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欧洲
（一）
蒙元时期，由于蒙古统治者不断西征，在中亚、西亚地区建立了包括金帐、伊利、窝阔台和察合台在内的“四大汗国”，形成了以和林（今蒙古国乌兰巴托西南，鄂尔浑河上游西岸）为中心，跨越欧亚两洲的大蒙古国。元世祖忽必烈在上都（原开平府，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所在地东约四十里的闪电河北岸）即位后，把首都迁到大都（今北京），大都成了当时的政治、经济中心。这时，中国到达欧洲各国的陆路交通（经由中亚波斯等地）已经畅通无阻，其时沿途有完备的快马驿站，只要持有大汗颁发的金牌，就可不受国际关卡的限制，享受各种交通上的便利条件。于是，中国同欧洲各国的科技、文化交流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元朝王礼在他的《麟原集》的《义塚记》中写道：“四海为家”，“无此疆彼界”，就是这一空前繁荣景象的最好见证。
当时，由欧洲到中国大都取道地中海东岸。这主要有两条道路可走：一条是由塞得港向伊斯梅利亚前行，一直进入红海，到亚丁后，渡海经印度进入中国东南部。另一条道路是从地中海东端上岸，经阿勒颇到巴格达。然后向南，出波斯经印度来到中国；或者往东，经中亚土库曼的马里来中国。因此，地中海东部成了前来中国的主要出发地。意大利处于地中海的要冲，在对东方贸易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当时，地中海地区的局势是，“十字军”第四次东征以后，威尼斯城邦控制了地中海东部的贸易和交通。威尼斯城邦的势力范围和蒙古统治者的势力范围相互连接起来了。这种局势有利于威尼斯商人东行来到中国。马可·波罗（1254 - 1324）出生于威尼斯商人世家，受时代的影响和家庭父辈的熏陶，来到中国远游。
早在1260年，马可·波罗的父亲尼古拉·波罗和叔父马菲波罗，曾到金帐汗国首都撒莱经商，受到别儿哥汗的礼遇。后来，遇到了伊利汗国的旭烈兀派遣出使元朝的使臣，相处多日，很是融洽。使者便邀请他们同行，来到中国。元世祖忽必烈询问了波罗兄弟许多事情，诸如西方各国和罗马教廷的情况，他们是怎样治国和打仗的，以及宗教信仰方面的问题。波罗兄弟一一作答。元世祖十分满意，就决定派遣使臣柯嘉达出使罗马教廷，并聘请波罗兄弟二人为副使，一同前往。元世祖令人用蒙古文给罗马教皇写了国书，要求教皇派一百个精通修辞学、逻辑学、语法学、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和音乐等七种技艺的人来中国，并嘱咐三位使者到耶稣墓前去取长明灯中的圣油。据说，有了圣油可以得福，并可用做药物。
这个使团出发不久，使臣柯嘉达身染重病，不能前行。波罗兄弟让他留下养病，继续前行。1269年教皇逝世。正在阿克城（在亚洲西部，为巴勒斯坦北部的沿海城市）的教皇专使维斯康梯告诉他们，必须等待新教皇选出，才能履行使命。两年后，波罗兄弟觉得旷日持久，需要回去复命。马可·波罗也十分向往中国，遂一同前往。他们先到维斯康梯处取了证书，又到耶路撒冷索取圣油，行至剌牙思城，得知教皇专使已被选为教皇，改为格里戈利十世。不多时，新教皇派人请他们回去商议，议定由牧师威廉和尼古拉斯两人随同他们去见元世祖。由于沿途战乱不平，两位牧师遂将一切证书、公文、礼品交给波罗父子，原道返回。
经过了长达三年半的艰苦跋涉，波罗家族一行越过伊朗高原，翻过帕米尔，取道新疆、甘肃，于1275年到达上都，受到元世祖的欢迎。马可·波罗很快熟悉了元朝的朝廷礼仪，努力学习蒙古语、波斯语、阿拉伯语、突厥语等。他曾奉命作为钦差大臣，到过山西、陕西、四川、云南、山东、江苏、浙江、福建等地巡视。
现将马可·波罗对西安的记述摘录如下：“我们到京兆府大城（今西安）。这城实在是大而好看，是京兆府国的都城。这国古代是大国，富厚强盛，有许多贤圣的君主治理人民，但现在这地君主名忙哥刺（ mangalai），是大可汗之子。他父亲把这国封给他，命他做这国的王，城里工商业皆甚兴旺，出产丝极多，各种金丝布皆在那里制造的。军队用的各种器具也皆在此制造的。各种养生的必需品皆很丰富，并且价钱很廉，城在西面，人民皆拜偶像，但也有少许突厥人奉景教的，和若干回回教徒。城外有忙哥刺王的宫，宫很华丽，我就要告诉你们了。宫在一个大平原上，到处有川河湖沼源泉。宫的前面有一很厚很高的墙，周围五迈耳。建筑极佳，并设的铳眼，墙里有许多野兽飞禽。墙围之中央即王宫，宫很大并很华丽，比这再好的是没有了。宫里有许多伟壮的殿，同美丽的房屋，到处皆油漆绘画，用金叶、蔚蓝和无数的大理石来装饰。忙哥刺治国贤明，公平无私，人民很爱戴他。宫的四周有兵驻防，野禽野兽，给他们许多娱乐。”①
