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驿站的人员设置
    元代驿站中的人员，包括管理人员和驿夫两部分。管理人员有驿令、驿丞、提领、百户等；驿夫包括人夫、库子、庖丁、厮养等，各有定额。
    （一）驿站的管理人员
    元代由于驿务繁重，站官有驿令、驿丞和提领，分工合作主持驿务。驿令是一站的头目；驿丞为襄理职务；提领行使驿令、驿丞交给的工作。他们的职责主要是接待使臣，调度车船马匹，管理人夫及站内的陈设。州县驿的头目限于在现役人员中选用；在城驿官还必须选择有根脚和办事能力强者任之，不能任用私人。任期三年，期满更换。元仁宗延祐四年（公元1317年）又补充规定：“各处馆驿，除令、丞外，见役提领，不许交换，败事者依例追断停罢，廉能者虽历三载，听民举留。”^[28]这样，虽然实行任期制，但有一名事务官员留任，工作就容易衔接。
    元代驿站的驿令，不同于唐代的驿长。唐代的驿务管理集中于驿长一人之手，“外则制命军报之寄递，乘驿官员的接待；内而驿夫之管理，驿舍之修整；驿船、驿马之设置补充，皆承其命。”^[29]元代传递军情急报主要依靠急递舖；驿马的饲养、补充归由站户承担；驿夫、驿舍之管理由提领具体负责，驿令只是负责传达国家的法令，不如唐代驿长的责任重大。
    “百户”也是元驿的职官之一，任期三年。百户的职责，主要是管理站户每年纳米的收交和仓储，实际属于库官，领导库子。此外，还有掌管驿站饮食的“首思官”。
    脱脱禾孙不是驿站额设的官员，其作用是置于关会之处“验使命之真伪”，监督执行驿律，维护驰驿秩序。据《永乐大典·站赤》记载，元代使臣横行霸道，滥索供应的现象相当普遍严重，骚扰驿站的事例数见不鲜。各路往来使臣，在城内随便停留，不经驿路走递，称有牌札，任意索取供应。有公事使臣到城，本人乘驿马二匹或三匹，另带与公事无关者十人二十人；有些乘私人马匹，却向驿站索取草料。驿站供应的猪、牛、马肉，他们不肯食用，须要羊肉。纵与羊肉，却又嫌瘦。回族使臣到城，不吃已宰杀的死肉，须要活羊。他们不肯于驿馆内安歇，而止宿于达鲁花赤管民官家内。公事办完，又推称他事，不肯起发。按规定正使臣应付驿马外，其余亲随只给驴头、车牛递送，但却硬要驿马乘用。到前路驿站，不肯换乘，使驿马过度劳累毙命。长行车具到来，又要倒换新车，领取绳索。使臣如此骚扰驿站，驿官、站户难以支应，便设脱脱禾孙一官，在驿站监察制止。
    （二）驿站的吏员及夫役
    元代驿站的吏员及夫役，大体包括首思、库子、庖丁和兀刺赤。另有站户，为驿站供应粮食、马匹、草料。 首思官负责驿站的饮食供应。库子是驿站仓库的看守员。庖丁即炊事员。
    兀刺赤一职，《华夷译语》译作马夫；而《元朝秘史》称作站官、臣，职责是跟随往来使臣，途中为使臣服务。或押运官物及贡品，交与次站，
    （三）苦难的站户
    元代一反宋代“以军卒代民役”的办法，把驿站的车马置备、使臣饮食供应，除官府津贴一部分外，大部分压在站户身上。站户是专门给驿站纳粮并供应驿站运输工具的人户。站户的成份相当复杂，上户和中户多是地主，大量的下户则是贫穷的农牧户。富户可以想尽各种办法逃避驿站的差役，而穷户则常年累月、世世代代固定在指定的驿站，受着沉重的压迫和残酷的剥削。元朝政府对站户虽有一些优惠规定，如免四顷地租税，对受灾者也作一些救济，但由于官吏贪暴盘剥，站户的负担没有定额，以至众多贫穷站户倾家荡产，卖儿鬻女，“货卖尽绝”，逃奔他乡，或投附“投下户”避难。
