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医院是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下的一所医院，位于延安城北5公里处的李家瓜。1939年7月，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富春将筹办医院的任务交给何穆，并配备了一个助手陈洛怡（后任总务科长），组织上拨给3000元为开办费。经过几个月努力，医院于10月开始接收病员，11月7日举行揭幕典礼，张鼎丞、高自立分别代表中央和边区政府，主管医院的组织部领导人陈云及李富春等都先后讲了话。首任院长由中央卫生处长傅连暲兼任，石昌杰任副院长，魏一斋任医务主任。院内设妇产科与内、外科，金茂岳为产科主任，毕道文为内科主任，魏一斋兼外科主任，邵达（大达）为内科医师，刘允中为外科医师。当时划为几个病室，产科为该院中主要部分，除设病室外，还附有婴儿室、接产室；内科有5个病室，外科有7个病室及手术室。此外，还有4个隔离室。医院开办后能收容30～40名病人,1941年可收容80人,1942年初发展到110人,1943年达180个床位(附有20个婴儿床除外),已成为规模较大、设备较好的一所医院。
    中央医院开办后,由于傅连暲忙于处理工作不再兼任院长,第二年则由刚从大后方回延安的何穆任院长(1939年9月下旬何因事去重庆),石昌杰仍任副院长,孙力余任党总支书记,院内各科室逐渐健全。到创办两周年时,共治愈出院病人1934人,病死率为2%,接生婴儿500余个,手术600余人次,开展化验工作9类(仅1941年),计1700余次。从1941年后半年起,因毕道文调离医院,何穆兼任内科及肺科主任,医疗工作繁忙,院务工作由石昌杰副院长代理,孙力余继续任党总支书记。此时,侯健存任儿科主任,金茂岳任妇产科主任,李志中任传染科兼化验室主任及医训班主任,1942年5月苏联医生阿洛夫来延安后任外科主治医生。创办3周年时,据统计治愈病人2257人,经常收容的病员在170人左右,院内设备齐全,内、外、妇产、小儿、肺科、传染科、化验室、婴儿房都较以前健全,新添了X光等医疗器械。有20多位医生和100多位护士,并响亮地提出了“掌握技术、提高技术”的战斗口号,作为医护人员努力的目标。
    从1942年10月到1943年9月,医院经过了整风学习,参加了大生产运动,把整个工作向前推进了一步。在拥政爱民运动中,该院还收治了各个系统的病人及140名老百姓。中直军直病人占50%,边区政府系统(延长、富县、子长、绥德等外县来治病的20多人)占36%,留守兵团占7%,老百姓占6%。这说明医院在照顾中直军直病人的同时,还对政、军、民各界义不容辞地担负起部分治疗工作。
    自1943年1月起,中央卫生处对该院加强统一领导,傅连暲处长又兼任院长。这时更明确了医务战线上应贯彻中央政策,加强生产和教育两大任务。指出了边区医药卫生工作的中心任务是预防和治疗。在预防方面,中央医院在搞好本院工作的条件下,亦多次组织医疗队下乡防病。当延安市发生伤寒时,医院派沈元晖、李新分赴党校、延大报告防疫问题;李志中亲自带医疗队去裴庄及周围各村调查防治。在治疗方面,为了作到早期治疗,医院增加床位多收病人。如1943年出院人数1904人(产妇除外),较1942年出院人数1 606人(产妇除外)增加了近300人。在病人方面,因伙食营养的改善,特别是药物供给较前充足,从而有助于早期恢复健康,并减低了病死率。例如中央医院的伤寒病死率,1943年为3.9%(1941年为10.7%,1942年为7%),肺炎的病死率也只有8%,成人及老年人大叶性肺炎死亡率仅占3.7%,都比一般所见的20%以上的病死率低得多。近500名产妇则全无死亡,都较当时一般报告的数字为低。
    1941年后,中央医院设立护理部,主任沈元晖、副主任郁彬,下设接诊室、病历统计保管室、供应室和流质房等,成为延安各级医院中科室基本配套、设备较为齐全的医疗中心之一。医院始终坚持了为群众服务的方向,而且逐年增多老百姓病人。过去经常收容群众病人20余人,后来则增至50余人。中央门诊部经常为老百姓治病,随到随治,手续简单,深受群众欢迎。1944年,中央门诊部诊治的群众病人达1/3以上。
