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秦、西汉、新莽、东汉(献帝)、西晋、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隋、唐共13个王朝建都西安。当时的都城，基本上是国家的文化中心。地图的绘制、管理、使用都由王朝掌管。因此，这些朝代的重要地图，都在陕西绘制或者与陕西有关。陕西在唐以前的地图，除秦国邽县木板图外，其余仅存文字记载。现择著名者简述于后。
　　一、《九鼎图》
　　夏禹以铜铸九鼎，象征九州，历代奉传为国宝。鼎上铸以山川地形，成为一种独特的鼎地图。《左传·宣公上》载：“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明代地理学家杨慎在《山海经补注·序》中说：“收九牧之金，以铸鼎，鼎象物，则取远方之图”，“九鼎既成，以观万国”。清代地理学家毕沅在《山海经新校正·序》中论述，“禹铸鼎象物，使民知神奸，按其文，有国名，有山川，有神灵奇怪之所际，是鼎所图也”。因《九鼎图》可以“避邪就吉”、“使民安居乐业”，所以帝王把它视为王权的象征。《九鼎图》曾两次传入陕西，周灭商，传入丰、镐京的西周，秦灭周(赧王迁都后的西周)传入秦，后失遗。
　　二、《山海图》
　　现存的战国时的《山海经》，是现存的中国最早的一部地理著作，原称《山海图》或《山海经图》，当初是有文有图的，以图为主，晋代诗人陶渊明在《读山海经》中有“讯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之诗句。《山海图》是由《九鼎图》演化而来的，于宋代失传。现存的《山海经》，经是图的注解和说明。《山海经》中，记有山名449个，其中有华山；河、湖名200多处，其中有黄河、渭河、洛河等。《山海经》共18卷，其中《山经》五卷，《海经》八卷，《大荒经》五卷。山经以洛阳为中心，分南、北、东、西、中五个地区，陕西地区载入《西山经》和《北山经》之中。
　　三、《洛邑图》
　　公元前11世纪，周武王灭商不久去世，幼子成王继位，但政事由武王之弟周公姬旦掌管，东部诸侯对此不满，发动叛乱，周公东征取胜。鉴于周王朝都城镐京偏西，控制东部地区不便，按武王晚年意见，决定营建洛邑城(今河南省洛阳市附近)。《史记·周本记》、《尚书·洛诰》和《伪孔传》都记述周公姬旦从镐京去河南伊、洛流域营建王城和成周两城之事。周公实地勘测卜占后，“以图献卜”。“图”，就是周公为选择洛邑城址而勘测的地图。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具有实际用途的城市建设规划图。
　　四、秦地图
　　地图作为军事和经济建设的工具，被秦始皇所重视，天水放马滩出土的七幅邽县木板图，据考证为战国晚期所实测；据《史记·秦始皇本纪》，“秦每破诸侯，写放其故室，作之咸阳北阪上”；秦时还用地图于兴修水利，开运河，管理国家。据《兴安县志》记载，秦王始皇二十六(前221)，派史禄负责南岭地区勘测地形，修凿灵渠；秦邽县木板图中不仅有地形图，还有政区图和经济图。秦地图有图有记，记载了天下户口，民所疾苦，厄塞之所，强弱之处，郡县山水等。到秦末时保存在咸阳的地图数量已相当可观，秦灭，被汉接收。据《后汉书·王允传》，东汉末年董卓挟持汉献帝从洛阳迁都长安，司徒王允将秦之图籍和两汉地图装在70余乘车上，途中遇雨，图被损毁，至长安，约剩一半，其后董、王被杀，秦汉地图所剩无几。 五、《督亢图》 荆轲刺秦的故事发生在咸阳宫。秦王政二十年(前227)，燕国面临强秦威胁，形势危急，太子丹派卫国人荆轲以献燕国《督亢图》和秦逃将樊于期人头为名，往咸阳求见并侍机刺杀秦王。版图，象征国土，献地图，表示归降。督亢为燕国沃地，《督亢图》极有价值。秦王接见荆轲，但终因“图穷匕首见”，荆轲被杀，图已失传。《史记·刺客列传》记述了这一史实，汉武梁祠中(147年)有一石刻，刻出了荆轲刺秦王的画面(图29～2)。