    站户是元朝“诸色户计”之一，在国家户籍上自成一类，与民户异籍。人户一旦定为站户之后，子孙世袭，不得随意变更。元代规模庞大的驿站组织，官府出钱甚少，绝大部分由站户负担。随着乘驿的冗滥，站户的苦难日益加重。因此，元代的站户制度是一种苛政。
    元代的站户制度是从蒙古汗国留传下来的。早在成吉思汗创设驿站时，即确定由沿途牧民供给驿马^[30]。窝阔台汗时，令牛舖、马站，每一百户置汉车十辆：六户供船一艘；牛站户出牛二头。各驿站均建有米仓，站户每年一牌内纳米一石，交由百户掌管。另外，站户还要养鸡养鹅，供过往使臣享用^[31]。元世祖统一中国后，在全国各地广设驿站，每建立一站，就签定一批人户充当站户。站户的征派是依财产丁口、按户等进行的。各地条件不同，征派站户的标准也不一样。元世祖中统四年（公元1263年），规定两户半养正马一匹，贴马（备用之马）一匹。到至元元年（公元1264年），改为每四户共养正马一匹，贴马一匹。这是就全国而言。陕西行省则和其他行省不同，是按地、丁折分计算。规定“每地一顷为一分，一丁亦为一分，总十四分当正马一匹。”这样，有数顷土地和数口丁力之家，就“一户养马三、四匹”后来虽改为十七分养正马一匹，但站户与马匹的比例和北方其他各省“三、五户共当站马一匹”^[32]的情况相比，仍显得负担过重^[33]。
    站户的绝大多数虽然固定在住地附近驿站供役，但也有一部分被派遣到离家很远的地方当役。如山东夏津县的站户要到大都附近的榆林站等处当役；陕西行省兴元路西乡县的站户，“应役者至褒城驿，不啻数百里，户至贫乏。”^[34]站户除了备办、饲养驿马之外，这要派人夫到驿站应役；出钱粮招待使臣。每当驿马服役时，站户要派出马夫一、二名，“迎送来往使臣”，递换接送舖马。据《至正四明续志》卷6“赋役”记载，在城站铺马二十拨（正马一匹、贴马一匹为一拨），要派马夫四十名，即每拨二名。驿马行走很快，马夫不能步行跟随，亦需乘马，等于又加马二匹，负担十分沉重。
    站户供应“首思”（饮食），更是一个无底洞。“首思”，蒙古语原意为汤汁，实际包括了米、面、酒、肉、灯油、薪炭。虽然官府规定北方地区使臣日支肉一斤，面一斤，酒一升，油盐杂支钞一十文；但官吏残暴，若招待不周，便要虐待驿马，所以，要尽量使酒饭丰溢。另外，使臣往返，并无定数；公事办毕，随便滞留，站户也不敢停止供应。特别有些恶吏，随便携带仆从三、五人不等，也要驿站供应，更是无边无际。元朝政府对使臣虽规定有“祗应分例”（廪给标准），也津贴一部分经费，所谓“官给祗应”，但使臣无数，开支无度，“吏无以给之”，只得“强取于民”^[35]。
    “杂泛差役”及“和买和雇”也是站户的沉重负担。“杂泛差役”包括里正、主首、仓官、库子等。至元年间，杂泛差役主要由民户负担，以致民户日益困弊，破产逃亡之事不断发生。元成宗大德七年（公元1303年）三月以后，又下令诸色人户和民户一体均当杂泛差役。“和雇”是官府出钱雇用人力或车牛；“和买”是官府出钱购买所需各种物品。“和”本是公平合理，两厢情愿之意，但实际上都是强迫摊派，价钱少给甚至不给。至元十九年（公元1282年）九月，规定“军、站户出钱助民和雇和买”^[36]，站户又加重了一层负担。
    站户的沉重负担，主要来自“给驿泛滥”。由于元代驿站的驿马和酒食是免费供应，诸王、妃子、公主、驸马等贵族及高级僧侣和官吏，都千方百计觅取舖马圣旨或圆符乘驿。他们假公济私，巧立名目，利用驿运办理私事。各行省官员“推称事故，给驿乘者多有之。”举凡“搬取家属，收拾子粒，迁葬娶妻，送灵嫁女”等等，无不动用驿马，索取祗应^[37]。
