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1931）
    雷晋笙，又名凤仪（凤翼）。陕西西安市人。1920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曾创办《新时代》周刊。1924年回陕西从事建党建团工作。1925年任陕西省工会筹委会书记，中共西安特支委员。1926年创办陕西《国民日报》，任社长。大革命失败后，任中共河南省委秘书长。后曾被捕入狱。1929年12月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负责重建省委工作。1930年1月因叛徒出卖被捕。1931年4月在济南就义。
    一
    雷晋笙，1898年9月17日出生于陕西省长安县三桥镇（现归西安市未央区）一个贫苦农家。他周岁那年，父亲积劳病故，靠母亲纺织、做针线维持家计，上学之年，因交不起学费，被拒于校门之外。后来，伯父和堂兄凤岐、凤翥给人扛长工、打短工、做小买卖，才凑足学费，使11岁的晋笙得以进入本镇的私塾。他读书用功，颇得师友称赞。雷晋笙少年时期，中国受帝国主义列强侵略，民族危机深重，清朝统治腐败不堪，民生凋蔽。辛亥革命那年，他剃掉辫子，表示坚决拥护共和。1913年，雷晋笙考入长安西关高等小学，离家20里，三天步行回家一次，背干粮去读书。他深知穷人读书不易，更加刻苦勤学，学业十分优异。1915年，他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自高等小学毕业，考入陕西省立甲种农业学校，半工半读，习蚕桑专业。
    二
    1919年初，雷晋笙考取陕西省教育厅公费生，入上海法国天主教会办的震旦大学法政科。这所学校宗教气氛十分浓厚，教室里悬挂着耶稣十字架之类的“圣物”，执教的多是手捧《圣经》的神父。他对此极为不满，不肯作礼拜，不肯读圣经，对《罗马法典》、《大清律例》之类的课程，也一概不感兴趣，更讨厌教会对学生思想的束缚。他喜爱法语，在掌握了这门外语以后，得以阅读了大量的法文书籍，读的最多的是莫泊桑、左拉及大仲马、小仲马等的作品。这些19世纪的法国文学，揭露普鲁士的残暴野蛮，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的虚伪及道德的堕落，描绘矿工在惨重剥削下的极端贫困以及奋起罢工、暴动的情景，使置身教会学校而具有叛逆性格的雷晋笙为之称赏。他联系自己亲身感受，激发了反封建和反帝的思想。他还阅读了孟德斯鸠、黑格尔、马克思等的著作，因而，积极地参加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写标语，参加文艺演出，编印小报刊，参加集会等，寻求革命的道路。
    1919年夏秋之交，雷晋笙在陕西旅沪学生会与同乡严信民结成好友。两人经常往来，课余饭后常在吕班路树荫下散步谈心，交换阅读《新青年》、《每周评论》的心得，讨论《新青年》介绍的马克思主义学说。1920年春，他们共同负责编辑陕西旅沪学生会的刊物《秦铎》。这是一个综合性刊物，内容主要是揭露旧社会的黑暗，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军阀统治。它不仅在上海发行，还寄回陕西，把爱国、民主思想带给当时还相当闭塞的故乡。
    1920年夏，雷晋笙和严信民想去法国勤工俭学。他们到留法学生会联系未成，却结识了湖南旅沪学生李启汉。经李介绍，又到霞飞路新渔阳里6号陈独秀创办的外国语学校，结识了在这里教俄语的杨明斋和教法语的李汉俊，从而了解了俄国十月革命的情形，更多地阅读了进步书刊，如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李汉俊翻译的《资本论入门》等。由于李启汉的引导，他们还一起到附近的纱厂去组织工会、工人游艺会，又在闸北麦根路东带角锦绣里6号办了一所劳工补习学校，组织工人在工余时间学习，向工人宣传俄国革命和工人斗争的情况。他们曾举办报告会，邀请陈独秀、沈玄庐、陈望道、李达等去演讲。在此期间，他们还参加了以陈独秀为首组织的一些活动。