图29～2 荆轲刺秦王石刻拓片
　　六、秦地形模型
　　秦始皇墓在陕西省临潼。据《史记·秦始皇本记》记载，墓中装饰着一个大型地形模型，“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即墓穴顶空绘有日月天文图，底面制有水银河与山川五岳等自然地理模型，并装有机械装置使水银流动循环。据推测，这可能是秦始皇生前在军事上常用的地形模型复制品，制作时间约为公元前246～210年。1982年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对秦始皇陵封土，用测汞仪进行了反复测试，发现有强烈的汞反映，证明《史记·秦始皇本记》所载陵下有水银之说可能是真实的。
　　七、汉晋地图
　　西汉时已有各郡国向长安朝廷奏进舆图之制。《史记·三王世家》记有汉武帝方狩六年(前117)，御史奏舆地图，封齐、燕、广陵三王之事：“臣请令史官择吉日，具礼仪上，御史奏舆地图”，“臣昧死奏舆地图，请所立国名”。班固《东都赋》记有“天子受四海之图籍”之句。
　　《史记·萧相国世家》记有：“沛公至咸阳，诸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说的是汉高祖刘邦攻入咸阳灭秦后，秦国地图被萧何所接收，他为了保存这些地图，在汉长安城修建了“石渠阁”，“所藏入关所得秦之图籍”，始创了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地图库”。石渠阁在《三辅黄图》中有记述，遗址在今西安市未央区小刘寨与周家河湾之间(1)。
　　汉代已绘有全国总图、政区图、地形图、军事图、道路交通图、矿产分布图等种类。《汉书·武帝纪》注“臣瓒曰：‘浮沮，井名，在匈奴中，去九原二千里，见汉舆地图。”《后汉书·马援传》：“前披舆地图，见天下郡国百有六所。”上述零星记载，说明汉代有全国性地图。
　　西域地图。西汉名将张骞(?～前114，今陕西城固县人，其墓在今兴平县茂陵)，受武帝之命，于西汉建元三年和元狩四年(前138、119)两次出使西域，到达大宛(今苏联中亚费尔干纳盆地)、康居、大月氏、大夏(今阿富汗北部地区)。他在出使西域的过程中及后人李广、李陵等，曾勘察了那里的地形，绘制了西域地图。《汉书·元帝纪》记述了西汉建昭四年(前35)正月，汉元帝在长安宫中“以其图书示后宫贵人”的事。
　　《三辅黄图》。西汉初(前155)为治理京师长安，在京畿地区设立主爵中尉及左、右内史三个官职；汉武帝刘彻太初元年(前104)。改右内史为京兆尹，治理长安以东地区；改左内史为左冯翊，治理长陵以北地区，改主爵中尉为右扶风，治理渭城以西地区；三个治所均设在长安城中，称“三辅”。《三辅黄图》原本有图，可以说是以汉长安城为主的关中地图集，如文中叙述未央宫汉昆明池、仓池、冰池时，皆有“图曰”、“旧图曰”的语句，书名中有“图”字为证。图后来散失，现仅存文字，成为一部地理著作。《三辅黄图》撰者不详，成书年代说法不一，一般认为作于东汉，魏、晋、隋、唐又有增补。此书原为一卷，后人改为六卷或二卷。书中主要记述了秦汉时三辅的城池、宫观、陵庙、明堂、辟雍、郊畤、苑囿、池沼、台榭、街市、楼馆、陵墓，风俗、杂类等的建筑、方位。以汉代为主，涉及周代旧迹颇多。
　　《长安图》。据《汉书·艺文志》载，汉代绘有都城《长安图》，但只有图名，无卷数和内容等著录，曹魏代淳如依据汉《长安图》记述了细柳仓的位置。据此可推，此图到曹魏时还存在。今不但图已散失，文字记载也保存得很少。
