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汉宸
（1895—1967）
南汉宸，山西洪洞人。1924年入冯玉祥部，任国民军第三军军需、参议。1926年任国民军联军第三军政治部主任，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长期从事统战工作。1928年春与魏野畴等领导皖北暴动。1930年任陕西省政府秘书长。1932年冬因南京政府通缉离职，到天津、上海等地从事中共地下工作和统一战线工作。1936年西安事变前后，在西北做争取张学良和杨虎城的统一战线工作，并协助和平解决西安事变。1937年任第二战区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组织部长。1939年回延安。1940年赴晋西北帮助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后回延安，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1941年调任陕甘宁边区政府财政厅厅长兼边区参议会秘书长。1945年任晋察冀边区财政处长。1948年任华北财经办事处主任兼华北银行总经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中国银行董事长、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主席，并被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常委。“文化大革命”中遭到迫害，1967年1月逝世。
南汉宸，原名南汝
，化名王剑秋，1895年12月14日出生在山西洪洞县韩家庄。
南家属自耕农，家有薄产。汉宸四岁时父亲故去，全靠祖母把他培养成振家立业之人。
南汉宸有个表兄，是清朝最末一科秀才，把南汉宸介绍到自己的同学狄龙田处学习。狄龙田是小学教师、哥老会成员，全县闻名的革命党人，学问博深。他要求学生放弃《四书》、《十三经》，专读新书。1911年，狄龙田把南汉宸等二十余名学生领到太原，入官费的第一师范学校读书，还特意把他们介绍给同盟会山西负责人王用宾。王用宾除抽时间来校授课外，常送给他们一些新书和日本出版的《民报》。不久，辛亥革命爆发了。太原革命后的第五天，南汉宸和十几个同学被派回晋南，到赵城、洪洞、汾西一带招兵。
南汉宸等回到家乡，很快就参加了哥老会，利用哥老会的关系，不到半月就集合了2000余人。他们把这2000多人带到太原，队伍番号是义务敢死队，接着开拔到娘子关，归新军一路统领杨潜夫指挥。这时，南汉宸肩扛毛瑟枪，已是统领100多人的队长了。不久，南北议和，阎锡山投靠袁世凯。1912年，部队遣散，南汉宸重回师范读书，后又考入官费的太原高级工业专门学校。
太原高级工业专门学校政治空气沉闷。南汉宸身为班长兼斋长，常常组织学生们闹学潮，为此，他被学校当局视为眼中钉，在1913年间的两个月中就被开除三次。全体同学罢课反抗，并摔碎学校的除名牌，才使校方收回成命。但南汉宸已决心离开这里了。
1915年，南汉宸回乡教书。在乡下的三年中，他接触过基督教徒，读了许多基督教的书。此时的南汉宸虽有革命激情，但思想上还是一片迷茫。乡村的清静闭塞使他与沸腾着革命气氛的城市隔绝了，真可谓“拔剑四顾心茫然”。过年时，他在家门口贴了幅对联：“垅旁辍耕真面目，灯前推稿假诗人。”一个同学看了叫道：“你是要造反呀！”
1917年，晋南革命人士不堪忍受阎锡山的暴虐统治，联络陕西革命志士郭坚攻打山西。南汉宸参加了赵城的反阎内应活动。他们在赵城集合百余人，黑夜进入安泽县，缴了公安局的70余枝枪，又抵霍县缴枪60余枝。后因郭坚部被陕西督军陈树藩勾结阎锡山堵截惨败，南汉宸参加的赵城活动，也随之告终。
南汉宸返回家乡，欲向实业方面努力。经和友人商议，大家集资5000元，在赵城东山办起义集煤炭公司，南汉宸被推为经理。公司于1920年正式开业，同时还经营水力纺织和轧花。但由于资金不足，交通不便，又无力与大企业竞争，两年后就停办了。这期间，南汉宸曾到东山上的广胜寺里，阅读了佛经。
1922年，续西峰、景梅九、续范亭等在天津反对北洋政府，联合大名镇守使兼十五混成旅旅长孙岳参与其事。孙岳部下有南汉宸的许多旧识，屡次邀南出山。1923年，南汉宸离家抵津，参加陕军第一师，重新投入轰轰烈烈的反军阀洪流之中。1924年北京政变后，冯玉祥、胡景翼、孙岳三方改编为国民军第一、二、三军，南汉宸参加了孙岳的第三军，任军需；不久，奉孙岳令在郑州招集兵马。1925年秋，南汉宸又被派到第三军训练处任处长，培训十队学员。津浦路战争爆发，国民军开赴天津，训练处的八个队随军作战，南汉宸率其余两队到河北灵寿、平山一带招募新队员。1926年春，南汉宸带六队新兵开到津浦线泊头镇参战。但时乖命蹇，国民军屡战屡败，南汉宸和训练处辗转保定等地，与胡德夫旅的训练处合为第六混成旅，续范亭任旅长，南汉宸为参议。不久，张作霖、吴佩孚、阎锡山合围国民军。第三军受命攻打蔚县，并阻击易州来犯之敌。续旅正面是敌魏益三部，两军相持数月。5月初，多伦失陷，张北告急，国民军军心涣散，南口战役失利。第三军第一师师长徐永昌欲投降阎锡山。续范亭、南汉宸坚决反对，表明即使饿死沙漠也绝不向阎某俯首！争论半夜，终于破裂。徐永昌投降了晋军；续旅和武勉之的骑兵旅退到绥西五原，另建军部，推邓宝珊为第三军军长，南汉宸任第三军参谋处长。1926年9月，冯玉祥由苏联回到五原。9月17日在五原誓师，公推冯玉祥任国民军联军总司令。由于冯玉祥此时实行亲苏政策，故成立了以共产党人刘伯坚为副部长的总政治部；各军也成立了政治工作委员会，南汉宸担任第三军政治工作委员会委员长。
在国民军转战的两年中，南汉宸曾与共产党员蒋听松、王一飞、卢绍亭等一同共事，还阅读了《新青年》、《向导》上的不少文章，对共产主义有了较深刻的认识，觉得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并渴望自己能成为一个共产党员。
1926年10月，国民军联军由每个军挑选四人组成参观团访问苏联，第三军有武勉之和南汉宸参加。启程前，南汉宸找到总政治部副部长刘伯坚，郑重提出加入共产党的请求。刘伯坚素知南汉宸追求进步，是个练达的政工干部，故毅然接受了他的请求，并和高敬轩一起作了南汉宸的入党介绍人。刘伯坚嘱告南汉宸在路上要多同参观团团长鹿钟麟接近，团结此人，为以后在西北活动奠定基础。
参观团于11月由五原出发，一个月后到达莫斯科。在莫斯科、列宁格勒等地共住三个月，参观了许多机关、学校、军队和农村，听取了苏方关于十月革命历史经验和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报告，使南汉宸倍受鼓舞和启发。整个参观期间，南汉宸遵照刘伯坚的嘱咐，主动接近鹿钟麟。鹿钟麟对南汉宸十分信任，许多演讲稿都要南汉宸起草，直到回国后二人还保持着联系。
1927年6月，参观团回到西安。在南汉宸等出访期间，国民军联军向宁夏、甘肃、陕西进军，并于1926年11月解了被军阀刘镇华围困八月之久的西安城围。1927年5月，国民军联军改称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开赴潼关，配合北伐军北进。南汉宸回到西安时，正值冯玉祥先后参加汪精卫、蒋介石召开的郑州会议和徐州会议，公开投靠蒋介石，准备在所属部队反共“清党”之时。他赶到潼关找到刘伯坚，一起交换了对时局的看法，刘伯坚嘱咐他尽力留下工作。随后，南汉宸偕同鹿钟麟到了开封。当时，冯玉祥任河南省政府主席，实际由鹿钟麟以民政厅长代主席之责，委南汉宸为河南省政府秘书主任兼第一科科长，党内受河南省委负责人任作民领导。南汉宸这时写了一本16万字的《游俄视察记》，介绍苏联十月革命的历史经验和革命后的建设成就，并指出人类社会的光明前途，以鹿钟麟的名义印了5000本散发，影响颇大。不久，冯玉祥电令烧毁。
1927年夏，杨虎城的国民革命军第十军在陇海路东段与直鲁联军张宗昌、褚玉璞部作战失利，退至皖北太和。杨部和原驻太和的第十七军高桂滋部的共产党员，在军内外积极开展革命活动。同年冬，为加强党对皖北工作的领导，中共河南省委决定派南汉宸带一批共产党员去皖北。南汉宸接到通知后，以“有病”为由向鹿钟麟告假，并让武勉之、高敬轩、刘仲华等“开小差”离开鹿部，相偕前往皖北。南汉宸等到皖北后，向驻军和地方党组织传达了党的八七会议文件，并同共产党员魏野畴一起，积极做杨虎城的工作。此时的杨虎城想摆脱冯玉祥，又不愿归蒋，正处在苦闷彷徨之中。他素闻南汉宸在孙岳处训练干部有方，又是国民军的旧部，遂热情邀请南汉宸等到第十军工作。为了改造第十军，在皖北站稳脚跟，南汉宸欣然同意。按照南汉宸的建议，杨虎城决定从全军基层官佐中选择400多名进步青年，成立革命军事干部学校，并任命南汉宸为校长。这所学校建立后，为第十军训练出大批军政干部，其中还发展了一批党员。党的力量的发展，使十军内的保守分子深为恐慌，一致反对南汉宸等“赤化分子”。但杨将军深感旧军队之腐败，合作、改组之心甚诚。
1927年12月，中共皖北第二届特别委员会在太和成立，南汉宸任特委书记，第十军政治部主任魏野畴负责组织工作，第十军秘书长蒋听松负责宣传工作。在皖北特委领导下，太和等县发动农运，反帝反封建，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尖锐的斗争。杨虎城的夫人谢葆真作为一个妇女领导人，也参加了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
杨虎城改组第十军的消息传到南京，蒋介石派反共大同盟的山西人韩振声到皖北，借“劳军”之名，行扰杨之实，并要求逮捕共产党员南汉宸等。杨虎城坚辞：“顾到朋友间的道义，我不能这样办”，拒不受命。由于韩振声的胁迫，杨虎城只好离开部队前往南京。这时，南汉宸等向杨虎城袒露了准备暴动的打算，杨虎城以条件不成熟劝阻，但见南汉宸等意已决，就吩咐第二师副师长、代理十军军务的孙蔚如关照朋友们。之后，杨虎城去了南京。
1928年春，南汉宸和魏野畴等分头行动。南汉宸到了亳县，立即着手动员鹿邑、柘城一带党的力量，阜阳暴动人员及第十军官兵、干校学生共五六百人也集结起来。不料第十军党内有人告密，交出党员名单。孙蔚如根据名单，把太和的近200名党员集中送走。为减小敌人注意的目标，南汉宸也离开太和，特委书记由魏野畴继任。孙蔚如亲自把南汉宸送出太和十里外的旧县集，临别时对南汉宸说：“以后有机会再合作嘛！”起义于4月8日举行，由于敌我力量悬殊，激战两日，起义失败，魏野畴、昌绍先等中共党员牺牲。
这时，河南省委也遭到破坏，南汉宸只身在开封躲了十余天，不得已又找到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前线总司令鹿钟麟那里，等待机会。不久，河南省代主席邓哲煦任命南汉宸担任豫南赈灾委员会主任委员。1928年10月，韩复榘接任河南省主席，由鹿钟麟举荐，南汉宸当了信阳县县长。这时，南汉宸和王友兰结为伴侣。在县长任内，南汉宸理政有序，一时传为佳话。他还利用合法职权，掩护了许多革命同志。参加皖北暴动的高敬轩在开封找到党组织，南汉宸安排他到信阳县府工作，并通过他和河南党组织取得间接联系。