在这些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先进人物的指导和熏陶之下，雷晋笙逐步识别了什么是无政府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认识到中国要解放，要富强，必须走十月革命的道路。秋后，经李启汉和严信民介绍，雷晋笙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此后，他积极参加团组织的活动，经常深入到工厂进行宣传鼓动。为了宣传社会主义思想，他放弃了《秦铎》的编辑工作，和严信民创办了《新时代》旬刊，主张用劳工革命的方法改造中国。《新时代》共出版10期，因经费困难，停刊了。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之后，雷晋笙由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从此，他更加积极地从事宣传活动。学校当局发现他的进步活动，于次年冬，串通陕西省教育厅，停止了他的公费待遇，使他在经济上陷于困境。雷晋笙为继续学业、给党做工作，靠自己创作和翻译所得稿费来维持生活。创作了《商埠》等小说，翻译了法国莫泊桑等人的《可可特小姐》、《书信》、《传令兵》、《圣诞前夜》、《漂亮朋友》等数十篇作品，得到郑振铎和沈雁冰的重视，有的在《小说月报》发表，有的在上海《国民日报》副刊上发表。1979年，沈雁冰在回忆50多年前的往事时，对雷晋笙的印象仍然很深，他说：“晋笙是个有为青年，给党做了不少工作。他仍然喜爱莫泊桑的自然主义作品，翻译了不少，译笔流畅。1921年到1924年之间，我和他不在一个党小组，我住闸北，他住法租界，但我们常有交往。他和我的弟弟沈泽民来往甚密。”1923年7月，雷晋笙和林伯渠等被党的上海地方委员会编为第三组。他们按照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为推动国民革命运动开展了积极的宣传活动，发动知识分子和社会上层的进步力量推动国共合作，并通过办劳工学校等方式开展工人运动。雷晋笙既要做党的工作，又要维持学业，生活更加清苦。他冬天穿件从旧货摊上买的长袍，夏天穿件短衫，吃饭是到学校大门外吕班路边的小饭摊上买，经常是“阳春面”或菜汤泡饭，有时连饭钱也付不起，只好赊欠，但总要省下点钱来买书报。由于生活条件很差，加上工作学习劳累，他感染了肺病，眼睛高度近视，但仍然夜以继日地完成党交给的任务。
    雷晋笙经常惦念家乡的情况。1923年5月8日，他在致学友李应良的信中曾这样写到：“我今天高兴极了。高兴什么呢？高兴在我们的陕西竟然有一种学生自己办的周报出现了，这是怎样的可喜呀？陕西的黑暗，在现在的中国，可算是有一无二了……但是空谈也是无益，不得不想补救的法子。提起补救的法子，可是再没有报纸的力量大了……现在你们办一种周报，叫我怎么不喜欢呢？因此，对于提倡新文化，讨论学生应兴与应革之弊的周报，是要紧中之要紧，老实是应该先办的”。他在信中还答应为这个刊物写稿。每年暑假，他回陕西省亲，总要趁访贫问苦，宣传缠足和买卖婚姻的害处。他常说：劳苦大众要打碎套在脖子上的枷锁，只有自己起来，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才能过上幸福的日子。
    三
    1924年末，雷晋笙受党组织派遣回到西安，宣传群众，传播马克思主义，筹建党团组织。他担任陕西省教育厅主办的《教育月刊》的编辑，推动这个月刊的主编王授金，把刊物变成宣传新文化和反帝、反封建的阵地，通过它团结知识分子。为了接近群众，他在敬业中学、省立一中、三中等校兼课，讲授国文、中国新文学、社会科学概论等课题。他讲课内容新颖，深入浅出，对学生有极大的吸引力，许多学生喜欢和他接近。他组织学生读书会，推荐进步文学作品，并向学生讲解十月革命情况，介绍《中国青年》、《新青年》等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鼓舞大家同封建军阀、豪绅作斗争。
