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8—1988）
    王炳南，陕西乾县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长期从事统战工作和外交工作，忠实地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团结了杨虎城，参与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作过周恩来的助手，当过毛译东的秘书，在国共两党之间，在中美两国之间，他穿梭往返，立下了武仗文打的赫赫战功，为新中国的外交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是一位颇富传奇色彩的杰出外交家。
    青少年时代
    王炳南，1908年2月2日出生于陕西省乾县阳洪乡好畤村，小名温故，在国际共运中化名达尼。他的父亲王宝珊，是参加辛亥革命的先驱，在彬县、乾县一带享有盛名，和西北军爱国将领杨虎城私交甚厚，是结有歌血之盟的挚友，任杨的高级参议，人们用“虎不离山”来形容他和杨虎城之间的关系。这种情况为王炳南以后的革命历程提供了特殊的机遇。
    王炳南少年时代受父亲及五四运动的影响，1923年从乾县第一高级小学毕业后考入三原县池阳中学。1925年1月，经同学赵宗润、贾怀庚介绍加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3月，王炳南和在西安上学的王玺、王子辅回到乾县发动第一高级小学儿百名师生，在县城开展了抵制日货和反教会、反洋人的反帝爱国宣传运动。他们上街讲演，揭露外国教会披着宗教外衣进行文化侵略的罪行；举行示威游行，并捣毁了县城北街的基督教堂，赶跑了外国传教士。同年暑假，王炳南受上级团组织的委派，又由三原回到乾县，组织领导农民上县“交农”。他联系进步青年李定志、杨慎斋等，采用“鸡毛传帖”的办法，发动县城东南乡的好畤、阳洪、紫石、马连、田晁、双羊、神坊、南冯上官、勃洛坊等村农民2000多人，扛着镢头、锨、木杈、扫帚等农具上县围城。愤怒的农民高呼“打倒贪官污吏！”“反对苛捐杂税！”王炳南等三人和县知事谈判。县知事被迫答应了减免苛捐杂税的要求。这次“交农”斗争的胜利，提高了农民的革命热，情，使乾县的学生运动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
    党组织十分重视王炳南在乾县的革命活动，1926年8月，中共西安地委派共产党员张含辉、曹碧轩从西安来乾县筹建国民党县党部，并创建中共党组织。他们以第一高小为立足点，成立了国民党乾县县党部筹备处，王炳南任常务委员；在县城上家巷上官克勤家召开的中共党员秘密会议上，王炳南由共青团员员转为共产党员。会议正式宣布成立中共乾县特别支部，隶属中共西安地委领导。张含辉任特支书记，王炳南任组织委员兼团特支书记，曹碧轩任宣传委员。
    中共乾县特支成立后，创办了《民声》小报，王炳南任主编，宣传革命。同时，在县城东街关帝庙开办民众夜校，培养农运骨干。
    是年11月，国民军联军人陕路经乾县时，张含辉、王炳南组织群众欢迎，并以国民党县党部筹备处名义，成立了“中国国民党西安前敌宣传队”，他们高举于右任亲笔写的“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贪官污吏！反对军阀混战！铲除卖国军阀！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等标语牌，跟随部队沿路宣传，途经礼泉、店张、河南街子、三里桥、咸阳、三桥、秦渡、斗门镇、大王镇等前沿阵地，历时一月左右，对唤起民众、支援北伐战争和西安解围，起到了促进作用。西安被围困达八个月之久，没有粮食和食品，人民生活极为困难，王炳南从乾县推了一车子“乾县锅盔”送到中共西安地委机关。在此期间，王炳南接任中共乾县特支书记。
    1927年4月，乾县农民协会筹备委员会成立，王炳南任常务委员。随之，上级调他任西安市国民党党部宣传部长。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进行清党，为了躲避敌人的追捕，组织上派他去淳化一带山区从事建党工作。他受淳化县第一高级小学校长李仲仁邀请，到该校任教。他以教书为掩护，积极进行建党工作，先后发展李仲仁等12名党员，建立了淳化县第一个中共党组织，即第一高小党支部，王炳南任支部书记。
    淳化一高党支部成立后，向青年学生及群众广泛宣传马列主义；建立学生会，开设图书馆，举办讲演会，增设社会科学课，组织学生书写标语、散发传单，揭露蒋介石叛变革命屠杀人民的罪行，宣传组织群众，开展抗粮抗款、反对拉夫拉差等斗争。王炳南还组织师生利用星期日到基督教活动猖狂的地母庄、塔尔寺，向群众揭露基督教的罪行，捣毁基督教堂、天主教堂，烧毁“马可福音”等经书，砸碎基督门牌，使嚣张一时的基督教活动受到沉重打击。
    国民党反动当局极端仇视淳化一高党支部的革命活动，叫喊“淳化县城已经赤化了！”1928年2月，因叛徒告密，反动县长魏江枫密谋逮捕王炳南，李仲仁闻讯后立即通知王炳南，在几位学生的掩护下，王得以脱险。不久他返回西安，省委李子洲派他去杨虎城部队十军做党的地下工作。
    留学德国
    1929年，杨虎城将军资助王炳南出国留学。临行前，杨将军对王说：“供养儿子求学是父母的责任，而你的父亲为革命两袖清风，没有力量供你出国学习，我今天替你父亲供养你学习，这样，我就是你的父亲。按理说，奉养父亲是作为儿女的责任，儿女今天尚在求学，无力供养你的父亲，今天我来替你供养你的父亲，这样我就是你父亲的儿子。”这番肺腑之言，深刻地表达了杨同王父的深厚世谊及对王炳南的激励。
    王炳南先赴日本尚智大学，由于在侨民中开展革命活动暴露了身份，后转入德国柏林大学，攻读政治学。他根据党的指示，组织在德国、法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中国留学生，建立抗日和反对法西斯小组，并接受国际共运的领导，组织“反帝大同盟”，担任德共“中国语言组书记”、国际反帝大同盟东方部主任和“旅欧华侨反帝大同盟”主席等职，积极领导革命活动。这期间他孜孜不倦地学习，通读了《列宁全集》，提高理论水平。
    王炳南在德国留学和工作的五年期间，广交朋友，其中有科学家、革命家，有产业工人、司机和学生，包括著名的国际共运领导人季米特洛夫（保加利亚共产党总书记）。在柏林，他还结识了一位碧眼金发的女郎——柏林大学学生安娜利泽。她家名义上是王炳南的房东，实际上是他在德国的地下保护人。楼上楼下、进进出出天天见面，她对这位英俊的黑发中国小伙子一见钟情，反法西斯战线的共同目标和志愿，促使他们很快倾心相爱了。1935年俩人在英国伦敦结婚，安娜利泽随丈夫姓改名为王安娜，她当时在柏林大学攻读历史和语言学，24岁时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她因参加了反对希特勒法西斯主义的斗争，曾先后两次被盖世太保逮捕入狱。有一次还和当时在德国留学而被捕的朱德关在一个监狱。
    1936年1月，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王炳南回国，利用其特殊身份，做争取杨虎城将军和十七路军抗目的统战工作。1936年2月王炳南夫妻俩一同离开柏林。途经俄罗斯时，在莫斯科呆了4天，与共产国际中的中国成员讨论了国内政治形势，这对他们回国后的政治活动具有重大意义。
    在“西安事变”中
    王炳南回国前夕，全国范围的群众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12月9日，北平爆发了“一二九”爱国运动。12月下旬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和通过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会后，毛泽东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他指出，目前“党的任务就是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中国共产党分析当时在陕、甘参加“围剿”红军的东北军和西北军（十七路军）的历史和现状，认为应该首先同他们合作，在西北地区建立红军、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三位一体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推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军是杨虎城将军创建的一支具有民主革命传统的部队。杨将军具有强烈的爱国、民主思想，在北伐战争前后就与共产党人有过交往和合作。九一八事变激发了他的爱国热情，他要求参加长城抗战，被蒋介石拒绝。1935年11月，在中共中央北方局工作的南汉宸托人向杨虎城传达中共《八一宣言》内容，杨对宣言表示赞同。随后，毛泽东、彭德怀和北方局又相继派汪锋、王世英、张文彬到西安同杨商谈联合抗日间题。1936年初，中共中央根据王炳南父辈同杨虎城有世谊关系，决定调他回国，做争取杨虎城将军和十七路军同红军合作的工作，以推动团结抗日，促进国共第二次合作。
    王炳南回国途经莫斯科时，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指示他：（一）争取杨虎城与红军达成谅解，签一互不侵犯协定；（二）万一杨虎城因与中共关系遭到蒋介石迫害时，保证杨的出路。如杨同意中共建议，约定密电当时驻巴黎的吴玉章，暗语是：“我订的杂志请寄来”，如杨不同意，则密电为“杂志不必寄了”。
    1936年3月的一天，王炳南夫妇刚回到了西安，杨虎城将军便急切地派人将王炳南夫妇清去皇城他的官邸会见。杨虎城见到王炳南夫妇非常高兴，寒暄之后，便慷慨地拿出很多钱来，让他们住旅馆，王炳南谢绝了。杨虎城对王炳南的正直和廉洁抱有明显的好感。
