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任
　　王任（1901～1946） 原名王锡立，字同公，河南桐柏人。北平朝阳大学法律系毕业。民国23年（1934）到西安，在陕西省第一农业职业学校任教员，并兼办律师事务，结识西北著名民主人士杜斌丞。民国34年（1945）杜斌丞在西安创建中国民主同盟西北地方组织，同年10月王任即参加了民盟。民国35年（1946）1月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开幕之际，他联系在陕豫籍律师组织宪政研究会，组织和团结法律界人士，利用合法的方式，为实现和平与民主进行斗争。
　　民国35年（1946）1月底政协（旧政协）会议刚刚闭幕，国民党反动派即制造了沧白堂事件、教场口事件，在重庆掀起了新的反共狂澜。此风传至西安，国民党特务把民盟西北总支部机关报——《秦风·工商日报联合版》列为重点打击对象。写了不少匿名恐吓信，并向位于西安市冰窖巷的该报印刷厂投放燃烧弹，殴打报童，阻截扣留报社工作人员，软禁、监视杜斌丞等民盟西北总支部主要负责人。在此情况下，王发起成立西安人身自由保障会并担任主要负责人，同时在《秦风·工商日报联合版》上发表谈话，谴责国民党特务残害人民的罪行。3月1日，国民党西安当局组织了反共反苏游行，再次冲入设在西安南院门的报社营业部，捣毁门窗桌椅，砸碎门前的招牌，殴打工作人员。次日，民盟西北总支部秘密组织一批有名望的人士通电全国，向蒋介石提出抗议。王率先署名，并自愿担任《秦风·工商日报联合版》法律顾问，向法庭提出诉讼，义正辞严地控告反动派摧残舆论、打击民主、侵犯人权的罪行。他还致信报社，痛斥“万恶的特务竟敢于光天化日之下公然捣毁报馆，行凶伤人，钳制言论，压制民主”。这封长信以头版位置在该报刊出后，反响极为强烈。
　　王的行动和言论，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痛恨，4月9日，国民党西安警备司令部特务组组长王龙璋率武装宪警查抄了王的家。他们把自己带去的大烟土置于王的面前，诬陷其“吸食贩卖烟土”，予以逮捕，并查封了律师事务所。
　　王在狱中坚贞不屈，继续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假和平、真内战，假民主、真独裁的阴谋和镇压民主运动的罪行。当时，社会上要求释放王任的呼声非常强烈，使得胡宗南、祝绍周等十分震惊，急令保安司令部军法处速予处决。4月23日黎明，王被秘密杀害于西安玉祥门外。临刑前，他神情自若，怒斥特务：“你们就会来这一手，真卑鄙！”
　　民盟中央对国民党特务杀害民盟盟员王任之事表示了极大义愤，先后两次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严正抗议，沈钧儒等十余位法律界名流联名致函重庆律师公会，要求调查王任被害真相。消息传到延安，《解放日报》在报道这一法西斯罪行的同时，发表《抗议西安血案》的专评。7月17日，周恩来在《反对扩大内战与政治暗杀的严正声明》中，严厉斥责国民党特务杀害李公朴、闻一多、王任的滔天罪行。7月26日，延安各界隆重举行王任和李公朴、闻一多等烈士追悼大会，朱德在讲话中说：“你们不愧为中华民族的脊梁，你们这种英勇行动是我们伟大祖国光荣的象征。”
　　杜斌丞
　　杜斌丞（1888～1947） 原名丕功，字斌丞，自署秉诚，陕西米脂人。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考入三原宏道高等学堂。民国2年（1913）夏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史地部学习。期间，结识了旅日回国的中国同盟会会员惠又光，受到民主革命思想的熏陶。民国6年（1917）夏由北高师毕业，回陕在陕北联合县立榆林中学任教务主任兼史地教员；民国7年（1918）任校长。他请名师到校任教，其中就有后来成为著名共产党人的魏野畴、李子洲等；他支持学生爱国运动，鼓励学生为国效力，刘志丹、谢子长、叶瑞禾等都是他的学生。为发展地方教育，他还倡议、支持兴办了米脂高小、米脂三民二中、榆林女子师范、绥德省立第四师范、延安省立第四中学等学校。民国11年（1922）冬，杨虎城率部到陕北，因找不到出路而异常苦闷。民国13年（1924），杜把魏野畴介绍给杨虎城，杨十分感谢杜为他结识共产党人搭桥引线，说：“真正知我者，斌丞先生；真正助我者，斌丞先生。”
　　民国15年（1926）11月28日，西安军民坚持8个月的反围城斗争取得胜利。次年2月，杜作为陕北各界人士的代表，赴西安参加庆祝活动，会晤了国民军联军领导人冯玉祥、于右任和中共陕甘区委负责人魏野畴、李子洲，并将他带来的几十名陕北青年学生送进了西安中山学院和西安中山军事学校。6月，杜离开西安，赴洛阳、武汉、南京、上海等地考察社会。后寓居北平两三年，潜心读书，研究国内政局，结交了侯外庐、李仪祉等不少学者。民国19年（1930）11月，杨虎城就任陕西省政府主席，杜斌丞被任命为省政府和国民政府军委会潼关行营高级参议，后又被任命为陕西省清乡局副局长。任职期间，他推荐著名水利专家李仪祉任建设厅厅长，兴修泾惠渠、洛惠渠等水利工程。他还利用合法地位，支持共产党人的革命活动，曾设法营救过被国民党逮捕的共产党员刘志丹、刘澜涛、张德生。
　　民国20年（1931）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严令其中央军加紧“剿共”，并要在“剿共”中消灭杂牌军。杜指出：“一个杨虎城，一支十七路军，斗不过蒋介石，迟早要被吃掉。只有西北大联合，进而促进南北大联合，才能对付蒋介石。”他的西北大联合的主张是：回汉一家，陕甘一体，打通新疆，结好苏联，抗日救国。杨虎城对杜的建议深表赞同，立即派杜以潼关行营高级参议的身份到甘肃各地考察。杜人甘后，先与各自为政的各派地方军阀广泛晤谈，说服了陈珪璋、鲁大昌等地方军阀接受改编；后又随十七师孙蔚如部进军兰州。南京政府任命孙蔚如为甘肃宣慰使，杜为宣慰使署秘书长，掌管政务。在此期间，杜还从武器和物资上资助共产党员谢子长、杜润滋领导的靖远兵变。民国21年（1932）4月，蒋介石迫使孙蔚如部退出兰州，使杜提出的西北大联合未能实现。
　　蒋介石控制甘肃后，孙蔚如部被派到汉中“剿共”前线，企图使红四方面军和杨虎城部两败俱伤。杜看破了蒋介石的阴谋，提出了联共反蒋抗日的主张，得到杨虎城、孙蔚如的赞同。接着，杜派人经过多方面努力沟通红四方面军和十七路军的联系，达成互不侵犯、共同反蒋协定。将近两年时间，红四方面军和孙蔚如部基本未发生冲突，从而挫败了蒋介石的阴谋。民国24年（1935）10月，红一方面军长征到达陕北，毛泽东派汪锋带着他分别写给杨、杜的亲笔信来到西安，争取十七路军共同抗日。毛泽东在致杜的信中写道：“先生为西北领袖人物，投袂而起，挺身而干，是在今日。”杜非常激动，诚恳地向汪锋介绍了杨虎城、十七路军和东北军的情况并对合作提出了中肯建议。民国25年（1936）初，杨虎城派杜与共产党联络，表示愿与中共联系并与红军互不侵犯。杜把杨的意愿传达给当时的中共陕西组织。8月，中共中央派张文彬到西安，张携带了毛泽东再次写给杜的信函。毛泽东在信中写道：“虎臣（即杨虎城）先生同意联合战线，但望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时机已熟，正抗日救国切实负责之时，先生一言兴邦，甚望加速推动之力，西北各部亦望大力斡旋。”杜感谢中国共产党的信任，主动帮助、配合张文彬在杨虎城部开展联络工作。
　　民国25年（1936）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杜积极参与其事。事变爆发后，陕西省政府改组，杜被任命为省政府秘书长；成立政治设计委员会，杜是设计委员。他迅速恢复了省府职能，整顿了市容，签发了宣布张、杨八项主张的陕西省政府训令，还请中共代表周恩来在青年会给省属厅、局及各人民团体代表作报告，并要求代表回去广为宣传。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民国26年（1937）2月，南京政府任命孙蔚如为陕西省政府主席，杜继续任省政府秘书长，协助孙蔚如主持陕政，做了许多有益于国家、人民的好事。毛泽东称杜是“中国共产党的忠实朋友”。民国27年（1938）秋，蒋介石排除异己，解除了杜的省政府秘书长职务，又派胡宗南登门以军事委员会参议的头衔拉拢，被杜断然拒绝。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也两次派人送来国民党党员登记表，均被他撕毁。此后，他在国统区发动群众进行抗日民主运动，并把女儿杜瑞兰送往延安参加革命。
　　民国30年（1941），杜到广西全州、桂林，与两广的爱国人士李济深、朱蕴山等接洽，宣传抗日、民主、救国，同时向陕籍国民党高级将领关麟征、杜聿明等宣传团结抗日、实行民主政治的主张。同年秋，到重庆加入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又经屈武、王炳南介绍，加入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简称“小民革”），并被指派为陕西小组负责人。民国32年（1943）初，杜再次到云南、广西，继续向关麟征、杜聿明等宣传团结抗战的主张。同年冬，他先后到成都、重庆会晤民主政团同盟主席张澜，要民主党派警惕青年党，团结沈钧儒和他领导的救国会。民国33年（1944）9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派郭则沉持张澜主席亲笔信到西安找杜斌丞，邀请他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并主持西北盟务。他即与杨明轩、杨子廉、王菊人等发起成立民盟西北总支部筹委会，提出“亲苏、友共，努力实现民主主义”的政治纲领。民国34年（1945）2月，民盟西北总支部成立，杜任主任委员。同年10月，他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在重庆召开的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即民盟一大，并被选为中央委员、常务委员。民国35年（1946）1月，政协会议在重庆开幕，杜以民盟代表团政治顾问身份参加，听取了周恩来对西北民主运动的意见。会后许多朋友出于安全考虑，劝他暂不回陕。他认为陕人回陕作用更大，誓为发展西北民主运动奋斗到底。
　　同年2月，杜斌丞回西安正式主持中国民主同盟西北总支部的工作。他以民盟中央常务委员的名义，在《秦风·工商日报联合版》发表公开讲话，宣布他誓为中国早日实现民主政治、结束一党专政斗争到底。这番话，在各界人士中引起强烈反响，也引起蒋介石、胡宗南的仇恨和恐惧，对他开始迫害。3月1日，大批特务捣毁了《秦风·工商日报联合版》营业部，接着又制造了一连串的流血事件。中共和许多朋友都担心他的安全，劝他离开西安，但他却不愿丢下正在进行的事业。他对朋友说：“既入虎穴，就与虎搏斗到底，何必远走。”民国36年（1947）3月20日，在国民党军队侵占延安的第二天，胡宗南下令逮捕了杜斌丞、王菊人等。在狱中，杜斌丞坚贞不屈。当听说人民解放军挺进豫西、威逼潼关时，他赋诗庆贺，诗中有“汉家旌旗满潼关。为问元戎今何在，不扫楼兰誓不还”之句。随后，蒋介石亲自电令胡宗南对杜“即行处理，以免后患”。10月5日，他在“最后遗书”中写道：“每思30年来，无日不为民主而奋斗，反动诬陷，早在意中，个人生死，已置度外。彼独裁暴力虽能夺我革命者之生命，终不能阻挠人类历史之奔向光明，终必为民主潮流所消灭也。”10月7日，杜在西安玉祥门外英勇就义。民国37年（1948），在陕甘宁边区为杜斌丞逝世一周年举行的纪念大会上，毛泽东主席亲笔书写挽联题词：“为人民而死，虽死犹生。”
　　薛碧如
　　薛碧如（1910～1948） 又名继炎，陕西韩城人。幼年在私塾和小学就读时，勤恳好学，成绩优异。在小学读书期间即受到中共组织的影响，于民国21年（1932）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韩城县东区区委书记，后在大地堰一带小学教书。他举办夜校，发动群众“抗粮、抗款、抗租”。民国22年（1933）农历年关时，亲自组织开展了三次较大的分粮斗争。县政府虽几次派人捕捉，但在群众掩护下都得以幸免。民国23年（1934）被迫离陕去宁夏经商，不久又返回，继续任东区区委书记，积极进行地下活动。抗日战争期间，曾与张子超、李秉衡等集资办“韩城少年书报社”，经销《新华日报》及生活书店出版的进步书刊。民国35年（1946）3月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0月11日，在韩城民盟的组建会上被推选负责财务工作。他想方设法筹措了650元（法币）作为民盟活动经费，为韩城民盟的创建和发展作出了贡献。民国36年（1947）前后，他参加了韩宜游击队，任韩宜中西区秘书，曾随同区长薛明斋去集义镇，以奇袭方式收缴了乡公所武器，接管了政权，随支队在王峰一带开展游击活动。同年底，随游击队到山西河津整训，途中被叛徒出卖被捕，交韩城国民党驻军关押。民国37年（1948）2月被枪杀于韩城南桥桥头，时年38岁。
　　杜良明
　　杜良明（1911～1948） 陕西米脂县杜家石沟人。幼年丧母，随父务农。民国18年（1929），陕西全省遭受灾荒，他为生活所迫弃农投军。民国19年（1930）因不堪忍受旧军队黑暗生活的压迫，逃到西安投奔杜斌丞当随员。自此以后，在杜斌丞的教导和影响下，逐渐认识革命道理，忠心为革命工作。
　　民国22年（1933）冬，中共党员常黎夫因受国民党甘肃省政府通令逮捕，逃到杜斌丞家里避难。杜良明热情地照顾常黎夫的生活，并为他做通风报信的工作，患难相处，最终与其结为良友。同年，中共组织负责人高岗因进行革命活动藏在杜家楼上，不慎被特务发现，杜良明知道后，立即报告杜斌丞，采取紧急措施，安排高岗坐在马车里面，他和杜斌丞坐在马车前边，安全掩护高岗脱险。西安事变前后，中共中央多次派人到西安与杜斌丞联络，都受到他的妥善接待、照顾。民国28年（1939）至29年（1940）期间，高崇民移至杜家隔壁从事抗日救亡活动，杜良明又担负起看管高家的任务，并做掩护工作。民国31年（1942）以后，杜斌丞从事民盟西北总支部的创建工作，杜良明又担当了文件保管和通讯员的工作。民国35年（1946）4月以后，杜斌丞受到国民党特务的软禁、监视，他同盟内负责人的往来倍加困难。这时，杜斌丞一切革命活动，都要经过杜良明进行内外联系。他在这一时期表现出了机智、勇敢的品质和沉着应变的能力。
　　民国36年（1947）3月20日下午，国民党特务40余人，闯入杜宅，将杜斌丞和杜良明一起抓去。在狱中，杜良明经受了几十种酷刑却绝口不吐一字。次年（1948）4月6日他惨死狱中，时年37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杜良明被陕西省人民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并被民盟西北总支部追认为中国民主同盟盟员。
　　李象九
　　李象九（1897～1954） 原名李瑞鼎，陕西白水人。同州师范肄业。民国8年（1919）在陕北镇守使井岳秀部骑兵团石谦连当班长。民国12年（1923）在北京期间，受他们的革命思想影响，参加了陕西学生进步社团共进社并担任基金委员。民国13年（1924）李复返石谦部队，在绥德经魏野畴、李子洲介绍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民国15年（1926），石谦升任团长后，委任李为第三连连长。同年，李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共党员。他在连队建立了团的特支和中共特支，任中共特支书记。期间，经他推荐，谢子长民团也编入石谦团为第十二连。以李、谢连队为基础，中共在石谦部力量大为增强。民国16年（1927）春，陕西大革命进入高潮，井岳秀部被改编为国民军联军第九路军，石谦升任步兵第六旅旅长，李象九升任该旅二营营长。李与谢子长在部队中进一步发展壮大中共组织，有些连队的班、排长全部由共产党员担任，士兵中亦有相当数量的党、团员。李、谢的革命思想对石谦有较深的影响，使其逐渐倾向国民革命。
　　冯玉祥附蒋反共后，中共陕西省委根据中共“八七”会议精神，做出了在清涧石谦部队发动武装起义的决定。在此期间，井岳秀已察知石谦部情况，便以为自己祝寿为名，将石谦诱至榆林杀害。石部官兵得知旅长被杀的消息群情激愤。中共军队组织认为起义时机已经成熟，决定利用“为石谦旅长报仇”的口号，以李营、谢连为骨干，联络其他由共产党组织掌握和受党的影响的六个连共1000多人，发动武装起义。
　　民国16年（1927）10月12日（一说14日或10日），李宣布起义和南下攻打宜川的命令，部队随即挥师南下。10月15日到达宜川，与驻宜川的三个连起义部队胜利会师。起义部队在宜川改编为旅，李任旅长。由于井岳秀派大军“围剿”，起义部队寡不敌众，且指挥失当，损失很大，遂于突围后退至韩城西庄镇。12月，中共陕西省委二次派唐澍和阎揆要等来到部队，先组成以唐澍、白明善、史唯然、阎揆要为成员的军事委员会，又将部队改编为西北工农革命军游击第一支队，唐澍、谢子长任正副指挥，率部向清涧、安定开进，然而攻打宜川再次失利，起义终归失败。李没有参加北上行动而离开部队，去了山西绛州，和中共组织脱离了关系。
　　民国19年（1930）李回到西安，经共产党员杨晓初介绍，去河南邓宝珊部，被任命为第三旅旅长。次年返回家乡，任澄白区保卫团指挥官。民国23年（1934）李到黄龙山，以“垦荒”的名义招收人员，扩充武装力量。民国24年（1935）率所部到陇东，编入工农红军。民国25年（1936）初，李与谢华、徐彬如、李木庵等人筹备组织西北各界抗日救国会。西安事变时，该会由杨明轩主持成立，李任委员兼农民武装部副部长。
　　抗日战争爆发后，沦陷区难民纷纷逃至陕。民国27年（1938）1月，陕西省黄龙山垦区办事处成立，李任主任，收容安置灾民2.5万多人，办了多处农场，发展经济事业。花园口黄河决口后，又有数万难民逃到黄龙山，李均予以收容安置。民国28年（1939）初，李因涉“共党嫌疑”被迫离开黄龙山，李委托南汉宸、杜斌丞将黄龙山所存粮款上交中共中央。中共中央指示用一些款办一个较大的企业，作为交通站。他即请任启明、白超然在白水兴办了建业、东原两个煤矿。5月，李西去千阳、陇县，出任千山垦区办事处主任，委任共产党员胥润琮、程剑青分别担任技术组组长和保卫组组长，李负责与中共西安地下组织联系。民国34年（1945），胡宗南派7000多人进驻垦区，又有人告李是“共党要员”，李遂于年底辞职去西安。
　　民国35年（1946）3月，经杜斌丞、韩兆鹗介绍，李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内战爆发后，李曾8次转送中共组织给邓宝珊的信件，劝邓起义，并利用邓与傅作义的关系，请邓说服傅作义和平解放北平。民国37年（1948）初，他接受西北野战军的指示，在西安进行策反工作，保护西安，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并组织外围武装力量迎接解放军进城。
　　1949年5月西安解放。李作为西北解放区的代表，出席了9月在北平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并参加了开国大典。在京期间，经中共中央统战部介绍参加了民主建国会。受民建总会委托，李承担了在西北地区发展成员、建立组织的重任。1950年6月组成民建西安分会筹委会，李任筹委会召集人。1951年12月民建西安市分会委员会成立，李当选为民建西安市分会第一、第二届委员会主任委员直至逝世。建国后历任陕西省人民政府委员、西安市人民政府委员、西北军政委员会政法委员会委员、陕西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第一届委员会委员、第二届委员会常务委员、全国工商联筹委会副主任委员等职。担任民建主任委员期间，动员、推动工商界人士在恢复经济、“三反、五反”、抗美援朝、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等工作中，做了大量积极有效的工作。1954年7月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同年10月16日病逝于西安。
　　李敷仁
　　李敷仁（1899～1958） 小名蒲咸，学名文会，字敷仁；笔名老百姓、咸贞、劳百星、富韧、护仁、村长等。祖籍陕西蒲城，生于陕西咸阳北杜镇（今属陕西咸阳市渭城区）。民国6年（1917）考取陕西督军陈树藩办的模范营骑兵科。民国9年（1920）考入陕西省立第三中学，民国14年（1925）毕业，到驻军何经纬部教导队任文化教员。期间，受邓宝珊副官崔义的影响，产生革命思想，离开了何的军队，到咸阳县立高级小学任教，半年后升任校长。他总结了一套实用的初等教学方法，受到学生、学生家长及社会各界的称赞。
　　民国17年（1928）8月，经同乡魏西岩介绍，李到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宣传部任助理干事，兼《中山日报》校对，并负责书报邮件检查，后升任科长兼《中山日报》总编辑，经常写文章揭露军阀、贪官和帝国主义的罪行。他写的社论《反对芳泽来华》，揭露“中日亲善”的假面目，使省政府代主席宋哲元十分气恼，亲自批示“枪决”。后虽经宣传部解释免了“死罪”，但撤了总编辑职务。民国20年（1931），由杨虎城资助赴日本求学，先在东亚预备学校学日语，后入东亚高等学校学日本历史。九一八事变时，李参加中国留日学生聚会示威，被推选为革命学生会监察委员。后来，革命学生会命李负责西北宣传工作，他即放弃上明治大学的计划，乘船回国，在北京大学听了一段课后返回陕西。
　　民国21年（1932）9月至民国34年（1945），李先后在陕西凤翔省立二中、汉中省立五师、西安女师、西安师范、固市中学、兴国中学等校担任训育主任、教务主任，兼教公民课或社会进化史课。这期间，他认真教书，并利用公民课揭露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宣传抗日救国。西安事变后，他参加了由杨明轩、何寓础等发起组织的西北教育界抗日救国大同盟，积极支持学生组成的农村工作团、假期工作团等团体深入农村，宣传抗战；曾多次冒险救助遭到国民党特务追捕的抗日青年。民国26年（1937）10月，经何寓础介绍，李加入中国共产党。
　　李敷仁的革命活动，引起国民党当局注意，从民国21年（1932）起，就把他列入黑名单。后来，国民党改变手法，企图用软化的方式拉拢他，曾两次派他到庐山、重庆“受训”，多次封官许愿，蒋介石也亲自接见“训导”，但李毫不动心。在重庆，他悄悄托共产党员王炳南带他到中共代表团驻地会见周恩来，还同陶行知、郭沫若等畅谈抗日救国大业，讨论教育问题。民国26年（1937）11月，李倡议创办了《老百姓》报，用老百姓的话，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形式活泼，内容充实，成为抗战时期在全国影响较大、很受群众欢迎的报纸之一。民国29年（1940）4月，《老百姓》报被迫停刊。民国33年（1944）春，李又冲破重重阻力，创办了《农村周报》，但只出了六期又被迫停刊。民国34年（1945）5月，李受聘主编《民众导报》。他利用这个官办的招牌，宣传《老百姓》报的精神，在《民众导报》上写文章、发社论，为民众说话，矛头直指国民党顽固派。同年，经杨明轩、杜斌丞介绍，李敷仁加人中国民主同盟，并担任民盟西北总支部青年部主任。
　　民国35年（1946）5月1日，国民党特务将李绑架到咸阳塬上陈老虎寨附近一个壕沟里秘密枪杀。所幸子弹未伤要害，被当地老百姓救活，并予以保护。后来，中共组织派人护送他到马栏解放区，中共中央又派中央医院院长徐根竹到马栏为他做手术取出了子弹。同年7月24日李到延安，陕甘宁边区政府为他召开了盛大的欢迎会。7月31日，李致电民盟，揭露西安当局暗杀罪行，要求审判凶手。8月，毛泽东会见了李。9月，陕甘宁边区政府任命李为延安大学校长。1949年，延安大学改名为西北人民革命大学迁入西安，李先任副校长，后任校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李先后任西安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委员，陕西省人民政府委员、西北行政委员会文教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1951年起，李先后任第一届赴朝慰问团西北分团团长、中苏友协总会赴苏参观团团长、全国人民慰问解放军西北分团副团长。1954年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1955年和1957年，分别被选为政协西安市第一届、第二届委员会副主席，还担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理事、陕西省对外文化协会会长、陕西省中苏友协会长、全国对外文化协会理事、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会理事、民盟西北总支部临时工作委员会委员、民盟西北总支部委员会委员、陕西省支部委员会委员，民盟第一、第二届中央委员会委员。1958年2月19日病逝于西安。1958年4月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亲自批准他为革命烈士。
　　成柏仁
　　成柏仁（1889～1958） 陕西耀县（今耀州）人。幼时先上私塾，后入耀州高等小学堂、三原宏道高等学堂。在三原上学期间接受新思想，秘密加入中国同盟会。清宣统三年（1911）武昌起义，陕西响应。成加入秦陇复汉军，与清兵激战于潼关，后任职于大都督府教育司。民国元年（1912）考入上海同济德文医学堂（后改名同济医工专门学校，即今同济大学），民国4年（1915）肄业，回西安在省立一中任国文、历史教员。民国7年（1918）任陕西靖国军参议。民国8年（1919）至民国10年（1921）被派往沪、粤任代表，承担靖国军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政府的联络任务。民国12年（1923）至民国14年（1925）任陕西陆军第一师参议，随军赴河南，任虞城、密县（今新密）县长等职。大革命失败后，在上海赋闲。
　　民国19年（1930）10月，杨虎城主持陕政，成应邀回陕，任西安绥靖公署参议。民国24年（1935），创办《秦风周报》，宣传抗日救亡主张，撰写《就民心论国难》等文章。
　　西安事变前，成加入杨虎城创建的秘密组织抗日同志会，奉命赴太原联络阎锡山反蒋抗日。西安事变后，支持张、杨八项政治主张，拥护中共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根据杨虎城出国考察前的嘱托，将《秦风周报》改为《秦风日报》，董事长由省政府秘书长杜斌丞担任，成任社长。他亲自撰写社论和国际短评，批准转载延安报刊的文章，与红军联络处（抗战后改称第十八集团军驻西安办事处）来往密切，还应邀为联络处书写了“七贤庄”三个字的门额。
　　民国31年（1942）至民国34年（1945），成任陕西省参议会参议员。此间，经杜斌丞介绍，加入秘密革命团体中国民主革命同盟（即小民革）；后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并参与民盟西北总支部的筹建工作，任宣传部部长。他积极做国民党上层人士的工作，并介绍一批进步青年奔赴延安。民国32年（1943）8月13日，根据周恩来的建议，成和杜斌丞促成《秦风·工商日报联合版》出版发行。联合版以杜斌丞为发行人，刘文伯为董事长，成仍任社长。由于报纸宣传抗日，发行量成倍增加，在国民党统治区影响很大。抗战胜利后，《秦风·工商日报联合版》实际成为民盟西北总支部的机关报。
　　民国35年（1946）1月，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期间，《联合版》刊登中共的《和平建国纲领草案》；转载周恩来就新华日报社被捣毁事件发表的声明；发表张奚若在西南联大的著名演讲《政治协商会议应该解决的问题》，痛斥国民党蒋介石的独裁统治；还发表杜斌丞“为中国早日实现民主政治，结束一党专政”的谈话，引起民众的强烈反响，也引起蒋介石、胡宗南的仇恨和恐惧。
　　民国35年（1946）3月1日，国民党特务带领一群暴徒捣毁《秦风工商日报联合版》营业部。成一边撰写《为特务捣毁本报谨向社会控诉》的社论，一面发表由张凤翙领衔的致蒋介石的抗议电。报社收到全国各地慰问信3000余封，其中郭沫若、沈钧儒、茅盾、陶行知等人署名的慰问信，称“贵报为西北民主堡垒”。4月2日，特务再次捣毁报社营业部，还妄图炸毁印刷厂。成组织职工昼夜巡逻护厂，亲自上街卖报，手提糨糊沿街贴报。当王任律师被枪杀、李敷仁被绑架、记者遭毒打、编辑主任被汽车撞伤时，他满腔怒火，坚定地对报社同仁说：“要勇敢斗争，闯下乱子我一个人承担。”5月3日，《秦风·工商日报联合版》发表告别读者社论，被迫停刊。办报同仁撤离西安，成坚持留下。他的家门口有特务监视，外出有人钉梢，但他毫不畏惧，继续战斗。杜斌丞就义后，他勇敢地担起民盟西北总支部的领导重担，与敌人周旋。
　　民国38年（1949）9月，成出席了在北平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成先后担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文化部部长、西北行政委员会委员兼文教委员会副主任、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陕西省副省长等职；还担任民盟第二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和民盟西北总支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民盟陕西省第一届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1958年3月带病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因病重抢救无效，于3月24日在北京逝世。