1929年夏，韩复榘致电南汉宸，调他到省府供职。他两天就交待完工作，到开封就任省府主任秘书、行政人员训练所主任和区长训练所教育长等职。当时，在开封监狱里关押着近百名共产党员，听说其中还有中共河南省委宣传部部长任作民。南汉宸为明真像，建议省主席清理监狱。韩复榘下一道手谕，让南汉宸代理。南汉宸到了监狱，果然发现有任作民，但他们的身分均未暴露，便私下把狱中同志开了一个名单，又夹进了一些非政治犯，共100来人，与警察局送来的名单同时送给韩复榘过目。他提醒韩说：绝不能承认开封有这么多共产党，否则，这等于给南京提供了口实。南汉宸知道韩复榘幼年时曾因偷窃被官府抓住过，当官后最讳抓小偷，便对韩说：“我代主席去监狱查访过了，他们哪里是什么共产党，警察抓的全是小偷！”韩复榘一怔，大骂警察不中用，并授权南汉宸处理此事。南汉宸到高等法院把韩的话顺风一吹，法院例行公事地草草判决，一个星期时间，这些同志就安全出狱了。任作民获释的当天深夜，南汉宸把自己积攒的薪金送给他，作为重建党的省委机关和开展革命活动的经费。
1930年，蒋、阎、冯中原大战期间，韩复榘回山东，鹿钟麟进抵开封，南汉宸留任河南省代理民政厅厅长，不久奉鹿命去南阳联络杨虎城。南汉宸到南阳后，同杨虎城讨论了中原战局。7月，南汉宸返回开封不久，冯、阎在陇海线失败，杨虎城乘机袭击冯玉祥，进逼潼关，被蒋介石任命为陕西省政府主席。他派交际处处长李光守到开封邀南汉宸，一起经营大西北。同年10月，南汉宸被杨虎城委任为陕西省政府秘书长。因军事牵涉，杨虎城要南汉宸先进西安，代他主持筹划省府内阁，实行初步安定措施。蒋介石为了促使杨虎城攻打冯玉祥，也就同意了这种安排。
南汉宸率部经潼关进西安时，蒋介石为控制陕西，复派顾祝同率中央军进逼陕东。南汉宸获悉，立即命令杨部冯钦哉师抢先进驻潼关，并授计冯钦哉把县城里像样的公私房屋全部占据，让顾祝同意识到：陕西不欢迎他。等中央军的大部队入潼关后，果然饥寒交迫，处境狼狈。顾祝同见到南汉宸大发牢骚。南汉宸说：“县城里的住房实在困难，冯钦哉师先进城，已经住下来了，硬叫他们搬出来让给中央军住，会影响两军关系，下面还可能出乱子。再说，又让冯钦哉师到什么地方去呢？”
南汉宸进西安后，以秘书长身份和杨虎城所授之权整顿陕政。他处理的第一件事，就是根据杨虎城释放政治犯的命令，释放了大批被关押的中共党员，如潘自力、李畅英（即李大章）、吕剑人、蒲子政、徐梦周、刘继曾、景瑞卿、王友章等，有的就被安排到十七路军和各地、县工作。1931年春，刘志丹被捕。南汉宸得知后，力劝杨虎城排除阻力，下令放人，并请陕西名士杜斌丞从中斡旋，终于把刘志丹营救出来。
杨虎城初回潼关时，陕西省府的班子已具规模。当时最棘手的问题是如何恢复生产。经过多年战乱，尤其1929年的年馑赤地千里，民不聊生。南汉宸协助杨虎城团结、鼓励省内外人士献计献策，突击救济。他还建议利用国际组织华洋义赈会的赈额，以工代赈，把著名水利专家李仪祉请到陕西担任建设厅厅长，规划并督修泾惠、洛惠、渭惠、梅惠四条灌渠，使关中平原粮棉产量获得显著增加。在整顿经济的同时，还开始着手澄清吏治，制定了安定秩序的各项措施。
南汉宸大力协助杨虎城改革文教，发展新闻事业。为了启用有志于发展陕西教育的李百龄出任教育厅厅长，南汉宸在杨虎城赞同下，通过中共地下党组织，发动学生开展反对南京政府任命的原教育厅厅长李范一的“倒李（范一）”运动，迫使李范一辞职他去。李百龄就任教育厅长后，南汉宸积极支持他的工作，教育经费概不拖欠，还委任了一批进步分子到各校担任校长。1931年到1932年，西安有了四家报纸。《西安日报》和《西北文化日报》，均由共产党员负责主办，《新秦日报》和《民意报》两家私营报纸，南汉宸也支持他们的工作。国民党中央为了控制陕西舆论，也在西安办了个《西京日报》，诬蔑共产党，攻击杨虎城。南汉宸、杨虎城多次劝说、警告无效，杨虎城便私下派人把社长邱元武杀了。
陕西政局焕然一新，杨虎城更加器重南汉宸，省府一般事务都交南汉宸全权负责。省府工作人员对南汉宸也十分尊重，称他为“南先生”，而反对派则攻击说陕西是“秘书长专政”。南汉宸处事十分谨慎，当地方势力李某连续三次派人送房契给他时，都被他拒绝了。
杨虎城素有统一西北的宏愿。为此目的，他于1931年派十七师师长孙蔚如部攻打兰州，驱逐了吴佩孚、雷中田等势力，改编了地方部队，并准备进攻新疆、宁夏。此时，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已扩展到5万余人，潼关、华阴、西安共有三个兵工厂，财政收入也自给自足了。然而，杨虎城统一西北的计划终因南京政府的干涉而受挫，孙蔚如的部队被迫撤出甘肃。
1932年4月，国民党政府考试院院长戴季陶到西安。4月26日教育厅在民乐园召集的有1000多中、小学生参加的集会上，他大肆宣扬儒、释、道，闭口不谈抗日问题，遭到与会学生的质问和围攻。主持会议的南汉宸感到已经教训了戴季陶，才护送戴逃走。此事震动了南京当局。CC特务说：陕西这个鬼地方红、白不分，比江西要难管得多！南京当局决定改组陕西省政府。
1932年夏，杨虎城在三原养病，陈立夫特地探病示慰。他在经过冯钦哉师驻地时遇到了南汉宸，想拉拢南汉宸到南京工作，被南汉宸婉言拒绝。不久，国民党政府行政院电告杨虎城，南汉宸是共产党员，证据确凿。但杨虎城托病不理。蒋介石无奈，又派胡逸民携函会见杨、南。胡逸民阴险地把委任状和通缉令一起摆在南汉宸面前，并提醒说：你要么到南京当中央监察委员，要么就到南京下狱，任选一张！南汉宸一向冷静，这回却激怒了，他说：“我宁愿选择通缉令！”胡逸民碰了个钉子，悻悻而去。南汉宸知道南京方面不肯善罢甘休，就向杨虎城提出辞呈。杨虎城赠金相送，并建议南汉宸夫妇东渡日本避难。
南汉宸和夫人王友兰到日本后，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1933年夏，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在张家口誓师，南汉宸在日本分别收到吉鸿昌和冯钦哉的电报：吉电邀他回国共商抗日大计；冯电请他回国出谋划策，脱离杨虎城。南汉宸对冯钦哉的做法深表遗憾，书信相劝大可不必；然后于8月应吉鸿昌之邀回国。但不幸同盟军失败，他暂住天津租界，一边寻找党的组织，一边聚合高敬轩、谢祥荫、张道吾等，准备迎接抗日高潮。
这年冬天，孙殿英率部去包头，就任青海西区屯垦督办，派人来津约南汉宸去包头。孙殿英是在国民军时期认识南汉宸的，这次去西北，受蒋、阎掣肘，想通过南汉宸联系杨虎城，扩大声势。南汉宸请示了上海中央局，中央认为孙殿英虽不可靠，但他毕竟有4万之众，即使暂时的联合，也会给反蒋抗日创造条件，所以批准南汉宸前往包头孙殿英处开展统战工作。孙殿英对南优礼备至，聘南汉宸为高等顾问。南汉宸尽量争取孙，帮助他加强同红军和杨虎城的联系，并为之起草了三方合作通电，准备到达陕甘宁边界后以杨虎城名义发布。同时，在南汉宸的动员下，孙殿英决定送给陕北红军2000余枝枪，约定陕北红军派遣部队前往黄河渡口接应。可孙殿英急于消灭马家军准备西进，经南汉宸联系，陕北红军如期接应，杨虎城也派兵声援。孙殿英妄图孤军速战速决，南汉宸力劝无效。果然攻宁夏两月未下，士气大挫，部下纷纷叛离。蒋介石乘机停止军饷，撤了孙的督办公署和本兼各职，余部退回绥远，又被晋军缴械。
南汉宸于1934年四五月间回到天津。这时，吉鸿昌也在天津。南汉宸曾奉上海中央局指示，到泰山访晤了冯玉祥，共策抗日大业。很快，冯玉祥领导成立了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同盟中央委员会由冯玉祥（徐维烈代）、李济深（任应歧代）、方振武、方本仁、吉鸿昌、张碾生、邓哲煦、宣侠父、南汉宸等组成，南汉宸任秘书长。4月，吉、南、宣准备在豫南组织较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吉鸿昌等还计划把江西的两师旧部拉回河南，组织十几万人的中原暴动；另派茹志章去陕西，联合杨虎城一起行动。杨虎城十分赞同，拿出1万元作为捐助，茹志章交给了南汉宸。南汉宸这时还找到老朋友、察哈尔省保安司令部参谋长支应麟，做他的思想工作，终于促成支应麟率部起义。同年10月，宣侠父获悉蒋介石和南京政府下令逮捕吉鸿昌、南汉宸等。11月，南汉宸奉调往上海工作。
南汉宸扮作商人登车南下。中途，他十分关心吉鸿昌的安全，曾打电报给吉鸿昌，告诉他“生意已成交，急速来沪。”可是，当他抵达上海刚刚跳下火车，就接到联络员送来的情报——纸烟盒上三个赫然黑字：“吉被捕！”他没有出站，旋即登上一列北去的火车，返回天津，营救吉鸿昌。
南汉宸一到天津，就和地下党组织商量了营救措施。接着他一边派人日夜兼程上泰山，请冯玉祥将军下山保释，一边就近活动。他通过朋友关系，先找到河北省主席、东北军将领于学忠。于学忠推诿自己不敢独担此任，必须再有几个大员担保才行。他又找住在天津的鹿钟麟。鹿钟麟听他说明来意，面有难色地说：“为了老朋友担些风险也是应该的，只是我在国民党和政府里徒具虚名，没有实权，人微言轻啊！”南汉宸讲了于学忠的意思，但鹿还是叹气。正在南汉宸重作筹划时，蒋介石电令天津军警当局，将吉鸿昌押往北平，由何应钦查办。吉的旧部准备劫车，但狡猾的敌人却提前把吉鸿昌押送走了。营救吉鸿昌的活动没有成功。11月24日，吉鸿昌在北平英勇就义。
吉鸿昌殉国后，南汉宸回到上海，在上海中央局工作，和王世英、刘仲华等一起，负责编辑国际情报。
1935年，何应钦和北平蒋军撤走，华北又被冯玉祥系的军队统治。这时，上海中央局遭到大破坏，同党中央、共产国际失去联系。为保存党的力量，上海中央局机关搬到天津。
1935年7月南汉宸从上海抵达天津后，根据党的决定，被派到北方局下属的联络局工作，主持情报收集和“兵暴”运动。此时，北方正澎湃着抗日怒潮。王世英和南汉宸等在学校中发展力量，吸收了40名党员，并且团结了许多著名学者，如杨秀峰、张申府、张友渔、阮慕韩、黄松龄、齐燕铭、吴晗等，扩大了抗日统一战线。东北军退入关内后，东北军将领马占山把他的军官集中到天津由南汉宸训练，并组织了抗日同志会，由南汉宸负责。对于“蒙疆自治政府”和“冀东防共政府”的军政情况以及日军动态，南汉宸格外注意。他亲自到张家口布置、检查情报工作，把获得的秘密情报登在内部刊物《广闻通讯》上。对于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南汉宸更为关注。1935年10月，他约当年曾一起在陕西省政府供职的旧友申伯纯来津会晤，同申商议如何做十七路军的工作，希望促进杨虎城与我党合作。申伯纯相机去南京，见到正参加国民党五大的杨虎城，交他看了中国共产党的《八一宣言》。杨虎城完全同意中共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并请申伯纯向南汉宸转达派人具体商讨的愿望。
杨虎城由南京返回西安没几天，长征到达陕北不久的中共中央也派汪锋携毛泽东的亲笔信到西安见杨。杨虎城不知真假，复派省府科长、中共秘密党员崔孟博到天津找南汉宸询问。正巧南汉宸调动工作，王世英要去陕北向党中央汇报白区工作，遂随崔孟博到了西安。王世英见到杨虎城，证明了汪锋是自己的同志。王、汪同杨虎城经过商谈，在南汉宸早先提出的六项建议的基础上，商订了四项合作原则。这些原则由王世英带到东征前线向毛泽东、周恩来等汇报，得到了中央的同意。从此，红军和西北军的合作正式开始。