    王炳南回到西安后，杨虎城特地接他到三原县东里堡别墅，密谈了两天。他向杨分析国内外形势，介绍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强调同共产党联合抗日是十七路军的惟一前途。杨虎城早就知道王炳南是共产党员，愉快地说：“我与中共某些人已经有接触，可是素不相识，说话难免有些顾虑和保留。现在你回来了，可以无话不谈了。”经过商谈，杨将军毫无保留接受中共团结抗日的主张和一些具体建议。他们达成了在共同抗日的原则下，红军与西北军建立友好互不侵犯协定：双方互派代表；红军在杨处建立秘密电台联系；西北军帮助红军运送物资和掩护人员；双方同时做救援工作等。杨虎城将军还委托王炳南为他物色人才，帮他改造军队。
    杨将军留王炳南在身边工作，担任十七路军总部步兵训练班、军官训练大队、教导营等处的军事政治教官。王炳南受到杨虎城的器重，俩人结成忘年之交。
    回西安不久，王炳南患了严重的咽喉炎，虽经省立医院医生诊治，病情仍未好转。恰在这时，马海德医生和斯诺博士从美国来到西安访问。斯诺正准备以记者身份进入解放区采访红军生活。马海德也决心去苏区把自己的医学专长献给共产党人。杨将军为这两位美国客人举行茶会，王炳南夫妇应邀出席作杨的翻译。王安娜即请马海德医生为王炳南诊治。从此，王炳南与他们俩人开始了近半个世纪的友谊。由于王炳南生病，杨将军执意让王炳南夫妇搬进他的公馆“止园”居住，王炳南常常同杨虎城促膝长谈，并给杨讲授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杨讨论政治理论问题。
    1936年夏，蒋介石命令杨虎城和东北军张学良对红军采取断然行动，新的作战行动要在年底展开。杨为躲避蒋介石“剿共”的威逼，借故暂离西安，以治病为由到上海，一则免得受蒋介石猜疑，二则到上海可以比较容易和思想一致的抗日人士建立联系。杨去上海后接二连三地给王炳南发电报，要他夫妇也一同前往上海。不久，王炳南夫妇去上海，跟杨将军一起住在虹桥疗养院。王炳南和杨虎城经常一起外出，联系调查各种势力的状况。王炳南在上海利用一切机会和各种关系，广交朋友。
    王炳南在上海还特意去拜访了著名爱国人士杜重远。当杨以治病为由在上海住院时，杜重远也因病住在虹桥疗养院。杨和杜经常研究抗日救国问题。杜重远是张学良的挚友，张学良参加南京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以后，也托故到上海，曾多次利用虹桥疗养院和杜重远接触。杜主张西北军和东北军以及红军联合抗日，分别向他们阐述了团结抗日的思想，他们曾多次共商联合抗日大计。杜对来访的王炳南明确建议，要王就联合各军抗日问题直接与张将军联系。有什么情况，彼此可以通个气，相互有个照应。杜重远给王炳南写了一封介绍信，嘱他回西安后，持此信去见张学良。张知道王炳南是杨的亲信，过去也常见面。这次经杜重远的书面介绍，张对王炳南便由一般认识进而有了新的了解，与王建立了经常联系。从此，王炳南便成为杨、张两位将军中间的联系人。王炳南作为杨的代表和张学良的代表李金洲，还到太原去争取阎锡山的支持。
    12月11日，西安事变的前夕，张学良到止园找杨虎城密商对付时局的办法。张、杨认为蒋介石确实顽固不化，苦谏无效，他们已被逼得无路可走，只能采取先礼不成而后兵的办法。在交谈中，两位将军内心都有扣蒋的想法，但谁也不愿先说出来。在谈到如何应付蒋介石时，张将军想到了王炳南，突然对杨提出：“王炳南不是在你这里吗？找他来商量一下。”杨趁机说：“他这个人思想激烈。”张进一步问：“他是什么意思？”杨说：“他主张扣蒋。”张立刻高兴地说：“这也不能不说是个解决的办法。看来也只好如此了。”至此，通过引谈王炳南的话题，两人才彻底公开了自己的想法，具体商谈了12月12日扣蒋的部署。另外，由于王炳南和杨虎城的高级干部及杨周围进步人士都有密切关系，他们都是西安事变的群众基础。
    西安事变的当天，张、杨两位将军采取一系列重大的军政措施，除撤销“西北剿总”，成立了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外，还成立了几个由张、杨亲自领导的组织机构，以适应局势发展的需要。王炳南在这些工作机构中，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一、设计委员会。该会是一个由高崇民为召集人的参议班子，负责研究和处理事变后亟待解决的重大政治问题。诸如政局动向、扣蒋后的放蒋等问题，都须经设计委员会研究。王炳南是这个委员会的成员。
    二、宣传委员会。王炳南负责通过新闻界、国际友人将西安事变的事实真相及时地向国外宣传。当时，西安对蒋介石是杀、是放、是留的问题已成为国内外新闻界关注的焦点。有几位在西安的国际友人每天都要找王炳南了解第一手新闻材料。
    三、西北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王炳南被任命为该委员会主任委员。该会的任务是接管国民党在西北的各县党部；负责组织宣传活动；领导和协调社团的救亡活动；接收国民党的《西京日报》；释放政治犯等。由于民众觉悟的不断提高和王炳南的积极运筹，西安当时的救亡运动蓬勃发展。
    西安事变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就提出南京和西安要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同时决定派周恩来、叶剑英、秦邦宪等人组成的中共代表团到西安，推动南京政府走向抗日的道路。周恩来肩负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艰巨使命，到达西安的当天晚上，立即同张学良会谈，同时指定罗瑞卿找王炳南了解杨虎城的情况，为第二天同杨会谈作准备。王炳南汇报了他所了解杨的情况：关于十七路军的出路问题，杨虎城曾对王说：“有两个停止内战的办法，一是与红军合作反蒋，以压蒋停止内战；二是联合全国各地方实力派（华北的韩复榘、宋哲元，两广的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共同反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杨着重于实行第二个办法。关于“兵谏”，杨将军在决心捉蒋的前夕说：“把这个摊子（指部队）这样摔了，响！值！”破釜沉舟，悲风易水。
    关于扣蒋的问题，王炳南说：杨将军认为蒋介石从背叛大革命以来的行动，充分暴露出此人说话不算数，翻脸不认人的丑恶本质。因而他对蒋的警惕性很高，并认为处理稍有不当，必将遭到残酷的打击报复。关于放蒋问题，杨将军没有思想准备。杨认为共产党和国民党是地位平等的两个政党，可战可和，而他是蒋的部下，如果轻易放蒋，蒋一旦翻脸，他的处境就与共产党有所不同了。对于王炳南提供的上述重要情况，周恩来非常重视。事实上，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过程中，杨虎城本来不同意释放蒋介石，经过周恩来一次又一次耐心地说服工作，他也为了顾全大局，以民族利益为重，终于接受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但是杨感到苦恼的是如果放了蒋，自己实在太危险。他想来想去，心乱如麻，因此曾向王炳南发过脾气。王炳南把情况向代表团作了汇报。周恩来很注意，认为需要向杨作更多的解释，以巩固“三位一体”的团结合作。周恩来向杨作了多次解释和说明。
    在西安事变的全过程中，王炳南担任周恩来的联络员、情报员，同时充当杨虎城和张学良之间的牵线人，频繁地活动在三方之间，传达信息意见，帮助处理问题，成为三方面一致重视的人物。有一次，王炳南随同周恩来到新城看杨虎城的途中，周恩来对王炳南说：“你被任命为西北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这对工作很有利。”“设立这个机构很有必要，这是一个正确的措施；要充分发动群众，支持张、杨的八项主张。只有把群众发动起来，才能保证事变朝着有利于团结抗日的方向发展。”“你在杨将军身边工作是有成绩的，杨将军满意，党中央对你的工作也是满意的，重视的。杨将军这时需要你，因此我们还希望你继续在这里协助杨将军工作。”“如果干部不够，我可以从陕北调来。”不久，党中央就派潘自力、方仲如等到民运会分别担任领导职务。王炳南以合法、公开的身份，利用他的人际关系，广泛联系各界人士，向国内外说明事变真相，积极宣传中共对西安事变的态度和方针及抗日救国主张。在南京政府的部队进驻西安之前，杨虎城派兵护送南汉宸和王炳南到三原，在南和王的陪同下，杨分批别接见参加西安事变的干部。王和南成为杨的左右手。杨虎城在西安会见史沫特莱、斯诺、爱泼斯坦、贝特兰等国际友人时，都由王炳南牵线安排，并由他们夫妇担任翻译。王炳南以他的智慧、魄力和才干赢得了杨虎城将有王炳南。当时可以不经过机要秘书通报直接见杨的，一是王菊人，一是王炳南。在西安事变中，王炳南协助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做了大量工作，为西安事变朝着有利于团结抗日的方向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得到党中央领导人的关注和支持。叶剑英去西安时，专程看望过王炳南夫妇，并转达了毛泽东对他们的问候说：“毛主席欢迎你们回到中国”。代表团回延安不久，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分别亲笔写信，对王炳南在西安事变中的工作予以高度赞扬。
    1937年杨虎城被迫出国前，除指定王炳南作为他和中共的联系人外，还将王安排在宋子文主管的财经委员会，从事中共和国内外各方面同杨的联系工作。王同时担任上海文化界国际宣传委员会常务委员、全国各界救国会中央常务委员，他利用合法身份，通过各种渠道，进行党的工作和国际宣传。