　　马德涵
　　马德涵（1868～1958） 回族。又名德咸，字向治。祖籍江苏江宁，生于陕西长安小皮院（今属西安市莲湖区）。清光绪二十年（1894）去成都，入陆军军官学堂和高等美术学堂学习，毕业后在四川新军混成协任教练官。光绪三十二年（1906）加入同盟会，宣统三年（1911）参加四川民众保路运动。辛亥革命后任四川军政府参军。他热心回民儿童教育，在成都办过一所清真小学。后转赴甘肃、青海任职，仍关注兴办教育。期间，他与马麟、马安良等甘肃、青海马姓政要结识，曾当过马步青的老师。民国17年（1928）携眷返回西安以卖画维持生计。
　　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传来，马立即在西安小皮院清真寺向回民群众慷慨陈词，痛斥日军暴行与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发动回民群众组织西安回民救国同盟会（后改称陕西省回民抗日救国会），被选为会长。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不久，传来红军西路军失败消息，中共中央致电周恩来组织营救。周恩来拟派一名和甘、青马家军阀有关系的人去河西交涉，这个人就选中了马德涵。当他听说是共产党、周恩来请他去时，当即应诺，并说：既是周先生托付，当义不容辞。古人云，士为知己者死。我虽年近古稀，此事没有什么好说的，我佩服共产党。莫说此行担些风险，就是为此拚上性命也值得！
　　民国26年（1937）3月底，马德涵、马宪民和张文彬三人飞抵兰州，又转乘汽车去凉州（今甘肃武威）见马步青。马德涵向马步青讲了国共即将合作抗日的形势，劝他“先优待被俘红军，再候红军派代表商量善后”，“凡事都要向前看”。马步青疑马德涵是共产党。马德涵说：“我早年是同盟会人，现在是无党派人士。你若防我是共产党奸细，不听我的忠谏，你就把我杀了。”“咱们是宗教兄弟，你父子待我为知己，我才敢与你谈时务。”马步青有些心动，愿约时间再谈。翌日晨，《凉州日报》刊登了优待被俘红军的消息。随后，马德涵带马宪民、张文彬去见马步青，继续给马步青晓以民族大义；马步青答应如数释放被俘红军，并写了两封亲笔信，一封由马德涵、马宪民带去见驻张掖的马军部下韩起功；另一封由张文彬带去青海进行营救活动。马德涵、马宪民赶到张掖，韩起功说：“黄番寺被围困的红军已被解除武装，被俘人员都未加伤害，已送往青海去了。”马德涵、马宪民返回凉州再找马步青，马步青说他已给青海的马步芳打了电话，马步芳也表示愿释放被俘红军。马德涵、马宪民遂告辞回兰州，在兰州与张文彬会合，飞返西安。
　　民国26年（1937）5月初，青海省政府主席马麟（马步青、马步芳之叔父）朝圣路过西安。经吴鸿宾、马德涵与张文彬商议，由马德涵出面，在西安市西羊市71号（现为77号）马德涵的家中设宴招待马麟，并请周恩来出席。席间，周恩来向马麟等讲解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希望他们回到青海能阻止马步芳对被俘红军的屠杀，并将被俘红军尽快送还，参加抗日。经过多渠道努力营救，西路军数千被俘红军终于回到革命队伍。周恩来对马德涵营救西路红军的功绩深表满意。1938年夏，马德涵偕次子马毅前往武汉看望周恩来。因他耳聋，周特意赠送他一副助听器；毛泽东也托周恩来转赠马德涵毛毯一条、粗毛呢布料一块，对他为抗日救国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马德涵亦将自己的书画托周恩来转赠毛泽东。
　　民国34年（1945）春，经王维祺介绍，马德涵加人中国民主同盟，并与爱国民主人士杜斌丞、李敷仁等人交往密切，努力推动陕西民主运动的发展。当时杜斌丞作为民盟负责人，被反动派视其为眼中钉，经常有特务在杜先生的周围监视。然而马德涵不顾个人安危，经常以卖画为名，到王家巷看望杜先生，令杜先生十分感激。是年9月，国民党特务砸毁了进步报刊《工商日报》和《秦风日报》联合版的报社，马德涵和马子健不顾特务迫害，前往报社慰问，谴责国民党特务分子暴行。事后，该报曾刊登启事，表示感谢。
　　民国38年（1949）5月西安解放前夕，马德涵四处奔走，告知群众不要轻信谣言，要积极迎接中国人民解放军。5月20日西安解放，他打着小旗，带领回民群众，在西安北门外欢迎解放军入城。西安解放不久，甘、宁马家军在蒋介石调遣下大举反扑，马德涵以西安回民名义写了《西安穆斯林告马军官兵书》，印制上万份在前线散发，并刊登在1949年6月27日的《群众日报》上。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马德涵曾任陕西省第一届人大代表、西安市（中央直辖）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副主席，西安市第三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委员，陕西省、西安市（中央直辖）人民委员会委员，西安市（中央直辖）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1954年7月，周恩来从日内瓦回国路过西安，曾在西安人民大厦接见了马德涵，并对他营救红军西路军的事迹向当时的陕西省省长赵寿山等作了简要介绍。
　　1958年5月20日，马德涵在西安病逝。
　　高桂滋
　　高桂滋（1891～1959） 字培五，陕西定边人。因家贫仅读四年私塾，辍学去外祖父家的挂面作坊当学徒。清宣统三年（1911）在其姐夫郑思诚的影响下，加人中国同盟会，参加辛亥革命。民国元年（1912）入陕西讲武堂学习。毕业后返回定边，任县保安队队长。民国8年（1919），陕北镇守使井岳秀将定边保安队改编为连，调驻绥德，高被任命为连长。因对井在陕北横征暴敛不满，高秘密联络各县反井人士，准备起事。井岳秀侦知此事，于民国10年（1921）2月派兵围攻高连。高事先得到消息，提前在绥德树旗倒井，率300余人西走三边，井派一团兵力追击。高部先后在安边、铁边城被包围，几经波折，脱离险境，到甘肃平凉时，只剩下8人。民国11年（1922），井岳秀得悉高被陇东巡防军帮统张兆钾收留，即呈报陕西督军府行文甘肃，要求扣押高等。张兆钾的幕僚寿云亭得到消息，与高一起潜逃，经西安到直隶顺德（今河北邢台）投奔胡景翼，任郑思诚团骑兵营营长，参加了第一次直奉战争。民国13年（1924）10月北京政变期间，高因战功卓著由营长升任国民军第二军独立团团长。以后又在豫西参加讨伐憨玉琨，由黑石关、虎牢关一直打到洛阳；胡景翼病逝后，高又在天津马厂参加讨伐奉系李景林的战争，升为第三补充旅旅长。民国15年（1926）春国民军第二军退守豫西时，高旅未随大军西退，而是北渡黄河驻防直隶武安。时任开封警备司令的毅军首领、陕北清涧人米振标，一想扩充毅军实力，二怕高部孤立被歼，遂任命高为毅军第五混成旅旅长。同年冬，高旅开赴河南淮阳。民国16年（1927）初，高就任国民革命军独立第八师师长；5月，武汉国民政府任命高为国民革命军暂编第十九军军长，率部参加“二次北伐”，很快占领兰封、考城、民权、归德（今商丘）。
　　宁汉合流后，第十九军被桂系打败，退驻皖北，与到皖北休整的第十军杨虎城部联手，逼走了直鲁联军，使皖北地方得以安定。民国17年（1928）2月，高部改编为第四十七军，归第一集团军第四军团方振武指挥，继续北伐，4月攻克济南。“五卅”惨案（即济南惨案）时与日军作战，被日军包围，突围后与友军攻占沧州、德州，6月初进占京、津，二次北伐基本结束。这时，蒋介石提出裁军，有13个团的第四十七军被缩编为一个旅，高为此对蒋十分不满。
　　民国19年（1930），高参加阎锡山、冯玉祥倒蒋失败，退至山西平定，接受蒋介石整编，任正太路护路军第一师师长。此时，高部共产党员赫光等人发动平定兵变，拉走七个连，成立红二十四军。民国20年（1931）7月，高随商震出关，攻石友三后路，给张学良解围。经张向蒋通融，所部被编为步兵第八十四师，驻河北武安、磁县。民国22年（1933），高率部参加长城抗战，在冷口、将军关、黄崖关与日军激战。民国23年（1934），高部剿灭土匪刘桂堂后移驻洛阳。同年10月，高接受蒋介石的“剿共”任务，率部开赴陕北，受到陕北红军的有力打击。这时，他才认识到：“攘外必先安内”是蒋介石用来消灭异己的阴谋。遂与张学良、杨虎城等密商联共抗日，并和中共秘密订立了互不侵犯协定。西安事变时，高亲赴太原，拟请阎锡山领衔支持张、杨。
　　七七事变解决后的第3天，高请缨抗日获准。他立下遗嘱，率部奔赴察哈尔前线，准备以死报国。此时，他被任命为第十七军军长兼第八十四师师长。从7月到年底，高部连续参加了南口、沙城、沙烧岭、平型关、忻口、太原等重大战役、战斗。民国27年（1938）高部归第十八集团军总指挥朱德指挥时，经常与山西决死一纵队配合作战，并在当地牺盟会的协助下开展游击战争。高部三打张镇、五攻马壁村、七袭霍县城屡立战功，曾多次受到朱德的嘉奖。民国28年（1939）在中条山横岭关布防时，高令部下用石条筑起多种坚固工事，使日军的坦克、大炮失去作用，双方对峙1年。民国30年（1941）5月，日军集结精锐部队猛攻中条山，因左、右两翼友军阵地失陷，第十七军指挥所遭日军包抄。部队奉命向黄河边撤退，军部与主力部队的联系被日军截断，高带军部人员隐匿山中，随时都有牺牲和被俘的可能。跟随高的军参谋长、副官长劝高降日，高怒斥其无耻。第十七军主力部队突出敌围不见军长，特务营营长遂率便衣20人杀回日占区寻找，一连多天毫无结果，发现一具与高体形相似的尸体，以为“军长阵亡”，便掩埋尸体，并插木板作为标识。与此同时，日军也悬赏十万元到处搜捕高，见到墓上木牌，确信高“被击毙”，遂掘墓拍照在日伪报纸上大肆宣扬中条山之战战果。然而，1个月后，高和副军长、秘书、副官等，竟奇迹般的在宜川出现了。
　　高部在抗日战争中，前后与日军接战百余次，官兵伤亡甚大，被允调离前线，在豫西新安、渑池一带，一边休整，一边担负石井至茅津渡100多公里黄河河防的守备任务。当时的渑池，灾荒遍地，高命令从全军口粮中每月节约五万斤小麦，在县城等处设粥场20个，每天给每户难民发放一小瓷罐麦粒粥，使大批难民免于饿死；他还把一批失去父母亲人的难童送往陕西眉县西寨第十七军农场子弟学校上学，吃穿全部免费。寒冬将临，他又令各师、团把报废的旧军衣发给无衣御寒的灾民和难民。
　　民国32年（1943）底，高部被派驻甘肃固原，受命封锁陕甘宁边区。但高不愿再与中共搞摩擦。在他默许下开辟了固原经王洼子到三岔的秘密交通通道，还掩护和帮助过民主人士杜斌丞。民国34年（1945），高在重庆陆大将官班学习时，由章伯钧、杨子恒介绍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准备在蒋介石发动内战时，打起民主联军旗号，向共产党靠拢。抗战胜利后不久，高被蒋介石削去兵权，就任有名无实的第八（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西安绥靖公署副主任，高的部队也被调离与陕甘宁边区接壤地带，甚至他的住宅和本人的行动都受到严密的监视。高为了不使人民遭受涂炭，曾将胡宗南在陕南堵截李先念、王震率领的中原军区突围部队的作战计划、兵力部署，以及蒋、胡将进攻延安的重要军事情报，告诉中共地下党员，并设法推迟进攻延安的时间。西安解放前夕，高被胁迫到汉中；他借口夫人在重庆患病而飞往重庆。为了逃避被送往台湾，高藏匿在一个外国人开的医院里，直到重庆解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高先后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农林部副部长，西北行政委员会委员、参事室主任，陕西省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委员。1952年在抗美援朝运动中，他变卖房产捐献飞机一架。大行政区撤销后，任陕西省人民委员会参事室主任，政协陕西省第一届委员会副主席等职。1959年1月6日因患脑溢血并发肺炎，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
　　岳劼恒
　　岳劼恒（1902～1961） 又名陋吾、鲁吾，陕西长安庙张村（今属西安市未央区）人。民国17年（1928）毕业于北京大学，同年赴法国留学，入巴黎大学，毕业后又在该校工作四年，获法国国家理学博士学位，还在法国《物理学报》、《物理化学学报》上发表论文十多篇。民国25年（1936）回国，任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兼中法大学理学院教授。抗日战争爆发后，民国26年（1937）平津地区高等院校内迁，他也回陕在西安临时大学（后改称西北联合大学、国立西北大学）任教授、物理系主任；抗日战争胜利后任国立西北大学教务长、代理校长。西安解放后，他被西北军政委员会任命为西北大学校务委员会代理主任委员，主持校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担任西北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委、副校长的岳劼恒，又恢复了他的旋光和X射线等项科研工作。尽管经费短缺，设备也不齐全，但他发挥专业教师的集体力量，因陋就简，取得了一项项重大成果。1956年以后，他提出含铝合金利用旋光现象分析鉴别法、氟酸侵蚀玻璃的旋光性研究法，对国内络合物光学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先后发表《铜与酒石酸组成络合物的光学研究》等论文8篇，受到学术界的很高评价。
　　岳尽管担负着繁重的行政领导工作，但从没有离开教学第一线。建国初期西北高等院校师资紧缺，凡是没有人教的课程都由他承担，先后讲授光学、高等物理、化学、近代物理、普通物理、理论力学、气体分子运动学、理论物理、量子力学、原子物理、热力学、晶体光学、高等光学等十几门课程。当时，全国高校新教材缺乏，凡是他讲授的课程都由他亲自编写教材，先后共编译讲义十余种，对于提高这些课程的教学质量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他还根据自己多年担任教学领导的经验，对综合大学的培养目标、专业设置、师资培养、教材建设等问题，提出了不少具有真知灼见的建议。
　　岳是民盟陕西省支部副主任委员，民盟陕西省委员会第一届副主任委员，民盟第二、第三届中央委员会委员；是陕西省物理学会第一届理事长，陕西省科协第一届副主席，中国自然科学联合会西安分会主席；第二届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全国第二届委员会委员。由于教学、科研、社会活动繁重，他常常夜以继日，废寝忘食，终于积劳成疾，1961年初，医院诊断他患有严重的心血管病，劝他休息。但他放不下工作，竟把医院检查结果锁在抽屉里，不但未告诉组织，连自己的家人也没告诉。同年5月24日，岳在西北大学校务委员会扩大会议上讲话时，不幸突发脑溢血，经抢救无效而逝世。中共陕西省委根据岳生前意愿，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赵寿山
　　赵寿山（1894～1965） 原名生龄，字杜亭，陕西户县人。先后就读于陕西陆军小学堂、西北大学预科（后改为省立三中）、陕西陆军测量学校，毕业后历任陆军测量局科员、陕西靖国军总司令部科员、冯玉祥部陆军第十六混成旅上尉参谋兼学兵团地形教官，民国10年（1921）升任少校参谋。民国13年（1924）春参加杨虎城部队，先后任教导队排长、教导营营长。民国15年（1926）随杨虎城坚守西安8个月，抗击军阀刘镇华镇嵩军的围攻。民国16年（1927）5月，杨虎城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十军军长率部参加北伐，赵任第十军补充团团长留驻渭北。民国17年（1928）秋率留陕部队脱离冯系控制开往山东与杨虎城部会合，任暂编第二十一师第七团团长。中原大战期间任第十七路军团长兼南阳后方留守司令，后又随军攻洛阳，占潼关，保证杨虎城部主力向西安进军。民国19年（1930）10月，杨虎城任陕西省政府主席，赵升任第十七路军第十七师第五十一旅旅长。12月奉命驻防汉中，兼汉中绥靖区司令。
　　民国21年（1932）10月，红军第四方面军由鄂豫皖苏区转移至陕南，赵不愿与红军作战，经孙蔚如（同年9月被国民政府免去甘肃宣慰使，任命为第三十八军军长）和杨虎城同意，通过少校参谋武志平（中共党员）及进步人士杜斌丞等关系，与红四方面军秘密订立了互不侵犯协定，并支援了红四方面军不少军用物资。
　　民国24年（1935）10月，为避免执行赴陕北“剿共”的命令，赵用近一年时间，去北平、天津、济南、汉口、南京、上海等地访问考察。在上海，他主动接触杨明轩等共产党人和爱国民主人士，共同探讨对时局和中国前途的看法。回陕后，向杨虎城汇报考察经过，提出“抗日建议书”，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西安事变时，赵参与指挥第十七路军解除国民党在西安的军、警、宪、特等全部武装；随后兼任省会公安局局长。为对付以何应钦为代表的南京“讨伐军”向西安进攻，杨虎城任命赵为渭北警备司令。期间，周恩来曾和赵多次交谈，坚定了他的抗日信念和与共产党合作的决心。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原第十七路军缩编为第三十八军，军长仍是孙蔚如，赵任第十七师师长。第十七师驻防三原期间，赵和红军将领任弼时、彭德怀、徐向前、杨尚昆等经常往来，给红军提供了大量武器弹药和其他物资，本人还提出了加人中国共产党的要求，并将两个子女送往陕北红军大学学习。
　　民国26年（1937）抗日战争爆发后，赵率领第十七师万余人马，自三原誓师经郑州北上，8月下旬参加了保定以西新安镇的阻击战和漕河、府河等战役、战斗。10月中旬，日军向娘子关进犯，第十七师受命正面阻击，在井陉西的雪花山、乏驴岭一带与日军血战十五昼夜，并亲带一团兵力袭击敌后，出其不意地插入井陉南关和火车站，与敌白刃格斗，战后受到前线总指挥黄绍的通电嘉奖。11月太原失守，赵接受中共中央建议，带领部队到临县碛口和陕北绥德一带整训、补充，受到八路军河防部队的鼎力帮助。
　　民国27年（1938）1月，赵命令经过休整补充的第十七师，开赴晋南在洪洞集结，他自己到延安参观，受到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党政领导人的欢迎。毛泽东会见他时说：“十七路军参加了西安事变，为逼蒋联共抗日立了大功”；“七七事变后你们北上抗日，在保定、在娘子关，面对强敌不屈不挠，打得很英勇”；“杨虎城将军还在狱中，一定要保住十七路军的番号，使这支抗日爱国的武装不断得到巩固和发展。”
　　十七师驻防洪洞时，八路军总部也驻洪洞的马牧村。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和副参谋长左权多次到十七师，给部队连以上军官作报告，朱德还多次与赵长谈，共同研究坚持运动战、游击战、官兵一致、军民团结的军政思想。3月，十七师编入东路军战斗序列，受副总司令彭德怀的直接指挥。春节后，豫北日军第十四师团一部企图北犯太行，第十七师奉命开往天井关给敌以重创，又在高平关设伏，有力地打击了日军。4月初，第十七师、第五二九旅与八路军、山西决死队密切配合，先后攻克了长治、晋城、沁水、高平、壶关等县。
　　民国27年（1938）5月，第三十八军扩编为第三十一军团，孙蔚如任军团长，赵寿山任三十八军军长，率部到山西平陆茅津渡开展抗日斗争。同年冬，赵接受共产党的主张，在茅津渡举办了训练班，自任主任，轮训军官军士，为部队培养新干部。他向训练班提出实行禁烟、禁赌、禁嫖三大禁令和经济公开、人事公开、自我教育、自觉纪律四大口号，并支持中共组织在训练班发展了一批共产党员，使师、旅、团三级均建立了共产党的组织。民国28年（1939）春，中共陕西省委决定成立中共三十八军工作委员会，赵积极支持工委工作。经过一年的努力，全军将士以新的面貌，先后粉碎了日军对中条山的11次“扫荡”，保住了原有阵地，使日军西窥关中、南伺河洛的计划一再落空。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表彰说：三十八军是“中条山的铁柱子”。
　　民国29年（1940）冬，国民党顽固派为切断这支部队同八路军的联系，将其调往黄河以南，把中条山防务交由胡宗南部队接替，不到半年时间，国民党在中条山的七个军就被日军打垮，中条山沦入日军手中。赵率第三十八军移防河南后，与日军黄河铁桥南端邙山桥头堡日军阵地对峙两年多，但国民党顽固派多次追查部队中的共产党员，而且派参谋总长何应钦到洛阳找赵寿山谈话，拿出37名“共党嫌疑”名单，要赵将这些人送往“西安劳动营”（即集中营）。赵严正表示：“既然委员长、何总长对我不信任，我请求辞职。”何应钦觉得难以下台，不得不将此事推给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不了了之。
　　民国31年（1942），赵寿山再次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经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批准，接收赵为中国共产党特别党员。民国32年（1943）冬，蒋介石将赵调到重庆国民党中训团受训；次年2月，免去赵第三十八军军长职务，“提升”赵为远在甘肃武威的第三集团军总司令。至此，赵被彻底剥夺了由自己统领并在抗日前线建有殊勋的部队的指挥权。他为此痛心疾首，曾几次向中共中央请示机宜，最后还是按照毛泽东特别叮咛的“如果有一线之路，官还得坐下去，对党有好处”的指示，仅带两名随从人员，到武威当了两年半空头司令。在此期间，第三十八军第十七师于民国34年（1945）7月在河南洛宁起义，第五十五师于民国35年（1946）5月在河南巩县起义，两支部队先后开赴晋冀鲁豫解放区。9月，中共中央决定组建西北民主联军第三十八军。赵寿山苦心领导的第三十八军终于获得了新生。当十七师起义的消息传到武威时，他激动不已，决心尽快返回延安。为防不测，他以“出国考察水利”为名先到上海，在董必武的精心安排下，乘船经天津辗转于民国36年（1947）3月进入晋冀鲁豫解放区。7月6日，赵在武安县冶陶镇发表反蒋通电，公开宣告起义，同月赴陕北。12月下旬，贺龙陪同他在米脂县杨家沟会见了正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即十二月会议）的毛泽东和周恩来。会议结束后，他与毛泽东作过彻夜长谈，着重回答了毛提出的“多年来你身居虎口，安之如夷，其故安在乎”（参见《赵寿山将军》第349页）的提问。民国37年（1948）2月，中共中央军委任命赵为西北野战军第二副司令员、中共前委委员。民国38年（1949）2月，西北野战军改称第一野战军；6月，中共一野前委成立常务委员会，赵为九常务委员之一。在解放战争中，他协助彭德怀在战胜蒋、胡军队的作战中起了重大作用，受到中共中央的表扬。
　　赵寿山于民国34年（1945）加人民盟，并于1949年5月在延安召开的西北解放区盟员大会上被选为西北总支部委员。1949年8月，赴北平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大会上发言，并被选为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10月1日，他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同年12月，中共中央决定赵离开部队，中共中央西北局任命他为中共青海省委常务委员、青海省人民政府主席。他到任后，团结各族人民，为建立和巩固人民民主政权，实行各项民主改革，恢复少数民族地区经济而努力工作。1952年11月调回陕西，亦任中共陕西省委常务委员、陕西省人民政府主席（1954年12月改称陕西省人民委员会省长）。这时，陕西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已基本完成，开始实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赵和中共陕西省委、省政府其他领导同志一起，带领全省干部、群众，同心协力，艰苦奋斗，到1957年底，工农业生产和基本建设等主要指标都超过了五年计划规定的任务，工、农业总产值较1952年分别增长了65％和41.1％，城乡人民的物质与文化生活水平得到提高。在1959年4月、1964年12月召开的全国人大二届一次和三届一次会议上，赵均被选为常务委员会委员，两次会议还决定赵为第二、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1959年9月，赵奉调入京，在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工作。1965年6月20日病逝于北京。
　　王捷三
　　王捷三（1898～1966） 原名鼎甲，陕西韩城人。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科。在北大读书时，通过好友王聘卿与鲁迅相识。民国13年（1924）闻西安举办暑期学校，他们二人即向西北大学校长傅铜（王聘卿的同乡）建议邀请鲁迅来陕讲学。鲁迅应邀后，他一路陪同，并任招待。民国15年（1926）参与创办韩城中学，后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南路军秘书长。民国20年（1931）由杨虎城资助先后在英国伦敦大学研究院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留学3年，主要学习、研究哲学及社会科学；民国22年（1933）到苏联游历两个月，民国23年（1934）回国后任国民政府考试院考选委员会专职委员。七七事变后，考试院在西安设立办事处，王随同到陕西。1938年辞去考试院职务，受聘于国立西北联合大学，任教授。民国28年（1939）3月任陕西省政府委员、陕西省教育厅厅长。期间开办兴国中学，接纳沦陷区大批流亡学生入学；先后创办专科学校三所，中等学校百余所，使陕西教育事业有了发展。1944年辞去省教育厅厅长职务，任北洋工学院西北分院教授。民国34年（1945）受胡宗南之邀，任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秘书长。后李宗仁任北平行辕主任，约他任北平行辕政务处处长。经王引荐，李宗仁接触进步教师，妥善处理了北平学生运动。同时，王接办私立华北文法学院，并任院长，聘请了一批有学识的进步教师任教。学院设俄语专业，有意掩护进步人士及中共地下党员。北平解放前夕，国民党北平市党部和特务组织搜捕迫害进步师生，王安排教师亢心栽、袁若愚、李瘦枝及学生胡汝珍、张哲等人躲在他家。北平和谈期间，他将全家搬进学院，同进步师生团结一道，保护院校财产和师生安全。民国37年（1948）底，中共组织派员通过他与邓宝珊、傅作义联系，为北平和平解放做了许多工作。
　　北平和平解放后，王人政治研究所学习。1950年回陕，积极参加各项社会改革，拥护中国共产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先后在西北大学、西安师范学院、陕西师范大学任哲学与文学教授。参与了民革在陕西组织的创建工作，1950年11月当选民革西安市分部筹备委员会常委。曾当选为西安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政协西安市委员会委员。是民革西安市委员会常委。1957年后，到西安市文史研究馆工作，1966年3月31日逝世。著有《苏联见闻录》、《唐代诗人与长安》、《教育论集》、《价值哲学》、《中国哲学史稿》、《乙亥杂诗》等。
　　党晴梵
　　党晴梵（1885～1966） 名法，字晴梵，号待庐。陕西合阳人。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入上海中国公学读书。宣统二年（1910）毕业回陕，先后在同州中学堂、陕西省立第二师范等校任国文教员。宣统三年（1911）加人中国同盟会，从事反清革命活动，任西安国民新闻报社经理。民国3年（1914）回到家乡合阳，创办合阳县立中学并自任校长，致力于家乡的教育事业。
　　民国5年（1916）5月，陕西成立护国军“逐陆（陆建章）讨袁（袁世凯）”，党晴梵加入护国军，积极参与“逐陆讨袁”的宣传活动。民国7年（1918），于右任、胡景翼等人组建陕西靖国军“倒陈（陈树藩）伐段（段祺瑞）”，党晴梵先后任陕西靖国军第一路秘书长、参谋长、西路财务处处长兼凤翔城防司令等职。陕西靖国军改编后，党晴梵任陕西督军公署上校秘书长、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军秘书长。在反围城斗争和西安事变中，协助杨虎城处理军政事务，尽心尽力。抗日战争爆发后，弃政从事教育工作，先后在西安高级中学、陕西省商业专科学校等校任国文教员。
　　民国33年（1944）党晴梵在西安加入中国民主同盟，民国33年（1944）至民国34年（1945）任合阳县临时参议会议长。期间，合阳县军事科与潼关师管区勾结，企图强行征收省上已行文豁免的兵役款180万元，进而贪污私分。党晴梵得知此事后坚决反对，冒着被暗杀的危险向省上反映，并在民众中广泛宣传，在参议会上揭露，终使这一图谋未能得逞。合阳县驻军强拉民夫打死一名副保长，党晴梵以县临时参议会的名义出面干预，迫使军方为死者召开追悼会并严惩凶手，抚恤死者家属，伸张了正义。时第八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蒋坚忍依仗权势，侵吞白宜公路拨款，而把公路所需银钱转嫁给沿路各县民众。党晴梵义愤填膺，联络受害各县参议会呈文省政府和监察院，奋力抗争，终使蒋坚忍离职，各县民众免除了一场灾难。
　　党晴梵疾恶如仇、敢怒敢言的作为，受到国民党反动派和地方恶势力的嫉恨，对他进行残酷迫害，甚至连他家的祖坟也被扒开。一些地痞流氓在反动势力的支持下，扬言“一定要党晴梵的人头”。民国37年（1948）冬，在中共地下组织和民盟组织的帮助下，党晴梵奔赴延安。民国38年（1949）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参议，与杨明轩、李敷仁等民盟西北总支部负责人筹备召开了民盟西北解放区第一次盟员大会，当选为民盟西北总支部委员会委员兼文化委员会主任委员。