    暑假期间，雷晋笙组织武止戈发展的张秉仁、康少韩、杨超雄等社会主义青年团员，还吸收进步青年米暂沉、金鸿图等十多人参加，在西安梁家牌楼康少韩的家里，举办了讲习会，他讲解了《共产主义ABC》、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性质和任务。在讲习会前，还发展了一批新团员。7月间，武止戈离陕去苏联学习，由雷晋笙联络吕佑乾、崔孟博等教育界人士，成立了团的外围组织西北青年社，出版了《西北青年周刊》。12月间，又在康少韩家里成立了西北晨钟社，出版了《西北晨钟》旬刊。参加这些活动的有张秉仁、米暂沉、金鸿图、王观政等三四十人。这些刊物，揭露了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的罪恶，宣传了新思想。雷晋笙在为《西北晨钟》创刊号起草的《宣言》中指出：“贫而且弱的中国，到如今这种样子，真叫人伤心惨目，哭不成声。那末，寻求贫弱的原因，筹划解救的方法，想是我国人当务之急。”公开提出“提倡移风易俗”，“推翻腐败政治”的主张。年底，雷晋笙、王授金等筹建了西安教师联合会，与魏野畴领导的西安学生会相配合，组织读书会、学术研究会，开展教育改革等活动。
    1925年初，雷晋笙等按照党的指示，组织群众积极响应声援孙中山召开国民会议的号召，联络西安各界召开代表大会，成立了陕西省国民会议促成会。大会通过宣言和致孙中山、段祺瑞及各省区国民促成会的电文，指出：“民国成立后战乱频繁，人民颠连困苦，是列强扶植和挑唆政客而从中渔利的结果”。公开号召“打倒帝国主义，根本铲除军阀政权，拥护国民会议”。陕西督军兼省长军阀刘镇华，极端仇视民族、民主的群众运动，支持段祺瑞的“善后会议”，同国民会议相对抗。雷晋笙等领导陕西国民会议促成会等进步团体，同刘镇华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们举办演讲会，散发传单，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大造舆论，揭露了刘镇华的罪恶阴谋。孙中山于3月12日不幸在北京逝世的噩耗传到陕西，雷晋笙与吕佑乾、刘含初、王授金等共产党人发起，以国民促成会的名义，于4月15日在莲花池召开了有五六万人参加的追悼大会，号召群众团结一致，遵照孙中山先生的遗志，将国民革命进行到底。大会提出“打倒帝国主义”、“铲除军阀”的口号，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刘镇华。陕西的三原、耀县、渭南等县相继响应，把反对军阀的群众运动推向了高潮。刘镇华后因慑于群众的威力，借口东征，率兵出了潼关。
    接替刘镇华统治陕西的军阀吴新田，压榨盘剥日甚一日，群众仍处于水深火热之中。5月4日，吴新田的第七师所部，与陕西省立一中学生因踢足球发生冲突，军人冲入学校，开枪打伤学生，因而引起西安各中、小学职工和学生的公愤，纷纷罢课、请愿，要求严惩凶手，保障人身安全。雷晋笙等共产党人以陕西省教师联合会为核心，组织教育界人士，站出来支持青年学生的正义斗争，掀起了轰轰烈烈的驱吴运动，公开提出必须把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在陕西的走狗吴新田赶出陕西。
    在驱吴运动中，雷晋笙组织共产党员和共青年团员广泛联系各群众团体，开展了公开斗争，他以西安印刷工会为主干，发起组建了陕西省工会筹备会，被选为书记，通过工会把工人组织起来，并且与陕西省学生联合会、陕西省教师联合会互相密切配合，发动工人、学生、教师“到农村去”、“到部队去”，进行宣传组织工作，把农民和士兵也团结到驱吴斗争中来。1925年6月，上海“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陕西，群众义愤填膺。雷晋笙被省各界团体雪耻会推选为主要领导人。