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的曾祖父白温在长安任检校都官郎中时，将家从韩城迁至下邽县下邑里（今渭南市临渭区下吉镇西关村一带）。贞元十九年（803），白居易参加书判拔萃科考试及第，被授秘书省校书郎之职。随后又在下邽县义津乡津贤里金氏村（今临渭区信义乡上太庄西南约一华里处）安了新家。白居易一生与下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在故乡有所作为的是任校书郎后至江州司马前的十二年，特别是为其母丁忧守孝的三四年。在这一段时间里，白居易绿化环境，种树植桑；扶犁下田，从事农作；深入百姓，察看社情；安葬先辈遗骨，建立白氏陵园；勤于笔耕，作了大量诗文。虽时间不长，但生活是非常丰富的。

　　种树植桑

　　白居易对儒、道、佛三家的思想均有研究，受“天人合一”的观点影响较深，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新的庄园建成之后，正值秋季，恰是渭北植树季节，白居易在庭院和庄前屋后栽了不少的花草树木。随后，每年亦有所增加。

　　这些树木及花草从品种上讲有柳树、榆树、槐树、桐树、桑树、松树、柏树、桃树、青竹、菊花、向日葵等，正如他诗中所反映的“插柳作高林，种桃成老树”，“小松未盈尺，心爱手自移”，“梧桐上阶影，蟋蟀近床声”，“春风怪我君知否，榆叶杨花扑面飞”，“引泉来后涧，移竹下前冈”，“鸟鸣桑椹熟”，“棠梨间叶黄”，“仰摘枝上果，俯折畦中葵”，“唯有数丛菊，新开篱落间”。

　　这些树木从数量上讲也是不小的。白居易的诗中亦有反映：“榆柳百余树”，“古槐八九树”’，“贫静似僧居，竹林依四壁”，“村南无限桃花发，唯我多情独自来。日暮风吹红满地，无人解惜为谁开。”加上白居易养蚕，说明还植有桑园。因此，他栽种树木的量是很大的。

　　上述提到白居易《下邽庄南桃花》一诗，实际上反映的是一片桃园。金氏村在当今的信义乡，与全国三大名桃“孝义甜桃”的产地孝义乡相邻，说明此地种桃至少已有千年历史了。

　　白居易在元和六年（811）回家为其母守孝时，他当年栽的柳树已成林，桃树已成园，其他树木也都长成了大树，可以说已经受益了。随后的近四年里，他栽树种花一直没有间断，这个习惯延续了一生，直至他的晚年。包括江州任、忠州任、苏州任及分司东都任上，白居易都栽种了不少的花草树木。

　　　丁忧守孝  建白氏茔地

　　白居易在故里下邽长住的近四年里，主要是为母亲丁忧守孝。母子生死别离为人生至痛，白居易对其母的生育、养育、教育之恩是刻骨铭心的。在故里的“一千三百夜”，似乎还难以回报他对母亲的似海深情。正如他在《慈乌夜啼》一诗中写道：“慈乌失其母，哑哑吐哀音。昼夜不飞去，经年守故林。夜夜夜半啼，闻者为沾襟。声中如告诉，未尽反哺心。”这真是动人魂魄、令人悲泣的极品之作。

　　白居易在安葬其母的同时，分两次搬迁了三代以内的亲人灵柩，在义津乡北原建立起白家陵园。后来，他的一些亲人也陆续安葬在这里。

　　第一次迁坟是元和六年（811）十月。白居易把从前权厝在下邽下邑里的祖父白灵柩，权窆在新郑临洧里的祖母薛氏灵柩以及在襄阳东津乡父亲白季庚的灵柩和他母亲的灵柩一并安葬。“其两茔同兆域而异封树”，遵俗成礼。安葬先辈灵柩，对家庭来说是件大事。白居易的长兄白幼文、弟白行简及其子侄均参加了葬礼。事后，白幼文去了符离，白居易、白行简及子侄继续为其母丁忧。

　　第二次迁坟是元和八年（813）二月，白居易把寄葬在符离县的外祖母灵柩和四弟白幼美灵柩也迁回下邽安葬。

　　在迁坟的过程中，白居易撰写了不少追远文章。他为其祖父白、父亲白季庚写了《故巩县令白府君事状》和《襄州别驾府君事状》两篇文章，记述二人生平；为其外祖母写了《唐故坊州城县尉陈府君夫人白氏墓志铭》；为其弟白幼美写了《唐太原之殇墓志铭》和《祭小弟文》，寄托了他的哀思。

