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氏的族史和司马迁的家世，久远而简略。司马迁的祖先在我国重要历史时期和重大历史事件中起过作用的人物只有司马错和司马靳，其他都不显赫。对司马迁影响最大的自然是他父亲司马谈了。
    司马谈卒于元封元年（前110年），即汉武帝举行封禅的那一年。生年不详，假如他比司马迁长二十余岁，司马迁这年26岁，那么他应当生于汉文帝后元三年（前161年）左右。他是生活在由文、景到武帝的过渡时期的人物。但他所承受的主要是文、景时代的思想，即黄老思想。司马谈于武帝建元年间为太史令。太史令官阶不高，秩六百石。然而从家世传统看，正是与南正重相同的天官，因此司马迁在《自序》中说明：“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即管天时星历，不管人间的事。所以，不被重视。司马谈是一个善于学习并学问渊博的人。他曾“学天官于唐都”，唐都是当时著名的天文学家；“受《易》于杨何”，杨何是汉初传《易》的学者；“习道论于黄子”，黄子即黄生，好黄老之术，曾在景帝面前与儒者辕固生辩论汤伐桀、武王伐纣的性质问题。司马谈是融汇天文星历、阴阳吉凶、清净无为于一体的人。他虽然身为卑微的史官，但却有明确的政治见解和深刻的哲学思想。他写过一篇重要的学术论文《论六家要旨》，把战国以来的学术思想归纳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他认为这六家的学说都是为了治理好天下，只是方法不同而已。他简要地肯定和批评阴阳等前五家的优点和缺点，而全面地褒扬了道德家的学说。在他看来，道家学说是治理天下的最好药方。这明显的是承受了黄生的思想观点，同时也给司马迁以有力的影响。司马迁为先秦诸子立传和在其著作中的一些对黄老思想的推崇，都是这种影响的结果。扬雄说：“司马子长有言：《五经》不如《老子》之约也。”（《扬子法言·寡见》）就直接道出了他对道家思想的见解。
    司马迁《自序》说：“太史公仕于建元、元封间。”从建元元年（前140年）到元封末年（前105年）共35年。司马谈之为太史令的时间不会那么准确（因他于元封元年就去世了）。但说他做了30年的史官可能没有什么问题。司马谈为史官30年，必然搜集、记录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并开始了部分的著述工作，这都成为司马迁后来写作的根据和张本，保存在今天《史记》130篇之中。特别他那种勉励司马迁要继承自己史官的家世传统，学孔子写《春秋》的精神，以完成自己未竟之业的遗嘱，给司马迁以很大的影响，成为司马迁后来著述的动力。
    司马迁在《自序》中说：“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司马迁生于龙门，是确切无疑的。问题是生于哪一年，意见却比较分歧。但主要是两种看法，一种认为他生于景帝中元五年（前145年），另一种则认为他生于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年）。两种意见产生于司马贞和张守节对《自序》一段话的两条注。
    司马贞《索隐》于“迁为太史令”下，引《博物志》云：“太史令茂陵显武里大夫司马迁，年二十八，三年六月乙卯除六百石。”张守节《正义》于“五年而当太初元年”下说：“案：迁年四十二岁。”据司马贞的意见，司马谈死三年，司马迁28岁。那么司马谈死于元封元年（前110年），“卒三岁”是元封三年（前108年），上推28年，司马迁当生于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年）。据张守节的意见，太初元年（前104年），司马迁42岁，那么从此上推42年，司马迁当生于景帝中元五年（前145年）。两种意见相差10年。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和梁启超《要籍解题及其读法》都主中元五年说。王国维认为《索隐》之“年二十八”的“二”，当是“三”之讹。此后人们都沿袭他的说法。