　　1949年5月20日西安解放后，党晴梵随军南下重返古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西北大学教授，西北军政委员会文教委员会委员兼教育部副部长，西北行政委员会文教委员会副主任，陕西省第二届人大代表，政协陕西省第一、二、三届委员会副主席，民盟西北总支部临时工作委员会委员兼文化委员会主任委员、民盟西北总支部委员会委员、民盟陕西省支部第一届委员会委员、民盟陕西省第二、三届委员会委员等职。1966年9月4日逝世。
　　党晴梵精于金石书画鉴赏，擅长书法。主要著述有：《华云杂记》（上下卷）、《先秦思想论略》、《合阳县田赋史》、《古文字学》、《中国文字变迁史》、《党晴梵诗集》等。
　　李子健
　　李子健（1901～1966） 原名秉乾。陕西三原人。民国11年（1922）渭北中学毕业后考入上海大学。民国13年（1924）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次年（1925）1月，受共青团中央派遣回三原，协助在三原省立第三师范学校读书的共青团员姚志哲建立团组织。2月23日，三原的共青团员在李的指导下开会，正式成立了共青团三原特别支部。与此同时，他还在三原领导建立了渭北青年社。共青团三原特支通过渭北青年社，组织青年学习《新青年》、《向导》和一些马克思主义著作，在引导青年参加革命活动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同年10月，奉中共组织的指派赴苏联学习。民国15年（1926）11月回国，次年5月协助耿炳光等组建中共陕西省委，7月上旬中共陕西省委建立，李为中共陕西省委委员。9月26日中共陕西省委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正式选出中共陕西省委领导成员，李为中共陕西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民国17年（1928）初被国民党逮捕，次年5月出狱后脱党。此后在西安日报、天津大公报、西北文化日报、青年日报等报刊社担任编辑。民国31年（1942）与杜斌丞、杨明轩等一起会商创建民主政团同盟西北地方组织，中国民主同盟西北总支部成立时任宣传部副部长。民国34年（1945）8月担任《秦风·工商日报联合版》社论编辑。
　　民国36年（1947）5月3日，国民党中央社发表文告，诬陷“民盟组织已为中共所实际控制”，是“甘为中共之新的暴乱工具”。为更加疯狂地迫害民主党派、镇压民主运动作舆论宣传，驻陕西的国民党军警宪特也酝酿对民盟西北总支部领导人下毒手。在这种形势下，李转移到上海，与民盟西北总支部留沪同志成立了临时民盟西北总支部驻沪联络组，继续从事民主运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陕西省林业厅厅长，中苏友好协会西安分会副主任，陕西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陕西省人民委员会委员；民盟中央第一届候补委员、第二届委员，民盟西北总支部秘书长，民盟陕西省支部副主任委员，民盟陕西省委员会第一届副主任委员；是政协陕西省第二、第三届委员会委员。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撤销了一切职务。“文化大革命”初期受到冲击，1966年9月4日自杀。1980年1月，中共陕西省委为其平反昭雪。
　　黄国璋
　　黄国璋（1896～1966） 湖南湘乡县人。民国8年（1919）从长沙雅礼大学毕业后，任该校附中教员。民国15年（1926）赴美国耶鲁大学理科研究院及芝加哥大学地理学系学习。民国17年（1928）获芝加哥大学地理学硕士学位，同年回国任南京中央大学地理系教授；民国27年（1938）任城固西北师范学院史地学教授、系主任；民国29年（1940）任中国地理研究所所长；民国34年（1945）任重庆、南京中央设计委员兼区域计划组组长；民国36年（1947）任北京师范大学地理学教授、系主任兼理学院院长；1950年任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系主任、教授，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1952年后，先后任西北大学师范学院、西安师范学院、陕西师范大学地理系教授、系主任。曾担任西安市第二、第三届人大代表和西安市人民政府二届委员会委员等职。
　　黄国璋是中国著名的地理学专家，特别是在经济地理的研究方面有很深的造诣。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著有《社会的地理基础》等专著，先后发表了《中国地形区域》、《我国国防与地理》、《上海港地理位置的决择因素》等数十篇论文。终生从事地理教育与研究，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地理科学与教育人才，为中国地理学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黄国璋是九三学社的创始人之一。民国23年（1944），他在重庆结识许德珩，参加了许德珩领导的“民主科学座谈会”（九三学社前身），并介绍他的老同学潘菽结识了许德珩和劳君展夫妇，并参加了“民主科学座谈会”。民国34年（1945），黄国璋应邀赴兰州西北师范学院讲学，期间，他向袁翰青和黎锦熙教授介绍了“民主科学座谈会”的情况并介绍他们加入了民主科学座谈会。这些人后来都成为九三学社的骨干。民国35年（1946）5月4日，在九三学社成立大会上，黄国璋当选为九三学社理事，负责组织工作。1950年后黄国璋当选九三学社第一、第二届中央理事会常务理事兼秘书长、组织委员会委员、财务委员会主任、节约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等职。“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黄国璋夫妇不堪忍受“红卫兵”的侮辱、殴打，1966年9月6日在家自尽。
　　虞宏正
　　虞宏正（1897～1966） 字叔毅。福建闽县（今福州市区）人。民国5年（1916）考入北京大学化学科，民国9年（1920）毕业后，先后在天津棉业专科学校、北京大学、北京农业大学、北京医科大学、北高师、北平大学农学院任。民国11年（1922）参加中华农学会。民国18年（1929）代表中华农学会出席日本农学会年会，会上发表《中国土壤分类》，收入《日本农学会年会报告》。民国22年（1933）加人中国化学会，并当选为中国化学会北平分会理事。民国25年（1936）赴德国莱比锡大学胶体化学部进修，被邀加入德国胶体化学会，为外籍会员。民国26年（1937）到英国伦敦大学物理化学部进修，同年10月回国后任西安临时大学农学院教授，次年任西北农学院教授。民国34年（1945）赴英国剑桥大学、美国布乐克林高叠征物研究所和加州理工大学进修、考察。民国36年（1947）春回国后为改变大西北科学教育的落后状况，谢绝京、沪多所大学的聘请，继续留任西北农学院教授。虞博学多识，治学严谨，深受师生的敬慕与爱戴，民国37年（1948）11月11日西北农学院为他举行任教25周年纪念会，学生演出话剧《万世师表》以资祝贺。虞一贯重视基础理论研究，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就写出了一批学术水平很高的胶体化学与物理化学方面的论著，在国内居领先水平。
　　民国38年（1949）春人民解放军进军关中，国民党强令西北农学院南迁，同时诱迫一些教授去南方高校任教。虞表示“决不跟国民党走”。他说，黑暗即逝，光明将临，愿同全校师生共患难，决不离开西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虞不辞劳苦，长年奔波于武功、咸阳、西安之间，为多所高校授课，从未领取过兼课费。1950年担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1951年担任中国化学会西安分会理事长。1953年，他与石声汉、李萃麟、李轼、陈运生等合译出版卡布路考夫《物理化学及胶体化学》一书，推动了对国外先进科学理论的学习和研究。1954年担任中国科学院西北生物土壤研究所所长。他亲自规划，积极领导，在科研组织和培养青年科技人员方面付出了辛勤劳动。他十分重视水土保持中科研与生产、治理的结合，1956年带队到陕北考察了18个县的水土保持工作，就提高陕北农业生产、防治水土流失的途径和方法，提出了很有价值的意见。他把自己的专业渗透到各有关学科领域，为创造新型细菌肥料、微生物固氮、同位素农业、地方病与生物微量元素等边缘学科、交叉学科，走出了一条新的道路。他积极支持将远缘杂交新课题与该所植物分类研究室同新从兰州迁来杨陵的植物栽培驯化室合并，在杨陵成立西北植物研究所，为该所以后培育出获得1986年全国科技进步一等奖的小偃5～6号小麦高产优良品种起了铺路人的作用。这一时期，他还担任中国科学院西北分院筹委会委员，为该院的筹建做了大量的工作，后任该院副院长。1955年担任中国科学院数理化学部委员，发表了《关于相体的推导法又一补充》等学术价值很高的论文。
　　虞不但积极从事教学科研工作，而且还积极参加社会活动，曾先后担任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陕西分会委员、西安市中苏友协理事、对外文协西安分会理事。是第一、第二、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1956年，虞加入中国共产党。他还是九三学社社员，并当选为九三学社中央科学文化委员会委员。
　　1964年虞因旧病复发再次住院治疗，但他仍时刻关心着中国科学院西北水土保持生物土壤研究所（1964年原西北生物土壤研究所改称）的科研工作，帮助青年科技工作者论证、修改科研课题，并以坚强的毅力完成了他生前的最后一篇科学论文——《磷肥在土壤中的转化机理初探》。在他生命垂危之际，仍关心着祖国科技事业的发展，留下遗嘱将自己珍藏的近千册图书，捐献给祖国的科技教育事业。1966年11月11日虞病逝于西安。根据他生前愿望，以他多年积蓄的7万元设立了“虞宏正教授奖励基金”。
　　杨明轩
　　杨明轩（1891～1967） 原名荃骏，字明轩，后以字行，陕西户县人。清宣统元年（1909）起，先后在西安府中学堂、陕西法政学堂、秦省第一中学、三秦公学读书。辛亥革命爆发后参加学生队，在西安街头维持秩序。
　　民国2年（1913）秋，杨被推荐公费留学日本，人东京同文书院。不久，日本侵占中国青岛等地，他于次年夏愤而归国，参加反对侵略者的斗争。民国4年（1915）夏考入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继续学习，曾与匡互生等组织成立少年中国会和同言社，出版《工学》期刊，创办平民学校，宣传教育救国。
　　五四运动爆发时，与匡互生、张耀斗等投入了痛打章宗祥、火烧赵家楼的斗争，被北京政府两次逮捕。获释后，回陕从事教育，任三原渭北中学、西安省立二中教务主任和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后因传播新的社会科学思想，被陕西教育当局免职。
　　民国12年（1923），杨赴上海大学任教并兼任附中部主任。在该校共产党人瞿秋白、邓中夏、恽代英等的影响和帮助下，他对共产主义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次年7月，受李子洲约请回陕，任绥德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教务主任。民国14年（1925）与魏野畴等组织陕西国民党党员俱乐部，后组建国民党陕西临时党部，任临时省党部执委兼陕北二十三县党务特派员，积极领导陕北人民开展国民革命运动。民国15年（1926）12月，杨加人中国共产党。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成立后，任命杨为教育厅厅长，还担任中国国民党西北临时政治委员会常务委员、陕西省党部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以主要精力抓全省教育。他按照国民革命的需要，对陕西教育从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到办学方法，都进行了前所未有的重大改革。民国16年（1927）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25日，杨同刘含初等共产党员利用担任国民党陕西省党部领导成员的合法身份，通电声讨蒋介石叛变革命的行径。冯玉祥附蒋后在陕西“清党”，罢免了杨的国民党西北临时政治委员会和陕西省党部执行委员会的职务，开除了他的国民党党籍，并下令通缉，他被迫离开西安去武汉，不久又秘密回到户县老家养病。民国17年（1928）初，杨在户县黄堆堡被捕，次年8月由教育界保释出狱。获得自由后，他多方寻找中共组织，始终未能如愿。后辗转在上海立达学园、西安女师和中山中学教书。民国25年（1936）夏回西安，杜斌丞推荐他担任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简称西救会）交际部部长。西安事变爆发的当天，他主持18个救亡团体召开紧急会议，一致决议并通电全国拥护张、杨二将军的八项主张。12月16日又主持西安市民大会，会后组织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支持张、杨二将军的爱国行动。民国26年（1937）1月，西北教育界抗日救国大同盟成立，杨被选为“教盟”执委会主席。
　　民国26年（1937）夏，陕西省政府任命杨为教育专员，派赴欧洲各国考察教育，并出席在巴黎召开的世界学生联合会代表大会。他利用这个机会，在欧洲各国广泛接触中国留学生，向他们阐明西安事变的真相，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年底回国不久，林伯渠通知杨明轩，中共中央已批准恢复他的党组织生活。尔后，他根据中共组织指示，以学者和民主人士的身份，和继续留在西安的杜斌丞一起开展抗日救亡和爱国民主运动，积极支持李敷仁创办的《老百姓报》。
　　民国30年（1941）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后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杨与杜斌丞等于次年共同开始筹备政团同盟西北地方组织。民国34年（1945）2月，民盟西北总支部正式成立，杨任执行委员，分管组织，先后在陕西、甘肃、宁夏等地发展了不少盟员，并建立了一些基层组织。民国35年（1946）春，杜斌丞被国民党特务监视，李敷仁遭枪击，民盟西北总支部的机关报《秦风·工商日报联合版》营业部被捣毁，杨也被列入黑名单，多次接到恐吓信。在这种险恶的形势下，同年8月，中共组织秘密地将他护送到延安。
　　民国37年（1948）3月，杨被增选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1949年5月，在延安成立民盟西北临时工作委员会，他被推选为主任委员，为联络国民党统治区民盟地下工作人员，发展地方武装，迎接西北解放，做了大量工作。
　　民国38年（1949）8月，杨作为西北解放区代表，由西安赴北平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并当选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1950年后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文教委员会主任、西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兼文教委员会主任、民盟西北总支部主任委员、光明日报社社长、民盟中央第一、第二、第三届常务委员。1958年11月在中国民主同盟第三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民盟中央副主席，1963年沈钧儒逝世后接任民盟中央主席。1965年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他还是第一、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1967年8月22日病逝于北京。
　　严崇师
　　严崇师（1897～1967） 陕西乾县人。黄埔军校一期毕业。曾任国民党第二集团军独立七十师一旅二团团长、江西南城团管区司令、战干团陕西地方训练班班主任、陕西省第四（耀县）行政督察专署专员兼保安司令等。1947年被俘，后任乾县支前委员会副主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49年10月至1950年1月任彬县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副专员。1950年1月至1956年9月任宝鸡分区（专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副专员。1950年8月任陕西省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1950年11月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历任民革西安市分部筹委会委员兼召集人、陕西省分部筹委会委员兼召集人、民革陕西省分部筹委会常务委员。1952年11月任陕西省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1955年2月至1966年6月任政协陕西省第一、第二、第三届委员会委员。1967年去世。
　　杨子廉
　　杨子廉（1888～1968） 原名杨直，陕西澄城人。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入私塾读书，光绪三十年（1904）考取秀才，次年考入陕西高等学堂。光绪三十三年（1907）在本县袁家河小学教书，结交当地拳术家、刀客多人，并创办天足会。宣统元年（1909）入三原宏道工业学堂窑业科就读，与井勿幕、胡景翼等人时相过从，加入中国同盟会，密谋革命，后参加了秦陇复汉军，先后在北路宣慰安抚招讨使署和东路安抚使署服务，参加了收复潼关等战役。
　　辛亥革命后，杨仍坚持革命，直到省都督府倒向袁世凯后，才愤而离开部队返回澄城，受聘担任县民团教练之职，并创办寺前镇小学和竞化小学。民国元年（1912）8月，陕西同盟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秦支部，杨即为国民党党员。此间，他应李桐轩、孙仁玉等人之邀，到西安参与发起成立了易俗社，还和一些国民党员进行筹建陕西省议会的工作。同年12月第一届陕西省议会成立，他当选为议员。民国二年（1913），陕西都督奉袁世凯之命解散了国民党秦支部，排挤国民党员出省议会，他被迫返回澄城，先后任寺前镇小学、竞化小学校长。
　　民国4年（1915）前后，为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杨与在西安的国民党人士秘密成立乐群社，密谋反袁。次年，他加入护国军，参加了逐陆（建章）讨袁（世凯）的战争。陈树藩任陕西督军兼省长后，陕西省议会恢复，他继续担任省议员。在此期间，陈树藩提出借银200万两的议案，强迫议会通过。杨不畏权势，率先投了反对票，因而引起陈的嫉恨，并扬言要杀他，他又被迫离开西安，在渭北一带奔走反陈。民国6年（1917），与高峻、焦子静、耿直、郭坚等人密谋反段（祺瑞）倒陈（树藩），并参与10月19日（12月3日）西北护法军总司令高峻领导的白水护法之役。次年1月27日，张义安等在三原树起陕西靖国军旗帜，8月靖国军总司令部成立，于右任为总司令，杨任总司令部参议，参加了讨陈战斗。
　　民国13年（1924）10月北京政变后，杨任胡景翼为军长的国民军二军参议和农商部顾问。国民军二军进驻河南后，他先后任河南督办公署参议，偃师、商丘县县长等职。民国15年（1926）国民军二军失败，他转赴北京、上海、杭州等地游历。民国16年（1927）1月，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成立，他应于右任之邀返陕担任总司令部参议。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杨的胞弟、中共党员杨美源被国民党特务杀害，他极为悲痛，对国民党反革命派更加不满，促使他同情共产党，靠拢革命，积极参加民主运动并支持子女参加革命。民国19年（1930），于右任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他又赴南京在监察院供职；民国20年（1931）返陕，先后任榆绥盐务局局长，绥德、神木县县长，凤翔特税局局长，陕西省革命先烈崇祀抚恤委员会总务组组长，陕西省政府参议，陕西省赈济委员会委员兼财务组组长，陕西省临时参议会参议。抗日战争爆发后，他积极参加救亡工作，尽力支持青年学生的抗日活动。在任省参议会参议期间，对陕西当局压制民主运动多所指责，并极力反对“讨共议案”，因而引起反动势力的嫉恨，但他毫不畏惧，继续积极从事抗日民主运动。
　　从民国31年（1942）起，杨与杜斌丞、杨明轩等一起从事民主政团同盟西北地方组织的创建工作。民国34年（1945）2月，中国民主同盟西北总支部秘密成立，他于次年加入，被推举为总支部委员并担任秘书长，协助杜斌丞领导盟务。民国35年（1946）下半年后，西安地区白色恐怖更加严重，他根据民盟西北总支部的安排返回澄城老家暂避。民国37年（1948），中共地下党员王超北捎信给他，希望他为人民的解放事业出力。他即转赴渭北一带，联络在乡军人及与民盟西北总支部有联系的地方武装，策应关中解放。同年秋到西安任和平委员会委员，为停止征兵、停止修筑城防工事而奔走呼吁。西安解放前夕，他联系民盟成员李象九、成柏仁、杨可均等密议迎接解放军入城事宜，并帮助儿子杨佩韦（中共党员）保护陕西省银行的财产，为人民解放事业做出了贡献。
　　1949年9月当选西安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副主席，1950年1月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司法部部长，1953年任西北行政委员会委员兼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民盟西北总支部委员，民盟陕西省第一、第二、第三届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民盟第一、第二、第三届中央委员会委员。政协全国第二、第三、第四届委员会委员，第一、第二、第三届陕西省人大代表，政协陕西省第一、第二、第三届委员会副主席。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受到错误批判，1968年1月8日于西安逝世。
　　邓宝珊
　　邓宝珊（1894～1968） 名瑜，甘肃秦州邓家庄（今属甘肃天水市北道区）人。13岁时父母双亡，只身到兰州谋生，在一家制造水烟的作坊当学徒。值湖南新军标统杨缵绪调驻新疆伊犁途经兰州招募新兵，邓报名入伍，当传令兵、司书。清宣统二年（1910）年加入中国同盟会，民国元年（1912）1月参加伊犁革命党人发动的起义。2月，随部队在精河、沙泉子抗击清军，战斗中连长牺牲，他主动担负指挥责任，守住了阵地。接着，率部包抄清军右翼后方，一举将清军击溃。后杨增新主持新疆军政，缉捕残杀革命党人，邓亦在通缉之列，遂避入俄国领事馆，并取得护照，辗转西伯利亚，绕至东北、京津，于民国3年（1914）初返回故乡天水。同年到陕西，结识老同盟会员孙岳、续西峰、李岐山、井勿幕、胡景翼等。他们以讲学为名，聚集华山脚下，组织革命团体共学园，从事反对袁世凯、驱逐陕西将军陆建章的斗争，史称“华山聚义”。民国5年（1916），陈树藩继任陕西督军，邓在陈部胡景翼团任连长。陈树藩投靠段祺瑞镇压陕西进步力量，邓又参加了“反段倒陈”运动，于民国7年（1918）1月与张义安、董振五等发动三原起义。同年8月，于右任回陕任靖国军总司令，将靖国军编成六路，邓属第四路胡景翼所部，参加“倒陈”战役。民国10年（1921）11月，胡景翼部接受直系改编为陕西陆军暂编第一师，邓任该师岳维峻旅第二团团长。民国11年（1922）4月随胡出关参加直奉战争，以前敌总指挥名义指挥两个团大败依附奉系之河南军阀赵倜。民国13年（1924）冯玉祥、胡景翼、孙岳等发动北京政变，邓为胡联络各方，参与策划。北京政变后成立国民军，邓任国民军第二军胡景翼部第七师师长。胡任河南督办时，命他为右翼总指挥，在豫西击败了刘镇华之憨玉琨部。此后，邓驻陕县，任用共产党员担任秘书长和军官传习所所长，整顿训练部队。民国14年（1925）8月奉命北上攻打奉军，一路攻城夺地，直达天津城郊。接着，他指挥第七师与第二师一部，会同第三军攻占马厂，迫使奉军逃往山东。战后，任直隶（今河北）军务帮办。
　　民国15年（1926）春，直奉军阀联合进攻国民军。国民军第二军新任军长岳维峻在河南被吴佩孚军打败，溃退陕西。邓间道山西回陕，在三原收容整顿二军余部。9月，冯玉祥在绥远五原誓师，宣布成立国民军联军，进军西北，解西安城围，并任命邓为援陕军副总指挥。他在乾县设立指挥部，并开办军官教导队，聘共产党人为教官。10月，援陕军主力进抵关中，他在乾县召开军事会议，建议采用迂回战术切断围困西安的镇嵩军退路。战斗中，他抱病指挥吉鸿昌部和马鸿逵部迂回到西安东郊之韩森寨，瓦解了镇嵩军刘镇华的司令部。11月27日，西安城解围。
　　民国16年（1927）初，国共合作的战时陕西临时军政府——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成立，于右任任总司令，邓任副总司令。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任用史可轩、许权中、高克林、刘志丹、杨明轩等一大批共产党员担任要职，发布了一系列贯彻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政令军令，创办了由共产党人主持的中山学院和中山军事学校，促进陕西大革命运动很快形成轰轰烈烈的高涨局面。邓和联军总政治部副部长、共产党人刘伯坚以及驻陕总司令部的共产党人，互相支持，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同年4月，国民军联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参加北伐，邓被任命为南路军第五军军长，率部经商州、紫荆关到河南。6月，冯玉祥附蒋反共，邓无意投蒋，离开部队到上海暂住，经杨明轩引见结识了周恩来。此间，他同许多共产党人保持着友谊，对陕甘等地在“清党”中遭受迫害的共产党员给予尽可能的掩护和帮助。刘伯坚的夫人王叔振，就是在他家里避难的。民国19年（1930）4月，冯玉祥电召邓到河南，后历任第八方面军总司令、西安绥靖公署驻甘肃行署主任、甘肃省政府委员、新编第一军军长等职。
　　抗日战争爆发后，邓任第二十一军团军团长，驻防陕西榆林，旋改任晋陕绥边区总司令，司令部仍设榆林。抗战八年，与陕甘宁边区一直保持睦邻关系，对蒋介石发动的历次反共高潮，均以沉默对待。邓还多次去延安，同毛泽东、朱德等中共领导人晤谈。民国32年（1943）6月，蒋介石电召邓去重庆，途经延安，毛泽东向他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争取民主团结、把抗战进行到底的决心；到西安时，又同周恩来会晤，对中国共产党坚持团结抗战的主张深为敬佩。抵渝后，他听到的则是一浪高过一浪的反共叫嚣。出于对国家民族前途的关心，他在最后一次见蒋时，犯颜直谏：“国难当头，如再搞阋墙之争，后果不堪设想。”还表示：“我愿把领袖拥护成华盛顿，不愿把领袖拥护成拿破仑。”邓由重庆回榆林再次到延安，毛泽东等对他此行为争取国内民主和平所做的努力极为赞赏。次年12月22日，毛泽东又致信给邓，说：“去年时局转换，先生尽了大力，我们不会忘记。八年抗战，先生支撑北线，保护边区，为德之大，更不敢忘。”（《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50页）内战全面爆发后，邓尽力避免参加。民国34年（1945）当选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国民党政府晋陕绥边区总司令。民国37年（1948）8月应傅作义电邀，兼任“华北剿总”副总司令驻包头。12月底，作为傅作义全权代表与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指挥部谈判，达成了和平解放北平协议；民国38年（1949）初，同傅作义一起率部起义。9月，又协助傅作义、董其武，实现了绥远的和平解放。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邓作为特邀人士出席，被选为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邓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甘肃省人民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省长，国防委员会委员，1955年被授予一级解放勋章。作为民革党员1953年5月受民革中央指派与张治中、孙蔚如等人筹备成立了民革西北工作指导委员会，并担任委员。曾任政协全国第三、第四届委员会常务委员，第一、第二、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民革第三、第四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1968年11月27日在北京逝世。