    周恩来的助手毛泽东的秘书
    抗日战争时期，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周恩来任中共代表团负责人，并当了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长期领导中共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王炳南从西安事变以后一直跟随周恩来在上海、武汉、重庆等地从事统一战线、国际宣传和外事工作，担任中共南方局国际宣传小组负责人。1938年在武汉，工作重点是进行国际宣传，争取国际友好人士和团体了解我们，同情我们。周恩来提出国际宣传组的任务是：对在武汉的40多名外国记者要保持经常的联系；同在武汉的外国机构建立联系；对国民党接待的外国友好人士和进步团体，也要尽可能参加接待；对外翻译毛泽东的著作、抗日文章及八路军战报等。毛泽东在抗战期间写的《论持久战》等著作，最先就是由这个小组翻译到国外的。第二次国共合作初期，国共两方合作还比较顺利，外事宣传组的工作在王炳南具体领导下，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他们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主张和解放区的成就。
    为了打破国民党一党包办外交的局面，王炳南率组直接同各国大使馆、军事总部和军事代表团联系，打通了各种关系，尤为重要的是开始了同美国人的接触，和美国驻华使馆的武官史迪威将军、海军陆战队卡尔逊上校、美国总领事等人都有频繁的交往。另外和一大批外国记者建立了友好联系。王炳南夫妇同艾黎、斯诺、史沫特莱等商定建立了全国工业合作社，计划在全国组织3万个工业合作社。1938年8月“工合”总会在汉口正式成立，并迅速发展成为有着一定国际影响的社会团体。在周恩来指示下，王炳南安排了白求恩大夫及印度医疗队去延安事宜，这样便开始了白求恩这位伟大国际主义战士在中国的不平凡经历。荷兰著名电影工作者伊文思到中国拍抗战片。开始只拍了国民党的军事会议。王便同伊文思商量，在附近的小学校布置了一个会议室，拍摄了中共代表团召开的军事会议。出席的有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吴玉章、王明等，叶剑英在地图前分析战局。现在资料片《人民必胜》中的珍贵历史镜头就是这样拍下来的。王安娜回忆在汉口期间，王炳南继续担任周恩来的副官职务，他为周恩来工作忙个不停，许多别人难办的事情，被认为是无计可施的工作，炳南都接受了。同年10月，武汉失守，党的所有机关都相继迁到重庆。
    1939年，叶剑英代表南方局宣布正式成立中共外事组，王炳南被指定为组长。外事组与在重庆的各国使馆、记者、军事机构等都有联系。当时，外事组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争取国际援助，其重点是美国。王炳南等遵照周恩来“广交朋友、深交朋友”的指示，开展灵活多样的外交活动，广泛接触各种不同政治观点的美国在华人物，结识了美国驻华军事总部人员、使馆人员、美国新闻界的记者等。尤其是他和史迪威将军有着十分友好的关系，他们之间建立了互相尊重、信任的友好情谊。史迪威曾在报告中提出：援华物资的一部分应分给共产党。王炳南还争取了大量的药品医疗器材和数目很大的国际捐款，其中大部分都是通过孙夫人（宋庆龄）之手送到延安的。
    1944年，一小批美国新闻记者最先冲破国民党的种种封锁和阻拦，访问了延安。他们向世界大量报道了受人民拥护、积极抗日的中国共产党的情况，报道了他们与毛泽东、周恩来以及其他中共领导人的谈话，使国民党内部引起了一片混乱。不久，罗斯福总统派华莱士副总统访华，在史迪威将军和王炳南的共同推动下，美国提出要派军事观察组到延安。蒋介石害怕美国了解真相，多次拒绝这个建议。华莱士在一次和蒋介石的谈话中提出，如果再不同意美国军事观察组去延安的话，美国将会减少军事援助，蒋介石在这种强硬压力下，才被迫同意了这个要求。1944年7月，美国派遣由狄克上校筹备组织的，由包瑞德担任组长的军事观察组到达延安。他们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的热情接待，他们对延安等解放区作了实地考察。美军观察组来到延安，周恩来极为高兴，他随即在延安给王炳南写信，高度赞扬了他的工作，指出：你们的努力，有了代价，前途更将无限量发展。
    周恩来有15个月不在重庆，这期间重庆办事处的工作由董必武和王炳南主持。王炳南向周及时汇报工作情况，而周也给王炳南回信，嘱王“在美诸友来信，均望你们代为回答。”说：“你们人手不多，而忙又加甚”，称赞王“送来的材料及O.W.I的照片通信，对此间都极有用处。”有一次，周恩来在一封信中加了一个旁注：“上次小超送夫人的瓜与西红柿，不知收到否？”周恩来在信中两次问及配尼西林的事，后来，经过宋庆龄先生和王炳南夫妇的共同努力，他们把数量不多的医药用品，用美国顾问团的空运补给飞机送到延安，数量虽少，但作用很大。
    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周恩来迅即召集王炳南及小组成员，商量在外交方面需要采取的应急措施，叮嘱王安娜说：你在这里认识许多外国人，特别是外国记者和外交官，必须尽快让他们知道国民党袭击新四军的事件。王安娜立即把事件真相报告老朋友英国驻华大使卡尔。卡尔把周恩来请到自己家里商谈后，劝告蒋介石停止国内冲突。英国政府接到卡尔报告后，告诉蒋介石说：“内战只会加强日军的攻击。”从国际舆论上使蒋介石受到应有的压力和谴责。
    中国共产党在重庆开展的一系列外交活动，尽管受到国民党的百般刁难，但还是冲破障碍，打破了国民党一党办外交的局面，争取了同盟国对中国共产党的理解和支持。使很多外国驻华人员和记者同情中国革命，赞同中共的抗日主张，乐意宣传中共的廉洁、民主，积极揭露国民党的种种弊端。从而也揭穿了国民党对共产党的造谣和诬蔑。对此，蒋介石大为恼火。据说有一次他大发雷霆，认为国民党庞大的宣传机构远不如共产党的一个小组，他生气地写了张便条给国民党宣传部说：”尔等既无天才，又不学习，以致在宣传工作中落后于共产党，奈何！奈何！”
    1945年，美驻华大使赫尔利奉召回国。杜鲁门特派马歇尔将军为特使来华，参与国共两党的调停工作。美国政府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希望国共两党结束战争，用协商的方法建立以国民党为主的政府。马歇尔是被派来中国执行这个使命的。王炳南在美军总部得到马歇尔来华的确切时间的消息后，及时报告周恩来，并陪同周恩来、王若飞一起赶到机场，先于蒋介石亲信宋子文在机场迎接了马歇尔。马歇尔抵华后，国、共、美三方成立了周恩来（共）、张群（国）、马歇尔（美）三人小组，下设以叶剑英为中共代表的“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王炳南和马歇尔颇有往来，常向其转达周恩来的意见和信件。1946年，他又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有很多的接触，并参与周恩来与马歇尔及司徒雷登的谈判。
    王炳南在争取团结影响国民党的一些政治家、军事家乃至社会贤达和民主人士方面，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同他们都保持着良好的个人关系。通过这些渠道，及时为周恩来提供了各种重要情报。周恩来称赞说：“炳南不但是我的左右手，他还是我的耳朵和嘴巴呢！”事实上，王炳南十分热爱自己的工作，而且干得也很出色。1937年在上海期间，他以宋子文主持的水利委员会专门委员和法政学院教授的公开身份，经常保持与宋庆龄、何香凝等国民党上层爱国人士的联系，转达中共的主张，了解国民党的重要动态，并精心安排周恩来与他们的会见。1938年在武汉期间，他受党的委托，以全国各界救国会中央委员的公开身份，与著名的爱国人士沈钧儒等，到前线慰问国民党作战部队的一些高级将领如汤伯恩、张发奎等，并争取与其建立关系。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后，中国共产党在重庆的7年中，王炳南以全国各界救国会中央常委的公开身份，积极开展统战工作。1941年皖南事变以后，一部分中共党员与一部分国民党左派和爱国人士组建了民主革命同盟（简称“小民革”），王炳南以公开的共产党员身份负责联系并参与领导该同盟的工作。他经常将中共对时局的看法和政策向“小民革”成员“吹风”，也通过他们了解国民党的重要情况。大家都特别重视、特别有兴趣听他的讲话，力求从中领会中共的意见。而且他很善于简单、明了、透彻地向大家解释党的方针政策。“小民革”的活动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才由周恩来在北京主持召开的一次有关成员参加的会议上宣告“完成历史任务”。他和一些爱国将领、民主党派人士关系也很要好。冯玉祥将军曾赠给王炳南一幅画，他画的是个大茄子，题曰：“炳南先生同志：大茄子，紫光光，大家都来吃，我们必定打过鸭绿江！”
    1944年9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王炳南又和楚图南、张友渔等一起加入民盟。他利用各种机会，各种关系，周旋于各种场合，掌握政策，讲究方法，为坚持抗战、争取民主，日夜操劳。由于王炳南长期从事统战工作，经常与国民党上层要员接触，出入于外国使馆和美军总部，曾引起内部和外部一些人的特别注意。1943年在重庆时，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签曾决定以“国际间谍”的罪名逮捕他。周恩来得悉后，立即委托一位外国友人将王炳南带来红岩村，亲手交给他一张“委任王炳南为周恩来副主席上校秘书”的证件，才使他得以脱险。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在美国策划下，蒋介石邀请毛泽东去重庆谈判。为了争取实现和平建国，避免内战，毛泽东决定去重庆谈判。谈判期间，王炳南担任毛泽东主席的秘书，负责联络安排并协助处理谈判期间的工作。
