，国民党军队在学校与学生发生纠纷，敌人插上刺刀，拉响枪栓，气势汹汹地向学生威逼过来。江隆基闻讯赶来，面对敌值星长官怒喝：“你们谁敢动我的学生！你们要开枪、捅刺刀吗？好！要开枪，就向我打，捅刺刀，就向我这里捅！”
他公道、正直、实事求是，从不跟风趋时，随波逐流。1958年北京大学举行60周年校庆时，陈伯达来北大，提出要“把北大办成共产主义的大学”。江隆基不同意这样的提法，他说：“现在还没有共产主义经济基础，怎么能办成共产主义的大学。”他认为“这是把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和共产主义教育制度混为一谈了”。事后他又打电话给陈伯达，再三表明他有“不同意见”。在后来的一次座谈会上，康生因这事批评江隆基，但江隆基仍坚持自己的意见。
曾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的成仿吾赞誉：“江隆基是教育战线上的硬汉子！”
1966年6月开始的“文化大革命” 中，江隆基被诬陷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兰州大学校内的所谓造反派给江隆基戴上10几斤重的铁笼做的高帽子，拳打脚踢，逼迫江隆基承认自己是“三反分子”。江隆基的妻子宋超女士在文章中，回忆到这样一些情形：“一场罕见的人身迫害落在隆基的头上，罚跪、毒打、头上戴着铁笼子，强迫他在操场跑，鞋子拖掉了，手表打掉了，浑身青肿。”尽管如此，江隆基并没有低头，他留给妻子最后的遗言是经过女儿口头上传送的三句话：“一是要经得起考验；二是要实事求是，是自己的错误就检查，不是自己的就不要包揽，要顶得住；三是要想开，保重身体。”面对这伙暴徒的摧残和凌辱，江隆基不畏强暴，义正词严地宣告“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不许你们侮辱我”。
1966年6月25日，在兰州大学操场召开批斗江隆基的万人大会上，江隆基被宣布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
就在这一天，宁折不屈的江隆基含冤离开了人间，时年61岁。
1978年4月1日，中共甘肃省委召开平反大会，为江隆基彻底恢复名誉。
1986年9月，兰州大学在校园为江隆基塑像，并设立“江隆基教育基金”，充分肯定了他在兰大工作期间的成绩。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江隆基教育论文选》，兰大出版社出版了《纪念江隆基文集》和《江隆基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