　　袁吉安
　　袁吉安（1912～1968） 陕西澄城人。民国10年（1921）在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讲习班学习并入团（共青团前身），后在浙江省公立医药专门学校药科学习。民国13年（1926）年入广州黄埔军校六期学习，曾任军医科长、医药厂厂长等职，因从事进步活动曾两次被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先后在西安华西制药厂、陕西农药厂、西安市卫生局、西安市结核病院、西安市卫生防疫站工作，担任过结核病院院长。1951年在北京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
　　民国33年（1944）经严信民、郭则沉介绍加人民盟，1950年经李象九等介绍加入民建，曾任民建西安分会第一届委员会副秘书长；1957年4月加入农工党，任农工党陕西省筹备委员会秘书长，反右斗争中被错划为右派。曾担任西安市第二、第三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委员，政协西安市第二届委员会委员。1968年在西安去世。1979年平反，恢复政治名誉。
　　李维新
　　李维新（1912～1968） 陕西省安定（今子长人）。早年在本村私塾和县立高级小学读书时，就参加了谢子长等领导的革命活动，并于民国16年（1927）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民国23年（1934）谢子长在安定县建立革命武装，李由任子新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支部书记、赤卫队队长，参加了粉碎井岳秀部对陕北苏区发动的第一次“围剿”。民国25年（1936）任中共米西县委组织部部长，次年2月被调到中央党校学习。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李先后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机关总支部书记、陕甘宁边区党委组织巡视员、伊克昭盟工委组织部部长、中央西北局民运部科长，为党的建设，为发动民众、组织抗日做了大量工作。民国31年（1942）再次调入中央党校学习，结业后任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物资局局长、贸易公司经理。民国38年（1949）5月担任陕北区行政主任公署工商处处长兼贸易公司经理，为医治战争创伤、恢复老区经济做出了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李先后担任西安市工商局局长、陕西省商业厅厅长、西北军政委员会贸易部副部长等职务，为恢复西北国民经济，发展生产，稳定物价，促进商品有序流通，建立国民经济计划体制做了大量工作。1953年6月当选民建西安市分会副主任委员。1955年1月调国务院，先后任商业部部长助理兼民族贸易局局长、商业部政治部主任、商业部副部长。他经常深入各省进行调查研究，在商业战线上为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胜利完成勤奋工作。1958年6月被下放到浙江省担任中共浙江省委常委兼财贸部部长、财贸政治部主任。1962年，中共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又称七千人大会）之后，任浙江省副省长，主管财贸工作。“文化大革命”开始，由于林彪、江青一伙的破坏，省委不能正常工作，由李负责接待联络工作。他不分昼夜，为上访的青年学生送饭送水，耐心地做疏导工作。虽遭残酷迫害，被挂牌游斗，仍坚持原则，从不诬陷他人，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和民主党派成员的高风亮节。1968年3月25日病逝于杭州。
　　袁金章
　　袁金章（1905—1968） 字丽生，汉族，宁夏中卫县人。袁金章自幼聪明好学，民国11年（1922）毕业于中卫县应理高等小学，同年考入甘肃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在校期间，他受到进步师生和《共产党宣言》、《三民主义》、“民主与科学”等先进思想影响，开始追求进步，民国14年（1925）在毕业班集体加入中国国民党。
　　青年时期，他忧国忧民、积极投身反帝反封建斗争。民国15年（1926），他受吉鸿昌将军影响，在家乡上街宣传鸦片危害，发起了禁烟运动。同年，他又联络中卫县应理高等小学校长张济义等人筹建了国民党中卫县党部，在应理高等小学建立了中山纪念堂，表现出对孙中山先生革命思想的崇拜。民国18年（1929）秋，他考入北平中国大学政治经济系继续深造，和雷启霖等宁夏留平学生发起成立了“宁夏留平学生会”，集资创办进步刊物《银光》、《曙光》，宣传进步思想。民国19年（1930）冬，同殷占勋举办进步“读书会”（又称银光社），学习马克思《资本论大纲》、《共产党宣言》以及有关中国革命理论的《红色政权为何能够存在》小册子等书籍，研究中国经济社会问题，并积极支持宁夏籍中共党员孙殿才、王绪祥等人的革命活动。
　　九一八事变后，面对中华民族生死存亡，袁经密友王绪祥介绍，在北平加入中共地下党领导的外围组织“反帝大同盟”。他们公开组织宁夏籍学生到前门车站参加卧轨、绝食和南下南京请愿斗争。他和王绪祥主编出版了《宁夏曙光》革命刊物，以笔为枪，揭露国民党政府不抵抗主义，鼓励“反帝大同盟”爱国青年学生走上抗日前线。
　　民国21年（1932）夏，他从北平中国大学毕业回到宁夏的第2天，就在银川以“共产党嫌疑”被捕人狱，长达3个月，经阮黄初等人向马鸿宾书面担保才获释。民国22年（1933）春，马鸿逵主政宁夏，鼓吹施行“新政”。他抱着对“施行新政”的幻想应王含章邀请，于民国23年（1934）9月回到银川任国民党宁夏省党部干事兼《宁夏民国日报》编辑，并兼任省立中学师范公民课教员。马鸿逵也一度拉拢他，升任他为宁夏省党部组宣科长兼省参议会参议员。他利用这些合法身份，积极开展爱国进步活动。
　　民国25年（1936）春，红军西征之前，中共中央派白区工作部的王幼平先到宁夏、绥远观察形势。王幼平在宁夏联络关系遭到破坏的危急情况下，紧急采取最后措施，找到袁金章。他和夫人向含秀掩护王幼平顺利渡过黄河，转至绥远。民国26年（1937）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开始了第二次国共合作。8月，王绪祥以八路军总部参谋、周恩来秘书的身份到达银川，与马鸿逵就解决宁陕边界、释放红四方面军被俘战士及促进各族各界团结抗日等问题进行谈判。期间，袁金章与王绪祥多次在家中会晤，酝酿成立“宁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小组”。谈判失败后，王绪祥难以脱身，在他的安排下才得以返回西安。在抗日战争中，当时的银川不仅是陕甘宁边区共产党频繁活动的重要城市，而且是中共中央从延安向苏联共产国际输送干部的秘密联络站。他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将机密敌伪档案秘密送到延安，而最重要的地下党员都由他和夫人向含秀负责掩护。中共宁夏工委书记李仰南、中共地下党员杨一木、孙房山、苏文、杨静仁等一批同志在袁金章安排下，利用公开身份做掩护开展党的抗日救国活动，有30余名宁夏青年被他设法送往延安学习，他们后来都成为抗日的骨干力量。民国28年（1939），蒋介石集团破坏国共合作，秘密颁布《限制异党活动办法》。袁金章设法看到国民党这份“反共”绝密文件后，立即提供给李仰南。在他夫妇安排掩护下，中共地下组织安全撤出宁夏返回边区。袁金章在宁夏与共产党的合作和抗日活动，引起马鸿逵的怀疑，国民党宁夏军警抓捕李仰南等同志失败后，在宁夏悬赏缉拿袁金章，在此情况下，他被迫舍家逃离银川。民国33年（1944）由于宁夏朋友的多方斡旋，他才得以返回宁夏。
　　民国34年（1945）5月，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他作为教育界代表到重庆出席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期间，他参加了国民党爱国民主派召集的秘密会议（民联会议），商讨“联合民主爱国力量，开展民主活动，反对独裁政治”。会议结束他回到宁夏后，受反动势力攻击，处境孤立困难。9月，他利用被派往中宁县视察的机会只身逃离宁夏，到陕西礼泉县与雷启霖商讨“团结宁夏陕甘各地青年，开展‘反马’和民主活动”。10月，他到重庆辞去国民党宁夏省党部委员的职务，调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半年后被裁。民国35年（1946），他经于振赢（民联负责人之一）、于去疾介绍，加入了“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民革前身）。同年夏，他被调任南京国民党中央青年部专门委员。11月，他联络到南京参加“国大代表会议”的宁夏代表雷启霖公开揭发“宁夏马鸿逵走私贩毒，横征暴敛发国难财，扩充私人军事势力，搞封建独立王国”等罪行，掀起“反马”运动。民国36年（1947年春，马鸿逵串通国民党特务机关，向南京高等法院控告雷启霖、袁金章“勾结共匪”，为“内乱罪”主犯，雷启霖被捕入狱，他被限制自由。这期间，他在南京民联组织的支持下，联络宁夏同乡司以忠等，以“银光社”成员为中心，以宁夏籍青年学生为主力，团结各地各界人士为外援，配合在全国掀起的“反内战、反迫害、反饥饿”爱国民主运动，开展了“反马”斗争。南京、西安、兰州等地的地下“反马”组织“建宁学会”和《宁夏呼声》、《贺兰风火》、《夏声》等刊物也积极配合，撰写文章，散发传单抨击国民党当局。他还召开记者座谈会，通过各种媒体向社会各界呼吁“保障民权，反对迫害”。“反马”斗争得到各方面爱国民主团体的同情和支持，最终取得了胜利。
　　民国37年（1948）1月，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香港成立。民国38年（1949），经谭平山介绍加入民革。他仍和闽沪分会负责人孟士衡保持组织关系，并在国民党军队中开展策反活动，直接或间接使甘宁不少国民党爱国民主人士走上拥护人民解放事业，投身革命的道路。4月，南京解放前夕，他领导在南京的宁夏籍进步青年，严守工作岗位，保护财产，直到解放军接管。
　　南京解放后，朱蕴山为民革京沪办事处负责人，袁金章任民革京沪分会干事，同年10月，他被派到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南京分校四分队学习，毕业后，于1950年5月赴中共西北局接受组织分配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从1950年9月起，他任宁夏省政府委员兼副秘书长，后兼粮食厅厅长。1954年9月，宁夏划并甘肃省，任甘肃省司法厅副厅长，同年他以宁夏志愿军慰问团副团长身份赴朝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1958年10月，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后，历任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委员，政协宁夏自治区第一、第二届委员会副主席，政协全国第三、第四届委员会委员。
　　袁是宁夏民革组织的发起者和主要负责人。1951年任民革宁夏省分部筹备委员会召集人；1953年5月被民革中央指派为民革西北工作指导委员会委员，筹备成立了民革西北工作指导委员会；1954年甘肃宁夏合并，任民革甘肃省分部筹备委员会副召集人；1956年当选为民革甘肃省第一届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58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任民革宁夏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同年9月当选为民革宁夏第一届委员会主任委员；1961年当选为民革宁夏第二届委员会主任委员。历任民革第三、第四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宁夏民革组织被迫停止一切活动。1968年袁金章受“四人帮”迫害，含冤逝世。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落实政策，为他平反昭雪，在宁夏自治区政协礼堂举行了追悼会。
　　张鸿
　　张鸿（1909～1968） 江西新建人。民国22年（1933）毕业于武汉大学数学系，后留学日本，民国26年（1937）回国。历任交通大学数学系主任、教授，西安交通大学数学系主任、教授、副校长、校党委常务委员，全国高等数学教材编审委员会主任委员，陕西省数学会理事长等职。
　　1952年加入九三学社，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九三学社第四、第五届中央委员会委员。第三届陕西省人大代表。
　　张治中
　　张治中（1890～1969） 原名本尧，字文白。清光绪十六年（1890）九月生于安徽巢县（今巢湖市）一个贫苦家庭。其祖父是农民，父亲是手工业者。张治中6岁入塾，读书10年。宣统三年（1911）辛亥革命爆发时，在扬州参加反清起义。民国元年（1912）进入陆军第二预备学堂。民国5年（1916）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第3期步兵科，次年到广东参加护法运动。历任驻粤滇军连长、营长、驻粤桂军总部参谋、师参谋长和桂军军校参谋长等职。民国13年（1924）初，对孙中山确立三大革命政策表示拥护。6月任黄埔军校学生总队长、军团团长，同时兼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师参谋长，广州卫戍区司令部参谋长等职，与中国共产党人周恩来、恽代英密切合作，结成深厚友谊。民国15年（1926）7月参加北伐战争，先后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副官处处长、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教育长等职。后曾一度到欧美进行考察。民国17年（1928）7月后历任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训练部主任、教育长，同时兼任教导第二师师长，参加蒋介石对冯玉祥、阎锡山等的战争。民国21年（1932）1月兼任第五军军长，率部参加上海一二八凇沪抗战，曾予日军以沉重打击。民国22年（1933）12月任国民党第四军总指挥，率军人闽，参与指挥围攻福建人民政府，民国25年（1936）12月西安事变发生时，他主张和平解决。
　　抗日战争爆发后，张任第九集团军总司令兼左翼军总司令，参加上海八一三抗战。民国26年（1937）11月任湖南省主席，民国29年（1940）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兼三民主义青年团书记长。民国30年（1941）皖南事变后向蒋介石上书，主张继续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民国34年（1945）5月在国民党六大上，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常务委员。抗日战争胜利后，任国民党政府西北行营主任兼新疆省主席，曾营救过被盛世才囚禁于新疆的一批（100多名）共产党员，使他们安全地回到延安，为共产党保存了一批重要的骨干力量。他曾多次代表国民党去延安同共产党谈判。民国35年（1946）1月代表国民党参加军调处3人小组，主张和平解决国内问题。民国38年（1949）4月任国民党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首席代表，到北平同中国共产党代表谈判，双方议定了《国内和平协定》八条二十四款。此协定遭国民党政府拒绝后，他毅然留在北平，并发表《对时局的声明》。同年9月，应邀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当选为政协全国第一届委员会常委、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并促成了新疆和平解放。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历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第一、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政协全国第二、第三、第四届委员会常委，民革第二届中央委员会常委。1953年5月，被民革中央指派为民革西北工作指导委员会委员，并组织成立了民革西北工作指导委员会；1956年2月、1958年11月先后当选民革第三、第四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1965年初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69年4月6日在北京逝世。著有《张治中回忆录》等。
　　袁若愚
　　袁若愚（1903～1969） 陕西澄城人。民国13年（1924）毕业于陕西省立第一中学。民国14年（1925）底，赴豫参加胡景翼部队，民国16年（1927）返陕在省立1中教学。民国19年（1930）起在日本帝国大学农业部攻读政治经济学。民国23年（1934）应杨虎城电邀回国，任蒲城尧山中学校长，积极支持和参加爱国学生组织的抗日救亡运动。民国26年（1937）后，在陕西省立女师、西安高中、兴国中学、陕西省立商业专科等校任教。民国35年（1946）2月加人民盟，任民盟西京市支部宣传部长，民盟西北总支部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西北大学总务长、西北大学财经学院院长兼企业管理系主任，西安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西安市人民政府委员、财经委员会委员；民盟陕西支部委员会常务委员、民盟陕西省第二、第三届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民盟西安市第一、第二届支部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1969年在西安去世。
　　陈式玉
　　陈式玉（1890～1970） 号硕儒，福建闽侯人。保定陆军协和学堂毕业。民国16年（1927）起先后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十六路军总指挥部参谋长兼军务处长、十六师四十八旅旅长，民国19年（1930）任十七路军总指挥部参议，民国25年（1936）任渭北防守司令部参谋长，同年12月，参加西安事变。
　　民国26年（1937）任第三十八军十七师少将副师长，在孙蔚如领导下参加保定、娘子关、忻口诸战役，阻滞日军进攻。该师在娘子关战役中，与日军血战九昼夜，予敌以重大杀伤。民国28年（1939）任第九十六军一七七师师长。当年6月，日军牛岛二十师团、川岸三十七师团一个旅团，配属野炮第二十六联队、山炮第一联队、空军山口集成飞行队（有战斗机、轰炸机38架），分九路侵犯平陆、茅津、大巨二十里岭一带，陈式玉率一七七师和孔从周的独立四十六旅由正面突入，歼敌步兵一大队、山炮一中队，激战十昼夜，歼敌数千人。陈式玉所在第四集团军守备中条山，保卫黄河防线不失，历经3年之久。在中条山期间，曾两次派团营为单位进出铁道线，破坏敌人的交通、通信，并且在铁道以北以游击战打击敌人。
　　民国31年（1942）5月任国民党中央训练团第二大队大队长，民国33年（1944）任第4集团军参谋长，民国35年（1946）2月退役，与民盟有了接触并认同其政治主张，1949年5月在西安迎接解放，10月加人民盟。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西安市各界代表会议代表，陕西省第一、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西安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西安市参事室主任。历任民盟西北总支部候补委员、民盟陕西省第二、第三届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70年5月31日在西安病逝。
　　韩兆鹗
　　韩兆鹗（1891～1970） 字卓儒，化名赵民仁、林枫桢，陕西户县人。民国5年（1916）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攻读史地专业，参与组织高师陕西学生同乡会；民国9年（1920）初同旅京同学魏野畴、杨钟健等创办《秦钟》半月刊，抨击陕西当局的黑暗统治。五四运动中，他被高师学生会选为北京学生联合会交际干事，曾以学生代表的资格出席环球中国学生会。民国10年（1921）毕业回陕，先后从事教育8年，担任过渭北中学、户县中学、省立一中、省立一师、女子师范等校教员和省立二师校长等职。从20世纪20年代后期到30年代前期，韩从政多年，历任绥德、米脂、安康、南郑、长安等县县长。他每到一县，均以政教并重、赞助革命为旗帜。初任绥德县县长时，有一天，省立四师学生游行示威，呼口号，散发传单，反对军阀统治，韩也公开参加到游行行列中去，被群众称为“平民县长”。他曾多次掩护中共地下党员，并帮助革命工作。民国23年（1934）9月，韩调任三十八军驻西安办事处处长。西安事变时，他是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的负责人之一，被杨虎城委任为长安县县长，县政府设在西安城内西大街。周恩来等中共代表到达西安不久，通过中共西北特支组织召开的各界群众救国团体负责人座谈会，就是在他的办公室举行的。随后，长安县政府成为中共广泛联系进步人士的接待站，不仅徐彬如等中共党员经常来来往往，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也多次在这里讲演，宣传中共团结抗日的方针和政策。民国28年（1939）3月，因不堪忍受蒋鼎文、彭昭贤之威逼，韩辞去长安县县长职，前往晋南任第九十六军一七七师军需处处长。他除搞好军需品供应，还从各方面招收进步青年为各团配备文化教官；经韩力争，师长允许他与连以上军官随时谈话，从而使该师的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开展。同年10月，他被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孙蔚如委以该集团军驻重庆办事处处长。12月，蒋介石阴谋使第四集团军自生自灭，几乎完全停发一切经费、装备。为了挽救危局，韩向重庆军事当局指出：“第四集团军自七七事变后，即派出大部队在保定一带与敌作战，伤亡惨重，人所共知。现在中条山一带与敌作战，往复周旋，血战不知几凡，迭挫凶锋，以保国土，全国闻名，而武器之恶劣，军需之艰苦，凡与之接触者，莫不惊奇。值此抗日酣战之际，倘对此抗日有功部队不予补给，另具意图，我不知将何以励其余。”
　　抗日战争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韩积极投身民主运动。民国30年（1941）11月，经严信民、章伯钧介绍加入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农工党前身），同年12月以团体会员（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身份加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次年7月在民盟一大会上，被选为民盟中央委员，竭尽全力为独立、民主、自由而努力工作。民国38年（1949）初，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全国胜利，国民党面临全面崩溃的形势下，蒋介石发出“求和”声明。韩与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等55位民主人士联名发表《我们对于时局的意见》，明确表示：“革命必须贯彻到底，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绝无妥协与调和之可能。”坚决拥护毛泽东1月14日提出的八项和平条件。1949年8月，韩作为西北解放区代表，赴北平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韩被任命为政务院人民检查委员会委员。1949年12月和1950年1月，又先后被任命为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陕西省人民政府副主席。1950年8月和1952年11月，当选陕西省第一、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副主席。1953年1月撤销西北军政委员会成立西北行政委员会，韩又任西北行政委员会委员。1954年到1957年，任陕西省人民委员会副省长，政协陕西省第一、第二、第三届委员会常务委员，民盟第二届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民盟陕西省第一届委员会主任委员，积极为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1957年韩兆锷受农工党中央指示在陕西筹建农工党地方组织，6月16日农工党陕西省筹委会成立，韩任筹委会主任委员，是农工党陕西党组织的创始人之一。在1957年反右斗争中，韩被错划为极右分子，但他没有怨言，却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更加忧虑。1959年，当彭德怀也被错误批判时，他尖锐地指出：“如此下去，怎么向西北人民交代？！”“文化大革命”期间，韩被隔离审查，1970年冤死狱中。1979年10月，中共陕西省委决定撤销原处理决定，为其恢复名誉。
　　张性初
　　张性初（1902～1971）原名张炳仁，陕西渭南（今陕西渭南市临渭区）人。民国9年（1920）考入华县私立咸林中学，受魏野畴、王复生影响，接受革命思想。民国11年（1922）随魏野畴转入西安成德中学。民国13年（1924）夏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先后任团西安第一支部书记、第二支部干事。与此同时，张在魏野畴的指导下，发起成立团的外围组织--青年文学社（不久改为青年生活社），主编《青年文学》（不久改为《青年生活》）刊物，宣传反帝、反封建，倡导民主、改革。民国十四年（1925）参与领导驱逐直系军阀、陕西督军吴新田的运动，还协助魏野畴创办《西安评论》，参与编辑、印刷、发行等工作。同年11月共青团西安地方执委会成立，任执行委员，分管组织。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民国15年（1926）初任中共西安地方执委会执行委员兼成德中学支部书记。在抗击刘镇华的镇嵩军围攻西安八个月的鏖战中，他和党团地方执委会其他负责人一起，发动群众，支持国民军坚守西安，取得了反围城斗争的胜利。
　　西安解围后，旅外学生中的中共党员、共青团员纷纷回陕，革命形势大好。为加强领导，民国15年（1926）12月全省党团最高指导机关——陕西党团联席会议成立，张为党团联席会议委员，被派往渭南整顿中共组织，并成立了中共渭南地方执行委员会。在陕西党团联席会议和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的领导与促进下，陕西国共合作出现了新局面。民国16年（1927）1月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成立，张与李子洲、魏野畴等一批中共党员都被选为省党部执行委员。3月张出席中共陕甘区第一次代表大会，会后任中共三原地方执委会书记，负责三原、泾阳、高陵、耀县、富平、蒲城等地党的工作。经过几个月的努力，三原成为西北革命最高涨的地区之一，特别是农民协会遍及地委所属各县，仅三原一县的会员即近2万人。
　　大革命失败后，民国16年（1927）7月，中共陕西省委成立，张任省委委员兼三原县委书记。在杨虎城部炮兵营中共组织的配合下，县委处决了叛徒，斗争了当地的一些土豪劣绅、反动军官，营救出被捕的中共党员，恢复发展了党团组织，领导武字、心字等区的农民打土豪斗劣绅，掀起抗粮、抗税斗争，武装包围三原县城，组织和发展了农民武装力量。
　　民国18年（1929），张在上海虹口、闸北两区任中共交通员，机智勇敢地完成了中共组织交给的任务。次年和妻子彭淑贞、女儿张华城被捕入狱。在狱中，他严守党的机密，坚贞不屈，并鼓励同狱难友坚持斗争。“九一八”事变后刑满出狱，奉命回陕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先后协助南汉宸、许权中、王超北、张汉民等进行抗日民众运动和士兵运动，曾去张家口参加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负责《国民日报》编辑工作。他机智地从宪兵的眼皮底下由潼关取回中共上海组织转送陕北革命武装的武器弹药，还将军用地图转送给川北的红四方面军。民国24年（1935）张任西安《工商日报》编辑、副社长，积极进行抗日反蒋的宣传鼓动工作。西安事变期间，在周恩来领导下积极参与西北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的领导工作，宣传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