    在重庆谈判的日子里，王炳南做了大量的具体事务工作。他随周恩来陪同毛泽东广泛会见各界人士，同工人、学生见面，招待各国友好人士、驻华使节、援华团体代表，阐明我党的和平、民主、团结的基本方针。当时中共党内一些同志和社会友好人士都担心蒋介石下毒手扣留毛泽东。毛泽东征求王炳南的看法。王炳南说老蒋是背信弃义的老手，什么坏事都能干出来。但是他不能不考虑我们有广大的解放区军民和全国人民拥护支持这样强大的后盾，也不能不考虑他的美国主子和国际舆论的影响和压力。毛泽东听后笑着说：“你是乐天派啊！乐天派好！”后来，王炳南在回忆这一段往事时说：“现在回想起重庆谈判，还真有点鸿门宴的味道，叫人后怕，你想：我们和主席每天都生活在国民党特务的包围之中，我作为主席的贴身秘书，如果稍有闪失，那将会变成千古罪人。”
    重庆谈判结束后，毛泽东安然返回延安。国民党政府也宣布迁都南京，国共两党和谈的中心便由重庆移到南京。王炳南跟随周恩来到南京，住在梅园新村，他担任中共中央驻南京代表团外事委员会第一副书记兼发言人（书记是周恩来），同国民党蒋介石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由于国民党1946年挑起全面内战，国共和谈遂宣告破裂，中共驻南京代表团周恩来、邓颖超、李维汉等同志返回延安。王炳南仍继续留在南京任中共联络代表并负责处理善后事宜，一直坚持到1947年3月撤回延安。随后，到了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中央驻地，担任中共中央外事组副主任（主任是周恩来），继续从事外事活动和统战工作。
    1949年新中国诞生后，王炳南即任外交部办公厅主任。
    出席日内瓦会议
    1954年4月下旬，著名的日内瓦会议在瑞士日内瓦召开。这是建国后中华人民共和国首次以大国身份参加的国际会议，也是新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重大作用的开端。我国政府正式任命周恩来总理兼外长为中国出席日内瓦会议代表团的首席代表，副外长张闻天、王稼祥、李克农为代表。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王炳南担任代表团秘书长。
    王炳南受周总理委托筹备代表团。在提出成员名单时，他向总理建议，要多去一些人，包括各方面人士和专家。一则为了应付各方面工作，便于和与会各国广泛交往、深入接触；二则让更多的同志走出去，扩大见识，增长参加国际斗争的经验，同时也要显示新中国强大的外交力量。他还负责制订代表团的制度和纪律，夜以继日地准备会议涉及的各方面问题的资料以及所需的着装等。为了应付记者招待会上可能提出的各种问题，专门召开模拟的记者招待会，进行演习。
    会前，王炳南率领先遣队先期到达日内瓦安排总理和代表团的住宿和安全问题，了解会议具体日程和应注意事项。他们在日内瓦近郊租了一幢备有漂亮花园的大别墅，大家风趣地称它为“华山大别墅”。
    遵照周总理的指示，王炳南还特地物色了两位有特长的名厨师随团，以便在会议期间请客交朋友。后来，周总理经常宴请各国代表团，苏联的莫洛托夫、英国的艾登等都是座中常客。艾登邀请周总理在当时印的菜单上签名，留作珍贵的纪念。80年代初，艾登的遗孀访华时，还特地带来了那份菜单。周总理还宴请了定居瑞士的世界著名滑稽电影明星卓别林夫妇，卓别林非常称赞中国菜。总理称赞王炳南为代表团挑选的两位大师傅说：“你们对日内瓦会议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1954年4月，日内瓦会议在国联大厦隆重举行。会议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讨论朝鲜问题，历时51天，因美国代表团多方破坏，没有达成任何协议而宣告结束。第二阶段举行了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限制性会议。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讨论原比朝鲜问题复杂得多，却因奠边府大捷、法国拉尼埃政府倒台；加之美国在会议上很孤立，法国不愿完全听从美国，使得印支问题反而有了取得协议的可能。会议期间，苏、中、越、朝始终紧密合作，在印支问题上苏、中、越团结一致，同美、法进行了坚决斗争和耐心谈判。王炳南按周总理的指示，经常去找范文同，互相通报情况，交换意见。当时怕被窃听，他们在盥洗室里打开水龙头谈话。最后终于达成协议，恢复了印度支那和平。
    日内瓦会议上是斗争的场合，会下则是互相沟通情况，促进了解，在某些问题上取得默契的渠道。参加日内瓦会议的各国代表团中，有些人是王炳南在三四十年代就认识的。英国和法国代表团中有些人是40年代在重庆大使馆工作过的。比如法国代表团副团长肖维尔，亚洲司长亚克鲁等，都认识王炳南。英国代表团也有些人在中国呆过。还有加拿大代表团的朗宁等，都是他过去的老朋友。凡是他认识的，他都一一介绍给总理。如法国外长皮杜尔就是在这次会议上经王炳南介绍与总理认识的。
    在美国代表团中，王炳南认识一个在40年代中期曾在北平调处执行部呆过的罗伯逊。日内瓦会议前，鉴于美国统治集团支持蒋介石集团，坚持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霸占我国领土台湾，侵略朝鲜，中美关系极度恶化。
    日内瓦会议期间，苏联外长莫洛托夫找到周恩来总理传递了一个信息，说美国代表团团长杜勒斯未抵日内瓦之前，副团长（美国副国务卿）史密斯在他们邀请吃饭时，流露出批评美国政府的看法，认为美国对中国实行敌对政策是不现实的。莫洛托夫还说，史密斯在二次大战中是美国在欧洲作战的将军，很有地位，他的这种观点，值得重视。从实际表现看，5月初杜勒斯回国后，史密斯成了美国代表团团长，在6月16日周恩来总理发表全面解决印度支那六点方案后，史密斯作的即席发言中说，周恩来先生的建议包含着可供讨论的内容。这表明了美国领导集团中对中国态度并不是铁板一块。会议快结束的一天，很多人聚在酒吧间喝茶，史密斯端着酒走过来，主动找周恩来总理的翻译浦寿昌攀谈，这是没有先例的举动。史密斯说：“你的英文讲得漂亮，地道的美国音。你是在哪儿学的？”他还赞扬中国的古老文化，讲了许多友好的话。这在敌对的两个代表团来说是不寻常的。王炳南对史密斯这一举动很重视，立即向总理作了汇报。总理极善于抓住机会做工作，他说：“好啊，既然史密斯愿意而且敢于同我们接触，那明天休息时，我也找他谈谈。”在酒吧间谈话是非正式的，可以随便聊。第二天休息时，王炳南一直在观察，寻找机会让总理和史密斯直接交谈。当他发现史密斯一个人走向柜台去喝咖啡时，便赶紧把总理引到那里去。史密斯这时左手拿着雪茄，看见周恩来总理向他走来，并要向他伸出手时，他急忙用右手去端咖啡，这样就无法握手了。他却笑容可掬地和总理打招呼，客客气气聊了一阵子。史密斯又一次赞扬了中国古老的文明，美丽河山，还说他非常喜欢中国瓷器，在他家的客厅里就陈设着许多中国瓷器。会议结束的最后一天，史密斯又在休息时间来同周总理交谈。他说：“会议即将结束，能够在这里和你认识，我感到非常荣幸和高兴。你们在这次会议上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我们希望不管朝鲜也好，越南也好，都能恢复和平。”说完他抓住总理的胳臂摇晃了几下，笑咪咪地走开了。据说，杜勒斯离开前给美国代表团立下了一条纪律，无论谁都不准和中国代表团的人握手。史密斯遵守了杜勒斯的纪律，同时又聪明地用摇胳膊的方式表达他对周总理的钦佩和友好之情。
    当时国际上流行很广的一种误传，说什么在日内瓦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要同杜勒斯握手被拒绝了。王炳南郑重地指出实际上并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
    日内瓦会议打开了中美会谈的大门。当时美国的一批在朝鲜战场上被俘的军人和在中国犯了罪的平民尚关押在中国。而中国也有一批留学生和科学家被扣留在美国。美国受到了公众强烈舆论的压力。它既想要求遣回那些在华人员，却又不愿同我们直接接触，以免造成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既成事实。中国代表团发言人向新闻界发表美国政府无理扣押我侨民和留学生的谈话，而且表示中国愿意就被押人员问题同美国举行直接谈判。王炳南被指定为中方代表，宦乡、柯柏年等参加；美方代表是约翰逊（当时是美国驻捷克大使，他曾参加过朝鲜停战的板门店谈判）。
    以王炳南为中方代表的中美双方，在日内瓦会议期间从6月5日到21日举行了4次会谈。第一次会谈，地点由美方选择在国联大厦一间只有几套沙发而没有桌子的会客室，给人感觉是会客而不是会谈。当王炳南等中国代表到达时，约翰逊和他的助手主动迎上来握手，王炳南等也随便寒暄几句。会谈进行了半小时，气氛比较轻松，没有涉及实质问题。
    第二次会谈由中方选择在国联大厦摆有一张大长方桌的房间，双方各坐一边，气氛显得严肃些。约翰逊提交了他认为是被中方拘留的美国侨民和军人名单，并要求给予这些人早日回国的机会。王炳南答复说：“只要双方都有解决问题的诚意，这个问题是不难解决的。”还说：“在中国的美国侨民，只要遵守中国的法律，是会得到保护的。他们可以在中国境内居留，从事合法的职业。如果他们为了某种原因要离开中国回美国去，只要他们没有未了的刑事案件或民事案件，他们随时都可以走。实际上，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己经有1485名美国侨民离开了中国。至于极少数在中国从事间谍和破坏活动的，他们被扣押是罪有应得。你方交来的名单，我们将进行研究并在下次会谈中答复你们。关于美国政府扣留的中国留学生问题，我们准备在下次会谈提出。”
