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鼎铭        

李鼎铭

(1881—1947)
    李鼎铭,原名丰功。陕西米脂人。早年在陕西米脂、榆林等地兴办学校和行医。1935年10月红军到达陕北后,拥护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并与中国共产党合作。1941年当选米脂县参议会议长、陕甘宁边区参议员、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同年在陕甘宁边区二届一次参政会上提出“精兵简政”提案,被中共采纳,并成为抗战时期的十大政策之一。1947年12月病逝。
    寒窗八载 从教十年
    李鼎铭,生于公元1881年9月25日(清光绪七年八月初六)。其父李鸿基,粗识字,在家务农,早年去世;母亲杜氏,主持家务,1929年去世。李鼎铭兄弟三人,他是老大,二弟早死,三弟在家务农经商。他家有土地20余垧,生活并不宽裕。
    李鼎铭10岁时,寄居其舅父杜斗垣(前清举人)家就读。寒窗8载,刻苦钻研,读遍经史子集。1903年,赴绥德应考,取为廪生,以后便在家乡教书。辛亥革命时,他拥护孙中山的革命主张,身体力行,在社会上提倡放足、剪发、禁赌,破除迷信,兴办学堂。1913年,他在担任米东区区长期间,利用临水寺庙产,创办了米脂县第一所国民小学,并兼任校长。1916年,受聘于榆林中学,担任国语、数学教员。1918年返乡,和当地群众在姚镇创办国民高等小学,担任校长。在教学中主张给学生讲些科学知识,治学严谨,他从事教育十余年,成绩卓著,甚得当地群众赞许。
    医遒有术 公正为人
    1923年,李鼎铭曾任榆林道尹公署科长等职。1926年因病返里,便专心钻研医学,他广泛阅读各种医药书刊,对于中医中药的掌握和使用,较为精通,随后成为米脂县一位人所共知的名医。在这期间,他一面行医,一面为地方公益事业服务。他同情群众疾苦,在为贫苦农民看病时,收费较少,甚至不收费,而对那些权贵阶层,则收高费。
    李鼎铭平日热心公益,乐于助人。对于群众有事情请他帮忙,他都从不推辞,乐于为大家排难解忧。他主持正义,不畏强暴。当地群众与陕北镇守使井岳秀部下一个专门敲诈老百姓的所谓剧团发生冲突,打死了该剧团一名坏头目,反动军阀扬言要用武力镇压。李鼎铭挺身而出,站在群众一边,奔赴榆林找井岳秀进行交涉,终于使事态平息。他还为维护本乡群众某些利益,仗义执言。
    邻村有一户占地上千垧的大地主,每年带着大队骡马到桃镇收租逼债,耀武扬威。李鼎铭对于这些地主豪绅强收硬逼和官府借端加重群众的苛捐杂税,极抱不平。他凭借群众的支持,与之据理力争,并且警告这个地主说:以后再不许这样行事!1930年后,李鼎铭住米脂县城,开业行医,在这期间,尽管他经济拮据,但多次拒绝了杨家沟一户大地主要他去做总管家的邀请。他说:“宁叫肚里挨饥饿,不叫脸上抹灰尘,穷也要穷得有骨气。”人们称道,李先生一不贪财,二不要官,为人公正,刚直不阿。因此,他在当地群众中的影响和声望日高。
    弃旧图新 参政救国
    1931年到1935年,陕北社会历史发生了重大变化,李鼎铭的思想也经历了一次剧烈变迁。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陕北就有了共产党的组织,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的组织更加发展壮大,开展了广泛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在刘志丹、谢子长等领导下,经过多次武装起义,建立了陕甘和陕北根据地。尽管当时米脂县还在国民党统治之下,但共产党已经有了相当的力量,李鼎铭的学生中就有不少人参加了共产党。
    1934年,米脂县县长高仲廉和反动军官孙绍山,猖狂地进行反共活动,许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惨遭逮捕与杀害,有些同志的家被敌人查抄。这期间,国民党在陕北大搞肃反,镇压革命,李鼎铭被任命担任米东区肃反委员会主任。敌人利用他的威望,威逼利诱共产党人进行所谓“自首”,“规劝”他过去学生中的共产党员脱离革命,以达到破坏我党组织的目的。这件事在群众中造成了不良的后果和影响。