    司马迁《自序》说：“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嶷，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于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集解》引徐广曰：“元鼎六年，平西南夷，以为五郡。其明年，元封元年是也。”徐广的话为我们提供了两个具体年代，可以帮助我们考查司马迁20岁之南游究竟在哪一年。徐广的意见是司马迁奉使巴、蜀在元鼎六年，这有《汉书·武帝纪》为证：“还报命”则是在第二年，即元封元年。那么司马迁之“仕为郎中”，肯定在元鼎六年之前。按照我们的说法，司马迁生于建元六年，则20岁南游是元鼎元年。这次经历了浙江、湖南、山东、江苏、安徽等省的漫游，从当时的交通条件看，估计要二三年的时间，回来时当在元鼎二三年间，文中“于是”一词与上文文气联系紧密，说明回来后即为郎中。二三年后又奉使巴、蜀。于事实、情理完全符合。那么说司马迁生于建元六年是完全可以肯定的，没有疑问。
    司马迁的少年生活，主要有两方面，即劳动和学习。司马迁的家庭当其幼年时期可能还是以务农为业的。祖父司马喜为五大夫，只是个空头爵位，并无实际官职，父亲司马谈尚未做太史令，应当在家乡务农。司马迁自己说“耕牧河山之阳”，说明他生活在这一以农为业的家庭中自己也参加了耕作和放牧之事。尽管从他耕牧的地区是山南到河曲数十里间的广袤原野看，他家未必是一个普通农民家庭，他自己也未必是个真正的农民，但是他毕竟亲身参加了劳动。在农民中间生活，这对他体察农民的劳动疾苦和认识发展生产对百姓生活的必要性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司马迁在长安不但从孔安国学习古文《尚书》，而且还从儒学大师董仲舒学习了《公羊春秋》，即今文《春秋》学说。董仲舒曾为中大夫，在职期间给吾丘寿王讲授过《公羊春秋》（见《汉书·吾丘寿王传》）。司马迁不知通过什么途径也向他学过《春秋》，时间也不清楚，可能在从孔安国问故之前，因为元狩之后，董仲舒便告老家居不在京师了。董仲舒的《春秋》学说，对他的影响更大，以至于成为他写作《史记》的思想动力。
    建元二年（前139年），武帝在其母之原籍槐里县茂乡修建自己的陵园，即茂陵。次年便用金钱和田地作诱饵吸引民众向那里移居，不久茂陵便成为一个名胜区。元朔三年（前127年），武帝为了加强王朝内部的统治，采纳主父偃的意见，又强令天下郡国豪强及家产在三百万以上者迁徙于茂陵。这样，茂陵不但是封建贵族居住的名胜区，而且是对豪强大族的管理区。司马迁的家庭不知在这两次迁徙之中哪一次也迁到了茂陵，原因也不清楚。司马谈不是郡国豪强，不够条件，可能因为史官的职务，需要时刻侍从皇帝，与皇帝关系密切，也就迁到这里来了。所以槐里茂乡成了司马迁又一籍贯。
    司马迁20岁开始漫游全国，到我国的东南和中原去游览名山大川，访问了广大地区和人民，考查了古代和近代的历史。这对他后来写《史记》具有重要意义。
    司马迁这次漫游的地区，据他《自序》中说：
    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嶷，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