    第三次会谈，王炳南首先答复了上次会谈中美方提出的问题。他心平气和地说道，中国方面同意因犯罪而被扣押的美国侨民和军事人员通过中国红十字会与他们的家属通信，家属也可以给他们邮寄小包裹。中国政府是按他们所犯的罪来量刑的。判刑后，如果罪犯表现好，中国政府可以考虑减刑或提前释放。我们曾经这样做过。至于约翰逊先生上次会谈中交来的名单，一经中国代表团收到这些人员的材料，当与美国约期会谈。
    当他谈到美国政府无理扣留我国留学生，不准他们回国的问题时，严正指出：中国现有五千多名留学生在美国，有不少留学生要求回国，但遭到美方的百般刁难。当他们向美国政府申请离境时，美国政府却通知他们不得离开，甚至威胁说，谁要违反这一命令，将被判处5000美元以下的罚款或者五年以下徒刑，或者同时予以两种处罚。这是毫无道理的。
    我国在美国的一大批爱国的、有成就的留学生，包括早年去美留学的钱学森、赵忠尧等，听到新中国成立的消息后，欢欣鼓舞，积极筹划回到祖国的怀抱。但他们不但受到美国的扣留，还受到非法的监禁、逮捕和虐待。新中国有责任有义务保护他们回国，新中国建设更需要他们。所以王炳南严正要求美国政府“立即停止扣留中国学生，并恢复他们随时离美国返回中国的权利。留居美国的中国侨民，也同样享有随时回国的权利”。
    约翰逊却把扣留中国学者说成是按美国法律行事。在朝鲜战争期间，美国政府确曾发布过一道命令，规定凡高级物理学家，其中包括受过火箭、原子能以及武器设计等教育的中国人，都不准离开美国。王炳南对此多次提出指责和批驳，并坚决强调，这条无理的规定应予废除。
    第四次会谈中，王炳南首先建议双方起草一个联合公报，宣布住在一方的对方守法侨民和留学生将具有返回祖国的完全自由，并在相互平等的基础上由第三国代管双方侨民和留学生的利益。美国的态度很顽固，它只想做于它有利的事，得到它想得到的，约翰逊拒绝了上述建议。王炳南在和美国初次谈判中，态度始终是积极主动的，提出的要求是通情达理的，既灵活又坚持原则，从而使这次会谈成为后来中美大使级会谈的前奏，连美国的杜勒斯也不愿再关死大门了，当然中国也愿意在没有正式外交途径的情况下打开一条表达意见的通道。
    在整个日内瓦会议上，王炳南协助周恩来总理运用高超的外交技巧，广泛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新中国取得的成就，争取了世界各国朋友的同情、理解和支持，赢得了中国在日内瓦谈判的圆满成功。
    中美大使级会谈中方首席代表者
    王炳南一生中有很长一段时间是在谈判桌上度过的。1955年4月，他出任中国驻波兰特命全权大使。同年7月又接外交部来电通知他兼任中美大便级会谈的中方首席代表。他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会谈中的第一任代表，参加了从开始到1964年的九年会谈。
    中美大使级会谈正式开始于1955年8月1日，到1970年中断，长达15年，1972年由于尼克松访华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而告结束。会谈先后在日内瓦和华沙举行，共进行了136次。谈判时间之长，次数之多，交锋之激烈，在近代国际关系史上实属罕见。这个时期正是美国当局极端敌视中国，中美两国处于隔绝和互相对立的年代。王炳南作为首任代表的九年会谈中，美方首席代表先后换了三任：先是尤·阿·约翰逊，而后是雅各布·比姆，再后是约·卡伯特。王炳南则是坚持一贯，直到1964年奉调回国为止。
    王炳南尽管作了充分的准备，但后来事实证明他最初把问题想得过于简单，以为再复杂也不过是开几次会罢了，怎么也没想到这是一次马拉松式的会谈，谈谈停停，停停谈谈，延续了那么多年！
    中美大使级会谈的消息一公布，整个世界为之震惊。各国重要报刊几乎都把这作为头版头条新闻，并作了许多评价和预测，王炳南的个人历史，他与周恩来的关系，甚至私人生活都竞相介绍，他一时成了报刊上被评头论足的新闻人物。
    王炳南于1955年7月底经瑞士首都伯尔尼，由中国驻瑞大使冯铉陪同抵日内瓦，一下火车被蜂拥上来抢新闻的记者们团团围住。他向新闻界发表了一个简短的演说。他说：“中国人民一向对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想和美国打仗。周总理在亚非会议中，早已经说中美应该用谈判的方式来缓和目前的紧张情势。如果双方都有一样的诚意，我相信这次会谈，不仅是遣返侨民问题不难得到合理解决，而且更进一步还能对缓合中美之间的紧张情势有所贡献。”对于会谈的议程和所要达到的目的，一开始双方就有很大的距离和分歧。我方认为会谈应着重讨论台湾问题及安排杜勒斯国务卿和周恩来总理的直接会谈和建立两国的文化联系等实质性问题。美国则只想先要回扣押在中国的美国人，并要求中国保证不对台湾使用武力。实际上会谈中最尖锐、最突出、最棘手、最不可调和的问题就是台湾问题。最后为使会谈先开起来，我方同意了先谈遣返侨民问题。
    第一次中美会谈确定于8月1日下午在国联大厦一个小会议厅举行。当王炳南等中国代表步人会议厅时，许多新闻记者都友好地招手致意。美国首席代表是约翰逊，真是巧合，他和王炳南在日内瓦会议上是会谈的两个对手，又再次交手了。
    会谈正式开始，王炳南首先宣读了我国政府释放美国11名间谍的声明，对方表示了谢意。双方经过商谈，达成了会谈的议程的协议，一是遣返双方侨民问题；二是双方有争执的其他实际问题，同时确定第二天上午继续举行会谈。第一次会谈比较顺利，气氛是轻松愉快的。第二次会谈只进行了1个小时就结束了。双方提出了遣侨名单。王炳南提出的名单中就有钱学森的名字。原来6月间，钱学森在一封给国内的一封家书中夹带了给陈叔通副委员长的信，要求政府帮助他早日回国。陈叔通将信转给了周恩来，周恩来总理见信后立即给了王炳南，他便就钱学森的回国问题向约翰逊提出交涉。约翰逊却狡辩说，没有证据表明旅居在美国的中国人想回去，王炳南立即举出钱学森的例子进行驳斥。他还提出授权印度作为第三国关照在美国的中国公民的利益。在第三次会谈中，约翰逊一开始便要求中方立即无条件地让所有在中国的美国人离境，以便为进入第二项议程其他实质性的问题的讨论扫清道路。王炳南认为如何处理美国在押人员问题是会谈的内容，决不是继续会谈的条件。因此他郑重地重申我国对遣返中国留学生和侨民的立场，提出美国必须立即释放那些被无辜监禁的所有中国人，使他们有机会返回祖国。这时，约翰逊已不再提扣留有技术的中国人是美国的法律了。
    约翰逊代表美国政府，固执地坚守着他们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完全独立的主权国家的所谓原则，即使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也怕造成承认中国的印象和结果。如王炳南提出授权印度驻美大使馆照管中国侨民，他就始终不同意，生怕这就等于承认中国对居住在美国的侨民负有合法的领事权利，就等于承认中国是个主权国家，排除了台湾当局。经过好几个回合的斗争，约翰逊理屈词穷，经请示杜勒斯后被迫接受中方的意见，但不能用“授权”两个字，只能用“邀请”，以减少中国的合法性和法律责任，王炳南断然予以拒绝。所以会谈遣返侨民问题反反复复进行了多次，却无积极成果。会谈进行了11轮后，到了8月底，会谈从每周举行3次减少到1次。会谈形成程式化，双方轮流照本宣科，互不用语言攻击对方。王炳南为首的中方代表始终彬彬有礼，他们的立场是坚定的，态度是严肃的，但言谈有理，举止沉着，保持着文明讲理的外交风格。
    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王炳南可以大胆地同约翰逊进行私下接触。约翰逊也取得杜勒斯的同意，也和王炳南进行个人交往。于是出现了有意思的情况，他们在会谈桌上非常严谨，各自守住一条防线不放，会下却常有些有趣的甚至是友好的私人交往。在正式场合不便说的话，私下可以磋商，交换看法，摸摸底，甚至还可能有点突破。在会谈僵持不下时，为了缓和一下气氛，有时就互相邀请吃饭。首先，约翰逊为了解决一个问题，想了解我方的态度，又要避开记者的视线，便在一个僻静的山上找了一个别墅，悄悄地请王炳南他们去吃饭，在饭桌上解决了一个技术性的问题。后来为了同样的需要，经请示总理同意后，王炳南也在同一地点请约翰逊吃饭。还邀请过他们来看中国京剧团在日内瓦的演出。他们高兴地接受了邀请，但一再叮嘱说，要保密，千万不能让记者知道。看完戏，约翰逊称赞道：“这是中国古老文明的艺术表现，是美国没有的。”另外，王炳南从华沙去日内瓦，中途在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克换飞机时，也常常和约翰逊相遇，同坐一架飞机，回来时也一样。有时因气候不好，飞机不能起飞，他们还被安排在同一家旅馆住宿。王炳南和约翰逊好像成了一对旅途伙伴。
    经过40天之后，为使中美会谈不在一个问题上纠缠，更快地进入实质性会谈，我国对在押的美国人进一步核实和处理，王炳南接到国内指示，于9月10日向约翰逊宣布，中国有关当局对在华的12名美国人的复查已经结束，他们可以获准出境。在其他一些具体问题上，由于我方也作了一些适当的让步，从而使这一段反反复复在原地踏步不前的会谈有了进展。中美双方终于在9月10日的会谈中达成了一个协议，也是15年会谈中惟一达成的协议：“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利坚合众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美国人愿意返回美利坚合众国者（在美利坚合众国的中国人愿意返回中华人民共和国者），享有返回的权利，并宣布已经采取且将继续采取适当措施，使他们能够尽速行使其返回的权利。”不难看出，这是在互不承认的情况下，处心积虑搞出来的一份奇怪的联合公报。在公报中既要体现互不承认，又要体现双方的一种共同意见，还要体现双方的联系，于是就别出心裁，搞了这么一个各说各的“杰作”，叫作“协议声明”。70年代尼克松和周恩来总理达成协议发表的上海联合公报也效仿了这种形式。这份协议同时也是1972年上海联合公报发表前惟一的一份中美之间达成的正式协议。至此，关于遣返侨民问题暂告一个段落。
