寇准（960—1023），字仲平，北宋华州下邽县（今渭南市临渭区下吉镇一带）人。其祖辈曾居太谷，移居冯翊郡（治所在今大荔县），后迁至下邽。寇准以甲科进士入仕，先授大理寺评事、知县事，后多次擢升，直至参知政事、同平章事。他为官清廉，不拘节微而善谋大事，在地方以民为本，政绩卓著；在朝廷辅佐皇帝安邦治国，成为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及彪炳青史的一代名相。
少年登科
寇准出身名门，其远祖苏岔生曾在西周武王时任司寇，因战功显赫，遂以官职为姓。唐末乱世中，他的曾祖父寇斌、祖父寇延良均有学识，但未出仕为官。父亲寇相学识渊博，擅长书画诗词，于后晋开运年间中甲科进士，应诏任魏王记宝参军，因屡建功勋被封为三国公（燕国公、陈国公、晋国公），死后追谥为太师尚书令。寇准生长于这样的家庭，加上他天资聪明，十四五岁时便通晓《春秋》《左传》《公羊传》和《谷梁传》，写出不少诗文。
太平兴国五年（980），寇准19岁时考中甲科进士，取得殿试资格。时因太宗取士不喜欢年轻人，有人建议寇准多报几岁，以便录用。他却不以为然地说：“我正想进取，岂敢欺哄君王。”结果他一试得中，诏受大理寺评事，先后任巴东（今湖北省巴东县）知县、成安（今河北省成安县）知县。
在成安县任上，寇准按照朝廷议定的赋税和徭役办事，将应役人的姓名、住址、赋役数量张榜公布在县衙门前，百姓知晓后主动前来缴税或服役。他还奖励耕织，鼓励垦荒，致使荒野垦辟，百姓安居乐业。寇准也因此升迁为殿中丞、通判郓州，又召试学士院，授右正舍、直史馆、三司度支推官，转盐铁判官。
寇准每逢太宗诏命百官议事，常直言极谏。有次上朝议政，适逢众位官员建言与契丹国议和，寇准当即提出契丹屡犯边境，终为后患，只有加派重兵驻守，决不可与之言和，深得太宗赞许。又有一次，太宗问某重臣说：“朕欲擢用寇准，当授何官？”重臣请任开封推官，太宗说：“此官何以待准？”重臣思忖后，又改口请任枢密院直学士，太宗即命寇准担任此职。
端拱二年（989）七月，寇准被诏拜虞部郎中、枢密院直学士，判吏部东铨，专管朝廷提拔官员的考察。太宗在处理重大事宜时，常征询寇准的意见。一次，寇准在殿上向太宗奏事，因言语不和，惹得太宗起身退朝。寇准上前牵住太宗的衣襟，请他息怒坐下，继续慢慢劝谏，直到事情解决。事后，太宗思忖寇准的言行，赞许地说：“朕得寇准，犹如文皇得魏征也！”
四居相位
淳化四年（993）九月，寇准以左谏议大夫出任知青州后，太宗皇帝深知他性情刚直，多次向辅臣们问及“寇准在青州高兴不？”意在重用。淳化五年（994）九月，寇准被召回京师任左谏议大夫、参知政事（副相），太宗对吏部尚书、平章事吕蒙正说：“寇准临事明敏，今再擢用，想益尽心。”至道元年（995）四月，寇准与宰相分日知印、押班，共同商议军国大政。此时，已近暮年的太宗正为册立太子大事而着急。有一天，便问寇准说：“我的儿子中谁可以成大器？”寇准直爽地回答说：“为天下选择君主，和后宫的皇后、妃子、宦官们商议不行，和近臣商议也不行，惟有选择可以担当天下重任者才是。”