　　这里还要记述的一件事情，是白居易扶其母亲灵柩回金氏村不久，他惟一的刚满三岁的女儿金銮子因病夭折。他忍痛在距村三里之地将其掩埋。“朝哭心所爱，暮哭心所亲。亲爱零落尽，安用身独存？”这对白居易打击很重，使他的精神濒于崩溃。因此，写下了不少哀伤的诗篇。

　　元和十一年（816）秋初，白幼文携“孤幼弟侄”六七人从徐州符离到江州看望失意的白居易，在江州没住多久，便回了故里下。不料次年五月，白幼文因急病在下邽去世并葬于白氏坟茔。白居易因“负忧系职，身不自由”，不能亲临执绋，所以更加悲痛。诚如他自己所说：“酌痛量悲，莫如今日”。

　　宝历二年（826）冬，白居易的胞弟白行简卒于膳部侍郎任上，归葬于下邽祖茔。当时白居易正从苏州北返，没有参加白行简的葬礼。大和二年（828）十二月初一，时任刑部侍郎的白居易，带着弟媳、女儿、诸侄回下邽，摆上编成的白行简文集《白郎中集》二十卷，并亲拟祭文，举行了奠礼。在祭文中，他祭告了家庭状况及分散在各地的侄男子弟情况，并就自己晚年归葬作了具体阐述，“下邽村北，尔茔之东，是吾他日归全之位。”他不仅说明了要归葬故里，而且连坟的位置都作了明确交待。

　　大和八年（834）季春，六十三岁的白居易，回下邽故里参加了其叔父白季康的葬礼，并亲自撰写了《唐故溧水县令太原白府君墓志铭》。他在《墓志铭》的序文中写了“友于兄弟，慈于子侄”，以追念其叔父对他幼年时的关心和教诲。

　　白居易在风烛残年时，自拟了《墓志铭》再次明确提出百年之后要为其祖父和父亲陪葬。会昌六年（846）八月，白居易与世长辞，因当时家里经济十分困难，没有安葬在故里。

　　从事农作

　　白居易在任周至县尉时，根据他的所见所闻，写了一篇有名的诗《观刈麦》。在诗的最后说道：“今我何功德，曾不事农桑。吏禄三百石，岁晏有余粮。念此私自愧，尽日不能忘。”这时他已萌发出从事农桑的念头，但这也仅是一种感慨。当他为母丁忧，辞官回乡，断了俸禄后，再不是发发感慨了，而必须真正地过起农家生活。这正如他自己所说的：“犹须务衣食，未免事农桑”。

　　封建时代的农业属小农经济，小而全，大而全，自给自足。因此，白居易在丁忧的近四年时间里既要从事粮食生产，又要从事多种经营，加上他有饮酒的嗜好，还要从事农产品加工。

　　在粮食生产上，白居易先种了三十亩高粱，后又种过小麦、水稻、谷子、豆子、荞麦等粮食作物。这些在他的诗中都有记载：“种黍三十亩，雨来苗渐大”，“兔隐豆苗大”，“日暮麦登场”，“下邽田地平如掌”，“枣赤梨红稻穗黄”，“缝布作袍被，种谷充盘飧”，“独出前门望野田，月明荞麦花如雪”。当时他种什么，家里人就吃什么，“归来问晚餐，家人烹荞麦”。

　　在多种经营上，白居易有菜园、果园，由于穿衣的需要，植桑务蚕也是少不了的。他的诗中对这些均有记之：“种韭二十畦，秋来欲堪刈。望黍作冬酒，留韭为春菜”，“园菜迎霜死，庭芜过雨荒”，“鸟鸣桑椹熟”，“天晴蚕拆簇”，“村家何所有，茶果迎来客”，“田园莽苍经春早，篱落萧条尽日风”。