    1935年10月,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经过震惊中外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从此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更加巩固和扩大,共产党的声威大振。共产党为国家民族争取独立与和平,为广大劳动人民谋求翻身解放的政治主张,影响所及,无不受到人民群众的极大欢迎。这对李鼎铭的思想转变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当时,由于他的学生郭洪涛、艾楚南、张汉武等对他进行的教育和争取,以及他的儿子李力果早年参加革命的影响,使他的思想有了较快的转变。他在给被国民党逮捕关在监牢里的儿子李力果的信中写到:“自古有为之士,往往能为人所不为之事,建人所不能建之功”,须在“困苦艰难中磨炼其精神,增长其志气,启发其知识”,“置荣辱于度外”,则在“铁窗之下非唯不足以困乏其身体,反可以修养心性”,“如果有志上进”,“自当有重见天日之时”。显然,这些话是带有鼓励其儿子的革命意志和坚持斗争之意的。1936年,中国共产党经过多方努力,把一批被国民党逮捕关押包括李力果在内的革命同志营救了出来,这一事实对于李鼎铭更是一次深刻教育。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策略,大大促进了全国民众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这一形势的新发展,使李鼎铭逐步认识到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共同敌人,而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和内战政策,是违背民心民意的,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真正进步的革命政党。从此,他改变了过去对共产党的怀疑态度,从内心里激起了强烈的爱国情绪和正义感,并且明确表示拥护共产党的团结合作、抗战救国的政治主张。他常说:“共产党为人民办事,将来一定胜利,蒋介石反共反人民,将来必然失败。”这是他政治思想的一大进步。在这期间,李鼎铭担任了米脂县财务委员会主任,为群众办了一些有益的事。
    1941年,陕甘宁边区为了进一步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加强根据地民主政权的建设,实行三三制,开展普选运动。三三制政策规定,边区属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在一切政权和民意机关的人员分配上,必须是共产党员占1/3;左派进步分子占1/3;中间分子及其他分子占1/3。其目的是照顾一切抗日的阶级,特别是中间阶级的利益,以便团结一切抗日的人们,实行民主合作,共同为抗战救国奋斗。李鼎铭作为开明绅士的代表,被选为米脂县参议会议长,陕甘宁边区参议员。是年冬在边区第二届第一次参议会上,当选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
    陕甘宁边区第二届一次参议会,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是边区实行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标志。在参议会开幕式上,毛泽东发表了重要演说,指出:“今天边区参议会开幕,是有重大意义的,参议会的目的有一个,就是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设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也就是革命的三民主义的中国。