太宗点头称是，随即避开左右大臣再问寇准：“襄王行不行？”寇准说：“知其子者莫若其父，愿当即决定。”遂后，太宗将襄王赵元侃改封寿王，并诏令为开封府尹，立为皇太子。太子参拜太庙回来，京师百姓夹道欢呼说：“真是个少年天子啊！”太宗闻知后很不高兴，召寇准说：“人心都归太子，把我这皇帝放在什么地位呢？”寇准看出太宗的心思，怕他出尔反尔，便立即拜贺说：“太子新立，是众望所归，也是陛下之福，社稷之福。”太宗听后，马上高兴起来，回到后宫又将此事说给皇后和嫔妃们，大家都前来庆贺。至道二年（996）七月，太宗在汴京南郊祭祀天地后，晋升了一批官员。寇准引荐的官员多得到重用，左通判、太常博士彭惟节官居左通判、左正言、虞部员外郎冯拯之上，致冯不满，奏告寇准专权。广州转运使康戬也告寇准引荐的吕端、张洎、李昌令三位重臣遇事不敢和寇准抗争。太宗斥责吕端等人。吕端解释说：“寇准刚烈自信，臣等不与抗争，是怕伤了国体，惹朝野耻笑。”太宗又向寇准问及此事，寇准不仅争辩，而且还将中书省提拔官员的册簿拿来，要论是非曲直。此举令太宗十分不快，叹息地说：“鼠雀尚知人主之意，何况人臣呢！”寇准因此而被罢参知政事，改为给事中，出任知邓州（治所在今河南省邓县）。
宋真宗咸平六年（1003）六月，寇准任兵部侍郎、三司使。其时，朝廷盐铁、度支、户部均各置使局，各自为政，自求充济，相互掣肘，甚至作弊邀功以图晋封。寇准在真宗的支持下，大胆将三个使局合并，削减官职，判使只管大事，盐铁、度支、户部各由一名副职判官主持，使承袭36年之久的三司旧制得以革新。景德元年（1004）六月，真宗想让寇准担任宰相，但又担心他性刚，难以驾驭，便问吏部侍郎、参知政事毕士安说：“谁可以与卿一同任宰相？”毕说：“寇准兼资忠义，善断大事，我不如他。”真宗又说：“听说他好刚使气？”毕士安奏道：“寇准立身徇国，嫉恶如仇，才不为一般庸俗之辈所喜爱。今国家多事，正好启用他这样的人才。”没过多久，寇准和毕士安两人同拜中书门下平章事。此后，寇准以缔结“澶渊之盟”有功于朝廷，受到真宗的敬重。景德二年（1005），寇准又加官中书侍郎，兼吏部尚书。景德三年（1006）二月，有一天会朝后，寇准先行退朝，真宗以目相送。兵部侍郎、资政大学士王钦若伺机奏道：“陛下敬畏寇准，是以为他对社稷有大功吗？”真宗答是。王进一步奏道：“澶渊之役，陛下不以为耻，反以为寇准有功于国，是何道理？”真宗不解其意，王继续说：“城下之盟，为《春秋》所耻。‘澶渊之盟’乃是大敌逼近城下而签订的盟约，已失去大国的尊严，世上还有比这更大的耻辱吗？”真宗当即愀然不悦。王钦若又奏道：“陛下听说过赌博吗？赌徒在钱财快要输光时，便倾其所有作为赌注，谓之‘孤注’。寇准正是‘孤注一掷’，这岂非危险至止吗？”真宗听信了王钦若的谗言，将寇准贬为刑部尚书、知陕州（治所在今河南省陕县）。