    对第一阶段的会谈，50年代末，周总理曾经在一次会议上说，中美大使级会谈至今虽然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果，但我们毕竟就两国侨民问题进行了具体的建设性的接触，我们要回了一个钱学森，单就这件事来说，会谈也是值得的，有价值的。后来中国很快研制出原子弹，打破了世界少数国家垄断核武器的局面，美国为此大为恼火。
    1955年9月20日，会谈开始进入第二阶段。王炳南坚持讨论第二项议题，即台湾问题和周恩来总理与杜勒斯直接会谈等实质性问题。而美国采取了敷衍拖延的态度，以致使会谈陷入寸步难行的境地。在当时美国不承认中国的前提下，台湾问题确是最困难、最复杂、最不易调和、斗争最尖锐的问题。而且又是不能回避的先决问题。王炳南认为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我们首先必须迫使美国在关键问题上让步，牵一发而动全局。当时美国侵占台湾，割裂中国领土，制造“两个中国”，并且穷凶极恶地支持蒋帮进犯大陆，气焰嚣张，对新中国之仇恨，已深深地为中国人民所不能容忍。我们的谈判必须针锋相对，长中国人民的志气，灭美国政府的威风。旧中国曾长期遭受西方列强的凌辱和欺压，站立起来的新中国绝不能在他们面前再有任何软弱，如果一味追求谈判的突破，那就会丧失原则，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就会犯毛泽东所说的“严重的政治错误”。杜勒斯轻视中国人民在台湾问题上强烈的民族自尊心，指使约翰逊企图绕开实质性问题提出什么朝鲜战争中失踪的450名美国士兵的命运问题，以拖延时间。王炳南对此予以拒绝，他说关于在朝鲜的军事人员问题，应该让板门店停战委员会去谈，我们没有必要谈这些。约翰逊又提出第二个问题，是美国要求在台湾问题上，双方保证不诉诸武力。这个问题虽然具有实质性意义，却是具有侵犯中国主权的性质。根据周恩来总理指示，王炳南严正地向约翰逊陈述了两方面重要观点：一是美国侵占台湾已经成了国际争端，台湾海峡紧张局势已影响到东南亚的和平、稳定与安全，这种局势是美国造成的，美国应该放弃对中国使用武力，撤出它在台湾海峡的一切武装力量；二是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中国人民愿意用什么方式解放台湾，是中国内政，美国无权干涉，无权要求我们不使用武力。这两方面的问题不容混淆。为此，双方争执不下。王炳南多次采取主动，打破僵局，以使中美会谈能够成为清除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的途径，他虽一再提出合理的建议，但均因美方无诚意而使会谈停滞不前。
    会谈进行一年了，常常是互相读一通发言稿，或是王炳南提出美方侵犯我领空、领海的抗议，交锋几句，确定下次会谈日期后即散会。王炳南对会谈几乎不抱任何希望了。但周恩来却在运筹帷幄中促进会谈的进展。1956年8月，中国政府单方面宣布取消不让美国记者进入中国的禁令，而且向美国15个重要的新闻机构拍发电报，邀请他们派记者来华作为期一个月的访问！一声惊雷，全世界为之一震。特别是美国新闻界和国务院被轰动了。当时美国政府对中国实行严格新闻封锁，不准许任何人对新中国进行报道，而且不准任何美国人到中国旅行。然而美国人民渴望了解中国，曾有几名记者不顾禁令，冲破封锁访问了中国；部分去苏联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的美国青年代表，宁愿回去受罚而集体来到中国。中国的决定无疑是给美国政府出了一道难题，新闻界接到邀请的记者纷纷向美国国务院提出访华的申请。许多美国记者都赞扬说，周恩来这一着棋下得很妙，他成功地让美国新闻界去反对美国国务院。杜勒斯在这种强大压力下，尽管还拖了一年时间，直到1957年8月不得不宣布，美国将准备准许24个新闻机构派遣记者到中国访问。
    周恩来的妙棋也是为了推进中美会谈。王炳南在会谈中步步采取主动，始终保持高姿态。1956年9月，他提出两国在平等互惠的条件下准许记者互相采访的协议草案，遭到拒绝。杜勒斯公然说什么中国记者只有按照美国现行的移民法取得合法资格才能进入美国。与杜勒斯生硬拒绝相对照，周恩来坦荡博大的胸怀与明智的策略，赢得了国际舆论特别是美国人民高度赞赏。9月底王炳南提出对禁运的协议草案；10月中旬提出文化交流、人民往来的协议草案；12月初，提出司法协议草案，均一一被拒绝。面对着王炳南在谈判中的主动架势，美方只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在文字上做戏，企图无限期地拖延会谈。他们采取的总方针是：拖而不断。时间在一轮又一轮往复的会谈中流逝了。到了12月12日第73次的会谈中，约翰逊终于表演出了杜勒斯的一个新花招，他宣布自己将撤出会谈，指定他的副手埃德·马丁接替他的工作。王炳南对这种把大使换成参赞，企图使会谈降级的无理作法，是坚决不能同意的。表示我们愿意谈判，并积极争取成果，如果美国不愿意谈判，我们也可以中止谈判。我们不愿破裂，但我们不怕破裂。美国如果想打仗，我们也可以奉陪。就这样中美大使级会谈中断了一年。
    艾森豪威尔执政后，一方面在中东地区制造紧张局势，另一方面扩大对中国的威胁，积极鼓动蒋介石集团“反攻大陆”。一时间，蒋帮“反攻大陆”的叫嚣和破坏活动，甚嚣尘上。同时美国派出大批军舰、飞机加强在台湾地区活动的第七舰队，公然对中国进行战争挑衅，因而使台湾海峡地区局势紧张起来。中国政府为严惩蒋帮的猖狂活动打击美国的嚣张气焰，命令人民解放军从1958年8月开始对金门、马祖等岛屿进行惩罚性的炮击，炮火十分猛烈。他们为了应付局面便拼命在这里集结兵力。党中央严密注视局势的发展，考虑对策。1958年8月底的一天，王炳南接到特急电报，当天飞回北京。章汉夫告诉他，中央要讨论对美国斗争问题，毛主席对这个问题考虑了很久，有许多新的想法，周总理要你回来一起参加讨论。
    中央政治局开会，让王炳南在会上汇报中美大使级会谈情况。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人都出席了。这是王炳南第一次有机会在中央政治局和毛主席面前汇报中美会谈情况。当他谈到由于我们掌握真理，对美国无所惧、无所求，因此在会谈中处于主动地位时，毛泽东笑着插话问他：我们要台湾回归祖国，怎么就无求于美国呢？王炳南说：台湾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是我们的地方，美国无权霸占，它本该交还我们，而不是我们去求它。会上一些政治委员还对中美会谈的情况提出了一些问题，他都一一作了解答。最后会议商定，指定专人起草一个中美会谈的新方案。散会时，毛主席握着王炳南的手兴奋地说：你讲得好，有朝气，跃进了！参加会的乔冠华等同志也对他说，你讲得真好。后来陈毅协助周恩来处理中美会谈的工作时，指示王炳南，前一阶段会谈中提出的种种问题难以分别解决，今后要确定“一揽子”解决问题的原则，就是台湾问题不解决，其他问题都谈不上。陈毅这个指示，在台湾海峡局势紧张的情况下是十分正确的，它表明了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坚定立场，无论美国在台湾问题上是谈判或是使用武力，中国政府的原则是毫不动摇的。有一次陈毅见到王炳南，风趣地说：“好嘛，你这是武戏文唱嘛！”
    党中央和全国人民都非常关心中美会谈。这种热情使王炳南受到极大鼓舞和鞭策，特别是民主党派的朋友们，很想了解一些内幕和事实。王炳南受周总理指示问政协作了一次关于中美会谈的报告。他讲到我们和美国针锋相对的斗争，讲到党中央的决心，十分鼓舞人心。一些民主党派的老先生对报告非常满意，他们从报上看到中美会谈的消息非常简单，听报告后知道会谈内容十分丰富，斗争很激烈。他们都激动地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国人不怕美国佬，中美会谈长了中国人的志气！从而使王炳南又一次深深体会到党中央的决心和人民的感情。
    9月6日，周总理发表公开声明，一是重申中国要解放台、澎的决心，警告美国若要挑起战争将负责全部后果；二是倡议恢复被美国单方面中断的中美大使级会谈。当天美国政府表示欢迎这个建议。
    王炳南在返回华沙前，毛泽东主席特意接见了他，指出会谈中应注意的事项。毛主席告诉他，在同美国人的会谈中，要多用一种劝说的方法，譬如说：你们美国是一个大国，我们中国也不小，你们何必为了仅仅不到一千万人口的台湾岛屿与六亿中国人民为敌呢？你们现在的作法究竟对美国有什么好处呢？毛主席还谆谆告诫王炳南在会谈中要多用脑子，谦虚谨慎，说话时对美国人不要使用像板门店谈判那样过分刺激的语言，不要伤害美国人民的民族感情。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民族，应该和好。毛主席还对在座同志说，由新华社发一条消息，就说王炳南回国述职完毕。周总理也和王炳南详谈了几次，临行前夕又亲笔写信，对他的工作作了具体、细致的指示。他指出：“在第一次会谈中，如果美方急于要表示自己的意见，可让他先说；照杜勒斯今天会见记者的谈话来看，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如美方先提出方案，而方案本身又有可研究的余地，你不忙提出我方方案，而将其中过分荒谬之点予以评论，其他则保留到下次会议再予以全面回答。如果美方不提具体意见而又急于要知道我方的意见，我方亦可使用这一发言要点，并将预定方案提出。”
    在国际舆论的关注下，美国政府终于被迫指派美国驻华大使雅各布·比姆作为重开谈判的代表。