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就是要团结全国一切抗日力量,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要和全国一切抗日的党派、阶级、民族合作,只要不是汉奸,都要联合一致共同奋斗”。毛泽东还批评一部分共产党员不善于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还保存一种狭隘的关门主义或宗派主义的作风,也还不明白共产党员有义务同抗日的党外人士合作,无权力排斥这些党外人士的道理。他说:“共产党的这个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原则是固定不移的,是永远不变的。只要社会上还有党存在,加入共产党的人总是少数,党外人士总是多数,所以党员总是要和党外人士合作,现在就应该在参议会中好好实行起来”
    李鼎铭第一次聆听毛泽东的演说,内心非常激动,受到深刻的教育,并且感到特别兴奋和鼓舞。他觉得毛主席的话,说得这样透彻,真叫自己佩服得五体投地。共产党为了团结抗日,与党外人士合作的政策,确实是真心诚意,感人肺腑。
    这次参议会选举结束后,在全场的热烈掌声中,年近花甲的李鼎铭,拄着手杖,缓慢地走向主席台,从容不迫地发表就职演说。他在作了自我介绍之后,坦率地阐述了自己的政见。他说:今天大家选举我,我觉得很惭愧。但既蒙选举,自当勉尽绵力。我是一个无党无派的人,站在无党无派的地位,一方面向共产党进几句忠言,一方面劝告我们无党无派,各党各派的人,大家都向一条道路前进。他说,中国今日强敌逼境,处于生死存亡的时候,现在最重要的有两点,第一就是团结二字,我想共产党的领导人是很愿意大公无私地做到精诚团结的,我们从他宣布的政策、纲领与“三三制”,就可以看得出来。共产党居1/3,其他居2/3,大家果能开诚相见,自然就团结了。第二是经济问题,所有抗战建国的工作,都离不开经济,我们处在资源薄弱的地方,又加以连年灾荒,经济的困难达于极点,但是无论如何困难,我们的抗战建国的事不能不做,因为处于生死存亡之际,人人都应该毁家纾难,把中国救下来再说别的事
    李鼎铭这篇热情洋溢的演说,充分说明一个事实,正值中华民族生死存亡危急之秋,他秉着爱国主义精神,毅然走上了与共产党携手合作、团结抗战的正确道路,表现了他对民主参政的一片热忱,抗战救国,壮心不已。正如后来谢觉哉所赞扬的那样:茹旧念新,自来俊杰识时务;知微见著,毕竟聪明属老成
    李鼎铭自参加边区政府工作以后,勇于负责,敢于大胆提出建设性意见,对于抗战救国和加强边区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特别是李鼎铭作为开明绅士和中间势力的代表人物,参加三三制的抗日民主政权,对于团结各方面的人士,共同抗战建国,发挥了特殊的作用。
    精兵简政 远见卓识
    1941年,我抗日根据地正处在最艰苦困难的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及国民党顽固派对陕甘宁边区实行包围、封锁,加上边区地广人稀,民力、物力、财力都很有限,而军政机构人员相当庞大,财政经济困难更为突出,使我们几乎弄到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冬天没有被子盖。这种矛盾和困难,直接关系到抗日战争能否坚持,抗日根据地能否继续存在和发展,实际上成为我们党和政府面临的亟待解决的严重问题。
    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第一次会议上,关于如何克服当时的严重困难,坚持长期抗战,是讨论的中心议题之一。广大参议员群策群力,共商国事,各抒己见,献计献策,并就军事、政治、财经、文教等各方面提出了大量提案和建议。李鼎铭在这次会议上以主人翁的责任感,先后提出了好几条提案,其中最重要、最有影响的是关于精兵简政的提案。但是,对于精兵简政的议案,在酝酿过程中,就有一些议员不赞同,甚至有人奉劝李鼎铭不要提这样的提案,认为一来参议会不一定通过,二来共产党不一定接受。李鼎铭目睹当时边区财政经济面临严重困难的情况,同时又想到毛泽东在参议会开幕式上的演说,要求参议员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精神,提供意见,实行党内外的民主合作,团结抗战,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响亮号召,从而增强了信心和勇气。因此,他主动同姬伯雄等几位参议员商量,毅然向大会提交了精兵简政的提案。原文如下:
    提案:政府应彻底计划经济,实行精兵简政主义,避免入不敷出,经济紊乱之现象。
    理由:军事政治之建立,必须以经济力量为基础,在今日人民困苦,资源薄弱之状况下,欲求不因经济枯竭而限制军政发展,亦不因军政发展而伤害经济命脉,唯有政府彻底计划经济,实行精兵简政主义,量入为出,制定预算,以求得相依相助,平衡发展之效果。
    办法:一、政府应根据客观物质条件及主观经济需要而提出计划经济,以求全面提高生产力,改善经济条件,加强经济基础;
    二、在现有经济基础上,政府应有量入为出的统一经济计划;
    三、在财政经济力量范围内和不妨碍抗战力量条件下,对于军事实行精兵主义,加强战斗力,以兵皆能战,战必能胜为原则,避免老弱残疾滥竽充数现象。对于政府应实行简政主义,充实政府机构,以人少事精,胜任职责为原则,避免机关庞大,冗员充塞,浪费人力、财力等现象;
    四、规定供给条例,避免不必要的供给与消耗;
    五、提倡节约、康洁作风,避免不应有的浪费现象。
    这一提案提出后,果然反应很大。一些参议员认为,正值抗战救国紧急关头,敌人以大量兵力向我们进攻,这时提出实行精兵简政,是否合宜,值得怀疑。但是,大会经过一番热烈的讨论之后,大多数参议员认为精兵简政的提案具有远见卓识,是适时中肯的。在表决时得到参议员165票的多数通过,并决议“交政府速办”。边区政府根据参议会的决议,在第一次政务会议上成立了编整委员会,具体组织精兵简政的实施。
    对于精兵简政这一提案,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特别重视。毛泽东在繁忙的工作中,仔细地翻阅了参议会的每一本提案,并且进行了认真的分析研究,尤其对于李鼎铭关于精兵简政的提案,他一字一句的抄在笔记本上,同时还加了一段批语,指出:这个办法很好,恰恰是改造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1941年12月,中共中央向各抗日根据地发出了实行精兵简政的指示,明确指出:为了长期斗争,准备胜利反攻,必须普遍实行精兵简政。以后又陆续多次作出了关于精兵简政的决定和指示,延安《解放日报》也多次发表重要社论。这样,精兵简政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十大政策之一。从此,深入贯彻精兵简政,就在各抗日根据地内包括党政军机关、学校及民众团体,普遍地实行起来了。
    在抗日战争期间,由于实行了精兵简政,收到了显著的成效,达到了精简、统一、效能、节约与反官僚主义五个方面的目的。具体说来,就是克服了根据地鱼大水小的矛盾,减轻了人民群众的负担,调动了广大群众的抗日积极性,增强了部队的战斗力,提高了机关工作效率,对度过难关,巩固革命根据地,坚持长期抗战,夺取最后胜利,起了重要的历史作用。1944年9月,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一文中指出:“精兵简政这一条意见,就是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提出来的,他提得好,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采用了。”对于李鼎铭这一具有远见卓识的精兵简政提案,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民主合作 肝胆相照
