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国观（？—1641），字冢相，又字宾延，明朝韩城人。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进士，先授莱州推官。天启四年（1624）擢升户部给事中，多有建言。时值朝野人士争相弹劾东林党人，薛国观奏劾的御史游士任、都御史熊明遇、保定巡抚张凤翔、兵部侍郎萧近高、刑部尚书乔允升均系东林党人，故迁任兵科右给事中。天启七年（1627），再迁任刑科都给事中。

　　明崇祯元年（1628），薛国观奉命祭祀北镇（今辽宁锦州市东北）医无闾回朝后，向毅宗进言关内外军营将吏舞弊、克扣粮饷一事，深得赞许。毅宗遂诏令褒扬了一些忠于朝廷的官员，并惩治了副将王应晖等六人以及属下的吏员。此时，陕西爆发了高迎祥、王嘉胤等多起农民起义。薛国观和朝内陕西籍的重臣奏请皇帝设防，从速剿灭，并查办时任陕西巡抚乔应甲纳贿纵盗罪。乔被罢官，赃款被没收。崇祯二年（1629），魏忠贤及其朋党被定罪逐出朝廷，南京御史袁燿然奏请毅宗罢黜曾依附过魏忠贤的薛国观。薛惊惧，便先发制人，奏请查劾吏科都给事中沈惟炳、兵科给事中许誉卿二人，并奏言：“沈、许二人原结盟于东林，与大臣瞿式一起掌握选拔官员进入内阁的大权。许誉卿曾经手持奏疏给沈惟炳，邀臣签名。臣不答应，才招致袁燿然奏劾。臣一向为人处事有本，不入东林结党，遂遭其害。今日东林是非已清，才借魏忠贤之名陷害于臣。”同时，薛还奏举袁燿然的御史官职系贿赂重臣刘鸿训而得来的。毅宗虽然斥责薛国观，但不想追究。然大臣们请议不容，薛被免官，回家终养。

　　崇祯三年（1630）秋，因御史陈其猷的推荐，薛国观起任兵科都给事中，后迁任礼部都给事中，并迁太常少卿。崇祯九年（1636），擢任左佥都御史。十年（1637）八月拜礼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入朝参与重大朝政机务。其时，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温体仁向毅宗秘密奏说薛素来仇视东林的结党行为，使得薛再次受到重用。十一年（1638）六月擢升为礼部尚书。是年冬，当朝首辅刘宇亮出任督师，抵御入侵清兵。刘宇亮在首辅任上无建树，常扰民，毅宗对其不满。薛国观借机与尚书杨嗣昌私下商议，谋图其位，并于次年二月代刘出任首辅。后论剿寇功，加太子太保、户部尚书，进文渊阁；再论城守功，加少保、吏部尚书，进武英殿。

　　薛国观初任首辅，与曾任首辅八年的温体仁一样，甚合帝意。但其品行、才智均不及体仁，久而久之，遂失去了毅宗的信任。有一次，毅宗面见薛国观，谈及朝士贪婪，薛奏道：“朝廷所用之人，皆东厂（明朝官署名）得人，安敢如此！”适逢东厂太监王德化在一旁，听见此话，吓得汗流浃背。此后，东厂太监便专门暗地搜罗薛的越轨言行。薛国观素来厌恶中书周兴国、杨余洪二人，便弹劾其泄漏诏旨，专权招利，将二人下狱问罪。周、杨因年老体弱，经不起狱刑，杖毙狱中。其家人秘密搜集薛国观收受史贿赂之事，报告东厂。御史史无德无才，善于谄媚，是一个贪官。他在出任淮、杨巡抚和巡监时，贪污库银三十余万两。同时勒索富户，充当贿官的中间人。史在事发后携大量金银到薛国观的府第商量对策，毁灭罪证，后被毅宗皇帝敕旨查办属实，并诏令入狱，不久病死狱中。南京一带盛传，史的家产大部分为薛国观占有。薛国观的种种隐秘被人告发，毅宗对薛的行为有所察觉。虽然薛多次上疏为自己辩解，但毅宗对其已失去信任。