他把雪耻会发展成为以“驱吴”为主要目标的反帝、反封建军阀的统一战线，一方面召开群众大会，发表宣言和通电，提出“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封建军阀与中国人民，都是势不两立，必须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收回租界，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驱除陕西的军阀吴新田”，“严惩枪杀学生的刽子手”；一方面利用《西安晨钟》、《教育月刊》、《新秦日报》，编印《雪耻特刊》、《雪耻》、《沸血》周刊，大力宣传，大造舆论，广泛成立雪耻会的分支组织，使其遍及全省各团体、各县，并且把党、团及学生积极分子组织起来，分十三路奔赴陕西各地五十多个县，宣传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暴行，发动群众开展抗捐、抗粮运动。同时，他还亲自动员商会和各界人士，募集捐款2800元，汇寄上海，援助上海工人斗争。这次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持续了三个月之久，使反动军阀吴新田的罪恶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这时，杨虎城的部队站在群众一边，与民众同心协力，终于把吴新田赶出关中。
    在陕西国民革命和驱吴运动中，西安共青团的组织有了进一步发展。但是，当时有两个团支部，一为雷晋笙领导的，一为魏野畴领导的。根据当时形势的发展和工作的需要，1925年9月间，团中央派吴化之以团的陕西特派员、全国学联的陕甘特派员身份，到西安整顿团组织。期间，中共北京区委派安存真也到西安整顿团组织、筹建党组织。雷晋笙积极协助安、吴对团员顺利地进行了重新登记，成立了团的西安特支，并向团中央和中共豫陕区委作了报告。是年冬，根据豫陕区委的指示，将团的西安特支改为地委，吴化之任书记。
    在整顿团组织的同时，安存真、吴化之将符合党员条件的一批团员转为党员，又以党员雷晋笙、魏野畴、刘含初等为骨干成立了中共西安特别支部，安存真为书记，雷晋笙等为委员。这是西安地区最早的党组织，属党的豫陕区委领导。年底，豫陕区委派黄平万来陕，在中共西安特别支部的基础上，建立中共西安地委，黄平万任书记，雷晋笙被选为领导成员，成为陕西地区党组织的创建人之一。
    军阀吴新田被赶出潼关以后，陕西成为国民军的控制地区。1926年4月，军阀刘镇华卷土重来，以号称10万的兵力逼临西安城下，企图重新控制这个西北重镇。中共西安地委积极投入了陕西历史上有名的杨虎城、李虎臣“二虎守长安”的斗争。在守城中，雷晋笙按照党的安排，把共青团、学生会、工会筹备会等组织起来，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红五月宣传。他与王授金等发起，召开了西安五九雪耻大会和西安各界五卅周年纪念会，连续组织学生宣传队，演街头戏，印刷各种宣传材料，并利用多种报纸，出《雪耻》专刊，动员群众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粮出粮，支援守城部队，还针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所组织的《反赤大同盟》进行批判。雷晋笙为《雪耻》专刊第四期所写的文章，深刻揭露了军阀勾结帝国主义叛卖祖国和民族利益的丑恶行径，联系“五卅”惨案，指出：“在这次事件中，认清了我国各阶级的分化，并证明了工人、学生是民族斗争前线的主力军”；“帝国主义到了张皇失措的时候，就用向来惯用的‘过激’、‘赤化’一些名词恐吓中国民众，破坏民众联合阵线，可是开枪杀人是事实，‘过激’、‘赤化’是谣言。民众在这次事变中，认识得很清楚，从此，把帝国主义者阴险伎俩看透了。”雷晋笙的这次宣传，对于打击敌人，鼓舞群众，起了重要作用。