    李鼎铭当选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以后,专心致力于边区政务,大力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三三制政策。1942年1月,他经绥德返米脂,在绥米各界人士的欢迎大会上,向干部、群众热情赞扬边区五一施政纲领的精神,说明共产党实行三三制政策的好处,党与非党人士团结合作的重要意义。他在绥德师范大礼堂举行的欢迎大会上致词说:我在边区参议会上听到毛主席的演讲,说中国社会是两头尖中间大的梭形社会,中间像个大肚子,三三制就是要和“大肚”团结。我也是个“大肚”阶层的人。共产党人和其他阶层人士开诚相见,不以为自己是主人,无党无派的人也不应采取旁观态度,现在全世界的公敌是法西斯,所以大家都要站在一条战线上,打倒共同的敌人。这里说的“大肚”,实际就是指中间阶层人士,说明共产党实行统一战线政策,是为了团结各阶层人士共同抗战救国。
    李鼎铭在担任边区政府副主席期间,尽职尽力,与我党合作无间。当时他虽然年迈体衰,但精神焕发,充满信心,并且好学不辍。他读过《资本论》、《列宁选集》及毛泽东的许多著作,每日还必读《解放日报》。他曾说,我找到几本社会主义的书,加以研究,才知道社会主义是天公地道的主义,在现在的世界上,无论何国,非实行社会主义不可。有的同志关心地劝他好好休息一会儿,这么大年纪了,何必花那么多功夫去看书呢?他却感慨地说:知识太重要了,中国人民过去就是吃了缺少知识的亏。在延安的许多同志对李鼎铭这种在工作上学习上的认真态度和孜孜不倦的精神,无不十分钦佩。
    李鼎铭真诚地拥护中共的整风运动,并且直言不讳,热情帮助党整风。李鼎铭对工作素以严肃认真、一丝不苟而著称。他对于党和政府的工作,不只是赞扬,也敢于提出尖锐的批评意见。有一次,边区政府召开政务会议,要讨论通过一个有关土地问题的文件。这次会议由李鼎铭主持,但具体内容工作人员事先没有很好同他商量研究。他说,你们叫我当副主席,但“你们党上”决定的事情我不知道,开会时事先又不告诉我什么内容,只来个条子叫我主持会议,把我当摆设,这样我还不如辞职回家行医为好。林伯渠、李维汉等虚心听取并诚恳接受了李鼎铭的这些批评意见,开诚布公地作了自我批评,同时采取措施,加强对工作人员的教育,特别注意尊重党外人士的意见,改进工作中的缺点。自此以后,党与非党民主人士的关系得到了进一步的改善,李鼎铭不再讲“你们党上”如何如何,而是说“我们党上”了
    1942年,李鼎铭在纪念五一节的文章中说:我希望中国共产党本着整顿三风的精神,来进一步研究中国民族的传统,各阶层人民的共同性,使马克思主义通过中国民族的特点而普遍地深入到广大人民中去。如此,我们抗战的最后胜利,才更有把握。1942年7月,他在接见晋西北绅士参观团时说:共产党是进步的政党,余今年60,但已决心和共产党患难与共,休戚相关。从共产党此次整顿三风中可以看出,共产党是切切实实与党外人士合作,对此,我更深信无疑
    1943年2月,中共中央西北局邀请中外人士举行座谈会,李鼎铭盛赞党的整风运动。他说,我是党外人士,我觉得国共两党是大党,但无党派人数占多数。去年共产党提出整风,秋后又开高干会,以伟大的党与全国人民携起手来,才是伟大的作风。如只守党内狭小的范围是不够的,宗派主义、教条主义是胜利的障碍,必须彻底打破。希望共产党要研究党外人士的心理,真能与党外人士合作,此不但党伟大,政府也伟大了。李鼎铭的这些意见,是诚恳的,善意的。
    李鼎铭同中国共产党各级领导人的关系,也相处得十分融洽。陕北著名绅士李健侯,根据他自己多年积累的有关李自成的史料,撰写了一部章回小说——《永昌演义》。当时他把这部书稿交李鼎铭转呈毛泽东审阅,毛泽东看过后,高兴地写了一封回信,信中说:“《永昌演义》前数年多为人所借阅;近日鄙人阅读一过,获益良多,并已抄存一部,以为将来之用。”毛泽东在对李健侯“经营此书,费了大力”表示敬意之后,又以商量的口吻指出了这部书“只赞美李自成个人品德,但贬抑其整个运动”的缺点。毛泽东还强调了农民运动在历史上的伟大作用,建议作者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这部书加以改造。后来由于李健侯去世,没有完成《永昌演义》的修改任务。而李鼎铭对于毛泽东给他的这封信,却是非常重视和珍惜的,一直把它保存在自己家里,现在已成为当年毛泽东同李鼎铭建立密切关系的历史见证,毛泽东的书信手迹,也成为一件十分珍贵的历史文物。