    1958年9月15日，中美大使级会谈在华沙重新开始。会谈在马拉松式地进行着，依然是谈谈停停，停停谈谈。到1960年9月6日，已经是第100次会谈，为了今后会谈的进展，也为让世人了解会谈停滞不前的真相，王炳南认为有必要作一个总结性发言。他指出，在5年来的100次会谈中，中国始终是本着通过谈判解决争端的态度，而美方却毫无诚意，并且还在继续扩大和加剧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进入第二项议程以来，中国方面一直采取积极态度，为谋求缓和台湾地区紧张局势和改善中美关系的途径，先后提出10个合情合理的方案。可是美国却持截然相反态度，企图永久霸占台湾，制造“两个中国”，把台湾变成美国的殖民地，拒绝对中国放弃使用武力，不肯从台湾和台湾海峡地区撤出一切武装力量的阴谋已为世人皆知。并着重强调缓和消除台湾紧张局势，是中美会谈的关键，是考验有无谈判诚意的试金石。他历述事实，痛快淋漓地揭露了美国政府的侵略面目。就在这次会上，王炳南还就中美互换记者提出一个新方案，照例没有得到通过。为了配合王炳南的发言，《人民日报》特地发了题为《中美会谈一百次》的社论。中国和全世界热爱和平的人们都赞扬中国政府的正确立场。当时中美会谈和修建鹰厦铁路，是最令人关注的两大问题。有一次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叶飞陪同王震到厦门前沿阵地视察，眺望蒋军盘踞的金门岛，他指着游弋在海面上的美国军舰说，“这就是福建的形势，无论于国防、于建设福建都需要有铁路。”又说：“周总理最近说，当前问题要看两王，一个是王炳南大使在华沙跟美国谈判，一个是王震将军率领10万大军修建鹰厦铁路。”
    1960年底肯尼迪上台后，中美会谈仍像一块无法推动的巨石，毫无进展。当时中苏严重分歧逐渐公开化，国内由于“大跃进”的错误，加上严重的自然灾害，苏联又撕毁合同、撤走专家、停止经援，中国国内正经历3年严重的经济困难，美国在全球采取逼人的攻势，中国所处国际环境日趋险恶。会谈中，美方照旧纠缠遣返平民和台湾问题上双方不使用武力的若问题外，肯尼迪还搞了一些新花招，如向我方提出交换记者的综合建议，却阻挠被我方邀请的美国人访华；提出以优惠条件卖给中国粮食以及给中国穷人送救济包，妄图诱使我方在重大的台湾问题上让步。所以理所当然地被王炳南严正拒绝。他郑重指出：新中国正在经历严重的困难时期，但是中国地大物博，人民勤劳勇敢，我们有信心依靠自己的力量克服困难，中国人民绝不依靠别人的施舍而生活，更不会拿原则去做交易。尽管会谈上一筹莫展，但王炳南还是努力与比姆进行一些私下会晤，邀请比姆到中国大使馆喝茶闲聊，而谁也不放弃自己政府的原则立场。1961年9月比姆又奉调回国出任新的职务了。
    1962年3月，美国派驻巴西大使卡伯特作为会谈代表。这是与王炳南会谈的第三任大使。这个时期，台湾蒋介石集团又掀起“反攻大陆”的恶浪，局势空前紧张。王炳南于5月底回国休假期间，周总理要他立即返回华沙，通过会谈了解美国对蒋介石的态度，要争取让美国来制止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军事行动。王炳南意识到这个任务至关重大，立即赶回华沙。他为了便于无拘束地交谈，便采用非正式的会谈方式。6月23日，他邀请卡伯特到他的官邸来喝茶，随便聊聊。卡伯特有说有笑，边进茶点，边聊天，依然不拘礼节，显出一副毫不在乎的神态。王炳南先谈了东南亚的局势，表示中国政府为此担心，然后着重说中国政府还要提请美国政府注意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这时卡伯特的神情突然严肃起来，听得很认真。王炳南用强调的口吻说，在美国的支持、鼓励和配合下，蒋介石集团进行了准备窜犯大陆沿海地区的战争动员和军事部署，以及频繁的登陆实战演习和对大陆沿海地区的侦察活动，美国政府对蒋介石增加“军事援助”和“经济援助”，不管蒋介石军事冒险结果如何，美国都企图收到进一步控制台湾的实利。在王炳南特意反复谈及美国政府在蒋介石准备反攻大陆的背后所起的作用时，卡伯特显得有些紧张。王炳南进一步说，中国人民同蒋介石打过几十年的交道，完全懂得怎样对付他。中国政府必须指出，美国政府是在玩火，蒋介石一旦向大陆挑起战争，其结果绝不会对美国带来任何好处，美国政府必须对蒋介石冒险行动和由此而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负完全责任。最后他以警告的口吻说，可以断定，蒋介石窜犯大陆之日，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台湾之时！鉴于局势的严重性，他请卡伯特立即把情况报告美国政府。卡伯特表示很欣赏王炳南的坦率精神，很爽快地说，在目前情况下，美国决不会支持蒋介石发动对中国大陆的进攻。蒋介石对美国承担了义务，未经美国同意，蒋介石不得对中国大陆发动进攻。他说，我向贵大使保证，我们绝不要一场世界大战，我们要尽一切力量来防止这种事情。以后他又几次重复了这个保证。在分手时卡伯特甚至说，如果蒋介石要行动，我们两家联合起来制止他。卡伯特这个明确表态，达到了王炳南的目的。这个重要情况直接关系到党中央对福建前线战略部署的制定，他一刻也不迟缓地报告了国内。事后，中央一些领导同志对及时摸到情报，了解了美国的态度，十分满意，这对当时国内的决策起了很大作用。
    王炳南于1964年奉调回国。在长达9年的会谈中，王炳南坚定地执行我国的外交政策，始终不渝地维护着我国的利益和尊严，与美方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挫败了它在台湾问题上的种种阴谋。台湾当局曾查阅了中美大使级会谈的全部资料后，也不得不对中方代表在如此漫长的谈判中始终坚持原则而表示惊叹。同时他又始终积极主动，通情达理，运用灵活性与原则性相结合的外交斗争艺术，和美国僵硬的固执的外交政策形成鲜明对照。整个谈判虽然没有取得大的实质性成果，但就两国侨民回国问题上达成了一个协议，我国要回了一个钱学森。谈判中还同当时和我国未建立外交关系的法国人士作了广泛深入的接触，从而促成中国和法国正式建立的外交关系。毛泽东赞扬说：“炳南在谈判中打破了他们的篱笆墙，拉过来一个法国，有功呀！”中美大使级会谈，两国互不承认，却有会谈关系；没有外交关系，却又互派大使进行长期会谈，还能达成某种协议，这是国际关系上一种创举，它使中美两个大国在对立情况下，有一个沟通和联系的渠道，起到了表明中国的立场、态度并与美国进行直接斗争和交涉的作用。当时每次美国飞机、军舰入侵中国领空、领海都由王炳南在会谈中提出抗议，表明中国立场，甚至比有外交关系的联系更多。王炳南以坚定的立场在与美国直接谈判与斗争中发挥了卓越的外交才干而闻名中外。
    1979年，在新中国成立30年之后，中美两国正式建交。王炳南首次访问美国，对他具有特殊意义的是，他在美国会见了20多年前中美大使会谈中的3位美方代表，他们握手、微笑着审视对方的变化，共同回顾过去和展望未来的中美关系，谈笑风生，气氛热烈。他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能有今天，同过去的中美大使级会谈及其所起的作用是分不开的。
    在十年“文革”中
    1964年10月，王炳南奉调回国，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这一次工作和职务的变迁，使他肩上的担子更重了。正当他全身心投入到新中国的外交事业上时，不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1966年春，他在日记本里写了一首《卜算子·咏梅》，抒写他当时的心境：
    疏枝立寒窗，
    笑在飞花前，
    怎奈笑容难为久，
    春来反凋残。
    残因不胜残，
    何须自寻烦，
    花谢必有花开时，
    需其待来年。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康生对他妄加罪名，诬陷他“里通外国”，还说他是大军阀杨虎城的亲信，和事佬朱德的亲信，甚至是王明的亲信等等。1967年，他曾和康生进行了面对面的辩论，第二天便被停职反省，造反派把他关进了北京六国饭店的地下室，他失去了自由。紧接着又发生了更大的悲剧，在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工作的他的妻子张裕云，由于受到丈夫的株连而失去人身自由，被造反派剃成了阴阳头，上街游斗，三天一小斗，五天一大斗，要她交待丈夫王炳南“里通外国的罪行”，她在忍无可忍，走投无路情况下，在一个夜晚自缢身亡，年仅38岁，身后留下了3个年幼的孩子。周总理得知不幸消息后，立即通知有关方面，一定要让王炳南去最后见到妻子一面。因此，王炳南才有了看望妻子遗体的权利。他被押着去停尸房看爱妻时，情景十分凄惨，只见亡妻遍体鳞伤，阴阳头，双目圆睁，骨瘦如柴，牙齿紧咬，好像怀着满腔仇恨，对她的死有诉说不完的冤情。他真想抱尸痛哭，但他不能，因为妻子的罪名是“畏罪自杀”，“要划清界限！”他强行忍着巨大悲痛，默默地又被押回到囚禁的地下室，待造反派走后才放声大哭起来。他在阴冷潮湿、空气龌龊的地下室被关一年多，1969年，在林彪所谓“一号命令”下达后，他又被押送到江西上高县“五七”干校实行监督劳动改造。他劳动、吃饭、住宿都不能与其他人在一起，一直被两名造反派专门看管。不允许他叫原来的名字，给他改名叫“王浮”。他从精神到肉体受到双重的折磨和摧残，使他患上了“心房纤颤”病，直到1972年底，他才被允许回京看病。几个孩子因受父亲株连，被批斗的批斗，关押的关押，尤其是大儿子王黎明，因他母亲是德国人，说他在娘肚子里就里通外国，被关进牛棚。王炳南回到北京后，他一无户口，二无住处，三无工作，成了“游民”。一家七八口人挤在建国门附近的一个小单元房内，只好按性别安排住宿，老头子一间，四个儿子住一间，媳妇和两个小孙孙住一间。