    站户出夫应役，是下等站户（人多地少者）最大的苦难。元代驿站差役繁多，如前述的“兀刺赤”，即马夫或杂役，多由下等站户承担。兀刺赤多为使臣充当向导，有马则骑马（自备贴马），无马者“徒步以从”。人随马跑，其劳累不可言状。这些差丁多、粮田少的“下户”，是出夫应役的主要对象。他们自备饮食，无偿地为驿站服役。特别是到外地应役，受尽磨难，有的老死、病死在荒郊山林。所以，元人曾说：“民之受役，莫重于站赤。”^[38]在元代诸色户计中，“站户既当舖马，又当祗应酒食，委实重并困弊。”^[39]
    元代驿站的诸多弊端，使得驿站疲于供役，“起马频数，多致羸毙。”因而“站赤消乏”，站户逃亡，甚至馆人与使臣进行殊死斗争。陕西行省所属临洮等处驿站，“日逐起马不下百匹，昼夜未尝少息，常见舖马不敷，停留使客”；以致“站户被害，鬻产破家，卖及子女，诚可哀悯。”^[40]延安驿的馆人，忍受不了使臣的虐待，被迫反抗，“有中使代祀秦蜀山川，道出延安驿，以马不善驰，命从者以革带系馆人耳，悬于柱端，挞之流血，馆人憾之。俟中使还宿驿中，夜入扼其吭以死。”^[41]反映出使臣的暴虐，站户的愤懑以及元代站户制度的弊害。
    二、使臣驰驿使用的牌符
    根据《元史·刑法志》记载，使臣乘驿必须有牌面文字。使臣无牌面文字而给驿马，治驿官之罪；有牌面文字而不给驿马者亦论罪。《刑法志·职制篇下》说：“诸朝廷军情大事，奉旨遣使者，佩以金字圆符，给驿。其余小事，止用玺宝圣旨。诸王、公主、驸马亦为军情急务遣使者，佩以银字圆符，给驿。其余只用玺宝圣旨。若滥给驿者，从台宪官纠察之。”
    元代乘驿牌符的名称很多，主要有牌符、驿券和舖马札子。牌符象征权力等级和官员职位的高低。
    （一）牌符
    牌符有金虎符牌、金圆牌、银圆牌和海青牌数种。前三种始自成吉思汗时期，海青牌仅在元初使用过。
    金虎牌符又名“虎斗金牌”或“虎头金牌”。金、银符牌，其形状大小，略与金虎牌相似，但牌面只雕刻文字，而无任何图案；亦称“素金牌”、“平银牌”。牌面文字，有汉字、畏兀儿字、八思巴字三种。金虎牌刻“天赐成吉思汗皇帝圣旨当便宜行事”，或“如朕亲行便宜行事”。金、银牌刻“天赐成吉思汗皇帝圣旨疾”^[42]。金虎牌、金、银牌开始只发给贵臣、使臣、军官，后来民官亦可佩用。大德末年（公元1307年），泛滥给驿，商人结托近侍，亦可奏请得到牌符。
    （二）驿券
    元代的驿券是用纸质制成，供下级官吏持用。形状较小，又名驿马券。驿券和牌符一样，由中书省发给。券面初盖中书省所属官衙之印，其后专盖典瑞院之印。
    （三）铺马札子
    《元史》称作“铺马圣旨”，“给驿玺书”。札子是一种纸制品，“书中记明乘传之意”，由中书省印发。如至元二十二年（公元1285年）四月二日，一次发给陕西行省并各处宣慰司、行工部等处舖马札子一百二十六道，总共给铺马二百三十二匹。又如给陕西行省十九道，其中给铺马五匹的札子三道，四匹的二道，三匹的四道，二匹的五道，一匹的五道，共起马五十匹。铺马札子最初用蒙古文字，汉地驿站多不认识。为了便于识别，札子上印有马匹的图形及数目，作为给驿马的标志。
    所有的牌符、驿券、铺马札子，使用者在驰驿后，须交回原发官司。
    使臣有了乘驿牌符，驿站根据乘驿者的官职品级，供给驿马。沿边万户遇军情急务，差人飞报，各给铺马一匹。统军司都元帅府差官直赴朝廷，研究军情事务，给马不过二匹。三品官以上官员，正从不过五人，共给马五匹。四品、五品官员，正从不过四人，共给马四匹。六品至九品官员，正从不过三人，共给马三匹。使臣所负使命如非关紧要，在各行省水路地区，只能乘船而不准乘马。
    驿站对于通信使臣尽量予以照顾，提供方便条件。如优先发给铺马札子或圆牌；优先乘坐驿马（铺马）；不受程限限止等。