大中祥符初年，王旦为相。他虽然为人持重厚道，但却矜持过分，对奸佞之徒也多所忧虑，较少抗争，因而，真宗议政多为枢密使王钦若、陈尧叟二人所惑使，连续数年大搞泰山封神、敬奉天书、祭祀汾阴等荒诞的礼仪活动，致使政务农事废弃。州县官吏亦效法朝廷，动辄数万人仪仗奏请封禅、尊道，耗费了大量人力和财力。加之京师一带因旱灾粮价飞涨，百姓怨声载道，龙图阁侍制孙奭（ｓｈì）上疏陈其弊端，奏请废止。真宗不仅不听，反而于大中祥符四年（1011）正月下诏：“执事汾阴懈怠者，罪勿原。”为此，王旦推荐寇准复出为相。大中祥符七年（1014）六月，真宗命寇准任枢密院使，同平章事。其时，三司使林特到河北催征粮赋绢贡，督促甚急。寇准素来厌恶林特，便与转运使李士衡一起，从中阻挠，并上奏真宗说河北往年进绢五万匹而三司不收，致使国库空虚，他还奏请朝廷惩治三司使长官及其以下属吏。然而，京师每年需绢达百万匹以上，寇准所说的五万匹实难满足所需，引起真宗不满。他对王旦说：“寇准几次降官，朕以为他性格必改，谁知他竟刚忿如初。”王旦也说：“寇准喜好别人感恩，又喜欢人畏服，这是大臣所应避忌的；而寇准却以为是，这正是他的短处。”大中祥符八年（1015）四月，在寇准为相后不到一年时间，虽经王旦多次奏请寇准道：“对陛下无私见”，但仍被真宗左迁为武胜军节度使，同平章事。五月，又奉诏为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司事。
天禧元年（1017），王旦因病自求免相后，专设使领王旦到宫中，真宗问他用人之道，说：“卿今疾亟，万一有所不测，使朕以天下事付之谁乎？”王旦再三不言，最后说：“以臣之愚见，莫如寇准。”真宗说：“寇准性甚刚褊，卿再看别人如何？”王旦说：“他人，臣所不知也！”天禧三年（1019）六月，王钦若获罪罢相之后，寇准被召回京，封为中书侍郎兼吏部尚书、平章事。
澶渊之盟
北宋王朝北部边疆与契丹族耶律氏建立的辽国接壤。宋太祖年间，辽国即累犯边境。宋太宗即位后，与辽国发生过两次大的战争，长期成对峙状态。真宗在位，辽军对边境骚扰频繁不断。咸平六年（1003）四月，辽兵南犯定州（治所在今河北省定县），并俘虏了大将王继忠。景德元年（1004）八月，辽兵放纵游骑在涂县、祁县一带攻掠城池，边关军情吃紧。真宗闻报后，坐殿问计于大臣，时任宰相寇准奏道：“这是贪图大宋国土的劫掠行为，意图是试探朝廷动向，请圣上立即传旨操练军卒，选拔将领，守住要塞，防备敌人进攻。”九月，边境军情连连告急。此时，宋朝重兵多在河北，调往边关很费时间，寇准与毕士安商议奏请真宗御驾亲征，以振军威。寇准还请真宗驾临澶州（治所在今河南省濮阳市），越快越好。不久，辽兵大举入侵，劫掠威虏、顺安、北平，侵犯保州（治所在今河北保定市）。前线军情一天五次送往汴京。寇准知道后却一言不发。真宗大惊而问及寇准，寇准却说：“陛下欲了此事，五日以后你便知晓。”真宗便将原属枢密院职权的军旅大事交于寇准和毕士安二人处置，并当面叮嘱说：“卿当详细闻知边奏，共参利害，勿以事干枢密而有所隐也。”此时，参知政事王钦若、签知枢密院事陈尧叟等惧怕契丹兵势凶猛，秘密奏请真宗将京城迁往金陵（今南京）或成都。真宗主意未定，问寇准当如何对待。当着二人的面，寇准斥责说：“谁为陛下出此主意，罪在当斩。现在，朝廷国力昌盛，将相协和，若陛下亲征抗敌，契丹必败。即使坚守城池，以逸待劳，挫其锐气，也是胜券在握，何以抛弃祖宗社稷而远走楚、蜀之地。如果南迁京师，则人心崩溃，贼兵乘势深入，天下则难保平安。”一席话使真宗御敌主意已决，一面调兵遣将，指派杨延昭、杨嗣等分兵把守边城，临视辽兵；一面秣马厉兵，备战亲征。