    他的叙述，不完全是以漫游的先后为序，不然既向东又往西，再从西折回东北，不合情理。他的路程大概是从长安出发，出武关（今陕西商洛东），经南阳（今河南南阳市），渡江到了长沙，访问了屈原自沉的汨罗江。屈原的不幸，引起他强烈的同情，不禁为之潸然泪下：“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屈原贾生列传》）他从内心悼念这位志洁行廉、刚正不阿的伟大诗人。长沙卑湿，汉代辞赋家贾谊曾被贬于此。司马迁因为贾谊吊屈原，更加深了对屈原的悼惜，同时也因为读贾谊聊以自广的《鹏鸟赋》，而在精神上得到了解脱。
    司马迁逆湘江而上，到达零陵郡营道县（今湖南宁远县）。这里有九嶷山，传说为舜南巡时，死后所葬之处。他考察了九嶷山。又从湘南去湘西，循沅江而下，此即“窥九嶷，浮于沅湘”了。然后，他又东浮大江，登上江西的庐山，这里河流密布，皆东汇于大江。他说：“余南登庐山，观禹疏九江。”（《河渠书》）在这里考察大禹疏导九江的传说。他顺江而东，上会稽山（今浙江绍兴县东南）。据说禹王曾在此大会诸侯计功，因名会稽。山上有“禹穴”，禹王曾进去过，故名。司马迁也上去探望了一番，即所谓“上会稽，探禹穴”。禹王的后代越王勾践为了报仇，曾在此卧薪尝胆。这段史实必然为他所聆悉。司马迁从会稽回来到吴，登姑苏山，远眺五湖，《河渠书》说：“遂至于会稽、太湟，上姑苏，望五湖。”他见到湖水汪洋浩瀚，相连成片，因而注意到水利：“甚哉，水之为利害也！”（《河渠书》）在这里，他大概还凭吊了吴王阖闾和夫差的遗迹。
    司马迁游历了江南之后，便渡江北上，来到淮阴（今江苏淮阴县东南），这里是韩信的故乡及封地。他访问了淮阴人民，获得许多有关韩信的故事。他说：“吾如淮阴，淮阴人为余言：韩信虽为布衣时，其志与众异；其母死，贫无以葬，然乃行营高敞地，令其旁可置万家。余视其母冢，良然。”（《淮阴侯列传》）了解到韩信自幼便有非凡的志向，其母死，家贫没有东西可以埋葬，却把母亲的坟安置在既高又宽的旷野中，周围可以住万户人家，预示自己封侯后的发展。司马迁亲自去看了韩信母的墓地，果如人们所说。之后，司马迁又渡淮水，沿泗水向北，即“迎河行淮、泗”（《河渠书》），到了鲁国都城（今山东曲阜市）。这里是圣人诞生的地方，是古代文化的中心。司马迁怀着崇敬的心情参观了泗上的孔子墓，墓地大一顷。据说孔子死后，其弟子和鲁人有一百余户迁居于此，因名阙里。鲁人世代相传每年按一定时节来祭祀，一般儒生也在这里讲习饮酒与射箭的古礼。对这一切，他都无限地景仰和向往：“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只回留之，不能去云。”（《孔子世家》）他流连徘徊而不忍离去。在体味鲁地儒风之余，又到齐国的都城（今山东临淄市）去了。在邹县，他停留下来，游历了秦始皇刻石颂德的峄山，并在此又学习了饮酒、射箭的礼节，所谓“乡射邹、峄”。
    经过齐、鲁之游，司马迁又南行，到了薛城（今山东滕县东南），这里是孟尝君田文的封地。“其俗闾里率多暴桀子弟，与邹、鲁殊”。通过访问，始知当年“孟尝君招致天下任侠，奸人入薛中盖六万余家”的影响和结果。
    通过这次长途漫游，司马迁考察了很多历史遗迹，获得了不少有关历史人物的逸闻逸事，接触到各阶层人民，了解了各地的风俗民情，观赏了雄奇壮丽的山川，并认识到其对人民生活的作用。这一切可以印证古书上的记载，丰富自己生活的历史知识，对他后来写《史记》有重要意义。特别是彭城、沛、丰地区的游历，对他写秦、楚和楚、汉战争以及刘邦集团的活动情况，提供了可贵资料。此行是他一生中的一次壮举！
