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回首   郊区小学下放大队的前前后后 薛自信     

郊区小学下放大队的前前后后 薛自信

    1966年底,郊区组建不久,即遇到了“文化大革命”。“文革”一开始,就提出:“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全盘否定了建国17年的教育工作,开始了对教育路线和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批判。郊区各小学和全国全省全市教育战线一样,打破了正常的教学秩序,纷纷成立造反队,以校长、教师为对象,张贴大字报,召开批判会,揭批黑帮,揪走资派,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在随后的一年多里,经历了停课闹革命、革命大串连、夺权斗争、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等一波一波的冲击,学校规章制度全部废除,教学秩序一片混乱,完全处于无政府状态,学不能学,校不成校。
    1968年,郊区革委会成立,选派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领导学校斗批改。同年秋天,由区革委会副主任张建敏,文卫组组长郭书文率领学习参观团赴辽宁省营口市桃园公社学习小学下放大队的经验。参观团吸收各公社主管文化教育的主任30余人参加。桃园公社把所有小学下放到生产大队管理,由贫下中农对师生进行再教育,实行开门办学,校队挂钩,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打破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一统天下”,“更好地”贯彻了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
    参观团返回后,向郊区革委会作了汇报,引起了领导的重视。紧接着,同年11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山东省嘉祥县孙马集公社教育组长侯振民,教育组成员王庆余的一封信,信中建议所有农村公办小学下放大队来办。侯、王建议在《人民日报》发表,代表了中央文革的一种态度,郊区革委会立即于12月指示,把全区中学交公社来办,把全区公办农村小学交生产大队来办,同时决定小学学制由六年改为五年,中学由六年改为四年。
    小学下放大队后,小学教师实行地方化管理,近千名在本区外公社的教师,纷纷返回所在的大队学校。外县外省也有不少家在本区的教师返回,他们当中,有的持有当地教育部门的返回手续,有的私自返回,陆续补办了手续。
    小学下放大队以后,发生了以下的变化:
    第一、教学秩序遭到破坏。小学下放大队后,贫下中农上讲台,实行开门办学,学生既学文,又学工、学农、学军,学校秩序虽较前有所好转,但是,1973年8月,《人民日报》转载了白卷先生张铁生《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的信,并加了按语,掀起了轻视文化学习的“反潮流”歪风。同年12月,《人民日报》又发表了《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煽动《黄帅敢于向修正主义开火》的反潮流浪潮,大批师道尊严。1974年1月,江青一伙抛出“马振夫事件”,把斗争矛头直指教师队伍。这接二连三的恶浪,又大规模地掀起了各小学的混乱局面,教师不敢抓文化课教学,不敢教育学生,不敢进行文化考试,刚刚有所恢复的教学秩序又遭破坏,教学质量大幅度下降。学校随便停课,学生动辙被安排下地劳动,打扫整顿村容卫生,甚至社员结婚用学校桌櫈摆酒席,学生也得放假。由于受到“读书无用论”的影响,从1968年到1978年的十年间,全区在校小学生的人数不增反减,相当部分学龄儿童不入学,产生了新的文盲。
    第二,办学经费陷入困境。“文革”前,小学的校舍新建、修缮经费,都是财政按时下拨。小学下放大队后,每年的新增校舍和维修校舍、桌櫈的费用即转嫁到各生产队负担,一些新增的教学用地也由生产队划拨。这种情况一些富裕的大队可以满足这部分经费要求,而一些穷村穷队根本无法筹集这些费用,因此各小学的危房、破桌越来越多,至于学校教具(如图书、仪器、体育器材)更无法添置。
    在“文革”的十年期间,师范院校停止了招生,教师队伍没有补充来源,从小学选拔了一批教师到中学任教,各小学增加了大量的民办教师。吸收这些民办教师没有一定的审查、审批程序,德才质量参差不齐,各方面的反映意见比较多。对这些在所谓“掺沙子”,“改变知识分子一统天下”情况下派进教师队伍的1000多名小学民办教师,郊区革委会于1978年进行了全面考核整顿。整顿领导小组由区委副书记冯德兴和区革委会副主任严静分别担任组长和副组长。经过整顿,淘汰了一批不合格的人员,又补充了460名民办教师。所有民办教师的待遇全部由生产大队记工分,参加生产队分配,这更加重了社员群众的负担。
    第三,教师队伍带来一系列后患。小学下放大队,教师管理实行地方化后,带来了一系列后患。一方面,由于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被打乱,教学工作难于正常进行,家在本村本队的教师在家住,在家吃,把一部分精力转移到家务方面,种地、做饭、管孩子,腾出家人去挣工分,耗费了备课、批改作业、辅导学生的精力,已往那种教师吃住在校,集体办公,抽空家访和给学生补课的情况一去不复返了。另一方面,部分家在城镇的教师因为学校停办了教工食堂,吃住等生活上出现许多困难,所以,有的把家搬进了学校,教工宿舍成了家属宿舍;有的则早出晚归,早晨到校上课,自带干粮,晚上回家。这样天长日久,影响教师工作情绪,纷纷以各种理由调进城镇学校,从而也造成了城乡教育资源的不公平现象。
    总之,小学下放大队,教师地方化管理,对小学教育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加重了农民群众的负担,使城乡教育的差距拉大,教育资源分配严重不公。1978年4月,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召开,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邓小平同志高瞻远瞩,拨乱反正,开始扭转教育战线的混乱局面。邓小平同志说:“提高教育质量,提高科学文化的教学水平,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学校要大力加强革命秩序、革命纪律,造就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的一代新人,促进整个社会风气的革命化;整个教育事业必须同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尊重教师的劳动,提高教师的质量”。此后,郊区小学教育步入了复苏时期,通过一步一步肃清“四人帮”的流毒,才一步一步走向了正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