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司马迁来说，他的名著《史记》总结了汉武帝以前三千年的历史和文化。我国的古代社会发展到汉武帝时代，达到了一个极其兴盛的时期。盛之始，衰之渐也。随着桑弘羊平准政策的成功，社会弊端也在滋长、丛生。作为一个历史家和文学家的司马迁，他以一支饱蘸着感情的笔，在批判已经滋生的各种社会弊端的同时，却在寻找自己对历史发展的答案。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的通史。它记载了从黄帝到汉武帝太初年间大约三千年的历史。分为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共一百三十篇。“本纪”，是按帝王的世代顺序记叙的政治军事等天下大事。“表”，是排比并列了历代帝王和诸侯国的政治军事大事。“书”，是有关于经济、文化、天文、历法等的专门论述。“世家”，是先秦各诸侯国和汉朝有功之臣的传记。“列传”，是一般人物的传记。这五种不同的体例，互相配合补充，构成了《史记》全书的整体结构。司马迁明确地提出了自己的写作主张，即“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那就是要研究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关系，探讨古今历史变化的原因。从《史记》的实际内容看，他的主张在一定程度上是达到了。他比较地能用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解释自然界和社会现象，能从经济基础着眼分析社会历史。
    当然，《史记》中的思想，并不都有意义、都有价值，也有很多腐朽、落后的东西。从整部《史记》看，司马迁主要是写帝王将相在历史上的活动，把历史上的一些兴亡成败，看成是帝王将相活动的结果。同时也宣扬了不少神学观念，不同程度上相信人事的变化决定于自然的变化，往往用“天命”论解释历史现象。他主张儒家的“德政”，认为一个朝代兴亡的关键在于能否实行“德政”。司马迁是地主阶级的史学家和文学家，他的思想不可能超出他那个阶级和时代的范畴，所以他的著作中保留不少腐朽落后的东西，并不足怪。这些都是应该抛弃的封建糟粕。但是重要的不是这些，而是他的著作中表现出来的那些进步的有价值的思想，那些民主性的精华。我们主要就是要阐发其进步的有价值的思想，阐发其民主性精华的意义。正是这些，使他在文学史上取得了崇高的地位。
    《史记》是文学的历史，也是历史的文学，它是历史、文学高度完整的统一体。
    《史记》的体裁，主要是以描写人物为中心的传记体，也就是传记文学。这在我国文学史上是个开创，从司马迁开始才系统地集中地给人物写传记。他在“本纪”、“世家”和“列传”中写了各阶级各阶层的历史人物，表现了高度的概括力，展开了广阔的社会生活面。司马迁描写人物，不是一般的情节的叙述，而是善于表现人物的特征，表现人物的基本政治倾向。如《万石张叔列传》写万石君一家以“恭谨”取得高官厚禄，以“恭谨”闻名于天下。他的长子建的行径是这样：“建为郎中令，书奏事，事下，建读之，曰：‘误书！’马者与尾当五，今乃四，不足一。上谴死矣！’甚惶恐。其为谨慎，虽他皆如是。”他的少子庆的行径同样如此：“庆为太仆，御出，上问车中几马，庆以策数马毕，举手曰：‘六马。’庆于诸子中最为简易矣，然犹如此。”他们都以恭谨自保，从来不在朝廷上谈出自己的看法，也从来不提出自己对国计民生的主张，但由于恭谨，却能得到皇帝的亲近尊礼，却能长期做高官以至官至丞相。如：“建为郎中令，事有可言，屏人恣言，极切；至廷见，如不能言者。是以上乃亲尊礼之。”又如庆做丞相，“醇谨而已。在位九岁，无能有所匡言。”“庆文深审谨，然无他大略，为百姓言。”通过对这些人物特征、政治态度的描写，揭露了当时官场的腐败和官僚作风的丑恶。为了表现人物的特征和基本政治倾向，司马迁对所要采用的材料，都加以缜密的选择，并非有文必录。如他在《留侯世家》里说：“（留侯）所与上从容言天下事甚众，非天下所以兴亡，故不著。”张良是辅佐刘邦定天下的人物，不是关于兴亡成败的言行，都不足以表现这个人物，所以舍弃不用。这是司马迁选择材料的一条总原则。他写孔子，重在学礼、问礼、订礼、习礼；写屈原，重在“其志洁”；写李广，重在“才气无双”；写信陵君，重在“礼贤下士”。