    司马迁做郎中之后，便经常侍从武帝。元鼎四年（前113年），司马迁23岁，武帝开始巡幸郡县，省察民风。《汉书·武帝纪》有如下记载：“四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行自夏阳，东幸汾阴。”这年十月，他先到雍（今陕西凤翔县）祭五畤（即青、黄、赤、白、黑五帝之祭地），然后东北去夏阳到河东（今山西夏县北），“河东守不意行至，不辨，自杀”（《平准书》）。河东太守未料到，措手不及，急得自杀了。“十一月甲子，立后土祠于汾阴脽上”。同年十一月，又到汾阴，立后土祠，并按照太史令司马谈和祠官舒宽议定的仪式行祭礼。“礼毕，行幸荥阳，还至洛阳”。祭祀完了，又南渡黄河，经荥阳，回到洛阳。武帝这次河、洛之行，司马迁及其父司马谈肯定是随从着的。次年，即元鼎五年（前112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遂踰陇，登空同，西临祖厉河而还”。武帝又幸雍，登五畤，然后西行，过陇坂山（在今陕西陇县、甘肃清水县境内），“陇西守以行径卒，天子从官不得食，陇西守自杀”（《平准书》）。陇西太守也未料到，来不及供应从官的饮食，急得自杀了。他到了甘肃平凉市以西，登崆峒山，于是“北出萧关，从数万骑，猎新秦中，以勒边兵而归”（《平准书》）。在萧关（今宁夏固原县东南）率数万骑狩猎于新秦中，最后回到甘泉。他到了这一带地方，了解了民情风俗，并温习了黄帝的传说。
    元封元年，即司马迁奉使巴、蜀、滇中之次年，汉武帝举行了大规模的封禅活动。《汉书·武帝纪》记载，这年“春正月，行幸缑氏”（《史记·封禅书》作“三月”）。他统帅人马经过缑氏（今河南偃师市缑氏镇），然后就去泰山封禅了。当时，司马迁正从西南奉使回来，尚未及见武帝，即到洛阳去看望他父亲。司马谈当是侍从武帝到缑氏，可能因病停留在洛阳。司马迁在《自序》中说：“是岁天子始建汉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滞周南，不得与从事，故发愤且卒。”是什么原因使司马谈“发愤且卒”？方苞在其《书太史公自序后》论述说：“盖封禅用事虽希旷，其礼仪不可得而详，然以是为合不死之名，致怪物、接仙人蓬莱士之术，则夫人而知其妄矣。子长恨群儒不能辨明，为天下笑，故寓其意于自序，以明其父未尝与此。而所为发愤以死者，盖以天子建汉家之封，接千岁之统，乃重为方士所愚迷，恨己不得从行，而辨明其事也。”（《方望溪先生全集》卷2）方苞的见解可谓深得司马迁之本意。司马迁在表明他父亲因为武帝被方士所愚惑，自己因病不能从行辨明其事，而愤慨欲死。可见司马谈为人之明哲，不与世俗同流而耿介不群。他对自己不能参加这次封禅盛典，引为终身遗恨，他“执迁手而泣”说：
    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
    司马迁做太史令时，正是汉王朝政治、经济、军事极为发展的时期。司马迁做太史令的前两年，即元封元年，推行了桑弘羊的平准政策；由国家管理物价，贵即卖之，贱则买之，因此仓廪丰满，国库富足。武帝之每年巡幸，到处赏赐，全部耗费皆取自此。然而，盛之极，衰之始也。随着平准政策的推行，社会的富庶，新的矛盾也产生并激化着。虽然表面上未必为一般人所见到，但作为历史家和文学家的司马迁却敏锐地观察到了，因此便产生了他的《平准书》。
    太初元年（前104年），司马迁32岁，倡议并主持了《太初历》的制订工作。制订新的历法是汉王朝建立后的一项重要改革，是汉王朝巩固政权的需要。我国封建时代历法的改变，象征着某一朝代一切旧制度的改变，是举国瞩目的大事。战国时齐人邹衍即提出“五德终始”的学说。所谓“五德”，即水、火、木、金、土五种物质因素，“五德终始”即这五种物质因素的变化是按一定次序，如“土德后木德继之，金德次之，火德次之，水德次之”这样“终而又始”的循环反复。这一学说的目的在于说明历代王朝的更迭都是由这五种因素决定的，而这五种因素的变更又决定于天降“符瑞”的显现。不同“符瑞”的出现，预示着五德的更替，谁得到五德中之一德，谁就是受命的天子，即有新王朝的建立，即有全部制度的改革。这实际上是一种天人合一、即“天人感应”思想的反映，是为巩固新王朝的统治制造舆论。