　　晋代裴秀创立了中国传统的制图学理论，提出制图六体，为陕西古代地图的绘制，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八、隋地图

　　中国地图的绘制和使用，南北朝时曾遭到很大破坏。隋统一后，中国以图志、图经为主的地图事业又发展起来，在隋都大兴域(今西安)绘制编撰了两部大型图经。
　　《隋诸州郡图经》。隋重新划分了州郡(曾有废州设郡、废郡设州之变)，需绘制新的州郡图。《隋书·经籍志》载，炀帝对此很重视，诏令“普诏天下诸郡，条其风俗物产地图，上于尚书”，朝廷将各郡上呈的风物地图编撰成《隋诸州郡图经》100卷，现图、经早已失传。据史籍记载，其主要内容为州郡行政区域范围图及沿革、所属关系等。因图、经分开，另有《诸州郡土俗物产》151卷。
　　《隋区宇图志》。隋大业四年(608)开始，崔赜先撰《隋区宇图志》250卷，后虞世基修改为600卷，炀帝仍不满意，虞世基又组织18名学者补修为800卷，最终成图书1200卷，其中隋都所在地京兆郡风俗为虞绰序所撰。此图志已散失，其内容据《大业拾遗》记载，卷头有图，别造新样，纸卷长二尺，叙山川则卷首有山川图，叙郡国则卷首有郭邑图，叙城隍则卷首有馆图。图上山水城邑题书字极细。此图志的文字数量大大超过地图，成为我国地图史和地方志史上的分界点。
　　《东都图记》。炀帝为压制地方势力反抗，决定建东都洛阳城，命左仆射高颎为总监，杨素和宇文恺为副监，隋大业元年(605)开工，次年建成。宇文恺为京兆(今西安)人，在建东都中编撰《东都图记》20卷，是隋以前城市规划图、记之集大成。早已失传。
　　九、唐地图
　　唐朝建都长安(今西安)共289年。地图绘制有很大发展，是中国图志、图记的繁荣期。朝廷尚书省兵部职方郎中掌管全国地图，开中国有史以来，有明文规定造送地图制度之端，先规定每三年造送图一次，由州造送地图到长安；建中元年(780)改为每五年一造送，长安城成为全国绘制地图的中心。绘制地图资料来源有三，一是县、州、府、道按规定造送，二是附属国献图，三是出使人员调查、编撰，或者向来使调查。唐代地图见于史籍记载的有：《十道图》、《河北险要图》、《淮西地图》、《元和郡县图志》 、《关中陇右及山南九州等图》 、《海内华夷图》、《长安图》等。
　　唐代的两位著名地理学家和地图学家，对地图绘制作出了重要贡献。一是李吉甫(758～814)赵郡(今河北省赵县)人，曾任宰相；二是贾耽(729～805)沧州南皮(今河北省南皮县)人，曾任宰相，还曾任梁州(今陕西省城固县以西汉水流域)刺史、山南道(今陕西省南部，四川省西部地区)节度使。
　　《十道图》。唐贞观元年(627)将全国划分为十道，绘制有《十道图》，有三种卷本，一是长安四年(704)绘制的《十道图》13卷，二是开元三年(715)绘制的《十道图》10卷，三是元和八年(813)李吉甫绘制的《十道图》10卷。
　　《关中陇右及山南九州等图》。是贾耽于贞元十四年(798)绘成献给朝廷的。按图名，地图范围包括：关中，即关内道，今陕西终南山以北、甘肃东部及宁夏东南部地区；陇右，即陇右道，今甘南陇坻以西、新疆乌鲁木齐以东及青海东北部；山南，即山南道，今湖北长江以北、汉水以西、陕西终南山以南、河南北岭以南、四川剑阁以东大江以南地区。图已失传。其内容，据《旧唐书·贾耽传》及贾耽《献图表》记述，有新旧城镇、山水之源、军事要塞、道路里数等。图中注意了军事内容的表示，如《献图表》中说：“岐路之侦候交通，军镇之备御冲要，莫不匠意就实，依稀象真”。绘图技术采用了裴秀制图六体，即“六体则为图之新意”。并另写说明，称《别录》共10卷。