这期间，南汉宸在天津交通旅馆向我党同志、东北人孙达生介绍了杨虎城的情况。南汉宸说：“中央红军到西北，东北军也到了关中，如果三方能够合作最好。西北地理位置好，完全可以减轻蒋介石的压力，争取苏联援助，以发动群众，反蒋抗日，转变‘围剿’红军的形势，党内同志要促进东北军和西北军的联系，希望你为此努力。”南汉宸还把张学良的老友高崇民介绍到西安，负责张、杨双方联系。高崇民和孙达生到西安后，为东北军抗日做了很多工作。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中共代表团到达西安后，周恩来征得杨虎城同意，决定调南汉宸来西安协助代表团工作。南汉宸接到调令，于25日离津来陕。
南汉宸到西安，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在杨虎城的十七路军总部处理十七路军和西安绥靖公署的公务，并参加了因事变而专门成立的设计委员会，和王炳南一起成为杨虎城处理公务和人事的左右手。这时，张学良已送蒋介石去了南京，东北军和西北军统归杨虎城指挥。当蒋介石背信弃义，软禁张学良的消息传到西安时，东北军少壮派群情激愤，主张以死战保出少帅，而高级将领王以哲、何柱国等则力主停战和谈；西北军也有类似情况，双方意见各不相让，杨虎城难以驾驭。南汉宸奉命前去做杨将军的工作，反复宣传我党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1936年底至1937年初，蒋介石先以“首谋伙党，对上官暴行胁迫”的罪名，判处张学良十年徒刑，剥夺公权五年。接着又玩弄阴谋，“赦免”本刑，“交军事委员严加管束”。少壮派看了报纸，更加悔恨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扬言要枪杀主和分子，扣捕中共代表团，在枪杀者的名单上就有南汉宸。1937年1月26日晚，杨虎城夫人谢葆真得知此讯，劝南当晚就留在杨虎城总部居住。南汉宸婉言谢绝了谢的好意。事隔一天，杨虎城亲自到南的住所，对南汉宸说：我们是十几年的朋友关系，在政治上我是对得起你的。这次你一到西安，我就对你说过，和平解决是牺牲我。我是蒋的部下，蒋的为人是睚眦必报的，和平解决以后，叫我怎么对付！这种情形，你为什么不替我想一想？你一味站在你们党的方面说话，我也不能眼看着自己就这样完了。现在局势很不安定，我可以把你送到我老太太家里去，你以后不要再过问西安的事情了。南汉宸答道：“我是共产党员，绝不能离开党的工作，不能就这样丢下不管。目前的严重局势怎么处理，我马上就去找周先生研究这个问题。”周恩来当时正准备去云阳红军司令部，同彭德怀、任弼时等研究当时的形势和策略，听了南汉宸的汇报，周恩来说：请你转告杨先生，请他放心，我们绝不做对不起朋友的事。
1937年1月31日，于学忠等东北军高级将领同杨虎城、周恩来举行三方面最高军事会议，讨论和战大计。南汉宸为周恩来参加这次会议作了周密的部署。他亲自找负责西安警备的邓宝珊，请求他一定要保障周的安全。邓宝珊对此也极为重视，亲自在会议室门口把守。
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期间，南汉宸曾动员景梅九、董林哲等人恢复已停刊的《国风日报》，配合代表团的宣传工作。他还遵从周恩来之命，代周会见了《大公报》记者范长江，希望范长江把西安事变真像和我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公布于世，以沟通西安和外部世界的舆论来往。中共代表团返回陕北后，南汉宸受党的委托，代表十七路军参加抗日联军西北委员会联合办公厅的工作，处理西安事变的善后事宜。不久，局势急转直下，顾祝同率中央军进驻了西安。南汉宸由三原移住云阳，为红军前总培训了十余名统战工作干部。5月27日，杨虎城离西安赴沪准备出洋。临别时，陕西各界欢送杨将军，周恩来因事和杨虎城同机赴沪，南汉宸到机场送行。
此后，南汉宸按照周恩来指示，到华北开展统战工作。他帮助东北籍人士建立了东北抗日总会，还同国社党成员张东荪，“第三党”成员彭若建立联系，并在冀、察各地配合王世英工作。
七七事变后，南汉宸绕平绥路经山西到西安，见到了当时正准备由西安赴山西同阎锡山商谈抗日问题的周恩来等领导同志。在一次会上，周恩来风趣地问大家：“在座的谁是老西儿（指山西人）？”南汉宸和程子华等举起了手。周恩来看了看，说：“好，是老西儿的跟我回山西，找阎锡山去！”9月1日，周恩来、彭德怀、徐向前、南汉宸、程子华、宣侠父等人离开西安，前往太原。
周恩来、彭德怀和南汉宸等到太原后，在太和岭见阎锡山，商谈有关抗日事宜，并拟在山西建立合作组织。1937年10月1日，由各党、各派、各军及晋、绥、察各省政府代表组成的战区总动员委员会（简称动委会）在太原成立，续范亭任主任委员；我党派邓小平、程子华、彭雪枫、南汉宸参加，南汉宸任组织部副部长，程子华任武装部部长；在北平的王世英还为动委会输送了大量政治干部。动委会积极配合八路军一二○师开辟晋西北根据地。阎锡山生怕共产党掌握了动委会，于是耍了个花招，委任续范亭为第二战区保安司令，勒令动委会的军队编入保安部队，企图削弱我方力量。续范亭任保安司令后，动委会实际由南汉宸主持，继续进行活动。
1938年春节后，阎锡山电告续范亭到秋林参加会议，企图在会上通过解散第二战区总动员委员会的决议，以达到削弱我党力量的目的。南汉宸同续范亭仔细地研究了对付阎锡山的几项原则。秋林会议上，续范亭当面与阎锡山争执，一直拖到5月份，阎锡山才强令解散动委会。不久，党中央指示动委会的中共同志到晋察冀边区工作。南汉宸奉命处理善后，并继续同续范亭商量对付阎锡山的方针和政策。9月，南汉宸回到延安，担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不久，他到驻榆林的东北军何柱国部动员抗日；11月又赴西安，参加天水行营召集的会议；1940年3月，受共产党中央之命又到榆林，做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邓宝珊的工作，后返晋西北，看望新军总指挥续范亭，帮助他筹划建立行政公署和地区经济局、银行。此间，他和冯玉祥、孙蔚如、孙殿英仍保持着联系。
当时，大后方人士不了解北方抗日详情，党中央决定南汉宸以过去的身份，给他后方的朋友写信，宣传八路军将士英勇抗击日寇的事迹，南汉宸先后给徐永昌、白崇禧、李宗仁等写过信。1941年春，南汉宸又到邓宝珊部时，得知胡宗南也派人来邓部游说。邓宝珊问南汉宸是否相见，南汉宸说：“我们来这儿光明磊落，无须遮掩。”他亲自和邓宝珊到机场接胡宗南的代表，双方进行了接触。一次路过榆林，一个曾叛变革命的人邀他赴宴，他欣然前往。他对周围的同志说：“这样的事太多了，不要记他，尽量争取他，革命还长呢。要利用一切关系。”
1941年，由于日寇的进攻和残酷“扫荡”，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各抗日根据地的财政和经济遇到了极为严重的困难。在延安，保管员硬是从地上一粒一粒捡起来散落的米粒，才给中央书记处的负责同志做了顿节日的大米饭。一次，毛泽东在枣园召见南汉宸，同他畅谈了四个小时。最后，毛泽东风趣地说：“我们不能跳崖，不能解散，我们要自己动手。中央决定由你任边区财政厅厅长，我就是要你作一个会做无米之炊的巧媳妇。”
南汉宸一到财政厅，钱成了迫在眉睫的问题。为了保证供给，解决财政与发展生产的资本，他提出禁止法币流通、由边区银行发行边币的建议。这个建议当时曾遭到党内一些同志的反对，他们认为边区本来就物资奇缺，一发行货币，岂不造成物价上涨，通货膨胀？双方意见不一，一直争论到中央。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代表中央表态，支持南汉宸的主张，肯定这是特殊情况下的特殊手段。1941年1月28日，边区政府委员会决议发行边币，并宣布禁止法币流通。同年10月17日，南汉宸在边区专员县长联席会议上所作的财政报告中，进一步强调了发行边币的意义。他说：“我们发行边币的任务是帮助边区的经济建设，不是为了财政的支出而发行的，在数量上也是按着地域的需要而发行，决不让它恐慌和膨胀，这是我们边区今天的金融政策。”后来事实证明，边币的发行对克服边区财政困难，促进边区生产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为了搞好商品流通，南汉宸注意建立与健全边区的税收政策。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他主持草拟了各项税务政策和粮食征收章程，把原来商人采取的以厘股摊派负担的办法加以改进，吸收大、中、小商人参加商会领导，结果方法简便，税收增加，粮食征收的具体措施逐渐完善了。
陕甘宁边区本来就十分贫瘠，党中央为了使多年受战争蹂躏的农民得以休养生息，1937年到1939年间，取之于民的很少，三年中通过劝募方式，只征收了7万石粮食，不足部分从武汉、西安、洛川等地购买。随着根据地的扩大，非生产人的增加，特别是国民党的经济封锁，粮食问题就成为一个突出的大问题。1941年，政府已向群众借了4万石，预计1942年还需要16万石。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南汉宸和财政厅副厅长霍维德商议，提出向边区农民征收20万石公粮。这个数字要占1941年边区粮食总产量的13.3%，因此一提出来，就听到各种不同的议论。南汉宸觉得，这样做确实给边区群众加的负担太重了。可是不这样做，党政机关和军队就没吃的，革命也许会因此而失败，只要讲清这个道理，群众是会谅解并支持采取这一措施的。为此，他提出财政厅由霍维德负责，并组织大批党校学员和工作人员到各县进行调查，广泛征求群众意见。调查的结果表明，征收20万石公粮，边区农民的生活虽然会紧张一些，但还是能够对付过去的；这个征收数字不论同当地革命以前相比，还是同当时邻近的国民党统治区相比，都要低得多。于是南汉宸把自己的意见正式向中央报告，很快得到中央和毛泽东的批准。南汉宸后来回忆说：
皖南事变后，外援完全断绝；财政被迫急剧走上自给。当时困难到提出饿死、解散与大家动手生产的三条道路，其严重可想而知。
在粮会上，1940年对军需的严重性估计不足，还没有改变单纯的量入为出的财政方针，仅征公粮9万石。1941年春，人数增加，缺粮太多，4月初即闹粮荒，又无通盘计划，曾被迫下令，两次借粮，一次征购。个别地方如延安、富县，借粮有达八九次的，扰民太甚。但粮食供给仍不能保证，有的部队两天没有吃上粮。
秋收时提出征收公粮20万石，公草2600万斤，政府经过很慎重的考虑，最后方获通过。我们坚持了这一方针，向群众说明，过去借粮一律归还，明年不再借，再不官价买粮，望群众能予我们以帮助。在我们广大干部的努力和群众的拥护下，终于胜利完成，这是边区人民负担最重的一年。
1941年粮会问题的解决，使边区渡过了难关。随着大生产运动的开展，许多机关和部队达到了粮食和副食品自给或部分自给，农民收入不断增加，负担则逐年减轻，很快便达到了丰衣足食。
粮食问题解决了，棉、布等日用品仍然十分短缺。南汉宸和霍维德等商量，采取了同胡宗南、阎锡山的部队以物易物等一系列特殊措施，终于解决了陕甘宁边区的物资困难。当时，定边的食盐是边区出口换取棉、布等必需品的主要物资，政府曾采取官督民运的政策，动员群众运盐贩卖。但由于在支付运费上卡得太紧，群众的积极性不高。南汉宸发现这个问题后，经过研究决定将卖盐所得利润的三分之一分给运户。简简单单的一条措施，一下子调动起群众的积极性，老百姓连大年初一都不肯歇，完成了政府提出的运盐计划。