    元代马的名目繁多，供使臣乘用的马称“铺马”，即驿马；使臣或官员自备的马匹称“长行马”，路过驿站时按规定标准供给草料、祗应；定额以外的马称“贴马”，即备用的马，由站户喂养。贴马与正马数量相同，故元代的驿马数量，实际是额定的两倍。在西北地区，驿站也用牛车、马车、骆驼作交通工具（见彩图18），
    三、驿站的主要条令
    元世祖至元元年（公元1264年），制定《站赤条划》十条，这是元代对驿站管理的基本条令。以后又在《刑法志》、《成宪纲要》中作了一些补充规定。综合起来，主要为：
    （一）站官要管好马匹。驿马有倒死者，验数买补。站户买马，站官要先行看视，须择买肥壮者。
    （二）管站官员不得借乘驿马。官员不能凭借权力借乘驿马，违者笞罚。
    （三）不得枉道驰驿。
    （四）使臣乘驿行李不能超重。
    （五）使臣不准住宿民户。
    （六）凡白昼剽夺驿马，为首者处死，为从减一等流远。
    （七）凡驿马在外啮人而死者，以其马给苦主。马主另买马当役。
    （八）驿使到站，先验起马札子，如事关军务急速，即如数应付良马，不得停滞。如是缓慢公事，当日行过三站复欲起马，或无札子的，一律不得给驿。
    （九）站官要登记经过使臣的姓名，并铺马数目，发给札子的衙门，从某处前往某处，办理何项公事。各站每季造册申报路总管府。
    （十）运送官物到站，暂停馆舍内，站官及百户轮流看守，不得丢失。
    （十一）站官不得迎送官员，以免妨碍公务。
    四、急递铺的人员组织与铺兵走递方法
    元代的急递铺和驿站相辅而行，专一传送紧急文书。《元史·兵志》说：“元制，设急递铺以达四方文书之往来”。由于急递铺遍于各省、路、府、州、县，所以，铺递网的规模很大，它起着驿站所不能及的作用。
    急递铺有铺舍，铺舍有红色门楼一座，牌额一块，标写铺的名称。并安设十二时轮子一枚，以记时刻。备铺历二本，一本记上司行下文书，一本记诸路申上文书。夜晚备有常明灯烛^[43]，以便夜行铺兵识别。各急递铺均畜养有狗，起警卫作用。铺兵走递时，“每名备夹板、铃攀各一付，缨枪一，软绢包袱一，油绢三尺，蓑衣一领（防雨），回历一本。”^[44]回历是用作记录出发、到铺时刻。铺兵到铺后，铺司立即在回历上填写到铺时日，检验文书件数，及有无开拆、磨损或乱行批写字样，然后签字，令铺兵返还。夜行铺兵除带有悬铃外，还持有火炬，以清道急驰。
    元代的“铺兵”是沿用宋代的名称，但宋代的铺兵是由厢军士兵担任，元代则以“细户下民”即贫苦的劳动人民充役，并非兵士。元制，“初立急递铺时，省官取不能当差贫户，除其差发充铺兵。又不敷者，由漏籍户内贴补。”^[45]元代对铺兵比较优待，除了每月给三斗口粮外，“不征收赋税，反有赐给。”^[46]比之站户供役无度要好得多。因此，“富人规避差发，（愿）永充铺兵。”^[47]元政府多次明令禁止。但鉴于站户过于苦累，官府也曾加以调整，择铺兵中之富户令充站户，站户之贫者令充铺兵。
    关于递铺程限，一般规定为每昼夜行400里，也有时定为一昼夜行360里或500里。实际上400里的程限也不容易达到。《元典章》记载：“亡宋收附以来，诸国悉平，比中统、至元之初，公事浩繁，入递文字何啻百倍，铺兵人数曾不加多，若必以昼夜四百里责之，窃恐往返频数疲劳，不能送解。拟合照依元奉圣旨事意，除边远军情、紧速等事，差委使臣勾当外，据应合入递文字，责令总铺依例类缄发遣，限一昼夜行三百里。渡涉江河，风浪险阻，不拘此限。”由此可知，递铺的程限虽有所规定，但也可视情况有所变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