　　在农产品加工上，白居易开办了家庭酒坊。他种植的三十亩高粱，就是为了酿酒。他自称得了杜康、陈岵造酒秘诀，“旧法依稀传自杜，新方要妙得于陈”；他对酿酒所用的酒曲和水都有研究，“井泉王相资重九，曲蘖精灵用上寅”；他感觉到自己酿的酒比流行于华州一带的“竹叶青”和新丰一带的“榴花红”都在上，“常嫌竹叶犹凡浊，始觉榴花不正真。瓮揭闻时香酷烈，瓶封贮后味甘辛。”在《效陶潜体诗十六首》中，他写道：“而我独何幸？酝酒本无期；及至多雨日，正遇新熟时。开瓶泻樽中，玉液黄金脂；持玩已可悦，欢尝有馀滋。一酌发好容，再酌开愁眉；连延四五酌，甜畅人四肢。忽然遗我物，谁复分是非？是时连夕雨，酩酊无所知。人心苦颠倒，反为忧者嗤。”这首诗中，不仅记载了白居易酿酒的历史事实，而且还说明了气候对酿酒的影响，连阴雨是酿酒的有利条件，流露出他品尝自己产品时的喜悦心情。

　　三年多的农家生活，使白居易几乎成了农夫，也可以说他已掌握了农业上的基本知识。像购买牲口农具、农闲时积肥、田块间隙留治碾打场面、简单的间作套种等农业生产常识和工序，白居易都十分清楚。这些在他的诗中亦有反映：“卖马买犊使，徒步归田庐。迎春治末耜，候雨辟菑畬”。“剃草通三径，开田占一坊。昼扉敞白版，夜碓扫黄粱。隙地治场圃，闲时粪土疆。枳篱编刺夹，薤垄擘科秧”。当时袁滋派人给白居易送来一封信，不是经人介绍，来人是不敢相认的。有诗为证：“谷苗深处一农夫，面黑头斑手把锄。何意使人犹识我，就田来送相公书。”白居易作为农夫，和其他百姓也是一样的，同样是“纳租看县帖，输粟问军仓”。他在《纳粟》诗中，记载着亲身经历的一个故事：“有吏夜叩门，高声催纳粟。家人不待晓，场上张灯烛。扬簸净如珠，一车三十斛。犹忧纳不中，鞭责及僮仆”。面对现实，他不仅发出了“嗷嗷万族中，唯农最辛苦”的呐喊，而且还就改革时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吾闻国之初，有制垂不刊。佣必算丁口，租必计桑田。不求土所无，不强人所难。量入以为出，上足下亦安。兵兴一变法，兵息遂不还。使我农桑人，憔悴畎亩间。谁能革此弊，待君秉利权。复彼租佣法，令如贞观年。”

　　体察民情

　　近四年的农家生活，使白居易与村民们建立起非常融洽的关系。他自己也感觉到：“村中相识久，老幼皆有情。”他与村民们之间的互访也是经常的，这对白居易广泛了解农村情况带来不少的方便。村民们对白居易的来访很热情，多以酒、茶、瓜、果招待。正如他诗中所说的：“田翁逢我喜，默起具樽杓；敛手笑相延，社酒有残酌”，“新枣未全赤，晚瓜有余馨；依依田家叟，设此相逢迎。”生活的接近，关系的和谐，使白居易了解到了不少农村社会的真实情况，为以后治郡积累了丰富的一手资料。

　　白居易“种田计已决”以后，十分重视农业生产知识的学习。作为农民，“上求奉王税，下望备家储”是最基本的。只有掌握丰富的耕作技术，才有可能达到“定看秋郊稼穑丰”的愿望。为此，白居易经常走访老农，向老农请教，了解生产中的基本常识和作务技巧。这些在他的诗中均有记述：“吾闻老农言：为稼慎在初；所施不卤莽，其报必有余。”同时还记载了阴雨天对成熟庄稼的危害和对养蚕业的影响：“种豆南山下，雨多落为萁”，“簇蚕北堂前，雨冷不成丝。”

　　当时受生产力水平的限制，农村多是广种薄收，农民生产所获不多，生活比较困苦。就农民生活困苦的程度，白居易作过不少走访。“停杯问生事，夫种妻儿获。筋力苦疲劳，衣食常单薄。”平常年份如此，如果遇到灾年或特殊年份，农民生活就更苦。“回观村闾间，十室八九贫。北风利如剑，布絮不蔽身。唯烧蒿棘火，愁坐夜待晨。乃知大寒岁，农者尤苦辛。”诗中真实反映了农民在灾年时的生活景象。