十月，辽兵沿葫芦河向东侵犯，并抵瀛州、祁州等地，宋军守将奋力抵抗，杀退辽兵。月末，真宗下诏随驾军士先赴澶州。十一月，辽国萧太后、辽圣宗亲统大将萧达揽领兵20万侵犯贝（治所在今河北省清和县）、魏（今河北省大名一带）等地，真宗起驾北上，寇准随驾而行。行至韦城（今河南省滑县东南），辽师兵势正兴，随驾朝臣中原来主张迁京城于金陵的再次奏告真宗迁都，致使真宗北上信心动摇。真宗召寇准询问，寇准启奏说：“群臣怯懦，与乡村老人、妇女一样无知。眼下敌人骑兵迫近，河北军民日夜盼望陛下御驾到来，若稍有退意，敌人将乘势进攻，金陵亦不可保！”真宗听后仍犹豫不决。适逢殿前都指挥使、太尉高琼在驾前伺候，寇准悄悄问他：“太尉深受国恩，今日怎样报国呢？”高琼立即说道：“高琼为一武夫，愿以死报国。”寇准便与高琼二人晋见真宗，寇准大声说：“陛下不以臣的话为是，请问太尉。”高琼立即奏道：“寇准的话确为良策。眼下敌师锋芒受挫，我军士气正旺，况且随驾军卒父母妻儿都在京师，必然不肯弃之而去。愿陛下从速驾幸澶州，臣等愿效死疆场，契丹不难破也！”寇准也趁势奏说：“机不可失，宜速进兵。”真宗身边另一武将王应昌也说：“陛下奉天命讨贼，所向必克，如逗留不进，恐敌势更加猖狂。”这才坚定了真宗北进的决心。不日，兵至韦南县，诏令澶州北寨将帅及知州不得擅离职守迎驾。澶州城分南北两城，中间有一小河相隔。到了澶州南城，真宗以驿舍为行宫，兵不过河。寇准奏道：“陛下车不过河，人心不安，敌兵锐气不减，何以取胜？眼下王超已领兵扼守中间，李继雄、石保吉两位大将扼其左右两肘，各方援兵也即将到达，何以不再前进呢？”高琼命军士保护真宗车辇过河后，登上北城门楼。城下各路宋兵望见城上御盖麾旗，士气为之大振，欢呼声闻数十里，辽军闻之丧胆。几日之后，辽兵数千骑兵进攻北城，真宗下诏迎头痛击，各路宋兵斩获辽兵大半，其余狼狈逃窜。至此，真宗已将一切军务大权悉数委任寇准执掌。寇准成竹在胸，处险不乱，在两军对垒时，还与翰林学士杨忆饮酒下棋，谈笑自如，真宗皇帝知晓后，暗自说道：“寇准如此坦然，吾又何忧也！”
两军相持十余日，辽统军萧挞览恃其勇而以轻骑视察地形，被宋军威虎军头领寿光、张环所设的弓驽手射中头部而死。辽军士气再次受挫。至十二月，辽国萧太后派使者韩杞密请真宗议和，并提出领土和金帛要求。开始，寇准不许，致辽国使臣多次来澶州请求。真宗也产生了厌战情绪，他对寇准说：“所言得地，事极无名，若必强求，朕当决战；若以每年金帛济其不足，亦无伤国体。”寇准对送金帛之事不同意，想让辽国称臣。但真宗却以不忍生灵重陷战事而准予议和。加之，一些贪生怕死的朝臣，纷纷在真宗面前进言说寇准主战，是为了借机提高自己的身价。在无奈的情况下，寇准同意与辽国议和。真宗派亲信曹利用出使辽国，并授意曹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每年向辽赠送百万金银绢匹。寇准在曹出使前，将他召至帐前说：“虽然皇上许你百万付辽，但若超过30万，回来我要杀你的头。”曹利用到辽国后，果然以每年赠给辽国银10万两、绢20万匹而议成约。至此，辽国引兵退去，真宗也班师回京。当时，朝廷有人议论说每年给辽人30万过多，毕士安却说：“不如此，则议和之事恐不能久也。”“澶渊之盟”后，宋、辽两国边境安定了百年之久。