    在被包围的西安城中，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是一支活跃的力量。暑假期间，由于与外地交通中断，学生大多不能回家，但各学校照例都要放假。党组织为了向学生进行革命教育，决定由雷晋笙负责，以陕西学联和西安青年联合会的名义，开办西安暑期学校。暑期学校的校址，设在城隍庙后街省立一中，先后报名的入学者有西北大学、省一师、女中、一中、三中等学校的学生千余人，也有不少进步教师和其他人员参加。暑期学校分设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文艺三系。社会科学系的学生最多，讲的课程有《社会科学概论》、《社会发展史》、《唯物史观》、《共产主义初步》等。雷晋笙担任行政工作，还亲自授课。他在讲授《社会科学概论》和《唯物史观》时，语言生动，通俗易懂，常引用实例说明理论，深得学生欢迎，每次讲课，连窗外都挤满了听众。他还耐心地解答问题。这所学校虽只办了两个多月，但对宣传革命理论和青年学生的思想提高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还在学校中发展了一批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他们在后来的革命斗争中，作出了重要贡献，有的在革命斗争中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
    西安守城到最后阶段，城内的口粮与燃料愈缺，天天有人饿死，出现了军民争粮的现象；少数地痞、坏分子乘机敲诈勒索，闹得人心惶惶不安；一些豪绅组成“和平期成会”策动投降。面对这种情况，雷晋笙与黄平万、吴化之等分析形势，研究对策，要求守军清除投降分子，主动出击，与援军策应。雷晋笙曾联络各方，在南院门召开了声势浩大的居民大会，揭露“和平期成会”的投降阴谋，提出要求守军向城外主动出击，迎接外援力量；禁止入民宅搜粮，以安人心；镇压策动投降的反动分子。会后，他们还组织群众连续五六天向守城军部请愿。杨虎城接受了要求，镇压了“和平期成会”的为首分子劣绅褚小毖，使人心为之大快。这时，在中共中央和北方区委的策动下，国民军冯玉祥部在五原誓师后挥师南下，前锋迫近西安。为了内外呼应，雷晋笙动员挚友、国民党左派人士孟园悟，由孟代表民众和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秘密化装出城，迎解围部队于三桥以西的后围寨。国民军与守城部队内外夹击，迫使刘镇华的镇嵩军撤离西安。11月28日，西安城解围。这次斗争，有力地打击了直系军阀，策应了国民革命军北伐胜利进军，是陕西党组织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一大重要贡献，雷晋笙为之呕心沥血，发挥了共产党员的中坚作用。
    西安解围以后，陕西革命形势高涨起来。党组织为宣传革命理论，动员群众，推动国民革命运动，决定由雷晋笙负责，以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的名义，创办陕西《国民日报》。由于雷晋笙曾担任过陕西省工会筹委会的书记，与印刷工会及工人有密切联系，因此，印刷工人得知要办报都积极给予支持，使筹备工作很快就绪。陕西《国民日报》是共产党控制的宣传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和新三民主义以及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工具。报社设在西安九府街陕西省印刷局内（即现青年路市第二印刷厂），由雷晋笙担任社长，聘请孟园悟为总编辑，共产党员金鸿图等为编辑，12月21日正式出版。雷晋笙除担负报社的领导工作外，还亲自撰写文章，宣传国民革命。他在1927年1月份先后发表的《为什么要纪念列宁》和《听了乌斯曼诺夫的讲话以后》两篇文章中指出：中国的国民革命必须按照列宁制定的革命原则和苏联社会主义革命的经验进行。针对国民党组织上的涣散和党员政治上的无知，他指出，党要有铁的纪律，党员要有政治的训练，党员要具备政治知识和革命知识，这是中国革命的同志要牢牢记住的。接着，他又发表了《对（国民党）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的希望》一文，指出，要把国民革命进行到底而不半途而废，国民党必须革命化，在打倒老军阀之后，还要继续解决封建的土地关系。他强调，国民革命彻底的进行是建立在农民革命基础上的，希望国民党将孙中山制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坚持到底。雷晋笙对军队的革命化和劳苦大众的利益十分关心。为此，他发表了《军队为何要施行政治训练》、《粮秣征发与人民利益》等文。此外，他还发表了警告英帝国主义干涉北伐胜利进军的文章——《准备应付英帝国主义者》等等。雷晋笙为办好陕西《国民日报》竭尽全力，从组稿、审稿、编排，到印刷、校对、发行，无不亲自过问。这份报纸反映了大革命风暴的现实，确实起到了抨击时弊、打击敌人、鼓舞人民革命斗志的作用。