　　抗日战争爆发后，张利用西安《工商日报》记者的合法身份，建立西安同中共中央的电讯联络，掩护从延安派至西安搞地下工作的同志。在国民党统治区，他排除万难，坚定执行中共组织关于“秦风、工商日报联合出版”的指示，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罪行和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误国政策，报道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活动，使两报联合版成为“国民党统治区和平民主最明亮的灯塔之一”。民国29年（1940），张被国民党顽固派非法逮捕，后经王友直保释出狱。为保护两报联合版不被破坏，他于民国33年（1944）加入了三青团和三青团党团活小组，被停止了中共组织关系。
　　解放战争初期，张主持的《秦风·工商日报联合版》营业部被国民党特务捣毁、查封后，受中共上级组织的委派，抱病三次去皖南策动国民党第八十八军军长马师恭起义或投诚。后因该部换防、时机不成熟而未能达到目的。1949年9月，张绕道返回陕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张先后任西北军政委员会新闻出版局副局长、文教委员会委员、陕西省人民委员会副秘书长，民盟西北总支部委员、民盟陕西省支部常务委员、民盟陕西省第一届委员会常务委员，民盟陕西省第二、第三届委员会秘书长等职。1955年2月起，任政协陕西省一、第二、第三届委员会委员。经中共陕西省委组织部同意，张于1962年7月6日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1971年3月11日在西安逝世。1979年8月27日，中共陕西省委为张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韩望尘
　　韩望尘（1888～1971）原名作宾，又名峻，字望尘，陕西蒲城人。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入本县高等小学堂，光绪三十三年（1907）赴西安省立第一师范学堂读书，宣统三年（1911）秘密加入中国同盟会。同年10月22日在西安的同盟会响应辛亥革命，发动起义，韩投身革命。后响应“改革县政”的号召，回蒲城县财政局任职，和窦荫三赴大荔粮台筹集粮秣，支援抗击清兵的斗争。
　　民国2年（1913）赴日本留学，考入明治大学政治经济科。民国5年（1916）回国参加反袁护国运动。民国7年（1918）8月出任陕西靖国军第三路曹世英部参谋，与第三路第一支队司令杨虎城结为挚友，遂改任杨部参谋。民国13年（1924）10月北京政变时加入胡景翼的国民军第二军。同年12月随胡部移防开封，后奉命赴陕联络。杨虎城率部从陕北南下关中后，任该部西安办事处处长。民国15年（1926）杨虎城、李虎臣率部坚守西安，抗击河南军阀刘镇华围城。韩协助李子高镇守三原，支援西安。西安解围后，杨虎城部编入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东出潼关策应北伐，韩留在西安。民国19年（1930）10月，杨虎城回陕主政，韩任陕西省烟酒印花税局局长、西安绥靖公署参议，并协助杨虎城创办蒲城尧山中学、三原靖国小学，与友人合办西安阿房宫电影院等。
　　九一八事变后，韩热情支持西安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与武念堂、崔叠生、刘文伯、戴铭九、景梅九等七位开明绅士被誉称为西安“八大家”。民国25年（1936）10月，“八大家”应邀出席追悼鲁迅大会，挫败了特务破坏会场的阴谋。西安事变后，韩拥护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在杨虎城被迫出国考察期间，根据杨的安排，改《西北文化日报》为民办报纸，并任董事长。他对杨虎城的母亲及其家庭多方照顾，被反动势力诬蔑为杨家的“大管家”。西北教育界抗日救国大同盟多次在他家中秘密开会，他还多次掩护共产党员和爱国人士。韩同第十八集团军驻陕办事处来往密切。经周恩来介绍，他结识了林伯渠、周子健。民国27年（1938）8月，韩等“八大家”在莲湖公园设宴招待由抗日前线回延安途经西安的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这一盛举扩大了八路军的影响，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韩等还组织西安进步人士为延安捐赠书籍，为边区购买药品和收音机；并帮助中共陕西省委《西北》周刊解决经费困难。
　　韩受实业救国思想的影响，继承父亲的两个商号，积极发展民族工业。20世纪30年代中期，他投资4000元，创建新华机器砖瓦股份有限公司，任董事长。汉口沦陷后，又集资接办濒临破产的耀县协建煤矿股份有限公司，使之成为与陕甘宁边区联络的交通站。民国32年（1943）8月，韩当选为眉山笔铅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集资开采石墨，发展陕西采矿业。他联络杨虎城的部下，集资30万元，成立咸阳裕农油厂股份有限公司，以挽救杨虎城创办的企业。他联合13家厂矿，在西安开办积义兴银号，任银号董事长；还先后向西安集成三酸厂、渭南象峰面粉厂等企业和西京医院投资人股，为陕西民族工业发展做出了贡献。
　　韩于民国35年（1946）年加人民盟，并参与了民盟西北总支部的筹建工作，总支部成立时，被推选为财务委员会主任委员。曾资助《秦风·工商日报联合版》的创办和出版发行。当报社两次惨遭国民党特务捣毁时，他都在致蒋介石的抗议电上签名，并到报社慰问。报纸停刊后，韩仍留在西安坚持斗争，秘密联络民盟盟员，为中共地下组织提供经费。胡宗南部溃退前夕，他避入西京医院，挫败了胡宗南胁迫他南逃的阴谋。
　　1949年5月西安解放后，韩拥护党的路线政策，积极参加各项社会改革，投身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在恢复经济、发展生产、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他组织、推动全省工商界人士学习党的方针、路线，号召工商界人士响应中共号召，接受社会主义改造，顺应时势，为国家建设做出贡献，并带头将自己的企业率先公私合营。从1950年1月到1954年8月，他一直担任陕西省人民政府委员；从1956年12月至1967年1月一直担任西安市人民委员会副市长；他还是第一、第二、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陕西省第一、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常务委员；政协陕西省第一届委员会常务委员，第二、第三届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4月加人民建，担任民建西安市分会第三届委员会主任委员，民建西安市第一、第二届委员会主任委员，民建陕西省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陕西省工商联执行委员会主任委员、全国工商联执行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文化大革命”中受到错误批判，妻、女先后去世，本人也双目失明，身心备受摧残，1971年9月21日在西安逝世。
　　田鸿宾
　　田鸿宾（1906～1972） 满族，辽宁法库人。幼读私塾，后考入县立中学。民国17年（1928）毕业于东北大学土木科，不久考入美国康奈尔大学攻读卫生工程硕士学位，其间完成美国以色佳城污水处理厂的扩建改建工程的设计。民国19年（1930）毕业回国。先后在中央大学（今南京大学）、河北省立工学院、东北大学等校任教授。“九一八”事变后，随校迁至西北，任西北联大工学院教授。民国27年（1938），工学院从西北联大分出，与其它院校在陕西省城固县古路坝合组西北工学院，田任水利卫生系教授。民国29年（1940）11月在陕西省水利局任主任工程师，技术室主任。民国32年（1943）1月先后在重庆任中央卫生实验院研究员、卫生工程组主任，中央大学卫生工程系教授。民国33年（1944）10月在西北工学院水利工程系开设讲座，后兼任西北农学院教授。其间完成沣惠渠灌溉工程、改进泾惠渠渠首增加引水量工程、以及定惠渠渠首工程设计等水利工程项目；完成重庆市、成都市自来水供水工程和上下水处理工程设计。
　　民国37年（1948）7月国民党当局教育部通知西北工学院南迁四川，并委派校方负责人赴川寻觅新校址，消息传来，随即在校内引起波动，为稳定学校局面，校方经慎重考虑，请田鸿宾代教务长。他作为群众推举的“西北工学院教师会”负责人之一，与广大师生一起进行了护校斗争，保护了这座著名学府，迎接解放。1949年5月咸阳解放的当天，他把全校的仪器、设备和图书资料等完整无缺地交给了进校的军代表，由于护校有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西北军政委员会为其颁发了“解放大西北纪念章”。
　　1950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任命田为西北工学院副院长，1956年8月任西安动力学院副院长，1957年8月任西安交通大学副校长，1960年7月任陕西工业大学校长。1959年9月，西安交大水利水电勘察设计院成立，田兼任院长、总工程师，同时还任中国水利学会第一、第二届理事会理事。
　　1957年，黄河三门峡水利工程开始建设，田对黄河治理和三门峡水电站建设十分关心，1958年他参加了由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三门峡工地主持召开的三门峡水电站建设方案研讨会，周恩来在会上亲自点名听取了他的意见。后来，为解决水库的泥沙淤积问题，他坚持底孔排沙方案，并主持成立科研组，进行改建导流底孔的技术设计和科学实验，为领导部门最终采用重开导流底孔的方案奠定了基础。他还先后主持完成了三门峡截流定向爆破筑坝、盐碱土改良和长江三峡水利工程的部分试验等几十项重大研究项目，其中有的项目荣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建立的高速水流实验室至今仍发挥作用。20世纪60年代中期，他根据科学发展的趋势和西北地区生产建设的需要，提出综合利用高山雪水、地下水及地表水，发展西北干旱地区农业的建议，主张跨流域调水和南水北调，受到国家领导人的重视。著有《水工建筑物》。
　　在担任学校行政领导、工作十分繁忙的情况下，田以身作则，一直坚持在教学第一线为本科生、研究生上课。他备课认真，讲课深入浅出，很受学生欢迎。他还十分重视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除狠抓课堂教学外，更重视各个实践性教学环节，尤其在毕业设计中，他主张要结合生产实际。学校的很多科研课题就是在直接承担生产任务的过程中进行的，既完成了教学任务，培养了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又锻炼培养了年轻教师，从而提高了教学质量。
　　田鸿宾1953年加入九三学社，1956年12月加人中国共产党。曾任九三学社西安分社第二届委员会委员，政协陕西省第一、第二、第三届委员会常务委员。1972年7月2日在西安病逝。
　　李馥清
　　李馥清（1898～1972） 女，名学菊，字馥清。陕西白水人。少时，就读于县立小学堂。民国14年（1925）到西安，开始接触并阅读马克思著作和《新青年》《向导》等刊物。同年冬，由雷晋笙、王文彬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任中共西安东九府街支部书记，参与西安妇女协进会领导工作。曾与王观政一起创办《陕西妇女》；组织西安地区妇女，特别是各类学校的女学生投入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民国15年（1926）4月至11月，在军阀刘镇华围城八个月期间，李和王观政协助魏野畴、王授金、雷晋笙等举办暑期学习班，与王观德、方鉴昭、彭淑贞、王启珍、董思秦等走遍大街小巷，动员广大妇女投入反围城斗争。还组织宣传队，在易俗社为守城军民演出《花木兰》《天涯姐妹》等剧目，鼓舞城内军民的斗志。民国16年（1927）春，陕西革命形势更加高涨。李和王观政奉中共组织指示召开规模盛大的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大会，邀请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教育厅厅长杨明轩和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常务委员、共产党员刘含初等到会讲话。会后，王、李积极领导西安妇女协进会成员参加“红五月”各种集会活动，广泛宣传，积极募捐，以支援北伐战争。
　　民国16年（1927）夏，冯玉祥追随蒋介石在陕西“清党”反共。她奉中共组织的指示，同丈夫雷晋笙奔赴中共中央所在地武汉。同年10月，中共中央任命雷晋笙为河南省委秘书长，李在河南省委机关做机要工作。民国17年（1928）2月，她和雷晋笙在开封被国民党新军阀逮捕。他们在狱中成立中共秘密支部，李任书记。她受尽反革命派的严刑拷打，但始终坚贞不屈，并写诗明志：“愿作刽子刀下鬼，不留遗恨到黄泉。”经南汉宸营救获释后，又与雷晋笙一起被中共组织派往山东开展工作。刚到济南，不巧中共山东省委交通员叛变，他俩又被国民党军警逮捕。因查无实据，敌人只好将她释放。她立即赴上海，积极筹划营救丈夫雷晋笙。但却传来雷牺牲的消息。这时，组织调她到中共中央无线电班学习。结业后被分配到中共江苏省委工作，曾帮助来沪寻找中共组织的杨晓初接上了关系。后因病休养，她自己失掉了组织关系。在上海，她与杨晓初结为伴侣。民国20年（1931）底二人一同回陕，在杨虎城部做兵运工作。民国21年（1932）冬又一起到张家口，杨任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十八师参谋长，李任张家口群众御侮救亡会秘书长。同盟军失败后，李随杨辗转平、津，民国23年（1934）初到上海，杨在肇和中学教书，李参加抗日救国会的工作。
　　民国26年（1937）至民国28年（1939）5月，李奉命回陕，以陕西妇女界知名人士的身份，任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会陕西分会（简称陕西妇女慰劳会）常务主任（会长是陕西省主席孙蔚如的夫人李定荫）。她利用这个合法组织，与李定萌、曹冠群等宣传中共的抗日主张，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倒行逆施。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确定“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具体办法后，国民党陕西当局于民国28年（1939）5月改组并控制了陕西妇女慰劳会。这时，她根据中共组织的指示，协助杨晓初（时任赵寿山部军需处处长）做中共组织的秘密工作，经常出入孙蔚如、熊斌、卫立煌、高桂滋等人的家中，与这些官太太结成“干姊妹”，通过打麻将、看电影、聊天等方式，搜集到国民党军胡宗南部对抗日的态度及封锁陕甘宁边区的军事部署等许多有价值的情报。民国34年（1945），经杜斌丞、杨明轩介绍，李加人中国民主同盟，并担任《新妇女》半月刊西北总发行人。此刊虽然只出了三期就被国民党陕西当局查封，但它对蒋介石积极准备打内战的阴谋进行了有力的揭露。这一时期，她与杨晓初不仅在经济上大力资助杜斌丞、杨明轩开展革命活动，而且还多次冒着风险为杜斌丞通风报信，劝他离开西安。随着内战不断扩大，国民党反动派加紧了对蒋管区的特务统治。民国36年（1947）春，李、杨在西安难以立足，奉中共组织指示绕道河北省转赴上海。民国37年（1948）春，又由北平经石家庄返回延安，到石家庄后，曾前往平山县，在西柏坡村受到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的热情接待。此时，延安已重新回到人民怀抱，李被任命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交际处副处长。同年，她又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9年5月西安解放后，李任民盟西北总支部委员、西北妇联常委兼福利部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当选为西北、陕西省妇女联合会一至四届执委，政协陕西省第一至第三届委员会委员，第一至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民盟陕西省委员会常委、民盟中央委员会委员等职。“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但她对中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事业坚信无疑。1972年12月18日病故于西安。
　　余大奎
　　余大奎（1904～1972） 湖北沔阳县人。青年时期求学于北京，毕业于北京财政专科学校。在京期间，接受了马列主义思想影响，积极参加进步学生运动，结识了中共党员何孟雄等人。民国12年（1923）加入国民党，民国13年（1924）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民国14年（1925），协助何孟雄到京绥铁路开展工人运动，担任张家口铁路工会秘书，主编《工会三日刊》。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担任张家口青年团团委委员，分管宣传工作。民国15年（1926）参与领导京绥铁路工人索薪运动。同年8月，在冯玉祥部任干事，后随军入陕。民国16年（1927）大革命失败，到河南、安徽做中共党的地下工作，曾任中共郑州市委宣传委员，共青团豫北特委书记和中共安庆中心县委委员。民国19年（1930）杨虎城将军主陕，余由时任陕西省政府秘书长南汉宸介绍，任省政府密查员。民国21年（1932）余在中共中央军委陕西情报组工作。民国22年（1933）7月被特务逮捕，在狱中四年他始终未暴露身份和组织机密，被解送南京中央军人监狱。在中共党组织积极营救和全国各界要求释放政治犯、团结抗日的呼声中，于民国26年（1937）8月被解救出狱。因安置家属，未能立即前往延安，和组织失去联系，后到蒲城中学教书。民国31年（1942），在陕西省银行经济研究室工作。1949年，任陕西省银行秘书科科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受中共党组织嘱托，组织银行员工，保护银行财产，受到中国人民银行西北分行的表彰与奖励。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先后担任政协西安市委员会委员，西安市人民政府监察委员会委员，民革陕西省分部筹委会委员、民革陕西省第一届委员会委员，民建西安市分会第二、第三届委员会秘书长、民建西安市第二届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民建陕西省工作委员会秘书长等职。
　　余妻于慧玉是于右任的侄女。于右任被胁迫到台湾后，夫人、女儿留居西安，余精心照顾，并将于夫人缝制的布鞋、布袜设法辗转捎往台北，以解于老思乡之情。“文化大革命”中，余惨遭迫害，备受折磨，1972年11月20日在西安病逝。
　　郭则沉
　　郭则沉（1906～1973） 陕西临潼界坊村（今属西安市阎良区）人。民国8年（1919）人本县关山镇高等小学，民国12年（1923）考入陕西省立三中，民国15年（1926）春东渡日本留学。是年，经崔孟博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民国16年（1927）回国返陕，在中共西安地方组织从事宣传工作。四一二蒋介石叛变革命后，他再赴日本留学。民国17年（1928），他结识了在日本“休养”的杨虎城将军，受到杨的赏识，同年冬随杨回国。民国18年（1929）夏，在杨虎城资助下，赴德国柏林大学学习经济学。这期间，中共党员王炳南、江隆基也由陕西去德国学习，他们帮助郭恢复了中共组织关系。
　　民国20年（1931）九一八事变后，旅德的中国留学生在海外联络国际友人，举行各种形式的声援活动，郭积极参加。民国21年（1932），郭考入普鲁士高等警官学校学习两年。民国23年（1934）7月回国，任杨虎城为主任的西安绥靖公署所属步兵训练班政治教官，以讲授社会主义为主。民国25年（1936）西安事变后，担任陕西省保安司令部政治指导员，负责政治动员工作。民国26年（1937）7月抗战爆发后，被任命为由李兴中任师长的一七七师政训处处长，不久随部队开往合阳、韩城、朝邑一带，守备黄河西岸。当时，黄河西岸七个县成立民众委员会，由他负责组织民众的工作，配合军队守卫河防。后受王友直之请，任陕西省抗敌后援会宣传部主任、省教育厅科长。
　　民国29年（1940）赴重庆，加入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翌年春又加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并担任陆军用具制造厂厂长。民国31年（1942）夏到西安，与杜斌丞、杨明轩等会商建立民主政团同盟西北地方组织和开展抗日民主运动问题。民国33年（1944）9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郭被选为中央委员兼组织委员会副主任，并被任命为西北盟务特派员，持张澜的介绍信到西安与杜斌丞、杨明轩、王菊人等筹建民盟西北总支部。民国34年（1945）10月，国共两党在重庆谈判，郭曾为中共代表周恩来、董必武提供了不少情况。民国35年（1946）民盟总部迁到南京，委派郭到贵阳筹建民盟贵州支部。之后，吴玉章、张友渔请他担任《新华日报》特约撰稿员，他写文章，揭露、鞭挞国民党的贪污、腐败和专制。与此同时，还受聘于重庆华侨学院，任经济系教授兼商业专科学校工商管理系主任。年底，由于支持学生反对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暴行，受到国民党重庆当局的追捕，被迫离开重庆前往上海，继续从事民主运动。民国36年（1947）2月，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改组为中国农工民主党，郭当选为中央常务委员。同年10月，国民党政府宣布中国民主同盟为“非法”组织。郭极为愤慨，秘密与史良等人商议，继续在上海坚持斗争。民国37年（1948）1月，民盟在香港重建组织，郭即与在港的章伯钧等人取得联系。他积极配合中国共产党的统战工作，先后派盟员郝宇新、贾振海、张性初等人到济南、开封、芜湖等地，策划吴化文、冯治安及国民革命军第八十八军军长马师恭的起义工作；还通过自己的社会关系，介绍民盟成员刘宗宽赴重庆张群处任职。
　　1949年9月，郭作为农工党代表之一，到北平出席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新中国成立后，他积极参加土地改革、“三反”、“五反”等政治运动，衷心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自觉走社会主义道路，积极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得到党和人民的信任。建国初期，他还运用自己的影响，在工商界开展统战活动，曾将工商界爱国人士郭增凯及万金油大王胡文虎、胡文豹引见给周恩来。他是第一、第二、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全国第二、第三、第四届委员会委员，政协全国第三、第四届委员会副秘书长，民盟第一、第二届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和第三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农工民主党第五届中央工作委员会委员、第六届中央执行局委员、第七届中央主席团委员兼秘书长。1973年10月28日在北京病逝。
　　冯一航
　　冯一航（1904～1973） 陕西三原人。民国12年（1923）毕业于陕西第三师范学校，民国14年（1925）考入北京大学，同年先后加入共进社、国民党、共产党。民国15年（1926）赴日本与中共党组织失去了联系。民国16年（1927）回国后在陕西省中山中学、榆林中学、尧山中学、三原中学、兴国中学、三原女中、陕西师资训练所、富平师范、三原职工学校等校任教员、教育主任、校长。1937年1月，“西北教育界抗日救国大同盟”（简称“教盟”）成立，冯一航是“教盟”的骨干成员，“教盟”在团结和组织进步的教育工作者参加民族抗日战线方面起了很大作用。同时，“教盟”的活动，也为西北民盟的建立从干部上作了准备。民国35年（1946）冯一航加入民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西北军政大学三原分校第二部主任、西安招生处主任、西安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陕西省文教厅副厅长、陕西省（人民委员会）文教厅副厅长、陕西省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陕西省（人民委员会）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陕西省人民政府委员。任陕西省文教厅副厅长期间，主管文字改革工作，成效显著。1964年9月9．日《陕西日报》头版头条发表消息：“为减轻群众和儿童学习使用文字时的负担，国务院批准我省十四个生僻地名改为常用字”。如：整厔县改为周至县，醴泉县改为礼泉县，鄠县改为户县等。一次改动十几个地名，在全国仅陕西一家。
　　1950年8月、1952年11月，冯一航担任由陕西省第一、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选举产生的省人民政府委员。1954年12月起，冯一航继续担任由第一届、第二届、第三届陕西省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省人民政府委员。
　　冯积极从事民盟工作，历任民盟陕西省支部委员会常务委员兼秘书长、民盟陕西省第二、第三届委员会常务委员等职。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一、第二、第三届陕西省人大代表。1973年在西安病逝。
　　苏资琛
　　苏资琛（1893～1974） 名养源，字资琛。陕西韩城人。早年毕业于陕西第一师范学堂优级班，后在韩城教书。五四运动爆发时，他积极向群众宣传五四精神，抵制日货，反对军阀混战。在延长县任教时结识了杨虎城，对他后来的政治生活有很大影响。
　　民国16年（1927）春，苏到西安国民军联军总政治部工作，结识了中共党员刘伯坚和宣侠父。民国17年（1928）秋去河南，在方振武部任参谋和战史编纂委员会副主任兼《河南日报》编辑。民国18年（1929）末，经焦易堂介绍，到南京任国民政府立法院法制委员会秘书。一年后，又经胡汉民推荐，被派作国民党陕西省党务指导委员会委员。当时杨虎城主陕，苏深得杨的信任和器重。面对国民党、蒋介石对工农红军的“围剿”和对进步势力的镇压，他利用自己的合法地位，为一些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安排工作，帮助其隐蔽，继续活动。1年后，因工作掣肘而辞职，不久又回到杨虎城部。这时苏的思想已发生飞跃，认识到只有跟共产党走才有出路，遂与中共地下组织取得联系，接受中共交给的一些任务，如为进步青年介绍工作、掩护中共地下工作者、营救被捕的革命同志和进步人士等。经他营救脱险的就有近百人。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失败后，师长、中共党员许权中潜回陕西，经他掩护，在韩城隐蔽，避过了被捕的危险。西安事变中，苏坚决拥护张、杨的八项主张，代表十七路军参加西北民众指导委员会，任该会委员兼组织部部长。
　　民国26年（1937）冬，侵华日军占据晋南，陕西的韩城、合阳、朝邑一带成为抗战前线。经主持陕政的孙蔚如同意，苏自告奋勇到合阳当县长。赴任时，他约了几位共产党员和民先队员一起去，将他们分别安排在县政府任秘书、科长，或推荐到合阳中学教书。在此期间，他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支持李兴中领导的第一七七师，联络进步人士和爱国青年，发动群众，做抗击日军的准备。经苏和李兴中协商，由县府和一七七师出面办了一个沿河各县学生军训大队，给抗日救亡培养骨干。他支持中共地下组织办了1期“青训班”，这批青年中有不少人后来奔赴陕甘宁边区；还组建武装民众自卫队，自兼大队长。合阳一时形成抗战热潮，民主气氛相当浓厚。民国27年（1938）6月蒋鼎文接替孙蔚如主陕，推行国民党“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政策，合阳形势逆转，苏遭到国民党的怀疑和迫害，遂愤而离职回家。为躲避国民党当局的继续迫害，他又到孙蔚如领导的第四集团军任参议和政治教官，部队当时正在中条山和日军鏖战，苏亲赴前线，宣传抗日，慰问将士，鼓励士气；还冒险化装潜入运城，策动伪军戚文平部反正。这支反正部队即后来孔从洲带领的新三十五师。