为了表现一个人物的主要特征和基本倾向，不惜把次要的方面都略去。此外，他还采用“互见法”，即在本人传记中没法写的内容，便放在其他传记中写。如在《项羽本纪》中集中一切有关重要事件，突出了他的叱咤风云、气盖一世的英雄形象，为了不损害他的英雄性格，便把他政治上军事上的错误放在《淮阴侯列传》中写。在《信陵君列传》中集中写了信陵君的“礼贤下士”，而把他不收留魏齐的事放在《范雎蔡泽列传》中写。这是司马迁普遍采用的方法。他有时明确注明：“其事在《商君》语中”（《秦本纪》），“语在《晋》事中”（《赵世家》），“语在《淮阴侯》事中”（《萧相国世家》），“语在《田完世家》中”（《滑稽列传》），等等，不胜枚举。有时不注明，而实际在运用。这种写法，不只是为了避免重复，主要是为描写人物服务的。司马迁还善于用一件小事概括一个人物的一生活动。如陈涉为人庸耕时，曾对同伴说：“苟富贵，无相忘。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陈涉世家》）后来果然成为农民起义的领袖。陈平为里社宰时，分肉食很公平，得到里社人的称赞，他说：“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是肉矣！”（《陈丞相世家》）后来果然做了丞相。李斯少年时见厕鼠、仓鼠吃的东西不同，发为感叹：“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李斯列传》）后来也做了宰相。张汤年轻时曾审讯制裁偷肉吃的老鼠，“视其文辞如老狱吏”（《酷吏列传》）。后来竟成为滥施刑法的残酷的官吏。这样描写人物，使人物不但富有个性，而且具有典型性。司马迁描写的是历史人物，必须根据历史事实，不能虚构，但在选择、剪裁材料时，一定包含着自己对事实的体会、认识和想象，因此，他的描写过程，同时也就是一个创造。
    《史记》以善于叙事著称，班固即说：“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汉书·司马迁传》）他是朴朴实实地把事件讲清楚。他的强烈的倾向性和鲜明的褒贬态度，有时不是通过发议论表现出来，而是包含在对人物、事件的具体叙述之中。顾炎武也说：“古人作史有不待论断而于序事之中即见其指者，惟太史公能之。”（《日知录》卷二十六）顾炎武举五个例子来说明司马迁这一写作特点，但都不十分典型。典型而确切的如对汉武帝的描述。一篇《武帝本纪》都是通过叙述贬斥汉武帝的。汉武帝迷信方士，追求长生，对方士李少君的胡言乱语，深信不疑，李少君病死，而“天子以为化去不死”，揭露了他的愚蠢。
    我国古代散文成就最高的是汉代，汉代散文成就最高的是传记文学，传记文学成就最高的是《史记》。
    总之，《史记》的出现具有伟大意义。首先，《史记》不仅通过《本纪》、《表》、《世家》、《列传》叙述了我国从五帝到汉武帝三千年的历史发展和各式各样的代表人物，而且通过八《书》记载了我国礼仪、音乐、历法、天文、祭祀、兴修水利、经济等方面制度的演变及其功能。通读《史记》，我国历史上三千年的兴衰荣辱、经验教训、发展变化尽收眼底。它在增强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凝聚力，开拓智慧，增强民族自豪感、自信心，鼓励我们开拓未来的勇气、毅力方面，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其次，《史记》开创了我国又一项巨大的文化工程。如果说孔子编订六经和先秦诸子的出现标志着我国一项巨大文化工程出现的话，那么《史记》的诞生标志着我国纪传体正史这一巨大的文化工程的开始。《史记》开创的纪传体史书体例是我国所特有的，历代相沿，至今已有二十五史。这是中华民族文化史上的奇观。从这种意义上可以说，汉武帝时期，《史记》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史学的发展开始了一个新阶段。
    汉武时代司马迁与《史记》的出现，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件非常重大事件。对于司马迁与《史记》的研究和论述，历两千多年而无穷结。于是，便形成了司马迁和《史记》的学术与学界这样一个庞大系统，似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