南汉宸在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财政厅厅长期间，手里掌握着财政、物资大权。但他常告诫工作人员，绝不能擅自占公家便宜。他自己孩子多，负担重，孩子们有时连鞋也穿不上，但从来不利用职权去谋个人私利。毛泽东知道他的情况后，特意写了一张条子，嘱咐有关同志设法解决南汉宸孩子的鞋子问题。
在工作中，南汉宸善于团结同志，并大胆使用人材。财政厅副厅长霍维德，是在陕北成长起来的干部，对边区的历史和现状十分熟悉，且有办事才干。南汉宸处处尊重他的意见，对他的工作给予积极的支持。南汉宸在担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期间，曾破格把一位热爱边区、有工作才干，己是中共党员的原国民党人员，调到统战部工作。后来，南汉宸出任边区政府财政厅厅长，又把这位同志调到财政厅，并委以秘书长的要职。南汉宸注意团结人，也提倡同志之间相互团结，有意识地促进工农干部和知识分子干部之间的结合。他知人长中之短和短中之长，处处与人为善，任人唯贤，许多当时在财政厅工作的人都说：“和南厅长在一起工作放心。”整风运动后期，康生搞所谓“抢救失足者”运动。南汉宸冒着风险，保护了许多党内外同志。
1942年10月至1943年1月，中共中央西北局在延安召开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为了总结陕甘宁边区的财经工作，毛泽东委托南汉宸为他准备在会议上所作的报告搜集、整理资料。毛泽东看了南汉宸提供的材料后，于12月13日和20日两次亲笔复信，说：“后送各件收到，甚慰。拟再请你对粮会、税收、贸易、金融、财政、供给等项干部在自己工中应注意之点（应兴应革），每项写一千至一千五百字给我，以插入报告中教育干部，对于你今后的工作有大助益。”毛泽东强调：“每样要说政策，说工作，是向广大干部说话，使他们看了懂得政策的方向，懂得工作的做法。”南汉宸按照上述要求，日夜突击赶写，按时将材料交给毛泽东。年底前，毛泽东向大会作了《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长篇报告。这篇曾经对陕甘宁边区和敌后各解放区的财经工作起过重要作用，乃至对今天仍有指导和借鉴意义的重要著作，渗透着南汉宸的不少心血；报告中对陕甘宁边区克服财政经济困难的赞扬，无疑是对南汉宸和他领导的财政厅卓越工作的肯定。
抗日战争胜利后，南汉宸被派往张家口，任晋察冀边区政府财政处处长，领导晋察冀边区的财政工作。1947年4月，南汉宸作为晋察冀边区代表团团长，出席了在邯郸召开的华北财经会议。不久，应董必武的邀请，他到河北平山，任中共中央工委财委副主任，后又调任华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华北银行总经理，为统一华北、西北、华东和东北等解放区的财政、经济和货币，支援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做了大量的工作。在统一货币的过程中，中央工委组织了一个小组，专门筹备人民币发行事宜。南汉宸带领这个小组，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完成了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光荣任务。
1948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成立，南汉宸被任命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从这时起直至全国解放初期，他以主要精力投身于建立新中国金融体系的伟大事业之中，主要进行了以下三方面的工作：一、把各根据地银行都统一为人民银行，六大区成立区行，各省市成立分行，地区设支行。另外还建立了各种专业银行，如农民银行、交通银行、建设银行，加上农村信用合作社，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二、接管国民党官僚资本的金融事业，并在军管会领导下接管国民党的各个省银行，对民族资本家的银行、钱庄接管加以改造。三、保持原中国银行的编制和名称，先行改造。
在南汉宸的领导下，经过金融战线全体同志的一致努力，宏大的人民银行系统终于建立起来了。
南汉宸认为中国是农业国家，要发展农业生产，金融工作必须深入到中国农村的最基层。在1951年5月10日召开的全国农村金融会议上，他深入分析了农村金融工作的重要意义，指出：在政治上讲，农村金融的发展关系到人民民主专政在农村的巩固，我们要巩固工农联盟，帮助农民走上富裕道路；在经济上讲，发展农村金融，可以从出口贸易、国内市场、建设资金等方面，为发展工业奠定坚实的基础。他提出“深入农村，帮助农民，解决困难，发展生产”的金融工作十六字方针，积极支持在农村建立储蓄所，鼓励农民把猪鬃、鸡蛋、桐油、鸡毛等卖到国外，换取外汇。为了加强农村金融工作，他指出：全行80%的机构、60%的干部要为农村银行服务。
1950年8月1日，在南汉宸主持下，全国金融业联席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根据中央调整工商业的方针，研究调整金融业中的公私关系，金融业与工商业关系以及金融业中的劳资关系。经过这次调整，不仅帮助私营金融界克服了困难，而且引导其开始走上国家资本主义道路。在以后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改造中，南汉宸坚决贯彻党的方针、政策，使全国金融系统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到1952年12月就胜利完成，成为最先完成改造任务的一个行业。
为了充分发挥人民银行在国计民生的作用，南汉宸还做了许多工作。北平解放之初，物价曾一度不稳，投机商人乘机大捞一把，造成人心惶惶。南汉宸提出“折实储蓄”的方法，动员群众到银行储蓄，很快稳住了民心，控制了物价的起伏。抗美援朝战争前夕，中央估计到仗打开以后可能物价波动，决定银行要配合战争。南汉宸主持银行讨论贯彻，采取各机关现金不过夜，各单位不拿现金流通等措施，对积蓄力量，为战争服务，起了很大的作用。
南汉宸不但善于理财，是我党难得的金融专家，而且十分重视团结党外的专家、学者，虚心向他们学习。他在人民银行总行建立了一个规模很大的研究室，吸收旧银行的专家、学者，如千家驹、章乃器等参加，使他们把自己的专长，用在人民银行建设的事业中来。对于银行的工作人员，南汉宸更是关心。为了提高大家的文化水平和专业知识，他特地在北京大学设立了一个专业班，三年学制，把科、处、局级以及市级在职干部送去学习、深造；还在清华大学设立了二年制的大专班，专门培养金融专业人才。
全国解放后，南汉宸虽然离开了党的统战部门，但在新的岗位上，他仍然坚决贯彻执行党的统战政策。一次，香港爆发经济危机，香港金城银行的周作民想向人民银行借400亿巨款以度难关。南汉宸经请示中央有关领导同志，毅然借给了800亿，使周作民深受感动。后来，他把自己的银行全部献给了国家。
南汉宸在总行工作期间，十分重视职工队伍的思想建设。1950年，金融行业形势喜人，但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他及时在总行成立了检查处，调查解决矛盾。1951年5月，在中国人民银行第一届全国检查会议的闭幕式上，南汉宸作了《关于银行检查工作的报告》，严厉地批评了官僚主义作风。他指出“得过且过”、“不负责任”、“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以及“雇佣观念”，都是官僚主义的表现。他还说：“有些老干部，遇事不调查不研究，白天晚上忙于文牍事务，不懂得掌握政策、结合实际，形成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他强调，所有这些，都必须坚决克服。
南汉宸在中国金融事业方面作出了特殊的贡献，赢得了崇高的声誉，“为我国人民的金融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发展对外贸易，加强外事往来，中央决定建立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简称贸促会）。1952年春，周恩来委派南汉宸主持贸促会工作，担任贸促会主席。同年4月，南汉宸率中国经济代表团到莫斯科参加国际经济会议。会议期间，他接触了与会的三位日本议员，向他们介绍了新中国的繁荣景象，热情邀请他们来我国访问，这三位日本议员欣然应允。会后飞抵北京，南汉宸又受周恩来委托，同他们进行了友好会晤。当这三位日本友人言及旧日战事而深感内疚时，南汉宸说：“那已是过去的事了，我们应该往前看，以后中日两国还应当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日本议员为之涕泪纵横。经过友好协商，双方签订了第一个中日民间贸易协定。这一行动打开了禁锢着的中日关系的局面。此后很长一段时间的中日友好往来，都是由贸促会负责的。
这以后，南汉宸率中国代表团多次出访亚、非各国。每次出访，他都坚持党和政府的外交原则，既增强了同亚、非人民的友谊，又维护了中国的尊严。1961年，南汉宸访问拉美国家。在巴西，他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董必武邀请巴西副总统古拉特访华。古拉特副总统于同年8月应邀来华访问，毛泽东在南汉宸陪同下会见了巴西贵宾。中国和拉美国家的友好往来，突破了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外交封锁。1964年，南汉宸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身份访问日本。这是新中国建立以来访日的最高负责人。他在日本会见了许多政府大臣，并同日本财界首脑松下、日立、丰田等大公司负责人进行了会谈。
建国以后，南汉宸还担任民主建国会副主任委员、党组书记，全国工商联合会副主任委员、党组书记，中非友好协会副会长，中日友好协会副会长。在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均被选为常务委员会委员。
“文化大革命”期间，南汉宸遭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迫害。他身患高血压、动脉硬化等疾病，于1967年1月27日含冤逝世。
1979年1月24日，中共中央为南汉宸平反昭雪，邓小平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参加了追悼会。中共中央的悼词说：南汉宸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中国人民的忠诚战士”。