    李鼎铭从青年时代开始,就十分注重研究医学。在延安时期,他不仅忙碌地操劳边区政府工作,同时也从未放弃继续钻研医术,并经常给中央和边区的一些领导同志看病。毛泽东在长征途中所患的关节痛复发,吃了不少西药仍未见效。李鼎铭得知后,来到杨家岭给毛泽东看病探脉,说只要吃3服中药就会好转。那时卫生处有的同志不大相信中医,不同意给毛泽东用中药。毛泽东说:还是试试看。果然,吃了中药后把病治好了。所以,后来毛泽东有病时常请李鼎铭给他开中药处方。有时候李鼎铭还用按摩的方法结合起来治疗,效果都很好。在给毛泽东治病的时候,他们还彼此讨论中药性能,治疗的道理,战胜疾病的方法。有一次,毛泽东问李鼎铭:现在延安有些西医看不起中医,你看边区的医药卫生事业应该如何发展?李鼎铭说:中西医各有长处,只有团结起来,才能求得进步。毛泽东高兴地说:这个办法好,以后中西医一定要结合起来。自此之后,毛泽东常在一些会议上谈中医的好处,并称赞李鼎铭先生医术高明,要求人们尊重中医,支持中医,号召西医向中医学习,实行中西医结合。还介绍李鼎铭给周恩来、朱德、林伯渠、谢觉哉、王稼祥等人看病。在毛泽东的提倡下,边区成立了中医研究会、中医协会、中医保健站。李鼎铭不仅兼任中医训练班主任,而且于1945年成立陕甘宁边区中医研究会时,被推举担任会长。他在大会上发表热情的讲话,号召医务工作者打破过去成见,亲密团结,共同为边区人民服务,争取实现中医科学化,西医中国化。1946年4月,李鼎铭在向记者发表政见谈到医务工作的问题时,强调指出,对边区人民的疾病死亡要设法救治,要普遍发展卫生事业,实行中西医结合,大家站在治病救人的立场上,以期达到人财两旺的目的。1946年5月12日,为纪念国际护士节,李鼎铭欣然题词:“更进一步完成伟大的救人事业,减少群众疾病死亡”
    李鼎铭在陕甘宁边区政府分管文教卫生,十分重视医务工作,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倡导中西医相结合,对边区文教卫生事业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经过伟大的延安整风运动,提高了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改变了各级领导机关及干部的工作和思想作风,与党外人士的关系也获得了进一步的改善,出现了合作共事,团结无间的新局面。陕甘宁边区党的领导人,经常与党外人士进行推心置腹的交谈,使他们很受感动。当林伯渠、谢觉哉等几位老同志在延安发起成立怀安诗社时,李鼎铭等党外人士得知,也怀着兴奋的心情参加进来,并相互赠诗共勉。在李鼎铭先生65岁寿诞时,谢觉哉赋诗相庆,题为《赴李老鼎铭生日宴》,诗云:
    俯仰无惭一点元,
    荣期修证溯渊源。
    乐山乐水清如此,
    名相名医道自尊。
    得自天才成大寿,
    善为治不在多言。
    傲霜菊对须眉古,
    百万边氓为负暄。
    爱国典范 名留青史
    李鼎铭坚持爱国民主的正确立场,对于全国政局的发展十分关心。每当时局逆转或胜利,他都要发表文章或谈话。1943年,当蒋介石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时,他义愤填膺地指出:“反共就是反对三民主义,进攻边区就是破坏团结抗战”。严正地痛斥了蒋介石反共反人民的罪行。同年,他还发表了《驳斥关于我被撤职的谣言》一文,有力地揭穿了国民党顽固派挑拨离间,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阴谋。
    李鼎铭诚心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满腔热情拥护人民军队。他特别关心军政、军民关系,经常鼓励军民双方开展拥政爱民和拥军优属的各种活动,号召群众积极做好支前工作。1944年,当他看到边区部队在生产节约上取得巨大成绩时,便在记者招待会上说:几千年来,国家养的兵,都是穿老百姓的,吃老百姓的,唯独我们的八路军,除了打仗以外,还进行生产,自给自足,并且帮助人民春耕夏锄秋收,这是天下少有的。他曾经热情赞扬八路军说:这样的军队,我过去从来没有见过的,我们要尽心尽力拥护八路军,争做拥军的模范。当朱德60大寿的时候,李鼎铭亲笔题写“为亿万人寿”,表明他对朱老总的崇敬与爱戴之情。