    从1939年建院至1943年,中央医院共开办4期护士训练班,培养出105位护士;1941年还曾试办过医生训练班,由于院内一度缺乏基础设施,不久将学员转入医大培养;而从1939年到1945年,为各抗日根据地代培了115名进修和实习医生,代培检验员23人,药剂员25人。中央医院当时颇有影响,被称为抵抗病魔的坚强堡垒,成为培训医护人员的重要基地。这里有一批技术优良的医护骨干,主任一级的医护人员全部在正式医学院校毕业,还有一批埋头苦干的护士。1942年护士节受到表扬的模范护士有:杨先彬、景嘉奎、沈元晖、季明、黎平、李仰密、张高霞、邹贞坚、毕波、乐峰、王心、李树坚、乔路、刘震、党秀玉、顾杰群等17人。
    医院内部经常进行医术交流,确立正规的业务学习计划,每周六上午举行临床实习,由各科主任医师轮流担任,事先选定典型病人,通告各医生、实习医生、护士长等,将病历、症状加以研究,在实习时由主任医师讲解,每两周还举行一次医学讨论会,搞得生动活泼。例如:中央医院曾接收治疗过一位属生殖系统发育异常,输精管输卵管皆有的男病人胡守洞(米脂人),长有子宫,经妇产科主任金茂岳开刀割出子宫后治愈。进行学术交流时,究其原因,根据医学原理,确认其纯为生理上的变异所致。这一病例的治愈,不仅轰动边区,而且在全国来说也是少见的病例。
    在1940年至1941年,该院收容的565名产妇中,死亡2人,产妇死亡率为0.36%,而在1942年及1943年出院的893名产妇中,则无一死亡。而当时的中国一般产妇死亡率每年高达15‰,北平协稆医院住院产妇的死亡率(1937年统计)也在3%以上。在经济及技术都比较落后的边区,虽受到种种封锁,但在近1000名产妇中却无一死亡,这既充分反映出边区政府对孕产妇的各种保健设施的成绩,也充分说明了中央医院妇产科技术的进步。
    中央医院在边区经济困难条件下,在党和政府提倡发明、鼓励创造方针的指导下,广大医务人员发挥了创造积极性。医院化验室制造成了“康氏反应抗原”,药房制造了盐酸吗啡注射剂和滑石粉。在苏联医生阿洛夫到延安后,利用香蒲(俗名蒲莘)制成了药棉,质量较高,吸水性强,效果好,又节省了材料。
    1945年10月,魏一斋任院长,白耀明任副院长,刘维任总支书记。解放战争爆发后,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改名为第二后方医院,后为第二野战医院,中央医院改名为第一后方医院,以国际和平总院名义继续加强对外联络。1946年12月2日,公谊救护医疗队来到延安参加医院工作,由国际友人任桐年任队长,余金龙任副队长,成员有新西兰外科医生休斯、加拿大化验技师戴粲恪、英籍X光技师许岩礼,护士甘贞安。他们带来7吨救济药品及外科器材,为医院增添了新的技术力量。
    1947年春,为适应解放战争的需要,将中央医院(即国际和平医院第一部)改为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卫生部第一后方医院。李炳之任院长兼政委,袁开伦为副政委,周泽昭任医务主任兼外科主任,潘念慈任院部办公室主任,马相任总支书记,赵炎和孙大庆负责总务工作。此时,医院的任务是收治重伤病员和团以上干部的伤病员。为收治伤病员方便,为有利于为战争服务,将医院分成4个所:第一所所长陈岘,教导员王作元,主治医生张羽,王文修;第二所所长赵炎,副所长江治平,教导员李明准,主治医生李冰(公谊救护队全体在所内工作,随军转战);第三所所长李韩,协理员陈建明,主治医生吴埃;第四所副所长刘长山、协理员马相,主治军医范四水。各所除配备有医生、护士、卫生员外,都配有药房、化验室以及注射剂麻药等。院部设有总药房,金伟任主任,全院的医疗器材、药品皆集中在此,供给各所药房药品器材。
    第一后方医院组建后,当时仅有300多工作人员,于1947年3月17日撤离延安,随野战军转战陕北,1949年3月,全院发展到800余人。3年中,医院四个所共收治伤病员1万多名(其中公谊救护队所在的二所治愈3000多名伤病员),医院为解放战争做出了重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