斗奸遭贬
淳化二年（991）春，天气大旱，太宗问近臣朝廷施政之得失，多数人皆以天意敷衍对答。寇准虽同样以天数为指，但却直言施政弊端，他说：“洪范天人之际，大旱是因为刑罚有所不公。”太宗始而动怒离去，继而召见寇准问道：“那里不公。”寇准请太宗将南、北二府召来，当面奏说：“过去祖吉、王淮二人都因枉法受贿受责，祖吉受贿轻而被杀；王淮系主犯，受贿千万，但他是参知政事王沔的胞弟，却只受到杖责，以后仍然恢复了官职，这是否公平？”太宗当即问王沔，王说确有此事，并连忙谢罪。太宗严厉斥责王沔，并免其参知政事一职。淳化四年（993）六月，寇准因与知枢密院事张逊多次争辩，以致受张的怨恨。一日，寇准与温仲舒并马出外郊游，一个疯子突然冲到马前，倒头便拜，口中狂呼“万岁”。张逊唆使判左金吾、右羽林军王宾向宋太宗告发。太宗召寇准责问，寇准说：“臣和温仲舒二人同行，王宾为什么却在人的唆使之下，惟独告发寇准有罪？”他还让温作证，洗刷冤屈，以揭露张逊的阴谋。太宗不问是非，以“朝廷大臣相互争辩，有失体面”为由，将二人一并贬职，张逊贬为右领将军，寇准贬为知青州。
景德二年（1005），寇准因“澶渊之盟”而誉满朝野。此时，他为朝廷选用了一批人才。由于在用人上不以次进，致使一些同僚颇有微词，有人曾将吏部晋升官员的例薄呈奏皇帝。而他却断然说道：“宰相的职责，在于选贤任能，罢黜庸吏和不肖之徒。如果按名册先后次序用人，一个小小官吏即可办到，还要宰相何用！”寇准的做法招致少数权贵的嫉恨，多次受到谗言相劾。真宗认为寇准在朝渗透权力，逐渐疏远了他。
大中祥符年间，真宗因受时称“五鬼”的吏部尚书、参知政事王钦若、经度制置副使陈彭年、入内押班内侍刘承珪、参知政事丁谓、三司使林特奸党的惑导而荒废朝政，少数忠臣累谏不从。大中祥符八年（1015）八月，枢密直学士、礼部尚书、知陈州张咏病终前曾上疏奏道：“造宫观，耗尽民间钱财，伤生民之命，此皆贼臣丁谓诳惑陛下，请斩丁谓之头悬于国门，以谢天下，然后斩我之头，以谢丁谓。”此时，真宗误入神道甚笃，对这种以死相谏的忠义行为仍置之不理。寇准看到这种局势非常着急，做了一件与其性格完全相背的事。
天禧三年（1019）三月，巡检朱能与内侍周怀政通谋，伪作“天书”，藏于长安南效的乾祐山中。时任判永兴军（治所在今西安市）府的寇准因形势所迫，在其女婿王曙的催促下，违心地将“天书”献于真宗。事前，他的门生已识破这是个圈套，对他说：“寇公行走中途，假称有病，上书坚决求补为外官，此为上策；倘若入朝，即刻揭发‘天书’为诈，尚可保全平生正直之名，是为中策；若再进中书省任职，是为最下策。”可惜寇准没有听其劝告。六月，真宗任寇准为中书侍郎兼吏部尚书、平章事。