　　民国30年（1941），苏被选为韩城县临时参议会议长，遂离开部队回韩城任职。他以参议会为讲坛，宣传民主，反对独裁，抨击国民党顽固派的独裁统治。为解决韩城历史上遗留的田赋畸重问题，他赴西安，据理力争，终于获准减轻韩城人民的负担。他还抵制了陕西省第八（大荔）行政督察区行政督察专员蒋坚忍要各县制备寿屏、集资修路等聚敛民财的恶行，深得群众拥护。
　　民国36年（1947）10月，人民解放军即将占领韩城，苏做过策反国民党乡长、给游击队送炮兵望远镜和《韩城县志》等急需品的工作。10月12日韩城解放，他代解放军草拟《安民告示》，建议商会给战士们筹办鞋袜被服。几天后，国民党军队反扑，他随解放军转移，进入解放区。后又只身辗转到达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受到周恩来和其他中共中央领导同志的接见。1948年5月，苏到延安，在电台广播声明自己拥护中国共产党的立场；呼吁人民团结起来，为推翻三座大山、解放全中国贡献力量。他被任命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参事和边区政府委员。
　　西安解放后，苏协助杨明轩开展民盟工作，任临时工作委员会委员，负责机关日常工作。1949年苏加人中国共产党。同年8月，苏作为西北解放区的代表，赴北平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10月1日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典，受到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1950年起，历任陕西省人民政府委员、陕西省农业（农林）厅副厅长，陕西省人民委员会副省长，第一、第二、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政协陕西省第一届委员会常务委员、第二届委员会副主席，民盟第二届中央委员会委员，民盟陕西省第一、第二届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74年5月15日在西安逝世。
　　苏玉阗
　　苏玉阗（1916～1974） 回族，陕西西安人。民国27年（1938）至民国29年（1940）任中国回民救国协会陕西分会常务理事、秘书，西安回民青年服务团文书。民国30年（1941）在西安市庙后街小学和西仓门小学任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西安化觉巷小学任教师、校长，后任西安市实验小学、夏家什字小学、庙后街小学、贡院门小学、大麦市街小学副校长、校长。
　　1954年12月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历任民进陕西省第一、第二届委员会委员，民进陕西省第三届委员会常务委员，民进第一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政协西安市委员会委员。
　　王菊人
　　王菊人（1906～1975） 名若渊，字菊人，陕西蒲城人。清道光年间军机大臣王鼎世孙，光绪年间翰林编修王廷轼之子。生于北京，6岁随母迁返原籍，就读于私塾及县高级小学堂，民国13年（1924）考入西安私立成德中学。民国15年（1926）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先后担任过共青团成德中学支部书记、陕西青年社宣传部部长等职。民国16年（1927）从成德中学毕业后返回蒲城，在蒲城县高级小学任教员，并担任共青团蒲城县委委员，中共蒲城县委委员、代理书记等职。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蒲城地下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王被国民党通缉，被迫离陕赴沪，考入上海艺术大学中国文学系，遂与中共组织失掉联系。后到山东临沂投奔杨虎城，被杨虎城（时任暂编二十一师师长）派往赵寿山团任政治指导员。民国18年（1929）秋调任杨虎城的随从秘书。民国19年（1930）任十七路军机要科科长。民国21年（1932），十七路军所属警备第三旅的中共党员吕剑人、许天杰等在甘肃两当地区举行兵变失败后，在西安被军法处逮捕并判处死刑。王得知后，找杨说情，将吕、许二人改判有期徒刑，后又设法予以释放。
　　民国24年（1935）12月，汪锋带毛泽东给杨虎城的亲笔信到西安，杨虎城派王接待，并代表杨与汪谈判，双方就互不侵犯、互守原防、互派代表、红军在西安设立电台等问题达成协议。次年4月初，王还协助有关方面，对张学良先后飞洛川及延安与中共中央代表李克农、周恩来秘密会谈，做了周到的安排。8月，毛泽东派红军联络代表张文彬到西安与王会面，双方就互不侵犯、互通贸易、军事联络等问题达成一致意见。王还特意购置了一部德制无线电台交张使用，随时与中共中央取得联系。同年夏秋，王根据杨虎城的指示，先后在西安、淳化、洛川、宜川等地，设立了六处交通站和运输站，使当时红军急需物品通过这些运输站不断供给苏区；使进出苏区的人员，通过这些交通站顺利往返。
　　西安事变爆发前，王与高崇民等奉命起草有关绝密文件，七昼夜“目不交睫”。事变发生后，又沉着机智地协助张、杨二将军指挥。临潼扣蒋后，王兼任抗日联军西北临时军委会政治处副处长、设计委员会委员，并担负与中共代表周恩来等的联络事宜。南汉宸筹组十七路军抗日同志会，他不遗余力地给予支持与协助。民国26年（1937）5月，杨虎城被迫出洋考察。同年11月，杨虎城从欧洲归来，王与申明甫、王炳南、王根僧等赶赴香港迎接，并多次提醒杨注意安全。杨虎城被国民党特务扣押后，王在西安东关购地筑房，闭门“读书”。此间，胡宗南3次派人许以高官厚禄要王出山，他均予以回绝。
　　民国30年（1941）春，王与杜斌丞、杨明轩等积极进行中国民主政团同盟西北地方组织的筹建活动。民国33年（1944）秋冬，他与郭则沉、杜斌丞、杨明轩等发起成立中国民主同盟西北总支部筹备委员会，使民盟活动在陕西地区迅速展开。民国35年（1946）王秘密通过封锁线，前往关中军区所在地马栏，与中共关中地委书记张德生商讨组织地方武装开展民主运动及赵寿山、孔从洲部起义等问题。对王的革命活动，胡宗南曾多方威胁，并派特务严密监视，但王不顾安危，继续坚持革命斗争。民国36年（1947）3月24日，王与杜斌丞突遭国民党反动派逮捕，虽经严刑逼供，但王坚贞不屈。民国38年（1949）春，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在望，胡宗南仓皇南逃。王被押至四川境内，乘乱机智脱身，同年冬返回西安，后赴北京医病，受到周恩来的亲切慰勉。
　　1950年起，历任西安市人民政府委员，陕西省人民委员会委员，陕西省交通厅副厅长，陕西省（人民委员会）交通厅副厅长。1951年加人民革，任民革陕西省分部筹委会常务委员、召集人，民革西北工作指导委员会秘书长，民革陕西省第一、第二、第三届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民革第二、第三、第四届中央委员会委员等职。任政协全国第二届委员会委员，第二、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政协陕西省第二、第三届委员会副主席等职，1975年1月4日在西安病逝。
　　董林哲
　　董林哲（1906～1975） 原名武杰，山西赵城县人。太原国民师范学校毕业，在校期间参加了国民党。民国15年（1926）在太原与纪秀川、胡适然等人组织西北革命同志会，同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民国16年（1927）回赵城，与王兴吾、陈南浦等组织农民协会和学生联合会，从事农运、学运工作。民国17年（1928），在杨虎城将军的第二集团军政治处工作。民国18年（1929），杨部由鲁东移防河南南阳，董在杨虎城部中共党的组织内任宣传委员。民国19年（1930），在杨虎城任总指挥的十七路军军委负责宣传工作，与上海军委派到杨部的杜理宸、冯异僧，组织出版《宛南日报》，支持农民运动和学生运动，迫使当局释放因冤案关押的100余人。7月，舞阳起义失败后，随杨虎城将军部入陕，任省政府民政厅会计主任，并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地方互济会工作，掩护和帮助地下党员及进步人士。民国26年（1937）出任《国风日报》报社经理。民国29年（1940）3月，到同官（今铜川）、耀县、宜君等地收购、包运煤炭，为中共地下党组织提供掩护和经济支援。民国30年（1941），先后在同官（今铜川市区）、耀县开设协和贸易公司、协和盐店、新业盐店，为陕甘宁边区输送了必需的物资，掩护往来同志。民国32年（1943）与人合资创办新裕煤矿，继又开办同裕、大同煤矿，民国34年（1945）又在西安开设长春生银号，这些煤矿和银号的创设，为中共的地下人员提供掩护，也为组织增加了经济来源。
　　民国29年（1940）至民国35年（1946），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曾以董家作为党的秘密联络点。民国36年（1947）冬董以共产党嫌疑被捕，经中共组织和各方友好尽力营救，最后具保获释。西安解放前夕，受吴柏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西安市公安局长）指示，为保护户籍档案、银行财产做了大量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董将所办煤矿上交国家。先后担任西北军政委员会贸易部副部长、西北行政委员会参事室副主任。1950年7月，经南汉宸、李象九介绍参加民主建国会，先后任民建西安市分会筹委会委员，民建西安市分会第一届委员会常务委员，第二届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代理主委，第三届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民建西安市委员会第二届副主任委员，民建陕西省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民建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是五六十年代民建在陕西、西安地方组织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还担任陕西省人民政府委员，政协西安市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届委员会副主席、政协全国第四届委员会委员，西安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等职。“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于1975年12月12日在西安病逝。
　　辛树帜
　　辛树帜（1894～1977） 字先济。湖南安福（今临澧）人。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青年时发奋学习，先后以公费就读于常德第二师范、武昌高等师范。毕业后在长沙明德中学、长郡中学和省立第一师范担任生物教员。民国13年（1924）至民国16年（1927）留学欧洲，在英国伦敦大学和德国柏林大学专攻植物分类学。归国后，担任中山大学教授兼生物系主任。在采集中发现了不少动、植物和爬虫类的新种，其中经国内外学者鉴定，以辛氏命名的就有20多种。由于他在华南动、植物分类学上的贡献，被推选为中国动物学会副会长、中国植物学会理事。
　　民国21年（1932）辛担任国民政府教育部编审处处长。民国22年（1933）编审处扩建为国立编译馆，辛为首任馆长，主管全国图书编译出版工作。在此期间，他组织力量编译科学名词辞典，统一科学名词译名，组织编修了《黄河志》、《教育年鉴》等大型方志、年鉴，还出版了《图书评论》等著作。
　　民国21年（1932）末，他参与在陕西武功张家岗（今属杨陵区）筹建西北农林专科学校（民国28年4月与国立西北联大农学院和河南大学农学院畜牧系合并为西北农学院）。民国25年（1936）7月筹备工作结束，他担任西北农林专科学校校长，后任西北农学院院长。由于国民党顽固派的排挤，辛被迫于民国29年（1940）离开陕西，到重庆任中央大学教授兼主任导师，并被选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因老母多病，辞职回乡侍奉。居乡期间，兴办教育，参与湖南省第14中学、诩武中学和九澧中学的筹建。民国34年（1945），辛被推选为湖南省教育会会长。
　　民国35年（1946），辛出任兰州大学首任校长。短短几年时间，使兰大一跃而居当时西北各高等院校之首。当时的教育当局，拟将西北师范学院、西北农学院也并入兰州大学。辛力排众议，保全了这两所院校。兰州解放前夕，国民党曾胁迫辛离开大陆，他不屈从于国民党的压力，决意留在兰州和全体师生一起参加护校活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辛受命重返西北农学院担任院长，并兼任中科院西安分院筹备委员会第一副主任。1951年，辛担任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副团长、西北分团团长，前往朝鲜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
　　辛树帜十分重视祖国农学遗产的重要性。他在全国政协会上的发言中，提出系统整理中国古农书的意见，并于1965年在西北农学院成立了古农学研究室，整理出数10种古籍，发表了数百万字的专著和论文，他本人著有《禹贡新解》、《我国果树历史的研究》等。1957年，辛以农业科学家身份应邀出席最高国务会议，并在会上发言，对开展农业科学研究、实现农业现代化提出了积极的建议，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视。他晚年对中国、特别是西北地区的水土保持问题极为关注，曾发表《我国水土保持的历史研究》，并主持编写《水土保持概论》。为了搜集植被破坏和水土流失的第一手资料，曾赴陕北、云南等地进行实地考察。由于年过八旬，积劳成疾，他从云南调查归来后就卧病不起，临终犹念念不忘《水土保持概论》的出版事宜。
　　辛树帜1952年加入九三学社，历任九三学社西安分社第一、第二届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宣传部长，第一届陕西省人大代表，政协全国第二、第三、第四届委员会委员。1977年10月24日在西安病逝。
　　王芸竹
　　王芸竹（1904～1977） 女，别名王瑞湘，河北定县人。早年在河北深泽县立女子小学、保定私立培基学校、山西汾阳铭义中学、保定范真女子高中求学。民国17年（1928）在陕西榆林女师附小教书，次年考入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民国24年（1935）毕业，在北平私立孔德学校任教。民国25年（1936）至民国38年（1949）间，相继担任蒲城私立尧山中学、陕西省立第二中学和省立户县师范学校教员，省立三原女子中学教员、训育主任及校长。抗日战争初期，她参加教育界抗日救亡活动，鼓励青年学生到安吴堡青训班学习。在三原女中因开除特务学生，被反动当局列入共产党嫌疑犯名单，曾一度被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王继续在三原女中任校长。1950年1月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任民盟西北总支部常务委员兼妇女主任。1954年8月，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1958年后调人民进陕西省委机关工作，历任民进陕西省筹备委员会委员、民进陕西省第一、第二届委员会委员，民进陕西省第三届委员会常务委员、副主委。先后担任陕西省民主妇联第一、第二届执行委员会副主任，陕西省妇联第三、第四届执行委员会副主任，西北妇联委员。是西安市人大代表和第一、第二届陕西省人大代表，政协陕西省第一、第二、第三委员会委员、常委。1977年11月22日病逝于西安。
　　王季陶
　　王季陶（1902～1977） 陕西咸阳人。民国10年（1921）陕西省立西安一中毕业，民国11年（1922）4月至民国12年（1923）年6月在陕西省立第一师范任教务员，后入浙江医药专科学校求学。民国16年（1927）毕业后参加杨虎城部队，任野战医院院长。民国19年（1930）随部队进入关中，后任陕西省立医院第一任院长、西安绥靖署及第十七路军军医处处长。民国22年（1933）受杨虎城委派，赴德国柏林大学卫生研究院攻读细菌学。民国24年（1935）赴苏联列宁格勒、莫斯科等地参观考察。民国25年（1936）到汉堡热带病研究院进修1年，获博士学位，次年回国，任陕西省卫生处处长。民国28年（1939）至民国37年（1948）任私立西京医院院长，并兼任陕西省立医学专科学校及河南大学医学院教授。民国35年（1946）因营救民主人士被捕入狱。民国37年（1948）至民国38年（1949）任陕西省政府卫生处处长。1949年8月加入民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西北人民医院院长，陕西省人民政府委员、陕西省人民委员会委员、陕西省卫生厅副厅长、陕西省（人民委员会）卫生厅副厅长。1957年4月加入农工党，历任农工党陕西省筹委会委员，农工党西安市第一、第二届委员会主任委员，农工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委员。第一、第二、第三届陕西省人大代表，政协陕西省第二、第三届委员会委员、常委。
　　陈大燮
　　陈大燮（1903～1978） 字理卿，浙江海盐人。民国14年（1925）毕业于南洋公学机械科，随即赴美国普渡大学深造，仅用两年便获机械工程硕士学位。民国16年（1927），谢绝导师挽留回到祖国，在浙江大学任副教授。民国23年（1934）应聘到中央大学任教授兼机械系主任。抗日战争爆发后，他随中央大学由南京迁到重庆。民国32年（1943）应交通大学之聘任该校机械系教授。抗战胜利后随交大迁回上海，任机械系主任，代教务长。
　　新中国成立后，陈继续在交大任教授，并出任教务长。在办理教务的同时仍编写教材、登台讲课，还以社会知名人士、民主人士的身份参加社会活动。他曾多次对人说：“旧社会报国无门，找不到出路。共产党给我带来了事业上的新生。”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时，他家的企业实行公私合营，他声明划在他名下的5000万元股权不收定息。这期间，他和上海市市长陈毅成了棋友。陈毅下围棋时，总把他找来助阵，赢了棋两人常抚掌大笑。
　　1956年国务院决定交通大学内迁西安。陈当时已50岁出头，本可留在上海。但他却带头报名，到经济落后的大西北去，为祖国西部科学教育事业尽力。1959年，陈出任西安交通大学副校长，直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从20世纪50年代起，他就多次呼吁高校应成为教学、科研两个中心，学校不仅要建实验室，还要在工厂设立实验基地，科研成果应能及时转化成工业产品。
　　陈作为国内著名热工专家，从来没离开过讲台。他说：“治学要严谨，讲课要艺术，要让大家像听评弹那样上瘾，听了这次想下次。”他重视指导青年教师的教学，鼓励青年人钻研讲课艺术。编写有《高等工程热力学》、《传热学》、《工程热力学》、《动力循环分析》等学术水平很高的著作和许多种教材、讲义。
　　“文化大革命”期间，陈受迫害，身体健康受到很大损害，教学工作也被中止，只能在受批判之余翻译点资料。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后，年逾古稀的陈大燮精神振奋。当时他已患脑血栓病多年，在行动困难、几乎丧失视力的情况下，仍手不停笔，撰写教科书。在外地治病期间，他让家人搀扶上街购买有关专业外文书刊，译成中文后寄回学校，供教研室同志参考。
　　陈大燮一生严格要求自己，他只有一个独生女儿，却从不溺爱。1950年冬，女儿报名参加上海市抗美援朝医疗队，他以“保家卫国”为重，毅然支持；女儿由上海医学院毕业分配到四川工作，他们夫妇从没以身边无子女为理由要求将其调回身边。女儿曾想调回西安照顾二老，他告诫说：“不能拿工作将就家庭，拿事业将就亲情。”陈患糖尿病多年，每天都要注射胰岛素，为免去医务人员上门注射的麻烦，他学会了给自己打针。他和老伴俭朴一生，家里没一件时新家具，床单、痰盂、脸盆都是破了修补再用。但他在病重时立下遗嘱：把长期积蓄的3万元捐给西安交通大学。1982年陈夫人逝世后，他们的独生女儿陈尔渝，又把妈妈、父亲的1万元生活费和医疗费交给了交大。西安交通大学以他们捐献的4万元设立了“陈大燮奖学金”，用以奖励品学兼优的研究生。
　　陈历任中国锅炉透平学会主任委员，国家科委工程热物理科学组副组长，全国高等学校热工学教材编审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陕西分院副院长，陕西省（人民委员会）科学工作委员会副主任，陕西省（人民委员会）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1956年加入九三学社，历任九三学社第五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九三学社西安分社第三、第四届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第二、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政协陕西省第四届委员会常委。1978年1月8日病逝于西安。
　　陈雨皋
　　陈雨皋（1901～1978） 原名陈传霖，又名陈策，陕西石泉人。先后就读于私塾、县立高小、陕西省立第三中学。民国13年（1924）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两年后入哲学系。在北京大学上学期间加入陕西旅京学生组织的进步社团共进社。民国15年（1926）秋因家贫辍学回乡。民国15年（1927）秋任石泉县教育局局长，陈和中共陕南特支负责人、共产党员易厚庵主编《石泉政闻》，揭露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屠杀人民的罪行。民国17年（1928）夏，国民党当局两次密电缉捕易厚庵，陈派人送信告知，使其得以逃脱。民国20年（1931）夏辞去教育局局长职务，应邀任石泉县政府秘书。他根据农民群众的要求起草了《招佃起庄办法》，报告主持陕政的杨虎城批准，公布于当时的西安《中山日报》。不久，出任石泉县赈济委员会主席，清理了历年被地主豪绅挪用的赈款，以救济穷苦农民。九·一八事变后，他联络石泉县各界爱国志士，举行九·一八国耻大会，声讨日本侵华暴行。此举被国民党当局诬为“煽动兵变”，拟秘密逮捕。幸有好友相告，他便离石泉前往城固，先后担任城固县立中学训育主任、代理校长，省立第五师范实验小学校长等职。民国21年（1932）5月，中共陕南特委书记陈浅伦、特委委员郑月波等7人被捕，他通过姚警尘的介绍，与时任汉中城防司令的赵寿山交涉，将7名中共党员保释出狱。民国22年（1933）3月，陈辞去小学校长职务，次年春应邀赴安康任兴安师范学校教导主任，鼓励学生参加抗日救亡。是年，安康学潮迭起，他被国民党警特视为“危险分子”、“潜伏异党”，被迫于8月辞职。民国25年（1936）夏，经陕西省教育厅推荐，赴南京参加教育部举办的义务教育干部人员讲习班，同年冬返抵西安，经韩兆鹗、杨明轩介绍，加入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
　　西安事变发生后，经杨明轩、王炳南推荐和张学良、杨虎城批准，陈等以抗日联军联络工作组的名义，赴华北各地联络抗日团体，向华北各界通报西安事变经过，宣传张、杨“八项主张”。民国26年（1937）2月返回西安。2月底，经“西救会”和姚警尘的介绍，赴三原会见了红军副总参谋长叶剑英，并赴延安参观，受到毛泽东接见。毛泽东勉励他和共产党继续合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多做工作。回西安后，任为陕西省教育厅义务教育督导员。不久，应杨明轩、江隆基（中共党员、西安二中校长）之邀，参加了西安地区高中和师范学校联合召开的师生座谈会、二中全校师生时事报告会。他在会上畅谈了对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看法，还介绍自己在延安参观的见闻，盛赞苏维埃民主政权和红军官兵平等、军民关系密切，受到师生的欢迎。
　　抗日战争开始后，陈支持李敷仁等创办《老百姓报》。他还利用自己的社会影响，广泛接触青年学生，鼓励立志报国的青年投入伟大的抗日战争。在他的宣传动员下，蔡德芳、蔡佑民、陈克、陈军、贾剑秋等大批进步青年，冲破国民党顽固派的重重阻力，奔赴延安，投身于抗日民主运动。陈的抗日言行引起国民党顽固派的注意和嫉恨，民国27年（1938）7月被撤去省教育厅督导员职务。9月初，他应第三十八军军长赵寿山电邀，赴中条山抗日前线，先后任第三十八军训练班军官队政治指导员、教官队教官、军士队教官，为抗日培养军事人才。民国28年（1939）调三十八军军部干训班，民国29年（1940）秋任军参谋处人事科科长。在此期间，他依靠中共三十八军工作委员会负责人蒙定军、范明和进步军官，建立了系统、严密的人事管理制度，安排了许多中共地下党员担任军内各级领导职务，对这支部队的改造起了重要作用。民国33年（1944）5月因病回家乡治疗，利用参加县临时参议会的机会，揭露国民党当局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建立法西斯独裁统治的罪行。民国38年（1949）秋被国民党特务逮捕，押送四川绵阳。由于人民解放军进军神速，很快解放了绵阳，他才得以获救脱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陈于1951年12月加入民革。历任陕西省人民政府委员、陕西省人民委员会委员、陕西省检察署副检察长、陕西省（人民委员会）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陕西省（人民委员会）司法厅副厅长、省（人民委员会）交通厅副厅长，民革陕西省第一、第二、第三届委员会常务委员等职。政协陕西省第二、第三、第四届委员会副主席。1978年3月14日病逝于西安。
　　亢心栽
　　亢心栽（1906～1978） 又名维恪，化名王维洽，陕西蒲城人。先后就读于县高等小学堂、陕西省立第3师范学校。民国12年（1923）下半年在三原师范发起组织青年同志共进社，民国14年（1925）2月组织渭北青年社，积极参加反帝反军阀的斗争。同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任团三原特别支部书记。同年5月，军阀吴新田残害西安学生的消息传到三原，亢积极组织学生予以声援。民国14年（1925）底，亢转为中共党员。民国15年（1926）春，考入北京中俄大学，不久参加著名的“三一八”游行后，由中共北京地方执委会保送，与京、津的陕籍学生一行16人到广州，在毛泽东主持的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亢任中共农讲所支部干事会干事。是年11月学习结束，亢被委派为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驻陕办事处主任，偕陕籍学员一起返陕。此时，正值军阀刘镇华围困西安。他到三原、泾阳一带，发动农民运动，组织农民武装，有力地配合了西安反围城斗争。西安解围后，他立即进城，在中共西安地方执委会举办的党员训练班和军事政治队任教育长，协助魏野畴培养政治和农运干部。
　　民国16年（1927）2月，中共陕甘区执委会成立，亢任区执委会执行委员、农委书记，负责筹建陕西省农协及编辑农民通俗刊物《耕牛》。7月上旬，中共陕西省委成立，亢为省委委员，仍负责农民运动。不久，冯玉祥追随蒋介石“清党”反共，陕西革命形势随即逆转。亢奉中共组织之命，转入乡村，在泾阳、三原、渭南一带，组织和领导农民开展抗租、抗粮斗争。8月，与中共华阴县委书记一起被捕，先囚于华阴县政府，后解押西安。因他用的是化名王维洽，敌人查无实据，他被具保获释。民国17年（1928）2月，中共陕西省委筹划渭华起义，亢被派往渭南任中共县委书记，负责起义筹备工作。由于他在起义问题上与一些人意见分歧，遂被撤去县委书记之职。不久他获悉省委机关遭到破坏，接着又得知爱人徐九龄被国民党新军阀逮捕（后被杀害），他的情绪日渐消沉，脱离了中共组织。
　　脱党后，亢先后在岐山、凤翔等地中学任教。民国19年（1930）11月杨虎城主陕时选派一批青年出国深造，亢被选赴英国，人伦敦大学教育学院学习。民国23年（1934）初回国，先在杨虎城部担任秘书，后在陕西省教育厅任督学兼编辑、在西安高中任教员兼教务主任。民国26年（1937）5月，杨虎城受蒋介石威逼辞职出国考察，亢以秘书身份随同杨出国，他既做翻译，又处理往来文电、信函，还在特殊情况下代杨接待记者。当获悉国内抗日战火燃起，他即随杨于11月底回国。回国后仍任西安高中教务主任、校长，后又任陕西省立政治学院教授，商专总务长、训导长，陕西省教育厅秘书、第四科科长等职。这期间，他先后加入国民党和三青团，并担任三青团西京市分团部干事兼组织训练委员会主任。