（药英 冯凯）
南汉宸，山西洪洞人。1924年入冯玉祥部，任国民军第三军军需、参议。1926年任国民军联军第三军政治部主任，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长期从事统战工作。1928年春与魏野畴等领导皖北暴动。1930年任陕西省政府秘书长。1932年冬因南京政府通缉离职，到天津、上海等地从事中共地下工作和统一战线工作。1936年西安事变前后，在西北做争取张学良和杨虎城的统一战线工作，并协助和平解决西安事变。1937年任第二战区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组织部长。1939年回延安。1940年赴晋西北帮助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后回延安，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1941年调任陕甘宁边区政府财政厅厅长兼边区参议会秘书长。1945年任晋察冀边区财政处长。1948年任华北财经办事处主任兼华北银行总经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中国银行董事长、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主席，并被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常委。“文化大革命”中遭到迫害，1967年1月逝世。
南汉宸，原名南汝
，化名王剑秋，1895年12月14日出生在山西洪洞县韩家庄。南家属自耕农，家有薄产。汉宸四岁时父亲故去，全靠祖母把他培养成振家立业之人。
南汉宸有个表兄，是清朝最末一科秀才，把南汉宸介绍到自己的同学狄龙田处学习。狄龙田是小学教师、哥老会成员，全县闻名的革命党人，学问博深。他要求学生放弃《四书》、《十三经》，专读新书。1911年，狄龙田把南汉宸等二十余名学生领到太原，入官费的第一师范学校读书，还特意把他们介绍给同盟会山西负责人王用宾。王用宾除抽时间来校授课外，常送给他们一些新书和日本出版的《民报》。不久，辛亥革命爆发了。太原革命后的第五天，南汉宸和十几个同学被派回晋南，到赵城、洪洞、汾西一带招兵。
南汉宸等回到家乡，很快就参加了哥老会，利用哥老会的关系，不到半月就集合了2000余人。他们把这2000多人带到太原，队伍番号是义务敢死队，接着开拔到娘子关，归新军一路统领杨潜夫指挥。这时，南汉宸肩扛毛瑟枪，已是统领100多人的队长了。不久，南北议和，阎锡山投靠袁世凯。1912年，部队遣散，南汉宸重回师范读书，后又考入官费的太原高级工业专门学校。
太原高级工业专门学校政治空气沉闷。南汉宸身为班长兼斋长，常常组织学生们闹学潮，为此，他被学校当局视为眼中钉，在1913年间的两个月中就被开除三次。全体同学罢课反抗，并摔碎学校的除名牌，才使校方收回成命。但南汉宸已决心离开这里了。
1915年，南汉宸回乡教书。在乡下的三年中，他接触过基督教徒，读了许多基督教的书。此时的南汉宸虽有革命激情，但思想上还是一片迷茫。乡村的清静闭塞使他与沸腾着革命气氛的城市隔绝了，真可谓“拔剑四顾心茫然”。过年时，他在家门口贴了幅对联：“垅旁辍耕真面目，灯前推稿假诗人。”一个同学看了叫道：“你是要造反呀！”
1917年，晋南革命人士不堪忍受阎锡山的暴虐统治，联络陕西革命志士郭坚攻打山西。南汉宸参加了赵城的反阎内应活动。他们在赵城集合百余人，黑夜进入安泽县，缴了公安局的70余枝枪，又抵霍县缴枪60余枝。后因郭坚部被陕西督军陈树藩勾结阎锡山堵截惨败，南汉宸参加的赵城活动，也随之告终。
南汉宸返回家乡，欲向实业方面努力。经和友人商议，大家集资5000元，在赵城东山办起义集煤炭公司，南汉宸被推为经理。公司于1920年正式开业，同时还经营水力纺织和轧花。但由于资金不足，交通不便，又无力与大企业竞争，两年后就停办了。这期间，南汉宸曾到东山上的广胜寺里，阅读了佛经。
1922年，续西峰、景梅九、续范亭等在天津反对北洋政府，联合大名镇守使兼十五混成旅旅长孙岳参与其事。孙岳部下有南汉宸的许多旧识，屡次邀南出山。1923年，南汉宸离家抵津，参加陕军第一师，重新投入轰轰烈烈的反军阀洪流之中。1924年北京政变后，冯玉祥、胡景翼、孙岳三方改编为国民军第一、二、三军，南汉宸参加了孙岳的第三军，任军需；不久，奉孙岳令在郑州招集兵马。1925年秋，南汉宸又被派到第三军训练处任处长，培训十队学员。津浦路战争爆发，国民军开赴天津，训练处的八个队随军作战，南汉宸率其余两队到河北灵寿、平山一带招募新队员。1926年春，南汉宸带六队新兵开到津浦线泊头镇参战。但时乖命蹇，国民军屡战屡败，南汉宸和训练处辗转保定等地，与胡德夫旅的训练处合为第六混成旅，续范亭任旅长，南汉宸为参议。不久，张作霖、吴佩孚、阎锡山合围国民军。第三军受命攻打蔚县，并阻击易州来犯之敌。续旅正面是敌魏益三部，两军相持数月。5月初，多伦失陷，张北告急，国民军军心涣散，南口战役失利。第三军第一师师长徐永昌欲投降阎锡山。续范亭、南汉宸坚决反对，表明即使饿死沙漠也绝不向阎某俯首！争论半夜，终于破裂。徐永昌投降了晋军；续旅和武勉之的骑兵旅退到绥西五原，另建军部，推邓宝珊为第三军军长，南汉宸任第三军参谋处长。1926年9月，冯玉祥由苏联回到五原。9月17日在五原誓师，公推冯玉祥任国民军联军总司令。由于冯玉祥此时实行亲苏政策，故成立了以共产党人刘伯坚为副部长的总政治部；各军也成立了政治工作委员会，南汉宸担任第三军政治工作委员会委员长。
在国民军转战的两年中，南汉宸曾与共产党员蒋听松、王一飞、卢绍亭等一同共事，还阅读了《新青年》、《向导》上的不少文章，对共产主义有了较深刻的认识，觉得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并渴望自己能成为一个共产党员。
1926年10月，国民军联军由每个军挑选四人组成参观团访问苏联，第三军有武勉之和南汉宸参加。启程前，南汉宸找到总政治部副部长刘伯坚，郑重提出加入共产党的请求。刘伯坚素知南汉宸追求进步，是个练达的政工干部，故毅然接受了他的请求，并和高敬轩一起作了南汉宸的入党介绍人。刘伯坚嘱告南汉宸在路上要多同参观团团长鹿钟麟接近，团结此人，为以后在西北活动奠定基础。
参观团于11月由五原出发，一个月后到达莫斯科。在莫斯科、列宁格勒等地共住三个月，参观了许多机关、学校、军队和农村，听取了苏方关于十月革命历史经验和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报告，使南汉宸倍受鼓舞和启发。整个参观期间，南汉宸遵照刘伯坚的嘱咐，主动接近鹿钟麟。鹿钟麟对南汉宸十分信任，许多演讲稿都要南汉宸起草，直到回国后二人还保持着联系。
1927年6月，参观团回到西安。在南汉宸等出访期间，国民军联军向宁夏、甘肃、陕西进军，并于1926年11月解了被军阀刘镇华围困八月之久的西安城围。1927年5月，国民军联军改称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开赴潼关，配合北伐军北进。南汉宸回到西安时，正值冯玉祥先后参加汪精卫、蒋介石召开的郑州会议和徐州会议，公开投靠蒋介石，准备在所属部队反共“清党”之时。他赶到潼关找到刘伯坚，一起交换了对时局的看法，刘伯坚嘱咐他尽力留下工作。随后，南汉宸偕同鹿钟麟到了开封。当时，冯玉祥任河南省政府主席，实际由鹿钟麟以民政厅长代主席之责，委南汉宸为河南省政府秘书主任兼第一科科长，党内受河南省委负责人任作民领导。南汉宸这时写了一本16万字的《游俄视察记》，介绍苏联十月革命的历史经验和革命后的建设成就，并指出人类社会的光明前途，以鹿钟麟的名义印了5000本散发，影响颇大。不久，冯玉祥电令烧毁。
1927年夏，杨虎城的国民革命军第十军在陇海路东段与直鲁联军张宗昌、褚玉璞部作战失利，退至皖北太和。杨部和原驻太和的第十七军高桂滋部的共产党员，在军内外积极开展革命活动。同年冬，为加强党对皖北工作的领导，中共河南省委决定派南汉宸带一批共产党员去皖北。南汉宸接到通知后，以“有病”为由向鹿钟麟告假，并让武勉之、高敬轩、刘仲华等“开小差”离开鹿部，相偕前往皖北。南汉宸等到皖北后，向驻军和地方党组织传达了党的八七会议文件，并同共产党员魏野畴一起，积极做杨虎城的工作。此时的杨虎城想摆脱冯玉祥，又不愿归蒋，正处在苦闷彷徨之中。他素闻南汉宸在孙岳处训练干部有方，又是国民军的旧部，遂热情邀请南汉宸等到第十军工作。为了改造第十军，在皖北站稳脚跟，南汉宸欣然同意。按照南汉宸的建议，杨虎城决定从全军基层官佐中选择400多名进步青年，成立革命军事干部学校，并任命南汉宸为校长。这所学校建立后，为第十军训练出大批军政干部，其中还发展了一批党员。党的力量的发展，使十军内的保守分子深为恐慌，一致反对南汉宸等“赤化分子”。但杨将军深感旧军队之腐败，合作、改组之心甚诚。
1927年12月，中共皖北第二届特别委员会在太和成立，南汉宸任特委书记，第十军政治部主任魏野畴负责组织工作，第十军秘书长蒋听松负责宣传工作。在皖北特委领导下，太和等县发动农运，反帝反封建，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尖锐的斗争。杨虎城的夫人谢葆真作为一个妇女领导人，也参加了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
杨虎城改组第十军的消息传到南京，蒋介石派反共大同盟的山西人韩振声到皖北，借“劳军”之名，行扰杨之实，并要求逮捕共产党员南汉宸等。杨虎城坚辞：“顾到朋友间的道义，我不能这样办”，拒不受命。由于韩振声的胁迫，杨虎城只好离开部队前往南京。这时，南汉宸等向杨虎城袒露了准备暴动的打算，杨虎城以条件不成熟劝阻，但见南汉宸等意已决，就吩咐第二师副师长、代理十军军务的孙蔚如关照朋友们。之后，杨虎城去了南京。
1928年春，南汉宸和魏野畴等分头行动。南汉宸到了亳县，立即着手动员鹿邑、柘城一带党的力量，阜阳暴动人员及第十军官兵、干校学生共五六百人也集结起来。不料第十军党内有人告密，交出党员名单。孙蔚如根据名单，把太和的近200名党员集中送走。为减小敌人注意的目标，南汉宸也离开太和，特委书记由魏野畴继任。孙蔚如亲自把南汉宸送出太和十里外的旧县集，临别时对南汉宸说：“以后有机会再合作嘛！”起义于4月8日举行，由于敌我力量悬殊，激战两日，起义失败，魏野畴、昌绍先等中共党员牺牲。
这时，河南省委也遭到破坏，南汉宸只身在开封躲了十余天，不得已又找到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前线总司令鹿钟麟那里，等待机会。不久，河南省代主席邓哲煦任命南汉宸担任豫南赈灾委员会主任委员。1928年10月，韩复榘接任河南省主席，由鹿钟麟举荐，南汉宸当了信阳县县长。这时，南汉宸和王友兰结为伴侣。在县长任内，南汉宸理政有序，一时传为佳话。他还利用合法职权，掩护了许多革命同志。参加皖北暴动的高敬轩在开封找到党组织，南汉宸安排他到信阳县府工作，并通过他和河南党组织取得间接联系。