　　《海内华夷图》。系贾耽组织画工于贞元十七年(801)在长安精心绘制。图长三丈三尺，宽三丈，幅面约十方丈，比裴秀绘制的《地形方丈图》约大十倍，比例尺是一寸折地百里(相当1：150万)，地名用黑红两种颜色标注，即“古郡国题以墨，今州县题以朱”。以颜色区分古、今地名，开创了先例，并为后人沿用。编图资料来源，《旧唐书·贾耽传》记有贾耽之说：“臣弱冠之岁，好闻方言，筮仕之辰，注意地理，究观研考，垂三十年。绝域之比邻，异蕃之习俗，梯山献琛之路，乘舶来朝之人，咸究竟其源流，访求其居处。圜阓之行贾，戒貊之遗老，莫不听其言而掇其要；闾阎之琐语，风谣之小说，亦收其是而芟其伪”。《海内华夷图》的范围，贾耽传中有“去兴元元年(784)，伏奉进止，令臣修撰国图”之语。另外，西安碑林的《华夷图》上刻有“唐贾魏公图所载，凡数百余国，今取其著闻者载之”。这说明《海内华夷图》是一轴唐全境性、包括亚洲地区的地图。《华夷图》是依据或参照《海内华夷图》绘制的。
　　《元和郡县图志》。李吉甫任宰相时撰画，成书于元和八年(813)，次年又有增补，原书40卷，今存34卷。作者原序中说：“仅上《元和郡县图志》，起京兆府，尽陇右道，凡四十七镇，成四十卷。每镇皆图在篇首，冠于叙事之前。”说明原书有图，又因成书于元和年间，以郡县建置为题，故名《元和郡县图志》。
　　《九成宫图》。九成宫是隋唐皇帝的离宫，位于陕西省麟游县城西。《九成宫图》系李思训绘，唐高宗后期(680年前后)绘于绢上，后镂于石，秘藏宫中。清代置故宫养心殿。《九成宫图》是今存的唯一“纨扇”图，图面呈椭圆形。用透视象形符号，类似今之鸟瞰图，表示了九宫图的全貌。
　　《辋川图》。王维在唐天宝年间(742～755)，用多年时间，对蓝田以南辋川别墅的20处景观反复写生，最后在清源寺(后改鹿苑寺)的墙壁两面绘成有名的山水画式的地图《辋川图》，一直保存了1230多年。《隋唐画家轶事》载，唐代大评论家张彦远对之品评说：“清源寺壁上辋川图，笔力雄壮”，“曾见破墨山水笔迹劲爽”。使王维“辋川二十咏”诗和《辋川图》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辋川美景名扬天下。可惜此图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拆毁。此外，王维绘在巨绢上的《辋川真迹》，在宋代被刻在碑石上，明代郭漱六在万历四十五年(1617)仿宋碑摹刻石，取名《辋川真迹》，此碑刻图由五块组成，图高0.32米，总长5.05米，是中国最长的石刻图。用写真手法绘出了辋川及两侧20处风光景色，名称有孟城坳、华子冈、文杏馆、斤竹岭、鹿柴、木兰柴、朱萸沜、宫槐陌、临湖亭、南坨、欹湖、柳浪、栾家濑、金屑泉、白石滩、北坨、竹里馆、辛夷坞、漆园、椒园。此图构思巧妙，精雕细镂，组成一条珍贵、古老的风光导游图。1957年被列为陕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3)。
　　地图印刷。唐代长安就有雕版印刷。在敦煌发现的文物中，上面有印刷者的牌号，“上都东市大刁家大印”、“京中李家于东市印”。看来当时长安的商业区东市，是印刷出版行业较集中的地方，雕版印刷地图的条件是具备的，但今未见实物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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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3).黄建军著:《玉山蓝水》，中国旅游出版社1989年3月版，110、11～1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