    司马迁开始写《史记》这一年，武帝为喜好大宛善马，派人“持千金及金马”去换取，宛王不给，他就要出兵攻伐。当时武帝“欲侯宠姬李氏”，要让李氏立功封侯，便拜李夫人之兄李广利为贰师将军，征调属国六千骑及郡国恶少年数万人远征大宛贰师城。李广利出师两年，损兵折将很多，由于又派了增援部队，才迫使宛王言和，愿“出其善马，令汉自择之”。武帝耗费了大量的人力和财物，才取得“善马数十匹，中马以下牡牝三千余匹”，并“立宛贵人之故待遇汉使善者名昧蔡以为宛王”（《史记·大宛列传》）。这次出征，历四年之久，至太初四年方结束，司马迁的《大宛列传》便产生于这一历史环境。
    天汉二年（前99年），李陵投降的消息传到京城，武帝知道后大怒，先责问日前回来报信的陈步乐，陈步乐被逼自杀了。又问群臣，群臣都说李陵有罪。当问到司马迁，司马迁却与那些“全躯保妻子之臣”的看法相反，而是盛赞李陵的操行、品德和功劳。
    司马迁的意见主要是李陵已经给敌人以致命打击，其所杀敌人超过自己的能力，赫赫战功是以宣示天下，此外，从李陵的品德、操行看，他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投降，是等待将来有机会再报答汉朝。武帝听了大怒，“以迁诬罔，欲沮贰师为陵游说，下迁腐刑”（以上引文皆见《汉书·李陵传》）。认为司马迁这样虚构事实，以赞扬李陵的功劳，是为了贬斥贰师将军之无功，就处以腐刑（按：司马迁受腐刑并非与李陵降匈奴同年）。司马迁在《自序》中说：“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集解》徐广曰：“天汉三年。”《正义》按：“从太初元年至天汉三年，乃七年也。”可见司马迁受腐刑在天汉三年。而《史记·匈奴列传》及《汉书·武帝纪》、《李陵传》记载李陵降匈奴在天汉二年。那么司马迁应当在天汉二年下狱，天汉三年在缧绁中受腐刑。司马迁入狱这年37岁，当时他家境穷困，无金钱贿赂；职位低微，得不到贵官显宦为之疏通；朋友对之很冷漠，并不肯加以营救。他只好“独与法吏为伍，深幽囹圄之中”（《汉书·司马迁传》），满腔怨愤对谁说呢！
    次年，武帝反悔，当初应令李陵先出塞，再令路博德去接应，免得这员老将生奸诈。于是劳赏了逃回来的李陵军，并派遣因杅将军公孙敖将兵深入匈奴迎李陵。公孙敖军无功而还，只捉得一个俘虏，从俘虏那里知道，李陵在为单于练兵，以对抗汉军。武帝听了，立刻把李陵的母亲、弟弟、妻子杀了，司马迁应该就在这时受了腐刑。但俘虏的话纯属讹传，真正为单于练兵的并不是李陵而是李绪，李陵又蒙受一次不白之冤。
    司马迁被囚狱中四个年头，于太始元年（前96年）出狱。《汉书·司马迁传》说：“迁既被刑之后，为中书令，尊宠任职。”出狱之后，便做了中书令。中书令这一官职，据卫宏《汉旧仪》说：“领赞尚书，出入奏事，秩千石。”（《唐六典》卷九引）其职务是将皇帝的诏令下达至尚书，并将尚书的奏疏呈给皇帝，这比六百石的太史令高得多。汉朝的官制，尚书为国家政权之枢机，中书令又为尚书之枢机，可以说“尊宠任职”了。但他毕竟已“为扫除之隶”，内心忍受着极端的痛苦与愤恨，所以“肠一日而九回”，精神恍惚，不辨去向，“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自认为上辱先人，下为乡党讥笑，“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汉书·司马迁传》）。痛定思痛，这是他最悲痛的时期，也应该是他的著述精力最旺盛的时期。他把悲痛发为文思，融成笔墨，愈发挥洒自如了。