    1927年初，中共中央决定成立陕甘区委，派耿炳光任书记。遵照党的指示，雷晋笙于2月8日调任陕西省立第一中学校长，报纸由刘天章、杨慰祖、白超然等共产党员接办。按照陕西省教育厅的决定，雷晋笙把原陕西省立一中和三中合并，组建为新的省立一中，校址选定在早慈巷。他聘请共产党员吕佑乾为教务主任，建立秘密的共产党支部作为学校领导核心，以进步教师为骨干，在开学之前，对教具、图书以及师生的食宿等作了周密准备。学生进校后，首先进行政治形势教育，引导学生提出问题，进行讨论；并成立学生会，活跃民主生活。由于领导有方，教师得力，开学不到一月，学校即呈现出生气勃勃的景象。1927年3月9日的陕西《国民日报》上，报道了省立一中的新貌：“一、三中合并，委雷晋笙为该校校长，整理诸务，力求刷新……教育主任吕佑乾与校长按日与学生讲演，作政治报告，并由学生提出问题，互相讨论。”表现出共产党人的办学新风。
    雷晋笙主持省立一中校务时，正值陕西第一次大革命的高潮。他把这所学校办成当时具有重大影响的学府，办成宣传革命思想，响应党的各项号召，站在斗争前列的红色阵地，办成发展党、团组织的据点。如在领导旬邑暴动中牺牲的共产党员吕凤岐，以及共产党员张培元、郭肇基、李天笃等，都是这个学校的学生。
    1927年上半年，革命浪潮席卷陕西，宣传革命理论的出版物如雨后春笋。雷晋笙被国民军联军驻陕总部政治部和陕西教育厅等组成的编撰委员会选为编委，参加编写《共产主义与共产党》、《马克思主义浅说》、《社会进化史》、《帝国主义与中国》等十几种宣传马列主义的书籍。他还担任教育厅的编审委员，参与编写《中山主义教本》。他十分认真地对待这些工作，在审定各种中、小学教课书中，剔除了封建思想糟粕，增添了革命思想内容。
    为了支持工农运动，雷晋笙曾经到共产党员丁世丰组织的长安县鱼化乡和三桥乡的农会，向农民讲武装革命的道理。他还经常出席各种群众会议，如陕西学联和陕西青年社的代表会议，作为特邀讲演者，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北伐军胜利进军的大好形势。蒋介石四一二政变以后陕西各界于5月5日在大莲花池召开各阶层民众数十万人参加的大会，纪念五一劳动节和五五马克思诞辰，雷晋笙即席讲演，愤怒声讨蒋介石的反革命罪行。5月16日，雷晋笙在主持一中追悼李大钊大会上慷慨陈辞，指出：新老军阀南北配合，扑灭革命，屠杀革命志士，证明张作霖和蒋介石是一丘之貉。他号召继承烈士遗志，把国民革命进行到底。当时，敌人曾暗中恐吓，要他保持缄默。他愤然地回答说，共产党人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向群众讲真理！6月间，冯玉祥追随蒋介石公开反共的消息传来，陕西的革命形势骤变。7月上旬，陕西国民党当局逮捕了共产党员刘天章、白超然，陕西改组了《国民日报》，使各方震惊。但雷晋笙没有被白色恐怖吓倒。7月11日，他还组织陕西教育界人士在省立一中举行了学习会，并公开发表讲演，痛斥蒋介石张作霖新老军阀的反革命罪行，勉励教育界人士沿着国民革命的道路大踏步前进。
    1927年7月中旬，国民党反动派开始在陕西“清党”，胁迫不坚定的共产党员公开登报，声明退党。中共陕西省委（由陕甘区委改组而成）迅速采取应变措施，党的组织转入地下。雷晋笙是国民党反动派列在名单上的首要分子。7月24日晚，当他得悉敌人将要立即逮捕他的消息以后，即与爱人李馥清等共十余人潜出西安，决定到武汉去找党中央。那时，陇海铁路只通车到豫西灵宝，从西安出潼关到灵宝，三百来里的旅程靠搭乘马车。他们为了避开国民党军警人员和特务的盘查，巧装为行商。在艰辛的旅途上，雷晋笙对革命充满信心，常向革命同志吟咏好友徐蔚南的赠诗以相勉励：
    头颅赌博贯年年，