1929年夏，韩复榘致电南汉宸，调他到省府供职。他两天就交待完工作，到开封就任省府主任秘书、行政人员训练所主任和区长训练所教育长等职。当时，在开封监狱里关押着近百名共产党员，听说其中还有中共河南省委宣传部部长任作民。南汉宸为明真像，建议省主席清理监狱。韩复榘下一道手谕，让南汉宸代理。南汉宸到了监狱，果然发现有任作民，但他们的身分均未暴露，便私下把狱中同志开了一个名单，又夹进了一些非政治犯，共100来人，与警察局送来的名单同时送给韩复榘过目。他提醒韩说：绝不能承认开封有这么多共产党，否则，这等于给南京提供了口实。南汉宸知道韩复榘幼年时曾因偷窃被官府抓住过，当官后最讳抓小偷，便对韩说：“我代主席去监狱查访过了，他们哪里是什么共产党，警察抓的全是小偷！”韩复榘一怔，大骂警察不中用，并授权南汉宸处理此事。南汉宸到高等法院把韩的话顺风一吹，法院例行公事地草草判决，一个星期时间，这些同志就安全出狱了。任作民获释的当天深夜，南汉宸把自己积攒的薪金送给他，作为重建党的省委机关和开展革命活动的经费。
1930年，蒋、阎、冯中原大战期间，韩复榘回山东，鹿钟麟进抵开封，南汉宸留任河南省代理民政厅厅长，不久奉鹿命去南阳联络杨虎城。南汉宸到南阳后，同杨虎城讨论了中原战局。7月，南汉宸返回开封不久，冯、阎在陇海线失败，杨虎城乘机袭击冯玉祥，进逼潼关，被蒋介石任命为陕西省政府主席。他派交际处处长李光守到开封邀南汉宸，一起经营大西北。同年10月，南汉宸被杨虎城委任为陕西省政府秘书长。因军事牵涉，杨虎城要南汉宸先进西安，代他主持筹划省府内阁，实行初步安定措施。蒋介石为了促使杨虎城攻打冯玉祥，也就同意了这种安排。
南汉宸率部经潼关进西安时，蒋介石为控制陕西，复派顾祝同率中央军进逼陕东。南汉宸获悉，立即命令杨部冯钦哉师抢先进驻潼关，并授计冯钦哉把县城里像样的公私房屋全部占据，让顾祝同意识到：陕西不欢迎他。等中央军的大部队入潼关后，果然饥寒交迫，处境狼狈。顾祝同见到南汉宸大发牢骚。南汉宸说：“县城里的住房实在困难，冯钦哉师先进城，已经住下来了，硬叫他们搬出来让给中央军住，会影响两军关系，下面还可能出乱子。再说，又让冯钦哉师到什么地方去呢？”
南汉宸进西安后，以秘书长身份和杨虎城所授之权整顿陕政。他处理的第一件事，就是根据杨虎城释放政治犯的命令，释放了大批被关押的中共党员，如潘自力、李畅英（即李大章）、吕剑人、蒲子政、徐梦周、刘继曾、景瑞卿、王友章等，有的就被安排到十七路军和各地、县工作。1931年春，刘志丹被捕。南汉宸得知后，力劝杨虎城排除阻力，下令放人，并请陕西名士杜斌丞从中斡旋，终于把刘志丹营救出来。
杨虎城初回潼关时，陕西省府的班子已具规模。当时最棘手的问题是如何恢复生产。经过多年战乱，尤其1929年的年馑赤地千里，民不聊生。南汉宸协助杨虎城团结、鼓励省内外人士献计献策，突击救济。他还建议利用国际组织华洋义赈会的赈额，以工代赈，把著名水利专家李仪祉请到陕西担任建设厅厅长，规划并督修泾惠、洛惠、渭惠、梅惠四条灌渠，使关中平原粮棉产量获得显著增加。在整顿经济的同时，还开始着手澄清吏治，制定了安定秩序的各项措施。
南汉宸大力协助杨虎城改革文教，发展新闻事业。为了启用有志于发展陕西教育的李百龄出任教育厅厅长，南汉宸在杨虎城赞同下，通过中共地下党组织，发动学生开展反对南京政府任命的原教育厅厅长李范一的“倒李（范一）”运动，迫使李范一辞职他去。李百龄就任教育厅长后，南汉宸积极支持他的工作，教育经费概不拖欠，还委任了一批进步分子到各校担任校长。1931年到1932年，西安有了四家报纸。《西安日报》和《西北文化日报》，均由共产党员负责主办，《新秦日报》和《民意报》两家私营报纸，南汉宸也支持他们的工作。国民党中央为了控制陕西舆论，也在西安办了个《西京日报》，诬蔑共产党，攻击杨虎城。南汉宸、杨虎城多次劝说、警告无效，杨虎城便私下派人把社长邱元武杀了。
陕西政局焕然一新，杨虎城更加器重南汉宸，省府一般事务都交南汉宸全权负责。省府工作人员对南汉宸也十分尊重，称他为“南先生”，而反对派则攻击说陕西是“秘书长专政”。南汉宸处事十分谨慎，当地方势力李某连续三次派人送房契给他时，都被他拒绝了。
杨虎城素有统一西北的宏愿。为此目的，他于1931年派十七师师长孙蔚如部攻打兰州，驱逐了吴佩孚、雷中田等势力，改编了地方部队，并准备进攻新疆、宁夏。此时，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已扩展到5万余人，潼关、华阴、西安共有三个兵工厂，财政收入也自给自足了。然而，杨虎城统一西北的计划终因南京政府的干涉而受挫，孙蔚如的部队被迫撤出甘肃。
1932年4月，国民党政府考试院院长戴季陶到西安。4月26日教育厅在民乐园召集的有1000多中、小学生参加的集会上，他大肆宣扬儒、释、道，闭口不谈抗日问题，遭到与会学生的质问和围攻。主持会议的南汉宸感到已经教训了戴季陶，才护送戴逃走。此事震动了南京当局。CC特务说：陕西这个鬼地方红、白不分，比江西要难管得多！南京当局决定改组陕西省政府。
1932年夏，杨虎城在三原养病，陈立夫特地探病示慰。他在经过冯钦哉师驻地时遇到了南汉宸，想拉拢南汉宸到南京工作，被南汉宸婉言拒绝。不久，国民党政府行政院电告杨虎城，南汉宸是共产党员，证据确凿。但杨虎城托病不理。蒋介石无奈，又派胡逸民携函会见杨、南。胡逸民阴险地把委任状和通缉令一起摆在南汉宸面前，并提醒说：你要么到南京当中央监察委员，要么就到南京下狱，任选一张！南汉宸一向冷静，这回却激怒了，他说：“我宁愿选择通缉令！”胡逸民碰了个钉子，悻悻而去。南汉宸知道南京方面不肯善罢甘休，就向杨虎城提出辞呈。杨虎城赠金相送，并建议南汉宸夫妇东渡日本避难。
南汉宸和夫人王友兰到日本后，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1933年夏，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在张家口誓师，南汉宸在日本分别收到吉鸿昌和冯钦哉的电报：吉电邀他回国共商抗日大计；冯电请他回国出谋划策，脱离杨虎城。南汉宸对冯钦哉的做法深表遗憾，书信相劝大可不必；然后于8月应吉鸿昌之邀回国。但不幸同盟军失败，他暂住天津租界，一边寻找党的组织，一边聚合高敬轩、谢祥荫、张道吾等，准备迎接抗日高潮。
这年冬天，孙殿英率部去包头，就任青海西区屯垦督办，派人来津约南汉宸去包头。孙殿英是在国民军时期认识南汉宸的，这次去西北，受蒋、阎掣肘，想通过南汉宸联系杨虎城，扩大声势。南汉宸请示了上海中央局，中央认为孙殿英虽不可靠，但他毕竟有4万之众，即使暂时的联合，也会给反蒋抗日创造条件，所以批准南汉宸前往包头孙殿英处开展统战工作。孙殿英对南优礼备至，聘南汉宸为高等顾问。南汉宸尽量争取孙，帮助他加强同红军和杨虎城的联系，并为之起草了三方合作通电，准备到达陕甘宁边界后以杨虎城名义发布。同时，在南汉宸的动员下，孙殿英决定送给陕北红军2000余枝枪，约定陕北红军派遣部队前往黄河渡口接应。可孙殿英急于消灭马家军准备西进，经南汉宸联系，陕北红军如期接应，杨虎城也派兵声援。孙殿英妄图孤军速战速决，南汉宸力劝无效。果然攻宁夏两月未下，士气大挫，部下纷纷叛离。蒋介石乘机停止军饷，撤了孙的督办公署和本兼各职，余部退回绥远，又被晋军缴械。
南汉宸于1934年四五月间回到天津。这时，吉鸿昌也在天津。南汉宸曾奉上海中央局指示，到泰山访晤了冯玉祥，共策抗日大业。很快，冯玉祥领导成立了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同盟中央委员会由冯玉祥（徐维烈代）、李济深（任应歧代）、方振武、方本仁、吉鸿昌、张碾生、邓哲煦、宣侠父、南汉宸等组成，南汉宸任秘书长。4月，吉、南、宣准备在豫南组织较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吉鸿昌等还计划把江西的两师旧部拉回河南，组织十几万人的中原暴动；另派茹志章去陕西，联合杨虎城一起行动。杨虎城十分赞同，拿出1万元作为捐助，茹志章交给了南汉宸。南汉宸这时还找到老朋友、察哈尔省保安司令部参谋长支应麟，做他的思想工作，终于促成支应麟率部起义。同年10月，宣侠父获悉蒋介石和南京政府下令逮捕吉鸿昌、南汉宸等。11月，南汉宸奉调往上海工作。
南汉宸扮作商人登车南下。中途，他十分关心吉鸿昌的安全，曾打电报给吉鸿昌，告诉他“生意已成交，急速来沪。”可是，当他抵达上海刚刚跳下火车，就接到联络员送来的情报——纸烟盒上三个赫然黑字：“吉被捕！”他没有出站，旋即登上一列北去的火车，返回天津，营救吉鸿昌。
南汉宸一到天津，就和地下党组织商量了营救措施。接着他一边派人日夜兼程上泰山，请冯玉祥将军下山保释，一边就近活动。他通过朋友关系，先找到河北省主席、东北军将领于学忠。于学忠推诿自己不敢独担此任，必须再有几个大员担保才行。他又找住在天津的鹿钟麟。鹿钟麟听他说明来意，面有难色地说：“为了老朋友担些风险也是应该的，只是我在国民党和政府里徒具虚名，没有实权，人微言轻啊！”南汉宸讲了于学忠的意思，但鹿还是叹气。正在南汉宸重作筹划时，蒋介石电令天津军警当局，将吉鸿昌押往北平，由何应钦查办。吉的旧部准备劫车，但狡猾的敌人却提前把吉鸿昌押送走了。营救吉鸿昌的活动没有成功。11月24日，吉鸿昌在北平英勇就义。
吉鸿昌殉国后，南汉宸回到上海，在上海中央局工作，和王世英、刘仲华等一起，负责编辑国际情报。
1935年，何应钦和北平蒋军撤走，华北又被冯玉祥系的军队统治。这时，上海中央局遭到大破坏，同党中央、共产国际失去联系。为保存党的力量，上海中央局机关搬到天津。
1935年7月南汉宸从上海抵达天津后，根据党的决定，被派到北方局下属的联络局工作，主持情报收集和“兵暴”运动。此时，北方正澎湃着抗日怒潮。王世英和南汉宸等在学校中发展力量，吸收了40名党员，并且团结了许多著名学者，如杨秀峰、张申府、张友渔、阮慕韩、黄松龄、齐燕铭、吴晗等，扩大了抗日统一战线。东北军退入关内后，东北军将领马占山把他的军官集中到天津由南汉宸训练，并组织了抗日同志会，由南汉宸负责。对于“蒙疆自治政府”和“冀东防共政府”的军政情况以及日军动态，南汉宸格外注意。他亲自到张家口布置、检查情报工作，把获得的秘密情报登在内部刊物《广闻通讯》上。对于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南汉宸更为关注。1935年10月，他约当年曾一起在陕西省政府供职的旧友申伯纯来津会晤，同申商议如何做十七路军的工作，希望促进杨虎城与我党合作。申伯纯相机去南京，见到正参加国民党五大的杨虎城，交他看了中国共产党的《八一宣言》。杨虎城完全同意中共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并请申伯纯向南汉宸转达派人具体商讨的愿望。
杨虎城由南京返回西安没几天，长征到达陕北不久的中共中央也派汪锋携毛泽东的亲笔信到西安见杨。杨虎城不知真假，复派省府科长、中共秘密党员崔孟博到天津找南汉宸询问。正巧南汉宸调动工作，王世英要去陕北向党中央汇报白区工作，遂随崔孟博到了西安。王世英见到杨虎城，证明了汪锋是自己的同志。王、汪同杨虎城经过商谈，在南汉宸早先提出的六项建议的基础上，商订了四项合作原则。这些原则由王世英带到东征前线向毛泽东、周恩来等汇报，得到了中央的同意。从此，红军和西北军的合作正式开始。