　　民国35年（1946）2月，亢经杜斌丞、刘剑涛介绍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并任民盟西京市支部组织部长。蒋介石电令胡宗南设法取缔民盟西北总支部，西安环境日渐险恶。亢在中共地下组织催促下，于是年夏赴北平。在北平，亢任华北文法学院教授兼秘书主任，民盟北平支部委员，积极参加民主活动。民国37年（1948）八一九北平大逮捕时，他被拘押两天。北平解放后，他即奔赴延安，一面在延安大学任教，一面与杨明轩、李敷仁等发起恢复民盟西北总支部，并被推选为秘书长。
　　1949年5月西安解放后，受军管会委派，他到西北大学协助接管事宜，后任该校校务委员、外语教授兼系主任。1950年后历任西安市第二、第三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副主席，政协西安市第一、第二届委员会副主席，政协西安市第三、第四、第五、第六届委员会常委；西安市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教育工会西安市委员会副主席；还担任民盟陕西省支部委员会常委，民盟西安市支部委员会副主委，民盟西安市支部委员会主任委员等领导职务。反右期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文化大革命”中惨遭迫害。1978年8月1日病逝于西安。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予以平反。
　　孙蔚如
　　孙蔚如（1896～1979） 原名树棠，陕西长安县人。少时求学于咸长初等实业学校、长安高等小学，民国2年（1913）入西北大学预科（省立第三中学前身），后转入陕西陆军测量学校。民国4年（1915）夏毕业后，任陕西陆军测量局地形课班员。在此期间受辛亥革命革命影响，接受了三民主义的革命思想，加入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开始了政治生涯。以后追随杨虎城将军参加靖国军，坚守西安，并参加了北伐战争。在大革命时期，孙蔚如和中国共产党中一些同志结识，受到革命思想的影响并建立了联系。民国20年（1931），孙蔚如率部进军兰州，消灭了军阀残余势力，使甘肃省的政局获得安定。不久遭蒋介石的排斥打击，被迫由甘肃撤退，驻扎汉中。民国22年（1933）至民国23年（1934）间，孙担任三十八军军长时，在杨虎城、杜斌丞及中共地下工作者支持下，同红四方面军互派代表，取得友好关系。民国25年（1936）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在事变期间，孙蔚如担任军事顾问团召集人、西安戒严司令、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委员、抗日援绥第一军团军团长。他赞同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中共中央应张、杨两将军的邀请，派由周恩来、叶剑英等组成的中共代表团到达西安。孙蔚如在周、叶的开导、教育下，赞成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并为实现这一方针作出了重要贡献。西安事变后，第十七路军被蒋介石分化瓦解，缩编为三十八军，后又改为三十一军团、第四集团军，均由孙蔚如率领，长期在山西战区及中原战区抗击日寇。抗日战争时期，孙蔚如的部队，一度曾归八路军指挥，他积极邀请八路军派人代为训练干部，改造部队，并与八路军密切配合，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取得了多次战役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他坚决拒绝了国民党反动派威逼他逃往台湾的要求，避居杭州，在中共地下组织的掩护下，迎接了全国的解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曾多次接见孙蔚如，周恩来、朱德等许多党和国家领导人也给他以关怀和照顾。“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还询问他的生活和建康情况。他长期关心祖国统一大业，多年来，经常撰写文章，发表广播讲话，号召在台湾的国民党军政人员，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为台湾回归祖国怀抱，实现祖国统一作贡献。病重时，他把过去亲笔写的《回忆录》及《第四集团军抗日战争概略》交给组织，表示他对组织的信任。
　　历任国防委员会委员，陕西省人民政府委员，陕西省人民委员会委员、副省长；民革中央常务委员，民革西北工作指导委员会委员，民革陕西省第一、第二、第三届委员会主任委员。政协全国第五届委员会委员，第一、第二、第三届陕西省人大代表，陕西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副主席，政协陕西省第一、第四届委员会副主席。1979年7月27日病逝于西安。
　　余海丰
　　余海丰（1898～1980）陕西长安县人。民国12年（1923）肄业于北京中法大学，民国14年（1925）至民国20年（1931）先后任国民二军十师十九旅书记、西安军警联合处参谋、十七师宣传队宣传员。民国20年（1931）2月至民国22年（1933）1月在南郑、城固、三原等县立中学任国文、历史教员。民国21年（1932）加人中国共产党。民国22年（1933）春任中共陕西省委发行部长，是年六七月间中共陕西省委遭到破坏，8月间孙作宾将余由农村请进城与其他同志联系，组织临时中共陕西省委，余任临时中共陕西省委书记。由于叛徒出卖，民国22年（1933）9月余在西安西华门被捕。在敌人审讯中，余承认自己是中共党员，但没有出卖同志、组织，后被释。同年10至11月任国民党西安绥靖公署独立第一旅书记。民国22年（1933）12月至民国24年（1935）6月赋闲在家。民国24年（1935）7月至民国25年（1936）11月与孙作藩、樊仰山等人共办《青门日报》并任社长。西安事变时，在西安国民党绥靖公署政治处宣传股任股长，期间积极宣传抗日主张，掩护中共陕西省委负责同志。民国26年（1937）2月至月在西安陕西省立2中、省立师范任教员。其后短时闲居在家。翌年夏，任陕西省教育厅编审室编审。8月起在《西安工商日报》、《民意报》任记者、编辑。民国28年（1939）10月，抗战形势日渐紧迫，余随国民党三十八军十七师赴山西中条山参战、输送进步青年奔赴延安，后在十七师凤、彬师管区任编练科科长，民国32年（1943）8月起在凤翔师范等学校任国文教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任长安2中校长、长安县人民政府文教科副科长兼1中校长，长安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常委会副主席、政协长安县第四届委员会副主席、长安县副县长。1953年加人民进，历任民进陕西省分会筹备小组成员、民进陕西省分会筹备委员会委员，民进陕西省第一、第二、第三届委员会委员。陕西省第二、第三、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政协西安市第一、第二、第三、五届委员会委员。1980年1月5日在西安病逝。
　　刘玉衡
　　刘玉衡（1905～1980） 陕西富平人。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任北伐军总司令部联络参谋，大荔专区保安副司令。自民国15年（1926）起就和共产党地下组织保持着联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西安市第二至第六届人民政府委员。1951年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历任民革西安市筹委会委员，民革陕西省分部筹委会常务委员，民革陕西省第一、第二、第三届委员会常务委员，民革陕西省临时领导小组副组长，民革第五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政协陕西省第四届委员会常务委员，第一至第六届西安市人大代表，政协西安市第四、第五、第六届委员会副主席。
　　李中宪
　　李中宪（1912～1982） 山东惠民人。民国20年（1931）毕业于北京大学生物系，民国37年（1948）留学美国，1950年回国，历任西北大学生物系教授、系主任，中国植物学会理事、中国植物生理学会理事、陕西省植物学会理事长等职。
　　1951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8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民盟陕西省第四届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民盟西安市第六届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民盟第四届中央委员会委员。1982年在西安去世。
　　李祥生
　　李祥生（1902～1982） 陕西蒲城县人。幼时家境贫寒，但读书十分勤奋。由村塾读至县立小学，后被保送入同州师范深造。民国12年（1923）考入西北大学。在此期间，他参加了拥护国民革命和反对军阀的民主运动。毕业后任教于蒲城中学并于民国16年（1927）春加入中国共产党。民国17年（1928）任蒲城县教育局长，积极参加革命活动。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李赴北京大学学习英语3年。民国24年（1935）初回陕任《秦风周报》社编辑、主编辑，后在杨虎城绥靖公署任秘书兼政治处宣传科长。期间，积极参与了抗日爱国学生运动。后任三原女中教导主任，蒲白澄联合师范、蒲城师范校长等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李先后任西北军政大学第一大队训练处长、西安2中分校教导主任、西安市教育局研究室副主任、西安市教师进修学院副院长。1953年受民进中央委托筹备民进陕西地方组织。历任民进陕西分会筹备小组组长，民进陕西省分会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民进陕西省第一、第二、第三届委员会主任委员，民进中央委员。政协陕西省第一、二、第三、第四届委员会常委，政协西安市第四、第五、第六届委员会副主席。1982年10月2日病逝于西安。
　　马文彦
　　马文彦（1902～1983） 化名曹骏天，陕西省三原县人。先后在本县小学、渭北中学读书，民国12年（1923）考入上海大学，同年下半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参加创办《新群》杂志，宣传马列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纲领。
　　民国14年（1925）初马文彦受邓中夏委派到郑州，与张昆等人一起恢复京汉铁路工会，建立陇海、道清铁路工会，并筹建其他工会，马担任京汉铁路总工会委员兼秘书，为工人运动的恢复和发展作了不少工作。7月以后，被任命为社会主义青年团开封地委书记，积极向青年宣传马列主义，组织共青团外围组织。9月河南省总工会成立，被选为委员兼秘书。
　　民国15年（1926），马前往北京。5月中旬，李大钊派他做于右任的俄文翻译，同往苏联敦促冯玉祥回国，实施进军西北，解围西安，出兵潼关，策应北伐的方案。回国后，参加了五原誓师，随后参加了西安解围战。并奉于右任之命与杨虎城联系，参加了杨部出兵潼关策应北伐的军事行动。民国16年（1927）1月，国民联军驻陕总司令部在西安成立，马任秘书。6月1日，国民联军与北伐军会师郑州，他奉命去山西平遥劝说刘守中回陕助政。
　　民国22年（1933）7月后马避居上海，和中共党组织失掉联系。民国23年（1934），马与杨明轩计议，先行回陕预筹“教育救国会”。次年便以民治学校、斗口农场董事身份与杨明轩一起工作，后又被聘为佛光小学名誉董事。民国25年（1936）12月12日，马文彦作为杨虎城的参议参加西安事变，负责联络工作，后被派到大荔劝说冯钦哉团结御敌。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马奉杨虎城之命到南京了解情况，向于右任面述事变真相，将杨虎城托付的中共对事变的声明传单交于右任，嗣后托人在总理纪念周上宣读，宣传了中共的主张，在南京引起震动。西安事变后，马文彦的住宅实际上成为杨虎城在渭北的红军接待处。民国26年（1937）9月末，杜斌丞派马文彦到南京，向于右任了解各方面对国共合作的反映，他把同于右任谈话的精神和收集到的情况写信汇报给杜斌丞。周恩来在了解这一工作后，深表赞许。10月，他作为于右任的秘书一同撤至重庆。民国29年（1940）底返回陕西，参加统一战线和抗日民主运动。回陕后，他协同三原县城防司令姚峙岳与乡亲兴办水利，解决吃水问题。
　　民国30年（1941），杜斌丞回陕发展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员，马随即加入。民国35年（1946）到重庆参加民盟中央会议。4月，杜斌丞行动受监视，民盟西北支部的活动处于秘密状态，马先到甘肃赵寿山处，后回到三原家中，保持与杨明轩、王菊人的联系，向陕北中共中央传递情报，接待赴陕北的民政干部和进步人士。后任西北民盟总支部委员兼副秘书长，1949年5月，马参加贺龙领导的西北军政大学并任校修建委员会主任、校本部队务科科长。
　　1950年任陕西省人民政府监察委员。1953年参加西北赴朝慰问团赴朝慰问。1955年3月任西安市建筑工程局副局长。担任主要社会职务有：民盟陕西省第一、第二、第三届委员会常务委员，民盟陕西省第四届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民盟第四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政协西安市第六、第七届委员会副主席，西安市人大代表。1983年3月24日病逝于西安。
　　曹志麟
　　曹志麟（1905～1983） 陕西延川县人，上海大学社会科学系毕业。民国13年（1924）在北京加入共进社、共产党、国民党。曾任国民党十一战区长官司令部上校秘书、北京行辕民事处上校秘书。在国民党军政机关任职期间，积极从事民族抗日活动，曾在北平参加策划傅作义将军和平起义的行动。民国33年（1944）加人民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政务院秘书厅秘书，民革北京市委委员兼组织组组长，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政协北京市委员会副秘书长。1953年调陕西工作，历任民革陕西省第一、第二、第三届委员会常委兼秘书长，民革陕西省第四届委员会常委，民革第二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民革第三、第四、第五、第六届中央委员会委员。第二、第三、第四届陕西省人大代表，政协陕西省第四届委员会常务委员兼副秘书长。1983年12月病逝于西安。
　　李述礼
　　李述礼（1904～1984） 广东花县人。民国10年（1921）考入北京大学。在北大学习期间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民主运动。五卅反帝爱国运动爆发后，参与北京各界五卅惨案后援会北大分会的组织领导工作，并随同宣传队奔赴京绥铁路沿线做宣传发动工作，担任北大民众夜校教员，分工负责北京人力车夫工运工作。民国15年（1926）春，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粤汉铁路徐家棚工会秘书，湖北省鄂西区当阳、远安、石首、松滋等县县委书记，组织农民暴动。暴动失败后，于民国17年（1928）9月回北京复学。民国18年（1929）秋北京大学国文系毕业后，在北京担任中学教师和北京大学德文系助教、讲师职务。民国25年（1936）9月赴德国柏林大学留学。七七事变后，参加了德国与全欧抗日联合会的组织工作，担任《联合抗日报》编辑，并以德国抗日联合会代表身份，参加了巴黎世界和平大会。抗日战争全面展开后，于民国27年（1938）底回国，拒绝了国民政府教育部委任的浙江大学教授和黄埔第七分校教官之职，参加中苏文化协会工作，担任《中苏文化报》编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西北大学财经学院民族系教授、系主任，马列主义研究室、经济学教研室主任等职。1953年12月民进陕西地方组织成立后，先后任民进陕西省分会筹备小组副组长、民进陕西省分会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民进陕西省第一届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民进陕西省第二、第三、第四届委员会委员。政协陕西省一、第二、第三届委员会委员。1984年2月13日因病在西安逝世。
　　张锋伯
　　张锋伯（1900～1985） 原名张颖初，陕西省长安县人。学生时代就读于北京大学。肄业后，先后在陕西省立师范、省立1中、省立3中、天津南开中学等校任教。民国25年（1936）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组织并参加南开中学抗日示威大游行。民国26年（1937）“七七事变”后，随冯玉祥赴第一战区（上海战区）司令部襄佐战务。第一战区撤消后，张回到家乡陕西。民国27年（1938）初春任临潼县县长，立意把临潼建设成为一座游击县，准备在日军渡（黄）河西犯时，以游击战阻击敌军。因此他号召南开中学学生来临潼效力，共赴国难，大批南开中学学生纷纷响应，争往临潼。张充分发挥同学们的抗日热情和工作能力，在临潼县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减租反霸运动，受到临潼广大农民的拥戴。经过半年的工作，在临潼秘密组织起拥有3000条枪的农民武装。这时他却受忌于在临潼的国民党驻军，同年8月被投入监狱。后经营救被无罪释放，回到西安以著名士绅身份为掩护，继续做革命工作。民国34年（1945）加人民盟，次年2月任民盟西北总支部委员兼国内联络部部长、民盟西京市支部（1949年7月改称民盟西安市支部）主任委员，后赴延安，直接参加革命解放战争和边区的政权建设工作。1949年5月民盟西北总支部在延安成立，张任委员兼国内联络委员会副主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张任陕西省人民政府委员、陕西省人民委员会委员。在西安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第三届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西安市副市长。任西安市第三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副主席；任民盟陕西省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届委员会委员，民盟陕西省第五届委员会顾问；民盟第一、第二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民盟第三、四届中央委员会委员，民盟第五届中央委员会顾问。是第一、第二、第三届陕西省人大代表、政协西安市第五、第六届委员会副主席。1985年1月病逝于西安。
　　李瘦枝
　　李瘦枝（1902～1985） 陕西渭南人。学生时期思想进步，积极参加民主运动。民国21年（1932）从北京大学毕业后先后在陕西省立中山中学、省立兴国中学、私立华北文法学院等院校任教师、教授、校长等职。抗日战争时期，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参加“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和“西北教育界抗日救国大同盟”，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他曾冒着生命危险保释被监禁的进步学生，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撤职查办”和特务的监视、警告。解放战争时期，曾积极支持和协助把华北文法学院移交给人民政府，为革命事业做出了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西北大学校务委员、系主任、教授、西北军政委员会教育部高教处副处长、西北行政委员会教育局副局长、西安师范学院副院长、陕西省（人民委员会）高教局副局长、陕西省（人民委员会）文教厅副厅长、陕西省人民委员会委员。
　　民国38年（1949）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先后担任民盟西北总支部委员、民盟陕西省支部常务委员、民盟陕西省第二届委员会秘书长、第三届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第四届委员会主任委员、第五届委员会顾问，民盟第三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第四届中央委员会委员、第五届中央委员会顾问。政协全国第五届委员会委员、政协陕西省第四、第五届委员会副主席。197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5年2月病逝于西安。
　　任谦
　　任谦（1906～1985） 甘肃渭源县人。民国15年（1926）加入冯玉祥军队，受到革命思想影响，拥护中共抗日主张，并主动结识了爱国民主人士杜斌丞等人。民国30年至31年（1941年至1942年），参加了西北民主政团发动的甘南抗日反蒋起义。民国32年（1943）在重庆经民盟章伯钧联络，见到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聆听教诲指示，受到很大鼓舞。民国33年（1944）秋，被国民党政府委任为甘肃平凉保安副司令。周恩来得悉后，立刻指示中共甘肃工委和任谦建立工作关系。民国35年（1946）任谦接受中共中央西北局指示在其管辖区开展工作，并请前来传达中共中央西北局指示的特派员高健君将其子带往延安学习，以表其对革命的向往与忠诚。民国37年（1948）经中共甘肃省工委负责人葛曼、张可夫等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5月，因身份暴露前往延安。在延安协助杨明轩重建西北民盟总支部，任民盟西北总支工商部长。1949年随解放军进入甘肃，9月至次年1月任兰州军管会副主任，受彭德怀委派，任谦前往青海、甘肃尚未解放的地区，为争取国民党将领起义做了大量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民政部副部长、西北行政委员会委员兼民政局局长、甘肃省人民政府副省长、民盟甘肃省委副主任委员，民盟第一、第二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民盟第三届中央委员会委员。1964年，任谦受到错误处理，被撤销甘肃省副省长和在民盟担任的领导职务。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中央撤销了对其错误决定，恢复了任谦的政治名誉。随后任谦担任了甘肃省政协副主席、陕西省副省长和陕西省政协副主席，民盟陕西省第四、第五届委员会常务委员，民盟第四、第五届中央委员会委员等职。政协全国第一、第五届委员会委员，第三届陕西省人大代表，政协陕西省第一、第五届委员会委员。1985年6月19日病逝于西安。
　　赵文钦
　　赵文钦（1908～1986） 河北南宫县人。民国20年（1931）毕业于北洋大学土木工程系，民国25年（1936）赴英留学，获英国利物浦大学硕士学位，民国27年（1938）回国后，任西北工学院土木系主任兼总务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10月起，历任西北工学院副院长、西安冶金建筑学院教授、副院长、院党委委员、常务委员；1957年7月至1959年4月任陕西省科普协会第一届副主席，1959年4月至1981年11月任陕西省科学技术协会第二届副主席，1981年11月至1986年10月任陕西省科学技术协会第三届副主席；还先后担任中国土木工程学会理事、中国土木工程学会高耸结构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金属学会冶金建筑专业学会名誉副理事长等职。
　　1950年加入九三学社，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九三学社西安分社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九三学社西安分社第五届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九三学社陕西省第六届委员会顾问。是第三届陕西省人大代表，政协陕西省第一、第二届委员会委员。1986年10月去世。
　　左嘉猷
　　左嘉猷（1922～1987） 陕西渭南人。民国26年（1937）4月，在西安市二中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曾在安吴青训班学习。民国28年至31年（1939年至1942年），在西安高中和西北农学院附属职业学校参加“1940学会”、“312读书会”等青年进步组织，是抗日救亡活动的积极分子。民国34年（1945），是中共外围组织——民主青年社在西北农学院的负责人之一，并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抗日战争胜利后，积极参加了争取和平、反对内战、争取民主、反对独裁的斗争，并参与粉碎了国民党策动的反苏游行，同时担任“台岗书刊供应社”董事长，在大学和社会上秘密发行进步书刊。民国36年（1947）参与领导西北农学院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民国37年（1948）年加人中国共产党，参与了领导反对国民党强制西农迁校的斗争。民国38年（1949），参与了领导反对国民党破坏西农的护校斗争，并参与组织学生支援扶眉战役的活动，他是西北农学院进步学生和进步教师的领导者之一。
　　西安解放后，1949年8月至1954年10月，先后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办公厅和西北军政委员会办公厅秘书。1954年11月至1956年底，担任国务院秘书厅秘书。1957年2月至1958年8月，担任中共陕西省委理论教育处处长。1958年9月至1962年，担任中共陕西省委理论刊物《思想战线》编辑部主任。1962年7月至1966年8月，先后担任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部委委员、办公室主任、高教教学处处长。
　　“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了严重冲击和政治迫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恢复工作。1973年1月至1983年，先后担任陕西省教育局领导小组成员、高教组组长，陕西省教育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省教育厅顾问等职务。1980年5月任民盟第四届委员会常委、文教委员会副主任，1984年7月任民盟陕西省第五届委员会副主委兼秘书长，同时兼任盟史资料委员会主任，还是民盟第五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他还担任陕西省教育学会名誉会长、中国陶行知基金会常务理事、陕西省陶行知研究会副会长、国家教委兼职督学等职。
　　1987年10月31日，在赴韩城参加陕西省职业、成人教育工作会议途中因汽车失事，不幸殉职。
　　王芾南
　　王芾南（1905～1987） 又名王林，陕西华县人。民国14年（1925）11月在陕西省立西安第一中学时，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随即任团支部书记。民国15年10月（1926）加入中国共产党。民国16年（1927）3月30日，担任陕西省学生联合会主席。民国16年（1927）秋至民国17年（1928）夏，在华县高塘学校教书，担任中共华县县委书记，继任中共陕东特委委员，参与组织渭华起义。民国17年（1928）8月至民国20年（1931）3月间，先后担任中共渭南中心县委书记，中共陕西临时省委常委，中共渭南、西安临时常务委员兼组织部部长，中共北方局陕北特委特派员。民国20年（1931）3月，任中共京东特委书记时在河北省唐山被捕入狱，因无任何证据，于同年11月获释。民国21年（1932）4月至民国22年（1933）10月，在冯玉祥部汾阳军校任政治教官，兼军校中共党委书记，在张家口任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第二师政治处处长。民国22年（1933）10月，抗日同盟军在张家口失利，王芾南被迫流亡北平，与中共党组织失去联系。嗣后，王芾南参加了冯玉祥、吉鸿昌领导的“华北抗日反蒋”军事活动，复于民国23年（1934）5月在北平被捕。民国25年（1936）10月，经冯玉祥保释出狱，即在冯玉祥部研究室工作。民国27年（1938）初，王芾南回到西安，投身教育界。担任过西安师范学校教员、教务主任、校长，陕西省医学专科学校讲师、总务主任和陕西省师范专科学校副教授、总务主任等职务。西安临解放时，为促成西安民众自卫总队起义及和平解放西安，做了有益的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在西安市第5中学、第2中学和第20中学讲授历史，并担任过第五中学教导主任；在西安市教师进修学院讲授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1956年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历任民进陕西省第一届委员会委员，民进陕西省第四届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民进陕西省第五届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80年起任政协西安市委员会委员、常委。1987年病逝于西安。