    结慧凌霄交大干；
    那堪澎湃英雄血，
    杀向天涯染杜鹃。
    他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不惜用鲜血和生命去染红那憧憬中的象征着革命胜利的杜鹃花。雷晋笙就是这样鼓舞同志，排除万险，为革命勇往直前。
    四
    1927年10月，雷晋笙被党中央派任河南省委秘书长。他和李馥清从武汉到达开封，与地下省委组织接上了头。这时省委书记周以栗（化名岳易云）、组织部长任作民和其他同志，正在贯彻党中央八七会议精神。雷晋笙协助周以栗工作，批判了原河南省委的右倾错误，分析革命形势，决定在党的工作基础和群众条件较好的确山、信阳、汝南、商城、固始等地组织暴动。
    1927年1月16日，中共河南省委为了使宣传工作赶上迅速发展的革命形势需要，作出了关于加强省委机关报——《猛攻》的决定，由岳易云、汪厚之和雷晋笙等16人组成党报委员会。此后，雷晋笙为《猛攻》的《短刀》（副刊）写了不少通俗而短小的文章，对组织和指导革命斗争起了不小的作用。
    1928年2月，河南省委在领导了确山暴动之后，正在布置汝南、商城、固始的暴动。一天，雷晋笙到开封火车站附近旅馆，与暴动地方派来的联络人金鸿图接头，不意金前夜被捕，特务在旅馆潜伏。雷晋笙遂被当场抓去。敌人将他押到军法处，捆住一脚一手，吊在梁上，轮番审问，直到天亮。特务们把已经昏迷过去的雷晋笙从梁上放下来，用冷水泼醒，又扒去衣服，用皮鞭、钢丝鞭打得他皮开肉绽。他始终按照事先准备好的假口供回答。敌人一无所获，把他押到开封第一监狱。不久，李馥清也被抓去。到了4月间，省委书记岳易云、组织部长任作民和省委交通安子文先后被捕，都与雷晋笙押在同一监狱。
    雷晋笙在敌人的监狱中，一刻也没有忘记对敌斗争和自己的学习。他和自己周围的同志建立了联系，在狱中组织了秘密的中共党支部，担任了支部书记，做了许多工作。如用暗语传递政治消息，进行内部教育；统一计划，管理在牢中同志们的存款，分配支用；对病号给以补贴；建立通讯员进行狱内联络；和狱外的党组织联系，向党组织请示和汇报工作；组织集体创作，等等。他们在狱中还组织过绝食斗争，也组织过用请愿的方式反对侮辱，要求放风，要求准许给家属、朋友写信，准许自由接见、自由看书报，以及改善伙食等，都起到了相当效果。雷晋笙等10人写出了3万多字的《狱中生活》，转递出监狱，交给了党领导的救济狱中难友及其家属的济难会。
    1928年底，由于党组织营救，在敌内部工作的南汉宸利用当时主持河南军政的韩复榘清理监狱的机会，建议韩复榘把押在开封监狱的罪犯重新加以审问，凡罪证不足的，可以找“保”释放。不到一个月，共开释一百五六十人，雷晋笙因而得以获释。
    雷晋笙出狱后，仍留在河南省委，负责济难会，专门做营救仍被押在狱中的难友的工作。他于1929年1月18日，就当时河南党内争论的狱中是否应有党组织的问题，向党中央写了报告，提出：“共产党在任何有三个同志的地方都应该组织起来，狱中有很多同志还需要受训练，所以有条件时在狱中建立党组织是需要的。”“危险是不可避免的。要说服动摇的、悲观的同志，也只有以党的组织才好来训练他。不能因为怕被敌人发觉而不成立或取消（党支部）”。他还就党在狱中应该怎样组织党支部以及狱中各种秘密工作的方式方法等向党中央陈述了自己的见解。他举例说，他在狱中曾用都、来、米、法、索、拉、西写出形似乐谱实为密码的通讯，用唱歌谱的方法在狱中互相通话、送情报，致使“敌人毫无办法”。
    1929年11月初，党中央决定调雷晋笙到山东省委工作。雷晋笙和李馥清带着简单的行装，先到上海，参加了党中央举办的训练班。12月间，中央组织部任命雷晋笙为山东省委书记。他肩负重建省委的重担前往赴任。山东省委于1928年下半年因叛徒出卖而连遭破坏，刚到任不久的省委书记吴丽石又已经暴露，中央决定调离吴丽石，由雷晋笙接替。雷晋笙明知这是要冒生命危险的，但因党的需要，就欣然受命。月底，他偕同李馥清到了青岛，未接上组织关系。随后，他们知道预定接头的机关破坏了，发现情况异常，在青岛未多停留，又返回上海。当中央负责同志跟雷晋笙谈到重建省委机关是一项艰巨任务时，雷晋笙斩钉截铁地回答：“不怕一切困难，坚决完成任务。”表示愿意马上重返山东。这时，负责中央交通工作的吴德峰接通了济南的联络地点和信号，又作了周密的准备，雷晋笙化名为李克平，同李馥清于1930年1月29日到了济南。