这次入朝，寇准与奸佞斗争更为激烈。一次，中书省宴会群臣，寇准在豪饮之后，羹汤玷污了胡须。丁谓看见后，连忙走上前去用袖子慢慢地为他抹拭胡须。寇准十分厌恶，当即用轻蔑地口吻讥笑说：“你为参知政事，系国家堂堂重臣，怎能为官员拂拭胡须呢？”羞得丁谓无地自容。十二月，真宗令曹利用、丁谓二人为枢密使，执掌军权。曹利用当年与寇准在枢密院共事，寇准位居曹之上，素来蔑视曹的品行，曾多次斥责曹“系一武夫，岂能识得大体”，致曹怀有积怨。如今曹、丁二人联手，便伺机报复寇准。
天禧四年（1020）二月，真宗已有宿疾在身，刘皇后预政于内。刘氏族人在其原籍蜀地横行不法，霸占民间盐井，百姓多有怨愤，但真宗碍于情面，难以定罪。寇准却铁面无私，每每依法惩治，惹恼了刘皇后。真宗病重卧床后，刘皇后与曹利用、丁谓结纳内亲、翰林学士钱惟演，多方陷害寇准。六月，真宗自知病体难愈，有意传位于皇太子赵祯，令入内都要知府宦官周怀政转达于寇准。寇准密令翰林学士杨忆起草诏书，拟以太子监理国政，且欲用杨忆辅政，取代丁谓。但在诏书未下之前，寇准因酒醉走漏风声。丁谓与刘皇后先发制人，向真宗奏告寇准欲扶太子架空皇上。真宗也食其前言，召钱惟演进宫，钱极言寇准专权，应严厉处置。真宗将寇准改任为太子太傅。遂后，又封其为“莱国公”。七月，宦官周怀政深知事发，忧虑丁谓一伙人加罪于他，便与其弟礼宾副使周怀信策划尊真宗为太上皇，立太子为帝，罢黜刘皇后，并复拜寇准为相。客省使杨崇勋、内殿承制杨怀吉在事前向丁谓告密，丁谓当即逃出宫中，与曹利用连夜商议对策。第二天，丁谓、曹利用二人奏明真宗和刘皇后。钱惟演借机再向真宗进谗言说：“寇准朋党甚多，朝内武将大臣和内宫多是他的亲信，三人中有两人依附于他。罢相之后，他更是结交内外以求再图。他的女婿王曙又系东宫宾客，谁不畏惧。恐怕日后结为死党，诳惑圣听，加害朝廷。臣我担心言出祸从，但又不敢不言，不如早令寇准出外。”真宗在暴怒之下，要将寇准严惩。多亏宰相李迪从中周旋，仅将宦官周怀政诛杀了事。
天禧四年（1020）七月，寇准在京师虽任闲职，但奸佞之辈仍难容他，于是又降为太常卿，知相州，远逐出京。是年八月，徙知安州。是月，因受朱能、周怀政伪作“天书”一案株连，被再贬道州（治所在今湖南省道县）司马。寇准一月之内三次罢黜，连耳目昏庸的真宗也不知情，他有一天忽然问及左右：“为什么朝内不见寇准呢？”左右也吓得不敢如实相告。乾兴元年（1022）二月，丁谓勾结刘皇后将寇准贬为雷州（治所在今广东省海康县）司户参军，并将李迪贬为衡州（治所在今湖南衡阳县）团练使。在宣布刘皇后懿旨时，丁谓暗中指示传命中使太监在马前悬挂一个锦囊，内插一把宝剑，以示将行诛杀。李迪为人忠厚憨直，一见中使，误以为朝廷降旨赐死，便要拔剑自裁，幸亏他的儿子阻止，才免一死。而加害寇准时，他却神色自如地问中使道：“朝廷若赐寇准死，我须见敕书。”中使只得如实宣读敕书，挫败了丁谓的阴谋。
客死雷州
乾兴元年，寇准以62岁的高龄，含冤负屈离开道州而向南部海滨雷州赴任。到雷州后，连个像样的住房也没有，但当地官员、百姓素来仰慕寇准的为人，主动替他盖房，安排寓所。他在任上，除少数政务外，主要是读经释书，闲暇时写字、会友，每逢客至，则笑脸相迎，毫无权贵大官的样子。