边区部队为了表彰李鼎铭拥军优抗的模范事迹,同时也表明八路军拥政爱民的优良传统,边区留守兵团政治部给李鼎铭赠送了一面“民主典范”的光荣匾。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蒋介石为了抢夺胜利果实,企图发动全面内战,中国面临着两个命运、两种前途大决战的严重关头。李鼎铭继续坚定地站在中国共产党和广大人民一边,坚决反对蒋介石的反革命内战政策。1946年4月,陕甘宁边区举行三届一次参议会,李鼎铭作了题为《边区人民的伟大胜利》的选举工作报告,斥责蒋介石指友为敌,发动内战,欺骗国统区人民参加反苏反共反人民的卑劣行径,号召民主人士和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为和平民主而斗争。在这次参议会上,李鼎铭连选连任,继续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
    1947年3月,党中央为了有计划地粉碎国民党的重点进攻,主动撤离延安,开始转战陕北。这时,李鼎铭虽然年老体衰,仍与群众同艰共苦,随边区政府辗转迁移,带病坚持工作。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土地政策,由减租减息改变为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贫苦农民的政策。1947年10月,中共中央颁布《中国土地法大纲》,李鼎铭极表赞同。他说:“共产党发动群众彻底平分土地,审查干部和党员,这两项政策伟大极了,有了这两项政策,它将保证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必然胜利成功”。简短数言,完全表明了李鼎铭始终拥护共产党的政策主张,并且坚信革命必然成功。这也成为李鼎铭在生命垂危之际留下的最后遗言。
    李鼎铭在陕甘宁边区政府任职7年,贡献颇多。1947年12月11日,他在陕甘宁边区政府临时驻地绥德县义合镇,突发脑出血症,医治无效,不幸逝世。边区政府隆重举行追悼大会,参加追悼会的有边区党政军机关领导人及干部、群众约一千余人。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陕甘宁边区党政军各部门及其他各解放区均送了挽联挽词,表示哀悼。中共中央挽词说:“李鼎铭先生在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中,作了许多有益于人民的贡献,人民对他的功绩,将永志不忘”。毛泽东的挽词说:“李鼎铭先生与其他和李先生一样的开明绅士,在中国人民民族民主斗争的困难时期,在日本帝国主义者进攻中国时期,在美帝国主义者援助蒋介石匪帮举行反革命内战时期,抱着正义感,毅然和中国共产党合作,为人民民主事业作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一切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蒋介石独裁,赞助人民革命战争,同情消灭封建制度,实现土地改革的真正爱国的民主的开明绅士,无论过去与现在,都是中国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一分子。对于李鼎铭先生的逝世,表示我们的哀悼之意”。
    陕甘宁边区政府根据李鼎铭家乡群众的要求,决定把李鼎铭生前创办的桃镇小学,命名为桃镇鼎铭小学,同时决定在米脂县城竖碑,以资纪念。现在米脂县城面对无定河畔,树立着一块高大的石碑,上面镌刻着林伯渠题写的“爱国典范”四个大字,碑的背面记述了李鼎铭先生的生平事迹。
    (李敬谦 熊宇良)
    本文主要参考资料
    1.陕甘宁边区政府有关文件。
    2.《李鼎铭介绍》,1941年11月9日延安《解放日报》、
    3.米脂县李鼎铭纪念碑上镌刻的李鼎铭生平事略。
    4.艾楚南、郭洪涛、刘景范、张汉武、常黎夫、姬伯雄、王迪昌、艾维奇、高汉章、常德华、张玉明、田登宽、申长猶及亲属李嗣兰、王仲逸、李雪亭、李雪梅、李长直等回忆和笔者访问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