　　傅道伸
　　傅道伸（1897～1988） 别号翰飞，湖南醴陵人。青年时期，曾人南通工学院纺织系学习进修，后赴法、英、美诸国勤工俭学。民国19年（1930）起，历任湖南省建设厅技正兼第一纺织厂工务主任、湖南第一高级工科学校纺织科教员、全国经济委员会棉业统制委员会专门委员兼华东地区纱厂调查团团长。民国24年（1935），任中央研究院棉纺织印染实验馆研究员。民国26年（1937），任中国银行上海总督管处纺织业技术专员。民国31年（1942），先后任雍兴公司总工程师、协理兼办事处主任，咸阳纺织厂厂长，西北工业学院纺织系教授等职。编写有《实用浆纱学》及《实用机织学》，在纺织工业界有广泛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西北军政委员会财经委员会委员、工业部副部长，陕西省人民委员会委员、西北人民纺织建设公司经理兼总工程师、西北纺织管理局局长、陕西省（人民委员会）纺织工业局局长、陕西省棉花公司经理、陕西省纺织国营公司顾问等职。国务院科学技术干部局授予他高级工程师职称。并担任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纺织组成员，还担任中国纺织工程学会总会副理事长、陕西省纺织工程学会理事长、西安市（中央直辖）科联第一届执行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陕西省科学技术协会第二届委员会副主席、陕西省华秦国际经济合作公司副董事长、陕西省工商业联合会顾问。
　　1950年加入中国民主建国会，历任民建第一、第二、第三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和中央咨议委员会常务委员，民建陕西省工作委员会常务委员、民建陕西省临时领导小组成员、民建陕西省第一、第二届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第三届委员会名誉副主委。是第一、第二、第三届陕西省人大代表，政协全国第三至六届委员会委员、政协陕西省第四、第五届委员会副主席。1988年12月7日病逝于西安。
　　孙尊武
　　孙尊武（1916～1988） 陕西省蓝田县人。民国23年（1934）年就读于国立上海音乐专科学校，主修钢琴与指挥。民国26年（1937）抗战爆发后，辍学返陕，先后在陕西省立1中、同州师范、兴国中学、三原女中、尊德中学等校任教。他以音乐为武器，教育学生并多次组织学生在街头演出抗日救亡歌曲。民国29年（1940）组织并指挥师生歌咏队在古城西安演出《黄河大合唱》，著名女作家谢冰心看了演出后，特意到后台和他握手，表示祝贺。他所组建的合昌团排练认真，纪律严明，排练的《满江红》等大型合唱曲目在比赛中多次获奖。每年公历除夕的学校迎元旦通宵晚会，孙尊武都要登台独唱，深受师生喜爱。
　　1949年5月西安解放后，应李敷仁之邀，在西北人民革命大学任教，负责组建西北人民革命大学文工队。1951年1月，任西安私立尊德中学教育主任、副校长。1952年10月西安市人民政府接办尊德中学并更名为西安市第3中学，孙被任命为校长。1956年被评为陕西省和西安市先进教育工作者。1960年被评为西安市碑林区先进教育工作者。1965年元旦，由他担任总指挥，西安市教育系统2000余名师生排练演出的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反响强烈，得到专家和社会一致好评。文革中，以“反动权威”的罪名遭到残酷批斗，一度被打瘫痪。在治病住院期间，他始终很乐观，对康复充满了希望。身体稍有好转又以惊人的毅力拄着拐杖，重新主持三中的工作，很快使学校各项工作走上正轨。晚年他仍拄着拐杖，忍者病痛，深入班级，了解教学情况，为教育事业竭尽全力。
　　1950年加入民盟。1980年5月当选为民盟陕西省第四届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同年5月由于在教育工作和社会活动中成绩卓著，被列入《中国名人大辞典》。1984年7月，民盟西安市委员会与民盟陕西省委员会机关分署并单设办公机构后，任民盟西安市第七届委员会主任委员，主持工作，为民盟西安市委迅速、有效地开展工作做出了积极努力。同年当选民盟陕西省第五届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文教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先后担任西安市人大代表、政协西安市委员会委员、市教育协会副会长等社会职务。1985年获得西安市第3中学名誉校长的殊荣。1988年病逝于西安。
　　吴鸿宾
　　吴鸿宾（1902～1988）回族，字彤斋，甘肃天水（今属天水市秦州区）人。他于民国12年（1923）考入北京大学法政系学习。民国14年（1925）在北大参加中国共产党，与彭真、张友渔、葛霁云、韩幽桐、伍修权等人共尊马列。同年做为“北京学联代表”，是“三一八”学生运动的策划、领导者之一。此后曾任中共北大法学院党支书记，积极从事学生运动；同时主办北大《新政治月刊》。民国17年（1928）毕业于北平大学法学院。民国18年（1929）春受组织派遣赴延安中学任教，并与高岗、谢子长等积极为开辟陕北革命根据地工作。民国19年（1930）返回北京，任中共北京西城区区委书记。旋调赴上海，在中共中央军委特科工作。民国21年（1932）受中共陕西省委派遣，赴兰州组建中共甘宁青特委并任书记。民国22年（1933）陕、甘地下组织受到敌人的严重破坏，他由黄河水道去宁夏；与宁夏地下党员梁大钧等人继续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由于国民党的压迫，民国23年（1934）潜往汉中，与张德生、孙作宾、汪峰等人在陕南开展游击活动。民国25年（1936）12月西安事变时，担任杨虎城将军秘书，为抗日民族统一呼吁奔走。西安事变后，接受周恩来指示，促成周恩来和马麟的会见，为营救西路红军打开了通道。并奉周命即去西宁会见马步芳，为营救西路红军做出了贡献。这段历史曾拍成电影《红流》。民国26年（1937），他协助谢觉哉组建八路军驻兰办事处，并和孙作宾一道筹建中共甘肃工委。民国33年（1944）10月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受民盟西北总支部筹备委员会委派担任驻甘肃民盟特派员，次年担任民盟甘肃省支部委员会主任委员，是甘肃民盟组织的创始人。民国38年（1949）5月，他作为少数民族代表赴京参加“新政协会议”筹备工作。同年9月在政协全国第一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被选为委员、常务委员。1949年10月1日，出席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在开国大典上，他代表西北区回民，向毛泽东敬献了绣有“中国人民大救星”的锦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担任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委员，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甘肃行署第二副主任，兰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副主任，中共兰州市委常委、首任兰州市市长，甘肃中苏友好协会主任、第五届甘肃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政协甘肃省第一至第五届委员会副主席，第一、第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全国第一至第六届委员会常务委员。历任民盟西北总支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民盟第三、四届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民盟甘肃省委员会主任委员。1953年，他随贺龙赴朝鲜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任第二分团团长。1955年，他随陈毅赴西藏慰问，任中央慰问团副总团长兼第三分团长，出席了“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大会。1957年，他率领中国伊斯兰代表团赴麦加朝觐，并访问了新独立的埃及共和国，随后又访问了巴基斯坦、斯里兰卡等国。曾参加周恩来总理率领的中国代表团，做为分团长或成员出席了在印度新德里召开的亚太国家会议、印尼的“万隆会议”。1988年2月在兰州逝世。
　　何纫秋
　　何纫秋（1904～1989） 女，河北人。民国15年（1926）由陕西省西安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毕业。一直从事小教工作，先后在西安市天楼阁小学、渭南县孝义镇小学、陕西省西安师范附属小学当教师。1966年退休。
　　1953年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是民进陕西省分会筹备小组成员之一，为建立民进陕西省地方组织积极努力工作。曾任民进陕西省第一届委员会候补委员，民进陕西省第三、第四届委员会委员，民进陕西省第五、第六届委员会顾问。政协陕西省第五届委员会委员。1989年4月病逝于西安。
　　叶瑞禾
　　叶瑞禾（1903～1989） 陕西榆林人。学生时代即接受进步思想，参加共进社组织的反帝爱国活动。民国22年（1933）毕业于山东齐鲁大学医学院并获得博士学位，曾先后担任山西省汾阳医院医师、陕西省榆林卫生院院长、西安广仁医院妇产科主任兼西北医学院教授。抗日战争时期积极从事民族救亡运动和民主革命活动，民国34年（1945）5月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50年3月加人中国共产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西安市人民政府委员，西安市（中央直辖）卫生局局长，西安市（中央直辖）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西安第四人民医院院长，西安第二医学院院长，西安医学院副院长，西安市科协副主席、主席、名誉主席，陕西省（人民委员会）卫生厅副厅长，西安医学院附属二院妇产科主任、省卫生局顾问，陕西省医学会名誉主席，陕西省科协常务委员。叶瑞禾从事医务工作50多年，精通妇产科理论，具有极其丰富的临床经验和高超的专业技术，成功完成的高难手术无以计数，解决了妇产科学方面许多重大的疑难病症。在进行医疗、科研工作的同时，还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医学人才，为医疗健康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他医德高尚，关心患者疾苦，86岁高龄还亲临手术第一线，在医疗卫生界、科学技术界和广大人民群众中有崇高声望。
　　1979年7月因工作需要加入中国农工民主党，历任农工党西安市第三届委员会主任委员，农工党陕西省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农工党陕西省第一届委员会主任委员，农工党第八、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咨监委员会委员，政协陕西省第四、第五、第六届委员会常务委员，政协西安市第一届委员会副主席，陕西省第一、第二、第三届人大代表。1989年10月24日病逝于西安。
　　张光远
　　张光远（1902～1989） 陕西米脂人。民国11年（1922）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毕业后先后在陕西榆林中学、黑龙江第1中学、山西太原进山中学、河北保定第6中学、绥德第一师范等校任教。
　　民国15年（1926）加入中国共产党，民国24年（1935）与组织失去联系。民国34年（1945）加人民盟，任民盟西北总支部青年委员会委员。民国36年（1947）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任西安师范学校校长、陕西省文教厅研究室主任、陕西省文教委员会干部教育处处长。历任民盟西北总支部临时工作委员会委员，西北总支部委员兼组织委员会副主任，民盟陕西省第一届委员会常务委员兼副秘书长，民盟陕西省第四届委员会副主委，民盟陕西省第五、第六届委员会顾问等职。政协陕西省第二、第三届委员会委员，政协陕西省第四、第五届委员会常务委员。1989年病逝于西安。
　　华起
　　华起（1909～1989） 山东益都（今青州）人。大学毕业后曾在西北公路部门任工程师、工程处科长、副处长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西北军政委员会交通部主任工程师、工程总队副总队长、褒城工程处代处长、咸（阳）宋（家川）公路工程局副局长、青藏公路工程局副局长、陕西省交通厅副总工程师、甘肃省交通厅副总工程师、交通部第二公路工程局副总工程师（工程技术三级）。
　　1957年4月加入中国农工民主党，1957年参与农工党陕西省级组织筹备工作。历任农工党陕西省筹委会委员、农工党西安市第一、第三届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农工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是政协陕西省第一、第四届委员，第八、第九届西安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政协西安市第三届委员会常务委员。
　　万建中
　　万建中（1917～1991） 湖北大冶市人。民国29年（1940）毕业于西北农学院农业经济专业，并留校任教。民国34年（1945）8月至1950年1月留学美国，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研究院获博士学位。
　　1950年3月冲破阻力返回新中国，先后担任西北农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农经系主任、教务长、图书馆馆长、副院长、院长、学术委员会和学位委员会主任，陕西武功农业科研中心协调委员会主任、中国农业经济学会副理事长、陕西省农经学会副理事长等职。
　　在西农任教期间，先后主讲农村调查、农产品贸易、社会主义农业企业管理学、农业自然资源经济学、农村发展经济学等课程，是我国农经学科有影响的专家之一，两次受中央有关部委委托，主持召开全国农业经济教学研讨会。他重视西北地区农村经济发展和黄土高原农业资源的开发利用，多次深入西北广大农村地区深入调研，提出将西北地区化分为“西宁一兰州一银川黄河上游经济开发区”等13个经济区划的设想，受到中央有关部门重视和肯定。他撰写的论文《中国干旱半干旱地区农业研究》、《中国雨养农业研究》在国际学术讨论会议上交流，受到国内外专家好评。他主持合作的课题《西北地区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布局》获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1990年优秀成果奖。担任西北农学院领导期间，主持制定了学校发展规划和教学改革方案。创建了干旱半干旱地区农业研究中心和一批校外试验推广基地。为提高学院教学、科研水平和晋升为全国重点农业院校奠定了坚实基础。
　　1952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历任民盟陕西省第二、第三届委员会委员，民盟陕西省第四届委员会常务委员，民盟陕西省第五届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197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中共西北农学院党委常委。是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七届陕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1991年6月病逝于西安。
　　武伯纶
　　武伯纶（1902～1991） 祖籍山东省益都县，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九月十四日生于陕西省临潼县关山乡武屯村（今西安市阎良区武屯镇）。少年时期在本村和三原县福音村崇美中学上学。民国10年（1921）赴北京求学。在此期间，与在京陕籍学生筹办了旨在“提倡桑梓文化，改造陕西社会”的《共进》半月刊。民国13年（1924），进入北京汇文学校进修文科，并主编《汇文学艺》刊物。民国15年（1926）毕业后先后在渭南、宝鸡、三原、西安等地从事教育工作，宣传民主革命和爱国思想。西安事变后，他参加了杨明轩领导的“西北教育界抗日救国大同盟”并负责宣传工作。在此期间，他积极帮助李敷仁办《老百姓》报，反映民众心声；热情支持学生的爱国行动，将自己撰写的《中华民族抗敌史》一书所得稿费全部捐给西安学生联合会进行抗日救国的宣传活动。民国27年（1938）加入中国共产党。民国31年（1942），他参加了以杜斌丞为组长的中国民主革命同盟陕西小组，与杜斌丞、杨明轩、王菊人、李敷仁等同志一起秘密进行民盟陕西组织的创建工作。民国34年（1945）2月，民盟西北总支部在西安秘密成立，被推选为组织部副部长。同年4月与李敷仁、王维祺、张光远、郑竹逸五位中共地下党员一道发起建立了“西北民主青年社”（后为民盟西北总支部青年委员会），领导和支持进步的青年学生开展抵制“反苏游行”、成立学生自治会等多项斗争。在此期间，还经常为盟组织和盟员所办的刊物撰写稿件，抨击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宣传民主思想。民国35年（1946）年2月民盟西北总支部对外公开了组织，其领导人成为当局的迫害对象。民国36年（1947）年3月20日国民党特务逮捕了杜斌丞、王菊人等负责人后，又于同年5月以“民盟嫌疑”、“鼓动学潮”等罪名逮捕了武伯纶。在狱中他没有暴露身份，辗转与地下党负责人和盟的负责人取得联系，通知已被国民党特务注意、准备加害的张锋伯等盟员潜往陕北。同年12月获释。撰写《中华民族抗敌史》、《明代贪官污吏事迹考》等专著及《中国农民骚动史》、《南宋的抗金活动》、《朱明政府的特务统治》、《继承五四青年的优良传统》等90余篇论文。
　　1949年5月西安解放后，出任西安市教育局副局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任西北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兼图书馆馆长、西北教育部编审室主任、陕西省（人民委员会）文化局副局长、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陕西省文化事业局副局长、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所长、陕西省博物馆馆长、名誉馆长等职。主要著作有《西安历史述略》、《西安史话》、《漫谈丝绸之路》等，还发表了《唐长安郊区的研究》、《唐长安城的东南隅》、《杜甫与长安》等30余篇论文，其中《西安历史述略》一书获得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的科研荣誉奖。
　　历任民盟西北总支部临时工作委员会委员、西北总支部委员、陕西省支部委员、陕西省第二、第三届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临时领导小组成员、陕西省第四、第五届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第六届委员会顾问，民盟第三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第四届中央委员会委员、第五届中央委员会顾问，民盟第一、第二届中央参议委员会委员。是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一至六届陕西省人大代表。1991年病逝于西安。
　　王友直
　　王友直（1902～1992） 陕西韩城市人。民国13年（1924）在上海大学学习时加入共进社、共产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国民党。次年“五卅”运动期间，参加过上海工人运动和由上海总工会组织的几次罢工斗争。民国15年（1926）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民国17年（1928）毕业后担任苏联远东边疆苏维埃政府少数民族部副主任兼伯力市苏维埃政府少数民族部主任。民国20年（1931）回国后任中共江苏省委上海浦东区委组织、宣传部长。民国22年（1933）被捕，次年出狱后脱党。民国24年（1935）任国民党中央陆军学校政训研究班政治总教官。民国26年（1937）抗战爆发后回到陕西，任西安行营秘书兼陕西省各界抗敌后援会常务委员兼主任秘书、第十战区陕西省抗敌动员委员会秘书处长，民国29年（1940）调军事委员会天水行营政治部任少将组长。民国33年（1944）任陕西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民国36年（1947）任西安市市长。次年9月兼任西安民众自卫总队总队长。1949年5月起在四川为中共从事对国民党军队的策反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战争罪犯”被关押，1960年特赦后在陕西省政协长期从事文史资料编写工作。历任政协陕西省第五、第六、第七届委员会常委，民革陕西省委顾问，民革中央团结委员会委员、顾问、监察委员会委员。1992年3月9日在西安逝世。
　　侯宗濂
　　侯宗濂（1900～1992） 字希颐。辽宁海城县人。民国3年（1914）考入南满医学堂，民国9年（1920）以名列榜首的成绩毕业留校任教，并在著名生理学家久野教授的指导下从事生理研究工作。民国11年（1922）赴日本京都大学进修肌肉神经普通生理学及生物物理化学，民国15年（1926）4月获日本医学博士学位，后又升为副教授。同时，他作为中国生理学术界代表出席了世界热带医学会并宣读论文。
　　侯宗濂虽在日本获得博士学位，受到了日本人的器重，但他牢记自己是炎黄子孙，不忍祖国山河惨遭蹂躏。民国17年（1928）济南惨案后，他和几位中国学生愤愤不满，表示抗议，日本报纸在第1版第1条大字刊登了他反满抗日的消息。民国19年（1930）至民国20年（1931），他先后赴奥地利因斯布鲁克大学和德国莱比锡大学留学，并被奥国因斯布鲁克大学聘为客座教授。留学期间，在自己研究的论文中，对当时已被世界生理学界公认、由法国科学院院士拉皮克（Lapicque）提出的“时值”理论，提出了质疑，并首先提出要找到一个新的确实反映兴奋性的指标来取代拉氏“时值”。论文在德国《生理学杂志》上发表后，引起了国际生理学界的关注。
　　民国20年（1931）9月初回国。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后，他毅然离开奉天（沈阳），来到北平（今北京），任北平大学医学院生理学主任、教授，在该校首次系统开设了生理实习课，首次开展了生理学科研。民国24年（1935），由中国生理学会推荐，他出席了在莫斯科召开的第15届国际生理学大会，发表了他对“费氏（Fick）间隙”的研究论文，受到与会专家重视。民国26年（1937）7月应聘赴闽，创建了福建医学院，任院长兼任生理学主任、教授，并兼任福建研究院院长。民国33年（1944）出任西北医学院院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为西北医学院（后改为西安医学院、西安医科大学）院长，1956年被国务院评为一级教授。1955年提出了“标准时值”概念，1959年又提出了“标准电量”新概念，创立了能准确反映兴奋性的指标，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兴奋发展过程阶段论”，解决了国际上许多学者长期探讨未能解决的问题，被生理学界奉为经典。20世纪60年代中期，侯宗濂又开始了针麻原理的研究，开辟了“针感生理学”这一新学科的研究领域。先后在国内外刊物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并主编《医学百科全书生理学》分卷。侯是我国著名的生理学家、医学教育家，曾多次受到全国科学大会、卫生部和省政府的奖励，受到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1951年4月任西安市（中央直辖）科联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57年7月任陕西省科普协会第一届委员会主席，1958年10月任陕西省科学技术协会筹备委员会副主任，1959年4月任陕西省科协第一届委员会副主席，1978年6月任陕西省科学技术协代主席，1981年11月任陕西省科协第二届委员会主席，1986年10月任陕西省科协第三届委员会协名誉主席。
　　1951年加入九三学社，任九三学社西安分社筹备处、西安分社筹备委员会召集人。1953年九三学社西安分社成立后，历任西安分社第一至第五届委员会主任委员，九三学社陕西省第六届委员会主任委员、第七届委员会名誉主委，九三学社第三届中央委员会委员、第四至第七届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第八届参议委员会副主任。是第三、第五、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全国第二、第三届委员会委员，第一、第二、第三、第五、第六届陕西省人大代表，第五、第六届陕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第七届陕西省人大代表，政协陕西省第二至第四届委员会副主席。198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他多年来的夙愿。1992年3月17日病逝于西安。
　　谈维煦
　　谈维煦（1911～1992） 江苏武进人。民国17年（1928）从江苏吴县桃坞中学肄业后，在吴县和南京等地先后任中小学教职员、农民教育馆员、助理会计等职。民国26年（1937）至民国31年（1942），先后任国民党南京政府内政部办事员、湖南禁烟委员会督察员、湖南省民政厅视察员。在此期间，入国民党中央政治大学高等科学习，毕业后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秘书。民国35年（1946）任国民党西北行辕迪化（今乌鲁木齐）办公厅主任秘书、少将参议。民国37年（1948）任新疆日报社社长。
　　1949年9月在新疆参加起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担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副秘书长，1955年1月任陕西省（人民委员会）工业厅副厅长，1958年8月任陕西省（人民委员会）化工局局长，1959年2月任陕西省（人民委员会）第一轻工业局局长，1982年6月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1951年加入民革。历任民革陕西省分部筹委会委员，民革西北工作指导委员会委员，民革陕西省第一、第二、第三届委员会常务委员，民革陕西省第四、第五、第六届委员会主任委员，民革第五、第六届中央委员会委员，民革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主席。“文化大革命”中遭受了冲击，但他对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信念始终如一，坚定不移。1980年以后，他先后担任陕西省副省长、第六届陕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政协陕西省第五届委员会主席，政协全国第六届委员会委员、第七届委员会常委等。他不顾年高体弱，以高度的革命事业心和责任感，努力工作。尤其是担任省政协主席期间，为加强人民政协建设，发挥政协政治协商、民主监督的职能作用做了大量工作，受到了广大政协委员和各界人士的尊敬。1992年2月，经中共陕西省委批准，谈加入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他多年的夙愿。1992年6月9日病逝于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