    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时期，王炳南才被安排到全国对外友好协会当会长。然而1976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时，因他在一次“批判会”上为邓小平讲了几句好话，再一次受到冲击。而他出访日本时间在即，情况很不妙。乔冠华劝他赶紧写上个检讨搪塞一下。他却理直气壮地说：“不管怎么说，还是要实事求是嘛！我认为我没有说错，说的都是老实话，所以也没有必要写检讨。如果说我错了，那就算我自己跳出来的吧！”叶剑英知道此事后，当即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专门为他题赠《远望》诗一首：
    “忧患元元忆逝翁，
    红旗飘缈没遥空；
    昏鸦三匝迷枯树，
    回雁兼程溯归踪；
    赤道雕弓能射虎，
    椰林匕首敢屠龙；
    景升父子皆豚犬，
    旋转还凭革命功。
    并特意题请：“炳南同志斧正。”正是党中央副主席的叶帅的赠诗，使他迅速“解围”，从而躲过了一场灾祸，按期出访日本。
    廉洁奉公 鞠躬尽瘁
    从1975年到1986年，大约12年，王炳南担任了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党组书记，从事对外民间友好交往活动。他亲自接待了上百个官方和各方面人士组成的代表团，又组织许多团体出国访问。他先后率团出访了世界五大洲40多个国家和地区。1979年，他率团出访印度，使隔绝了16年的中印关系出现缓和。通过友好渠道，沟通关系，增加接触，深交老朋友，广交新朋友，为增进我国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又作出了重要的新贡献。为表彰他对各国人民友好往来的突出贡献，卢森堡大公国、波兰政府、奥地利维也纳市长都曾授予他勋章。
    王炳南第一位妻子王安娜，1936年随他从德国来华后在中国生活了20年，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宝贵的贡献。她热爱中国，称中国是她的第二故乡。由于她的国际主义精神和她的特殊身份，尤其是她非凡的才干，成为一个不平凡的女子。她同中国共产党的一些主要领导人如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董必武、叶剑英、李克农、廖承志、邓颖超等，和一些社会知名人士如宋庆龄、何香凝、杨虎城、沈钧儒、鲁迅、茅盾以及在华的国际友人斯诺、史沫特莱、马海德、艾黎等都有密切交往。她和王炳南是在抗战胜利后分手的，分手的原因，20年后她自己这样写道：
    “或许，重新恢复夫妇关系确实是没有希望了，那么还是趁着我们之间还没有发生更大的纠纷，像好朋友似的分手的好，不管怎样，有一点我是清楚的，要是我仍是炳南的妻子，就必须依归他的‘信念’，也就是说，必须加入共产党。他多次指责我，说我太‘无政府主义’，说我不管是对党有利还是不利，都把坚持己见看成是当然的权利！”“几次长谈之后，我和炳南决定，与重庆的告别之时，也就是我们分离之日。”王安娜随宋庆龄去到上海。1955年她返回德国定居，1987年逝世。
    1967年，在“文化大革命”中，王炳南的第二位妻子张裕云被迫害致死后，他强忍悲痛，除了繁忙的工作外，还要照料3个未成年的孩子。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他和相识近半个世纪的老战友潘自力（八届中央委员，前中国驻苏联大使，1972年被迫害致死）的夫人姚淑贤结为伉俪。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因公务繁忙，家中无人照料，再加上年纪大了，找一个说话的老伴儿，组成‘合作社’吧！”
    王炳南虽身居高位，却始终保持着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作风。在对外友协工作期间，带头执行《关于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严于律己，以身作则，从不以权谋私，生活上不搞特殊化，关心群众疾苦，刊登了干部和群众的称赞。他的模范事迹多次刊登于《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北京晚报》。
    王炳南力主反腐倡廉，反对干部特殊化，十分重视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1979年，在中央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规定下发前，他于同年8月给中央领导写了一封4000多字的长信，就他自己亲身经历和感受较深的问题，从五个方面提出了建议。他认为，现在有些于部，特别是一些高级干部，大搞特殊化，在人民中威信扫地，他们与群众之间已有一条鸿沟。这样下去，后果极其严重，应引起高度重视。
    他在信中高度赞扬毛主席、周总理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给全党树立了榜样。他还介绍国外一些领导人在生活上有所节制的事例：如奥地利奥中友协主席、前副总理住在居民区的四楼上；国防部长住二楼只有两间半房子。英国前首相有时不坐汽车，与群众一起排队上公共汽车；许多部长坐地铁上班。荷兰女王有时骑自行车上街买东西，有时也坐电车，并无损女王威信，反受群众爱戴，被称颂为女王生活在人民中间。他说周总理曾经讲过，我们有些领导干部连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导人物都不如。
    1980年，他在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和政协会议发言中，尖锐批评某些高级干部生活特殊化和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他说：“如今的高级干部是工资制+供给制+补助制，食有特殊供应，房有深宅大院，行是官升一级车换一辆。可谓是房子越住越大，围墙越修越高，房租越付越少，侍从越来越多，架子越来越大，离群众越来越远。这样怎能联系群众、了解下情呢！”
    王炳南在周总理直接领导下工作了40年，他处处以总理为榜样，严格要求自己，言行一致，从我做起。公家给他配备了小汽车，他却规定：除非下大雨，或有外事活动，平日上下班一般不用接送。他70多岁了，每日上下班往返10华里的路程都是步行。他从来不准家属小孩用公家车，就连他因私事看望朋友用车总是让司机给他开“私用车辆扣款单”，按里程付款。他经常参加外事活动，带头做到一切礼品自觉交公。他每次出国，既不要出国装备费，也不借出国廉价购置及海关免检物品。他有一双在出国或接见外宾时才穿的皮鞋，一穿就是十多年。他去世后，衣厨里一共只有3套比较像样的衣服和4条领带，其他都是破旧的衬衣、鞋袜等，平时脚上穿的黑布鞋打了3个补丁。王炳南身为党组书记，却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平易近人，深入群众。由于他密切联系群众，甘当人民勤务员的公仆精神，获得了群众对他的崇敬和爱戴，大家评选他为全机关的优秀干部。
    王炳南自参加革命离家到去世，只回过三次家。1936年从德国回国回家一次；1960年经济困难时期，他受周总理派遣回陕西体察民清，看到家乡人民受饿，他当即找省委书记张德生，提出调动库存粮救济饥民的建议，张说地方粮库早已空了，国库有粮但地方无权动用。王炳南说关于中央的事由他回京向总理汇报，当务之急救人要紧。据说后来陕西通过中央动用了国库。1984年76岁高龄的王炳南第三次回家。对外友协要派秘书伴随，他拒绝了，他约好原在海淀区工作的弟弟一同往返。他们老哥俩乘火车硬座到达西安，当即又转公共汽车回乾县老家。他说这样便于接触社会，听到群众声音，体察群众生活。他不顾长途劳顿，繁忙地看望和接待全村的乡亲，他满口家乡土话“秦腔”，大家无不称赞。在乾县他去参观了他少年时常去玩耍的乾陵，在西安参观了秦始皇兵马俑等名胜古迹，晚上去戏院看秦腔。特别是会见一些多年不见的老朋友，回忆1936年从德国回到西安做争取杨虎城将军的工作，许许多多难忘的战斗岁月，使他更加眷恋故乡。他一生艰苦朴素，生活清淡。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拍过一部介绍他廉洁奉公的专题片《历史艳阳天》，曾在全国播映。
    1988年12月22日，在风雪交加的凌晨，王炳南静静地与世长辞了。他在离世前的1985年12月就写下了必要的话：
    西方人作长途旅行时，总要留几句话，当作遗言，这是很科学的，我很赞成。
    我是一个长期心脏病患者，一直同疾病坚持斗争。为发展人民友好工作，即将出访伊朗、索马里、伊拉克，临行之际，书此留言：
    我从1925年参加党团工作时，没有想到今生能看到革命的胜利，没有想到还能活到今天，这一切伟大的成果我都看到了。尤其难得的是我曾在毛主席、周总理和叶帅的身边工作过，我感到无比的幸福！
    人总是要死的，万一出现不幸，恳切要求组织：一、一切后事从简，不搞追悼会，不保留骨灰，骨灰撒在祖国的原野上。二、回首平生无憾事，只恨许多有益的工作还没有做完。只要同志们想起我时说一声：“是个好同志”，也就满足了。
    后来病重住院时，他又提出把他节衣缩食余下的2万多元积蓄资助本乡小学校，以培育人才。按照他的遗言，用这笔钱及社会赞助，在他的故乡乾县好畤村建立了一所小学。习仲勋为其题名“炳公学校”。为了纪念他，家人给塑了一尊石像，把他的骨灰从八宝山革命公墓迁回埋在石像下，乾县成立了“王炳南教育基金会”。
    符浩写了这样一首悼念王炳南的诗：
    岁暮传悲讯，痛哭失炳公。
    汗青新史笔，泪眼旧音容。
    好畤英才子，八旬倜傥翁。
    漂洋寻道义，入穴斗罴熊。
    纵横连远域，持节几折冲。
    广交天下士，情义自谦躬。
    丹心鉴日月，豪气贯长虹。
    平生无憾事，但有金石功。
    （习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