　　崇祯年间，朝廷国库空虚，尤其是兵饷不足。薛国观因百姓疲惫，提出向百官和皇戚国亲借银的建议。此举虽得到皇帝的首肯，但由于内亲们的强烈反对难以推行。薛奏请毅宗说：“在外群僚，臣等尽力为之；但内亲戚腕，非圣上亲自督办不可。”其时，孝定太后哥哥的孙子、武清侯李国瑞诡称家中无银可借。他不但藏匿财产，还假意拆毁府宅，变卖家中器物，以示家资已尽。皇帝在震怒之下，罢去李武清侯爵位，李被吓死。此事闹得满城内亲恐惶，人人自危。适逢皇五子有病，李国瑞的家人串通宫内宦官和内妾，传说孝定太后是九莲菩萨，在空中显灵，怪罪皇帝薄待外亲，所有皇子都要夭折。继而，皇五子病死。毅宗大为惶恐，急忙封李国瑞七岁的儿子李存善为侯，并将所纳金银全部发还。至此，皇亲借银也成为薛国观失意于朝的另一重要因素，毅宗迁怒于薛。

　　薛国观与行人（明代官名）吴昌时关系不和。开科应选前，吴担心薛有意刁难，便求见于薛。薛当面伪称拟授吴第一名，并许吴在吏科任职。结果榜示时，吴只得到礼部主事一职。吴昌时恨薛至极，以为薛出卖了他，便与时为东厂理刑的吴道正商议，告发了丁忧侍郎蔡奕琛向薛国观行贿一事。毅宗对薛愈加恼怒。

　　崇祯十三年（1640）六月，杨嗣昌出任督师。此时，闯王李自成起义军已有百万之众，转战于河南、陕西、湖北、四川等地，加之清兵已经入关，明王朝岌岌可危。杨嗣昌据此陈奏毅宗。毅宗令薛国观拟谕，薛未知皇帝意图，拟旨晋杨官职。毅宗发怒，诏令五府九卿科道商议，掌都督府魏国公徐允祯、吏部尚书傅永淳议请诏令杨嗣昌致仕或赋闲。给事中袁恺不仅不署名，反而上疏言吏部尚书傅永淳徇私，并奏薛国观藐视朝廷。毅宗将所有奏章摔在地上，怒言：“朝廷辅臣，疏论各异，成何体统！”遂罢去薛国观官职，令其回家，余怒尚未消除。

　　薛国观罢官离开京城时，用车马拉了许多东西，车载累累，被派遣监视的人告奏于毅宗。同时，朝内东厂派往察看薛国观官邸的人，发现中书王陛彦在薛府中，随即拘捕审问。王陛彦招供了与薛共同受贿一事，并供出了吏部尚书傅永淳、丁忧侍郎蔡奕琛以及通政使李梦辰、刑部主事朱永佑等11人。遂诏令王陛彦下狱，严治穷究。时值给事中袁恺再上疏论，详细列举薛国观所有纳贿罪状，事涉傅永淳、蔡奕琛等人。薛国观也急忙连上数次奏章，为自己辩解，并言受礼部主事吴昌时诬陷，毅宗断然拒之不纳。是年十一月，毅宗以行贿有据，杀死王陛彦，弃市，并诏令逮薛国观。薛闻知后，迁延日久不赴。

　　崇祯十四年（1641）七月，薛国观入京都，毅宗命待令外邸，并言明不株连属下吏员，薛以为自己不会被处死。八月八日，监刑者到薛住处时，薛还在大睡。及至知道皇帝诏命的使者穿着红色衣服时，才知道自己必死无疑，便仰天长叹：“吾死矣！”遂之仓皇寻找小帽，不见，慌忙取青巾包头见使臣。使臣宣读皇帝赐死诏书后，薛自缢而死。第二天，使者奏于朝廷，朝廷准其家人收敛尸体。此后，朝廷没收其赃款9000两，田地600亩，宅院1处。

　　薛国观首辅三年，虽获罪于朝，但世人皆言罪不至死，并议论皇帝系以私愤杀之。后世人还以《相国薛公墨辩》一文，为之辩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