寇准离开相位后，丁谓拜枢密使、吏部尚书、平章事，曹利用拜枢密使、校检太尉、同平章事，钱惟演拜枢密副使、翰林学士，三人结党营私，排挤忠良，一些人被贬官连真宗也不知情。京师一带传起了民谣：“欲得天下宁，当拔眼中钉；欲得天下好，莫如召寇老。”“钉”系丁谓姓氏谐声，“寇老”是对寇准的尊称。李迪因昔日与寇准关系密切，主持正义，不附丁、曹，于天禧四年（1020）十一月愤然说道：“迪我起于布衣，十余年至相位，愿以报国，死已不恨，岂能依附权臣，苟安偷生。”他还晋见真宗说：“丁谓奸邪弄权，结交林特、钱惟演而嫉忌寇准。林特的儿子杀了人，他包庇不予治罪，钱惟演因内宫有姻亲预政，寇准无罪而远贬，臣愿与丁谓下宪司质对。”为此，真宗将丁谓、李迪各降官一级。不久，丁谓因伙同他人擅改建造皇帝陵墓的计划和勾结女道士刘德妙欺君罔上而获罪，被贬为崖州（今海南省三亚市）司户参军。丁谓到崖州途中经雷州，寇准派人携带一只蒸羊送给丁谓。一来是借此展示自己的胸怀，二来也有拒之门外之意。丁谓原本打算在雷州小憩几天，寇准的家僮知晓后，便要争相前去杀贼。寇准不愿以私仇乱法，将家僮全部关在府内，使之尽情饮酒、赌博，不得外出。丁谓闻知此情，只得仓皇就道而去。
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寇准在雷州任所忧病交加，卧倒在床。此时，他以《病中诗》为题，赋诗一首：“多病将经年，逢迎故不能。书惟看药录，客只待医僧。壮志销如雪，幽怀冷似水。郡斋风雨后，无睡对青灯。”
是年九月，寇准病卒于雷州。他死后，才接到宋仁宗徙任衡州司马的诏书。他的妻子宋氏奏乞归葬故里，仁宗准奏。但因所拨费用有限，灵柩运至中途，钱已用完，只得寄埋洛阳。灵车途经荆南公安县（今湖北省公安县）等地，沿途官民设祭哭拜，路旁插满竹枝，并悬挂纸钱等祭品。灵柩过后月余，枯竹生笋。民众因此立庙，名曰“竹林寇公祠”，道州还建起了“寇公楼”。
寇准死后11年，即明道二年（1033）十一月，仁宗为他昭雪，归葬下邽（墓在今渭南市临渭区官底乡左家村南）。敕令恢复寇准太子太傅、莱国公，赠中书令，谥号“忠愍”。皇佑元年（1049），仁宗又令翰林学士孙抃为寇准撰写了《莱国公寇忠愍公旌忠之碑》碑文，并亲笔为碑首篆书了“旌忠”二字，以示褒扬。
寇准为官40年，清廉正直。终生不攒钱财，不置田园，不养歌伎，一顶青布麻帐，用了20多年，破了就命家人缝补。诗人魏野在给寇准的赠诗中写道：“有官居鼎鼐，天宅起楼台。”被誉为“无宅宰相”。家乡人把他称为下邽三贤（张仁愿、白居易、寇准）之一。
寇准不仅是一位功绩卓越的政治家，而且也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他的诗以即兴写景、抒发情感和具有政治抱负而又淡雅朴素见长，现有《寇忠愍公诗集》三卷留世，其中，不少是名作佳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