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子文,又名黄成章,化名王文,陕西省三原县陵前乡甘涝池村人。1925年考入上海中华职业学校,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黄子文出生于一个富裕的农民家庭,祖辈以耕种为业。1918年,黄子文进入私塾接受启蒙教育,1923年考入三原县中学。此时正是陕西学生运动高涨之际,三原中学及附近几所学校的老师大多是来自上海、北京、天津等地大学毕业生,经历了五四运动的洗礼,带来了新文化、新思想和新观念。黄子文受新思想的熏陶,一面学习文化课程,一面阅读学生中流传的《共进》、《向导》、《新青年》等进步书刊,受到马列主义和时代精神的启迪,蒙发了去上海求学的愿望。
1925年秋,黄子文考入上海中华职业学校,在上海遇见蒲克敏,张资平等同学,参加了“陕西同乡会”,一面磋商学业,一面探讨革命理论。
1927年3月,参加了周恩来领导的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受党组织指示,黄子文来往于工人和学生之间做警戒联络工作。斗争的胜利,使黄子文进一步看到了工人阶级的力量。4月,黄子文考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7月,汪精卫在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军校停办。10月,黄子文辗转回到陕西,与中共陕西省委取得联系,任中共三原县委农运委员,领导农民运动。
1929年春,关中持续大旱,军阀土匪抢掠骚扰,渭北一带满目疮痍,广大贫民挣扎在死亡线上。黄子文和区委负责人孙平章、马先民、唐玉怀按照省委指示领导灾民斗争,在西王堡组织“武字区地方筹赈委员会”,黄子文任主任,唐玉怀任副主任。
10月,鉴于渭北斗争形势恶化,中共陕西省委决定黄子文到天津北方局工作,为掩护身份,与妻子李胜云同行。到天津后,黄子文到北方局军委工作,李胜云留在党组织设在法租界的联络站工作。
1931年1月,黄子文受北方局派遣,到山西从事兵运工作。5月,在孝义、中阳、汾阳三县交界的楼底村,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第一大队成立,拓克宽任大队长,黄子文任政委,在晋西一带开展轰轰烈烈的政治、军事斗争。在国民党山西军阀徐永昌的围剿下,晋西游击队根据中共山西特委“精简部队,西渡黄河,进入陕北地区,继续开展游击战争”的指示,采取巧妙战术,冲破敌人的重重封锁,于9月初西渡黄河,进入陕北。
到达陕北后,黄子文根据中共山西特委指示,与中共陕北特委书记赵伯平取得联系,研究制定游击队活动方针。正当黄子文返回游击队传达执行时,赵伯平接到中共北方局通过山西特委转来的通知:“黄子文同志之妻李胜云在天津被捕后,转押北平,行将分娩,让家属保外生孩子,让子文速去北平照看。”在赵伯平的安排下,黄子文赶往北平。11月,黄子文风尘仆仆赶到北平,与妻子李胜云相会。不久,根据罗章龙等领导的非常委员会和河北省委紧急会议筹备处的决定,黄子文与马志敬、王鸿俊回陕西工作。
1932年2月,中共陕西省委决定派黄子文回三原工作,并派渭北巡视员焦仲鸣同行。黄子文回到家乡,与区委书记马先民取得联系。经过研究决定,分期举办党员学习班,邀请刘志丹到武字区,讲游击战术及各类武器的使用等军事知识。经过一个多月的党员学习班,为创建渭北革命根据地培养了一大批干部,黄子文和刘志丹也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学习班结束后,黄子文与刘志丹离开武字区,北上陕甘边。
7月,中共陕西省委为了广泛开展渭北游击战争,决定成立中共三原县委,金理科任书记,从陕甘游击队调黄子文回三原担任县委委员。
不久,中共陕西省委派杜衡到陕甘边区执行省委8月做出的《创建陕甘边新苏区及红二十六军决议案》。杜衡到三原后,黄子文带领渭北游击队与其一同北上,在宜君县转角镇(现属旬邑)将陕甘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二团,王世泰任红二团团长,杜衡任军政委兼团政委。随后,杜衡派黄子文返回三原向省委汇报。黄子文遂护送被杜衡解职的谢子长、阎红彦到武字区,派人送出潼关去上海。
省委得知此次行动的消息后,即派省委书记袁岳栋到三原阻止红二团南下。
为了挽救革命武装,黄子文将情况向袁岳栋、赵伯平汇报后,即化装成木匠,深入渭华山区寻找红二团。在渭南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下,终于找到了病饿交加的刘志丹、王世泰等,几经辗转到达华县。7月下旬,转移到渭南地下党员张文华、张我公、白思堂家隐蔽,在从北平返回三原辗转隐蔽在渭南张文华家的妻子李胜云的配合下,于8月上旬渡过渭河,返回照金。
照金苏区失陷后,
1934年2月,黄子文因病到西安治疗。4月中旬,病情有所好转后,带领张文华来到武字区,组织十二三个人的游击队,在七界石找到第三路游击队政委张仲良和总指挥王安民,活动于淳耀边界一带地区。
阎家洼子会议后,黄子文调陕甘边军政干部学校任教员。9月,中共陕甘边南区革命委员会成立后,黄子文任南区革命委员会主席。在陕北错误肃反中,黄子文被关押。10月中旬,党中央长征到陕北后获释,被安排在瓦窑堡红军兵工厂工作。1936年3月,黄子文调入红军学校任政治教员。1937年7月,黄子文被任命为庆阳抗敌后援会主任。
1938年5月,经陇东特委组织部长李铁轮批准,黄子文返回家乡武字区。1939年1月,三原形势发生变化,武字区委书记刘光远将黄子文送到边区陕西省委驻地。不久,中共陕西省委又决定黄子文去延安马列学院学习,后转入延安研究院学习。
1942年春,延安整风运动开始。黄子文离开延安回到三原武字区,从此失去组织关系。后往返于河南与陕西眉县以贩牛为生。1943年,黄子文南下河南时,在渭南火车站遇到国民党渭南行署专员史直,不得不转道西安。在史直、程建文(原青年团三原特委书记,后叛变)纠缠下,暂居西安。9月,黄子文通过王鸿俊在三原政界的关系,担任陵马柏嵯四乡指导员。回到三原陵前,通过三原县委交通员陈玉秀转告组织,“我黄子文无论到什么地步,也绝不做背叛党和人民的事。”自此以后,黄子文辗转西安和三原,进行革命活动。
1946年春,黄子文担任陵前乡乡长,利用自身的特殊身份,多次送出情报,保护革命人士和地下党员。1947年3月,黄子文任陵前乡乡长兼自卫队队长。根据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习仲勋的指示,
1950年,黄子文的灵柩移回陵前乡甘涝池村。中共关中地委的挽联上写着:“为人民毕生奋斗历尽艰险,战胡匪奋不顾身捐躯疆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