　　农民受饥寒交迫的折磨，其身体状况也十分差。金氏村离城镇较远，不具备医疗条件。作为一般病，农民凭借自身抵抗力而不治自愈；遇到重病，多数是坐以待毙。白居易在他的诗中这样写道：“天地自长久，斯人几时活。请看原下村，村人死不歇。一村四十家，哭葬无虚月。”下面，他说得更具体：“昨日南邻哭，哭声一何苦！云是妻哭夫，夫年二十五。今朝北里哭，哭声又何切！云是母哭儿，儿年十七八”，“西村常氏子，卧疾不须臾；前旬犹访我，今日忽云殂。”上述诗中说明了白居易对农民病死交加、民生凋敝的状况是非常关注的。

　　白居易接触的人很多，也很广泛，涉及做官的，也涉及为民的；涉及富人，也涉及穷人。从他了解的情况看，往往是穷人和一般平民心理承受能力比较强，而做官的和富人的心理素质反而脆弱。这些在他的诗中记述得非常清楚：“南巷有贵人，高盖驷马车。我问何所苦，四十垂白须？答云君不知，位重多忧虞。北里有寒士，瓮牖绳为枢。出扶桑藜杖，人卧蜗牛庐。散贱无忧患，心安体亦舒。东邻有富翁，藏货遍五都。……朝营暮计算，昼夜不安居。西舍有贫者，匹妇配匹夫。布裙行赁舂，短褐坐佣书。以此求口食，一饱欣有余。”诗中反复比较不同层次人的心态，虽然说穷人和平民心理素质好，但从另一方面说这些人受苦多，受苦时间长，心理也可能早已麻木了。

　　经过反复地走访，白居易从农民生活十分艰苦的现象中，看到了“税赋过重”这个问题。白居易作为在家退居的朝廷命官，地方胥吏也不曾把他看在眼里。夜里索粟“一车三十斛”亦不满足，还有“鞭责及僮仆”的可能，更何况一般百姓。他在《采地黄者》一诗中，描写了饥民采地黄以易口粮的情景：“岁晏无口粮，田中采地黄。……愿易马残粟，救此苦饥肠。”这虽然有天灾的因素，但人祸的因素是主要的。他在《人之困穷，由君之奢欲》一文中写道：“盖以君之命行于左右，左右颁于方镇，方镇布于州牧，州牧达于县宰，县宰下于乡吏，乡吏传于村胥，然后于人也。自君至人，等级若是，所求甚众，所费滋多。则君取其一，而臣已取其百矣。所谓上开一源，下生百端者也。……上益其侈，下成其私，其费尽出于人，人实何堪其弊？”白居易这段文章非常精辟，一针见血地刺中了要害。

　　诗赋文作

　　白居易作为一代伟大的诗人，他一生的作品共编撰为75卷，其中诗作3840首。他在下邽的诗赋文作，是他全部作品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据考，白居易在下邽或怀念下邽所作诗文共264篇，其中在下邽所作共141篇（诗132首，赋1篇，文8篇）。

　　白居易在下邽所作的诗文，诗是主要的。这些诗从内容上讲，有讽谕、感伤、闲适、杂律四种类型。那些描写民众疾苦的作品，可以看作是前期讽谕诗的续篇；而那些失意、感怀之作，则可视为后期感伤诗的先声；还有那些寻求自我解脱的篇什，便又是后期大量的闲适诗的滥觞了。

　　这些诗不但具有很高的思想性、艺术性，而且还具有很强的人民性。白居易最有价值的诗是他的讽谕诗。而他的绝大部分的讽谕诗，包括他的名篇《长恨歌》《秦中吟》十首、《新乐府》五十首，虽然不是在下邽所作，但都是他卜居渭上以后在关中道所作的。他在下邽作的《纳粟》《采地黄者》《村居苦寒》等诗篇，思想性、人民性都很高。而《和梦游春诗一百韵》《效陶潜体诗十六首》《渭村退居，寄礼部崔侍郎、翰林钱舍人诗一百韵》，特别是《游悟真寺诗一百三十韵》，则都达到了非常高的艺术境界。

　　白居易在下邽写的文主要是事状、墓志铭、祭文、记事等。

　　这些诗文从价值上讲，反映了唐王朝一个时期农村的社会经济情况。对于研究唐代农村状况和白居易的活动轨迹，是非常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