    司马迁46岁完成了《史记》的著述，以后的事迹便不可考了。他活多大年纪，什么时候死的，怎么死的，班固《汉书·司马迁传》未曾记载，刘宋裴骃、唐司马贞、张守节注解《史记》也未提到，历代学者多加推测，各执己见。如清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1说：“（迁）后为中书令，卒必在武帝之末。……巫蛊之狱，戾太子之败，迁固亲见之。又四年武帝崩。《汉书》本传于《报任安书》后，言迁卒，则在武帝末，或更至昭帝也。”他判断司马迁死在武帝末或昭帝时，但未说怎么死的。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则说：“要之，史公卒年虽未可遽知，然视为与武帝相终始，当无大误也。”认为司马迁死于武帝之末，也未说怎么死的。郭沫若在其《关于司马迁之死》（见《历史研究》1956年第四期）一文中，提出了司马迁怎样死的和死于何时的看法很值得参考。关于司马迁怎样死的，主要有两条材料：
    其一，在《太史公自序》之篇末，裴骃《集解》引卫宏《汉书旧仪注》云：
    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去之。后坐举李陵，陵降匈奴，故下迁蚕室。有怨言，下狱死。
    其二，葛洪在《西京杂记》卷六云：
    （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之过。帝怒而削去之。后坐举李陵，陵降匈奴，下迁蚕室。有怨言，下狱死。
    这两条材料都记载司马迁是“下狱死”的。卫宏是东汉前期人，他的话应当可信；葛洪是晋代人，他的记述可能即根据卫宏，或者与卫宏根据同一史料。又桓宽《盐铁论·周秦》篇有这样一段记载：
    古者君子不近刑人，刑人非人也。身放殛而辱后世，故无贤不肖莫不耻也。今无行之人，贪利以陷其身，蒙戮辱而捐礼义，恒于苟生。何者？一日下蚕室，创未瘳，宿卫人主，出入宫殿，得由受俸禄，食太官享赐，身以尊荣，妻子获其饶；故或载卿相之列，就刀锯而不见闵（悯）。
    文中所谓“今”，指距离盐铁会议召开的昭帝始元六年（前81年）很近的年代。“或”指当时有人，这种人既“下蚕室”，又“载卿相之列”，最后“就刀锯而不见悯”，很像是指的司马迁。司马迁受腐刑之后，做了中书令，官阶很高，可谓“载卿相之列”。既“下蚕室”，又“就刀锯”，很像是指的司马迁再度下狱死。司马迁在《平津侯主父列传》中感叹：“及名败身诛，士争言其恶。”又在《报任安书》中说：“今举事一不当，而全躯保妻子之臣，随而媒孽其短。”那些文人和官僚对“就刀锯”之人，不但不表同情，而且还诬蔑其为“贪利以陷其身，蒙戮辱而捐礼义”等，就是司马迁所经历的冷酷现实。那么，司马迁可能是再度下狱死的，死的年代大约在武帝末年或昭帝初年。
    司马迁身后极其萧条，他只有一个女儿，嫁给官至丞相的杨敞，生了两个儿子，即忠、恽。杨恽最爱读外祖父的《史记》，“祖述其书，遂宣布焉”。成为传播《史记》的第一人。司马迁的其他后代都湮没无闻，到王莽时“求封迁后为‘史通子’”（以上引文见《汉书·司马迁传》）。因为司马迁世为史官，通晓古今。这不是实际封爵，不过是个虚名而已。
    司马迁一生做过郎中、太史令、中书令。他是封建阶级的官吏，他的思想体系也是封建阶级的，是效忠于封建制度的。但是，他也是受封建阶级和封建制度的奴役、迫害和摧残者。他一生是个悲剧，这个悲剧的意义在于：他忠于封建阶级，希望巩固封建制度，结果反被封建阶级和封建制度残害了。因此，他怀着愤懑和不平来揭露封建社会，鞭挞封建制度。他的这种愤懑和不平，他的思想、观点，他的学说，他的爱和憎，他的操守，他的全部精神世界，都集中地体现在他的伟大著作《史记》之中。《史记》是他整个精神世界的再现！从这种意义上说，《史记》本身也是一部伟大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