    这一天是旧年除夕。雷晋笙夫妇来到济南，已是街头万家灯火，人们共话新春的时候了。他们找省委交通员王某接上了关系，行装甫卸，未及歇缓，就投入紧张战斗。雷晋笙充分估量了严峻的形势：党的组织破坏殆尽，残酷的镇压使一些同志失去了斗争的信心，敌特象野猫子一样盯视着党的地下工作的动静……他镇静自若，深思熟虑地草拟了斗争方案，把立定脚跟重建省委机关作为第一步。为了了解情况，听取意见，他神速地奔波于街头巷尾、纱厂、学校和千佛山下、大明湖边，常为躲避敌人的盯梢，一日数次迁居，有时就宿于工人群众的小棚。就在新的省委机关积极筹建，并与青岛、德州、泰安、章邱、淄博等地的组织建立了联系，部署了斗争任务之时，早已叛变的省委交通王某向敌人告了密，使省委机关再次遭到破坏，尚未离去的原任省委书记吴丽石和团委书记李志英以及雷晋笙、李馥清等先后均被逮捕。
    敌人知道雷晋笙是不久刚从上海派来的，妄图从他嘴里知道更多的党内机密，因此施用了种种刑具逼供，压杠子、下竹签、坐老虎凳、踩烧红的铁链子、向鼻孔灌辣椒水等等。但毒刑始终没有使他吐露实情。在叛徒卢成锐、李远大和王某等当堂与他对质时，他只承认自己名叫李克平，河南开封人。在敌人的审判厅上，他大义懔然地控诉了国民党反动派祸国殃民的罪行，愤怒地斥责叛徒是“毫无廉耻的狗东西”。对敌人的利诱软化，他更是嗤之以鼻，说：“别来这一套，要杀快杀，无话可讲！”敌人判处他无期徒行。
    1930年2月，雷晋笙被押于济南山东省第一监狱。入狱不久，因经受肉体和精神上的种种折磨，他肺病复发，长夜咳嗽不能入睡，生命岌岌可危，幸得狱内同志的帮助，才转危为安。李馥清被捕后，因无犯罪证据，不久被释放。她出狱后，给雷晋笙买了药物，使雷晋笙的身体逐渐得到了恢复。狱中难友有宋占一、邓恩铭、刘谦初（前几任的省委书记），还有陕西同乡党维榕等。雷晋笙主动地和难友们联系，用约定的密码和暗语传递消息，和难友们一起要求监狱改善伙食，准许治病、放风、接见亲友、阅读报刊等，还设法同狱外的同志建立联系。敌人知道雷晋笙是首要分子，给他加了重镣，单号看管。但是，这些迫害并未使他松懈斗志。他在通过狱卒寄给李馥清的信中，嘱咐她要更好地为党工作，更满怀信心地去迎接革命的胜利。党中央决定设法营救山东被捕同志，并曾为此做了不少工作。李馥清在济南，由于敌特盯梢，处境十分困难，遂回上海。她为了营救雷晋笙，找到沈雁冰、郑振铎，由他们帮助，把雷晋笙翻译的莫泊桑长篇小说《漂亮朋友》的版权卖给商务印书馆，得款500元。正在筹划营救办法，却传来了雷晋笙等壮烈牺牲的消息。
    还在1931年3月间，国民党反动派在山东的刽子手韩复榘和省党部书记张苇密谋策划，妄图迫使被押在狱中的共产党领导人屈膝投降。他们亲自出马提审一些共产党人，采用软硬兼施、威吓利诱的办法，说什么只要在报纸上公开声明，退出共产党，拥护三民主义，就可以获得“自由”并被擢升重用。这些共产党人投之以蔑笑。敌人恼羞成怒，露出狰狞面目，当场枪杀了女共产党员郭隆真。雷晋笙等对于敌人的恐吓置之不理。韩复榘黔驴计穷，向蒋介石打报告，要把22名共产党人一次枪决。
    1931年4月5日，山东省临时军法会审委员会在省高等法院开庭，以雷晋笙“供认加入红匪，担任工作”的罪名，判处死刑。凌晨6时，雷晋笙与宋占一、邓恩铭、刘谦初、吴丽石等22位同志，就义于济南纬八路东南角草地上。在临刑前，他们慷慨激昂地连续高呼：“共产党万岁！”“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打倒帝国主义！”表现了共产党人视死如归的革命豪情。雷晋笙等共产党人的鲜血，浇灌了齐鲁大地的革命之花。4月14日出版的中共山东省委机关报《山东红旗报》报道了雷晋笙等22名共产党员壮烈牺牲的消息，号召广大工农一致起来反抗国民党的残酷统治。为了纪念雷晋笙烈士，沈雁冰、郑振铎将他和徐蔚南翻译的莫泊桑的短篇小说，合编为《莫泊桑小说集》，于1932年由中国新文化书店出版发行。党中央编刊的《革命烈士英名录》，记载了雷晋笙的革命事迹。
    （张钧华雷友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