这期间，南汉宸在天津交通旅馆向我党同志、东北人孙达生介绍了杨虎城的情况。南汉宸说：“中央红军到西北，东北军也到了关中，如果三方能够合作最好。西北地理位置好，完全可以减轻蒋介石的压力，争取苏联援助，以发动群众，反蒋抗日，转变‘围剿’红军的形势，党内同志要促进东北军和西北军的联系，希望你为此努力。”南汉宸还把张学良的老友高崇民介绍到西安，负责张、杨双方联系。高崇民和孙达生到西安后，为东北军抗日做了很多工作。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中共代表团到达西安后，周恩来征得杨虎城同意，决定调南汉宸来西安协助代表团工作。南汉宸接到调令，于25日离津来陕。
南汉宸到西安，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在杨虎城的十七路军总部处理十七路军和西安绥靖公署的公务，并参加了因事变而专门成立的设计委员会，和王炳南一起成为杨虎城处理公务和人事的左右手。这时，张学良已送蒋介石去了南京，东北军和西北军统归杨虎城指挥。当蒋介石背信弃义，软禁张学良的消息传到西安时，东北军少壮派群情激愤，主张以死战保出少帅，而高级将领王以哲、何柱国等则力主停战和谈；西北军也有类似情况，双方意见各不相让，杨虎城难以驾驭。南汉宸奉命前去做杨将军的工作，反复宣传我党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1936年底至1937年初，蒋介石先以“首谋伙党，对上官暴行胁迫”的罪名，判处张学良十年徒刑，剥夺公权五年。接着又玩弄阴谋，“赦免”本刑，“交军事委员严加管束”。少壮派看了报纸，更加悔恨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扬言要枪杀主和分子，扣捕中共代表团，在枪杀者的名单上就有南汉宸。1937年1月26日晚，杨虎城夫人谢葆真得知此讯，劝南当晚就留在杨虎城总部居住。南汉宸婉言谢绝了谢的好意。事隔一天，杨虎城亲自到南的住所，对南汉宸说：我们是十几年的朋友关系，在政治上我是对得起你的。这次你一到西安，我就对你说过，和平解决是牺牲我。我是蒋的部下，蒋的为人是睚眦必报的，和平解决以后，叫我怎么对付！这种情形，你为什么不替我想一想？你一味站在你们党的方面说话，我也不能眼看着自己就这样完了。现在局势很不安定，我可以把你送到我老太太家里去，你以后不要再过问西安的事情了。南汉宸答道：“我是共产党员，绝不能离开党的工作，不能就这样丢下不管。目前的严重局势怎么处理，我马上就去找周先生研究这个问题。”周恩来当时正准备去云阳红军司令部，同彭德怀、任弼时等研究当时的形势和策略，听了南汉宸的汇报，周恩来说：请你转告杨先生，请他放心，我们绝不做对不起朋友的事。
1937年1月31日，于学忠等东北军高级将领同杨虎城、周恩来举行三方面最高军事会议，讨论和战大计。南汉宸为周恩来参加这次会议作了周密的部署。他亲自找负责西安警备的邓宝珊，请求他一定要保障周的安全。邓宝珊对此也极为重视，亲自在会议室门口把守。
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期间，南汉宸曾动员景梅九、董林哲等人恢复已停刊的《国风日报》，配合代表团的宣传工作。他还遵从周恩来之命，代周会见了《大公报》记者范长江，希望范长江把西安事变真像和我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公布于世，以沟通西安和外部世界的舆论来往。中共代表团返回陕北后，南汉宸受党的委托，代表十七路军参加抗日联军西北委员会联合办公厅的工作，处理西安事变的善后事宜。不久，局势急转直下，顾祝同率中央军进驻了西安。南汉宸由三原移住云阳，为红军前总培训了十余名统战工作干部。5月27日，杨虎城离西安赴沪准备出洋。临别时，陕西各界欢送杨将军，周恩来因事和杨虎城同机赴沪，南汉宸到机场送行。
此后，南汉宸按照周恩来指示，到华北开展统战工作。他帮助东北籍人士建立了东北抗日总会，还同国社党成员张东荪，“第三党”成员彭若建立联系，并在冀、察各地配合王世英工作。
七七事变后，南汉宸绕平绥路经山西到西安，见到了当时正准备由西安赴山西同阎锡山商谈抗日问题的周恩来等领导同志。在一次会上，周恩来风趣地问大家：“在座的谁是老西儿（指山西人）？”南汉宸和程子华等举起了手。周恩来看了看，说：“好，是老西儿的跟我回山西，找阎锡山去！”9月1日，周恩来、彭德怀、徐向前、南汉宸、程子华、宣侠父等人离开西安，前往太原。
周恩来、彭德怀和南汉宸等到太原后，在太和岭见阎锡山，商谈有关抗日事宜，并拟在山西建立合作组织。1937年10月1日，由各党、各派、各军及晋、绥、察各省政府代表组成的战区总动员委员会（简称动委会）在太原成立，续范亭任主任委员；我党派邓小平、程子华、彭雪枫、南汉宸参加，南汉宸任组织部副部长，程子华任武装部部长；在北平的王世英还为动委会输送了大量政治干部。动委会积极配合八路军一二○师开辟晋西北根据地。阎锡山生怕共产党掌握了动委会，于是耍了个花招，委任续范亭为第二战区保安司令，勒令动委会的军队编入保安部队，企图削弱我方力量。续范亭任保安司令后，动委会实际由南汉宸主持，继续进行活动。
1938年春节后，阎锡山电告续范亭到秋林参加会议，企图在会上通过解散第二战区总动员委员会的决议，以达到削弱我党力量的目的。南汉宸同续范亭仔细地研究了对付阎锡山的几项原则。秋林会议上，续范亭当面与阎锡山争执，一直拖到5月份，阎锡山才强令解散动委会。不久，党中央指示动委会的中共同志到晋察冀边区工作。南汉宸奉命处理善后，并继续同续范亭商量对付阎锡山的方针和政策。9月，南汉宸回到延安，担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不久，他到驻榆林的东北军何柱国部动员抗日；11月又赴西安，参加天水行营召集的会议；1940年3月，受共产党中央之命又到榆林，做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邓宝珊的工作，后返晋西北，看望新军总指挥续范亭，帮助他筹划建立行政公署和地区经济局、银行。此间，他和冯玉祥、孙蔚如、孙殿英仍保持着联系。
当时，大后方人士不了解北方抗日详情，党中央决定南汉宸以过去的身份，给他后方的朋友写信，宣传八路军将士英勇抗击日寇的事迹，南汉宸先后给徐永昌、白崇禧、李宗仁等写过信。1941年春，南汉宸又到邓宝珊部时，得知胡宗南也派人来邓部游说。邓宝珊问南汉宸是否相见，南汉宸说：“我们来这儿光明磊落，无须遮掩。”他亲自和邓宝珊到机场接胡宗南的代表，双方进行了接触。一次路过榆林，一个曾叛变革命的人邀他赴宴，他欣然前往。他对周围的同志说：“这样的事太多了，不要记他，尽量争取他，革命还长呢。要利用一切关系。”
1941年，由于日寇的进攻和残酷“扫荡”，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各抗日根据地的财政和经济遇到了极为严重的困难。在延安，保管员硬是从地上一粒一粒捡起来散落的米粒，才给中央书记处的负责同志做了顿节日的大米饭。一次，毛泽东在枣园召见南汉宸，同他畅谈了四个小时。最后，毛泽东风趣地说：“我们不能跳崖，不能解散，我们要自己动手。中央决定由你任边区财政厅厅长，我就是要你作一个会做无米之炊的巧媳妇。”
南汉宸一到财政厅，钱成了迫在眉睫的问题。为了保证供给，解决财政与发展生产的资本，他提出禁止法币流通、由边区银行发行边币的建议。这个建议当时曾遭到党内一些同志的反对，他们认为边区本来就物资奇缺，一发行货币，岂不造成物价上涨，通货膨胀？双方意见不一，一直争论到中央。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代表中央表态，支持南汉宸的主张，肯定这是特殊情况下的特殊手段。1941年1月28日，边区政府委员会决议发行边币，并宣布禁止法币流通。同年10月17日，南汉宸在边区专员县长联席会议上所作的财政报告中，进一步强调了发行边币的意义。他说：“我们发行边币的任务是帮助边区的经济建设，不是为了财政的支出而发行的，在数量上也是按着地域的需要而发行，决不让它恐慌和膨胀，这是我们边区今天的金融政策。”后来事实证明，边币的发行对克服边区财政困难，促进边区生产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为了搞好商品流通，南汉宸注意建立与健全边区的税收政策。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他主持草拟了各项税务政策和粮食征收章程，把原来商人采取的以厘股摊派负担的办法加以改进，吸收大、中、小商人参加商会领导，结果方法简便，税收增加，粮食征收的具体措施逐渐完善了。
陕甘宁边区本来就十分贫瘠，党中央为了使多年受战争蹂躏的农民得以休养生息，1937年到1939年间，取之于民的很少，三年中通过劝募方式，只征收了7万石粮食，不足部分从武汉、西安、洛川等地购买。随着根据地的扩大，非生产人的增加，特别是国民党的经济封锁，粮食问题就成为一个突出的大问题。1941年，政府已向群众借了4万石，预计1942年还需要16万石。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南汉宸和财政厅副厅长霍维德商议，提出向边区农民征收20万石公粮。这个数字要占1941年边区粮食总产量的13.3%，因此一提出来，就听到各种不同的议论。南汉宸觉得，这样做确实给边区群众加的负担太重了。可是不这样做，党政机关和军队就没吃的，革命也许会因此而失败，只要讲清这个道理，群众是会谅解并支持采取这一措施的。为此，他提出财政厅由霍维德负责，并组织大批党校学员和工作人员到各县进行调查，广泛征求群众意见。调查的结果表明，征收20万石公粮，边区农民的生活虽然会紧张一些，但还是能够对付过去的；这个征收数字不论同当地革命以前相比，还是同当时邻近的国民党统治区相比，都要低得多。于是南汉宸把自己的意见正式向中央报告，很快得到中央和毛泽东的批准。南汉宸后来回忆说：
皖南事变后，外援完全断绝；财政被迫急剧走上自给。当时困难到提出饿死、解散与大家动手生产的三条道路，其严重可想而知。
在粮会上，1940年对军需的严重性估计不足，还没有改变单纯的量入为出的财政方针，仅征公粮9万石。1941年春，人数增加，缺粮太多，4月初即闹粮荒，又无通盘计划，曾被迫下令，两次借粮，一次征购。个别地方如延安、富县，借粮有达八九次的，扰民太甚。但粮食供给仍不能保证，有的部队两天没有吃上粮。
秋收时提出征收公粮20万石，公草2600万斤，政府经过很慎重的考虑，最后方获通过。我们坚持了这一方针，向群众说明，过去借粮一律归还，明年不再借，再不官价买粮，望群众能予我们以帮助。在我们广大干部的努力和群众的拥护下，终于胜利完成，这是边区人民负担最重的一年。
1941年粮会问题的解决，使边区渡过了难关。随着大生产运动的开展，许多机关和部队达到了粮食和副食品自给或部分自给，农民收入不断增加，负担则逐年减轻，很快便达到了丰衣足食。
粮食问题解决了，棉、布等日用品仍然十分短缺。南汉宸和霍维德等商量，采取了同胡宗南、阎锡山的部队以物易物等一系列特殊措施，终于解决了陕甘宁边区的物资困难。当时，定边的食盐是边区出口换取棉、布等必需品的主要物资，政府曾采取官督民运的政策，动员群众运盐贩卖。但由于在支付运费上卡得太紧，群众的积极性不高。南汉宸发现这个问题后，经过研究决定将卖盐所得利润的三分之一分给运户。简简单单的一条措施，一下子调动起群众的积极性，老百姓连大年初一都不肯歇，完成了政府提出的运盐计划。
南汉宸在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财政厅厅长期间，手里掌握着财政、物资大权。但他常告诫工作人员，绝不能擅自占公家便宜。他自己孩子多，负担重，孩子们有时连鞋也穿不上，但从来不利用职权去谋个人私利。毛泽东知道他的情况后，特意写了一张条子，嘱咐有关同志设法解决南汉宸孩子的鞋子问题。
在工作中，南汉宸善于团结同志，并大胆使用人材。财政厅副厅长霍维德，是在陕北成长起来的干部，对边区的历史和现状十分熟悉，且有办事才干。南汉宸处处尊重他的意见，对他的工作给予积极的支持。南汉宸在担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期间，曾破格把一位热爱边区、有工作才干，己是中共党员的原国民党人员，调到统战部工作。后来，南汉宸出任边区政府财政厅厅长，又把这位同志调到财政厅，并委以秘书长的要职。南汉宸注意团结人，也提倡同志之间相互团结，有意识地促进工农干部和知识分子干部之间的结合。他知人长中之短和短中之长，处处与人为善，任人唯贤，许多当时在财政厅工作的人都说：“和南厅长在一起工作放心。”整风运动后期，康生搞所谓“抢救失足者”运动。南汉宸冒着风险，保护了许多党内外同志。
1942年10月至1943年1月，中共中央西北局在延安召开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为了总结陕甘宁边区的财经工作，毛泽东委托南汉宸为他准备在会议上所作的报告搜集、整理资料。毛泽东看了南汉宸提供的材料后，于12月13日和20日两次亲笔复信，说：“后送各件收到，甚慰。拟再请你对粮会、税收、贸易、金融、财政、供给等项干部在自己工中应注意之点（应兴应革），每项写一千至一千五百字给我，以插入报告中教育干部，对于你今后的工作有大助益。”毛泽东强调：“每样要说政策，说工作，是向广大干部说话，使他们看了懂得政策的方向，懂得工作的做法。”南汉宸按照上述要求，日夜突击赶写，按时将材料交给毛泽东。年底前，毛泽东向大会作了《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长篇报告。这篇曾经对陕甘宁边区和敌后各解放区的财经工作起过重要作用，乃至对今天仍有指导和借鉴意义的重要著作，渗透着南汉宸的不少心血；报告中对陕甘宁边区克服财政经济困难的赞扬，无疑是对南汉宸和他领导的财政厅卓越工作的肯定。
抗日战争胜利后，南汉宸被派往张家口，任晋察冀边区政府财政处处长，领导晋察冀边区的财政工作。1947年4月，南汉宸作为晋察冀边区代表团团长，出席了在邯郸召开的华北财经会议。不久，应董必武的邀请，他到河北平山，任中共中央工委财委副主任，后又调任华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华北银行总经理，为统一华北、西北、华东和东北等解放区的财政、经济和货币，支援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做了大量的工作。在统一货币的过程中，中央工委组织了一个小组，专门筹备人民币发行事宜。南汉宸带领这个小组，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完成了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光荣任务。
1948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成立，南汉宸被任命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从这时起直至全国解放初期，他以主要精力投身于建立新中国金融体系的伟大事业之中，主要进行了以下三方面的工作：一、把各根据地银行都统一为人民银行，六大区成立区行，各省市成立分行，地区设支行。另外还建立了各种专业银行，如农民银行、交通银行、建设银行，加上农村信用合作社，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二、接管国民党官僚资本的金融事业，并在军管会领导下接管国民党的各个省银行，对民族资本家的银行、钱庄接管加以改造。三、保持原中国银行的编制和名称，先行改造。
在南汉宸的领导下，经过金融战线全体同志的一致努力，宏大的人民银行系统终于建立起来了。
南汉宸认为中国是农业国家，要发展农业生产，金融工作必须深入到中国农村的最基层。在1951年5月10日召开的全国农村金融会议上，他深入分析了农村金融工作的重要意义，指出：在政治上讲，农村金融的发展关系到人民民主专政在农村的巩固，我们要巩固工农联盟，帮助农民走上富裕道路；在经济上讲，发展农村金融，可以从出口贸易、国内市场、建设资金等方面，为发展工业奠定坚实的基础。他提出“深入农村，帮助农民，解决困难，发展生产”的金融工作十六字方针，积极支持在农村建立储蓄所，鼓励农民把猪鬃、鸡蛋、桐油、鸡毛等卖到国外，换取外汇。为了加强农村金融工作，他指出：全行80%的机构、60%的干部要为农村银行服务。
1950年8月1日，在南汉宸主持下，全国金融业联席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根据中央调整工商业的方针，研究调整金融业中的公私关系，金融业与工商业关系以及金融业中的劳资关系。经过这次调整，不仅帮助私营金融界克服了困难，而且引导其开始走上国家资本主义道路。在以后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改造中，南汉宸坚决贯彻党的方针、政策，使全国金融系统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到1952年12月就胜利完成，成为最先完成改造任务的一个行业。
为了充分发挥人民银行在国计民生的作用，南汉宸还做了许多工作。北平解放之初，物价曾一度不稳，投机商人乘机大捞一把，造成人心惶惶。南汉宸提出“折实储蓄”的方法，动员群众到银行储蓄，很快稳住了民心，控制了物价的起伏。抗美援朝战争前夕，中央估计到仗打开以后可能物价波动，决定银行要配合战争。南汉宸主持银行讨论贯彻，采取各机关现金不过夜，各单位不拿现金流通等措施，对积蓄力量，为战争服务，起了很大的作用。
南汉宸不但善于理财，是我党难得的金融专家，而且十分重视团结党外的专家、学者，虚心向他们学习。他在人民银行总行建立了一个规模很大的研究室，吸收旧银行的专家、学者，如千家驹、章乃器等参加，使他们把自己的专长，用在人民银行建设的事业中来。对于银行的工作人员，南汉宸更是关心。为了提高大家的文化水平和专业知识，他特地在北京大学设立了一个专业班，三年学制，把科、处、局级以及市级在职干部送去学习、深造；还在清华大学设立了二年制的大专班，专门培养金融专业人才。
全国解放后，南汉宸虽然离开了党的统战部门，但在新的岗位上，他仍然坚决贯彻执行党的统战政策。一次，香港爆发经济危机，香港金城银行的周作民想向人民银行借400亿巨款以度难关。南汉宸经请示中央有关领导同志，毅然借给了800亿，使周作民深受感动。后来，他把自己的银行全部献给了国家。
南汉宸在总行工作期间，十分重视职工队伍的思想建设。1950年，金融行业形势喜人，但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他及时在总行成立了检查处，调查解决矛盾。1951年5月，在中国人民银行第一届全国检查会议的闭幕式上，南汉宸作了《关于银行检查工作的报告》，严厉地批评了官僚主义作风。他指出“得过且过”、“不负责任”、“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以及“雇佣观念”，都是官僚主义的表现。他还说：“有些老干部，遇事不调查不研究，白天晚上忙于文牍事务，不懂得掌握政策、结合实际，形成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他强调，所有这些，都必须坚决克服。
南汉宸在中国金融事业方面作出了特殊的贡献，赢得了崇高的声誉，“为我国人民的金融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发展对外贸易，加强外事往来，中央决定建立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简称贸促会）。1952年春，周恩来委派南汉宸主持贸促会工作，担任贸促会主席。同年4月，南汉宸率中国经济代表团到莫斯科参加国际经济会议。会议期间，他接触了与会的三位日本议员，向他们介绍了新中国的繁荣景象，热情邀请他们来我国访问，这三位日本议员欣然应允。会后飞抵北京，南汉宸又受周恩来委托，同他们进行了友好会晤。当这三位日本友人言及旧日战事而深感内疚时，南汉宸说：“那已是过去的事了，我们应该往前看，以后中日两国还应当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日本议员为之涕泪纵横。经过友好协商，双方签订了第一个中日民间贸易协定。这一行动打开了禁锢着的中日关系的局面。此后很长一段时间的中日友好往来，都是由贸促会负责的。
这以后，南汉宸率中国代表团多次出访亚、非各国。每次出访，他都坚持党和政府的外交原则，既增强了同亚、非人民的友谊，又维护了中国的尊严。1961年，南汉宸访问拉美国家。在巴西，他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董必武邀请巴西副总统古拉特访华。古拉特副总统于同年8月应邀来华访问，毛泽东在南汉宸陪同下会见了巴西贵宾。中国和拉美国家的友好往来，突破了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外交封锁。1964年，南汉宸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身份访问日本。这是新中国建立以来访日的最高负责人。他在日本会见了许多政府大臣，并同日本财界首脑松下、日立、丰田等大公司负责人进行了会谈。
建国以后，南汉宸还担任民主建国会副主任委员、党组书记，全国工商联合会副主任委员、党组书记，中非友好协会副会长，中日友好协会副会长。在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均被选为常务委员会委员。
“文化大革命”期间，南汉宸遭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迫害。他身患高血压、动脉硬化等疾病，于1967年1月27日含冤逝世。
1979年1月24日，中共中央为南汉宸平反昭雪，邓小平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参加了追悼会。中共中央的悼词说：南汉宸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中国人民的忠诚战士”。
（药英 冯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