马可·波罗一行在西安旅游后，又西行并南越秦岭到汉中，在《马可·波罗游记》一书中，对所到各地的风土人情均有所述。
此后，马可·波罗一行由汉中西行，走了二十天左右，经过崇山峻岭，方到达四川省成都府。然后又到达吐蕃省，建都省（建昌），哈喇章大省（云南），哈喇章（马蛮），柴尔丹旦大省（金凿部）、缅城（缅甸）、榜葛刺大省、交趾国大省（今越南）、安宁省、香刺蛮省等地，最后由云南经今日昭通到四川宜宾（叙州）。
在中国住过十七年之久的马可·波罗一行，久游思乡。恰巧波斯汗阿鲁浑派使臣进谒忽必烈，告以妃子死去，请求赐婚。忽必烈命以阔阔真公主下嫁阿鲁浑汗。马可·波罗奉使陪送公主去波斯，从泉州出发经陆上道路，于1294或1295年左右回到威尼斯故乡。
同为意大利人的鄂多力克（odoric，1286—1331），为福柳利州（Friuli）颇代侬城（Pordenone）人，也于至元年间访华。他由君士坦丁堡出发，先抵脱莱必松德（Trebizond）、爱才罗姆（Erzerum）、塔伯利资（Tabriz）、孙丹尼牙（Soltania）、柯伤（Kashan）、八吉打（Bagdad）、忽里模子（Hormuz），更由此乘船泛洋，到达印度西岸塔纳港（Tana）、至俱蓝（Kulam）、锡兰岛及圣多默墓地。由是而再东，至苏门答腊、爪哇、婆罗州、古婆。终乃于广州登陆，再至泉州。由泉州至福州，由福州经仙霞岭、下钱塘江至杭州，金陵，再渡长江，由扬州沿运河北上而达汗八里（即北京）。在汗八里居住三年之久，这时约翰·孟德高维奴尚生存，时年八十岁左右。鄂多力克离开北京西行，经天德军（河套）、陕西、甘肃而至西藏拉萨。过拉萨以西，鄂多力克可能经阿富汗迦布罗城（Kabul），呼罗珊（Khorossan）、里海南岸，再抵塔伯利资城，由旧路返回威尼斯市。
此外，明世宗时，马可·波罗的同乡地理学家赖麦锡（（Ramusio）所撰《游记丛书》也收录了波斯商人哈智·摩哈美德的东行回忆，提及明代陕西肃州、甘州对外口岸情形。
（二）
明清之际，中西方交通的通道已以海路航行为主，陕西僻处祖国的西北边陲，失去了交通孔道的重要位置，所以对欧洲各国的陆上交往急剧减少。随着16世纪后叶以降耶稣会传教士纷纷来华，特别是一些有文化眼光的陕西人士的大力引进，来自欧洲大陆的传教士们遂与陕西联系日渐紧密起来。
原来明熹宗天启五年（ 1625），陕西省长安县农民（一说周至县）在耕地中除草，发现一通石碑，这就是唐德宗建中二年所刻立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其时，在华耶稣会传教士及中国籍教徒李之藻等人，皆谓有唐之世，基督教已流行中国。这年应陕西泾阳籍学人王征邀请，来陕主持教会活动的金尼阁成为看见该碑的第一位欧洲人，他所翻译的拉丁文碑记，是欧洲国家最早的译本。
在《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出土前，来华传教士在陕活动的人数既少，为时且短；出土后，对陕西对外文化交流产生了直接的推动和影响。正如历史学家陈垣所说：“陕西自昔为国都，西域人至者多取道敦煌，以至于陕，其为中西文明之枢纽，宜也。明季西域梗塞，西士至者多由海道至东南，与陕宜风马牛不相及。然以景教碑出土之故，西士至陕访碑者踵相接，秦晋教务，遂与东南俱。”（见陈垣著：《泾阳王征传》）
崇祯元年（1628），传教士鲁德昭受命到西安建立教堂，因得详查《景教碑》的来历。鲁德昭对碑文中汉字尚能懂得，但对外国文字就不能断定。后来，询问驻印度阁兰葛札教士肥南代斯，才知道这就是叙利亚文字。后来，陆续来陕的传教士有：
汤若望（1592—1666），字道未，一作道味，德国人。他于1618年受耶稣会委派来华传教，次年七月抵达澳门。1622年夏进入广东，次年初到达北京，先后两次向户部尚书张问达（陕西泾阳县人）提供月蚀预测报告，受到赏识。天启七年（1627）夏秋之际，被派赴西安管理教务。到崇祯三年（1630）受徐光启推荐赴北京修治历法为止，在西安通过王征和张问达之子张钟芳的关系，建立了包括西安市糖坊街天主教堂在内的两座教堂，奉教人员大为增加。后来赴北京修订历法时，又与徐光启、罗雅谷等合撰《西洋历法新书》三十六卷。同时兼制象限仪、纪限仪、平悬浑仪、交食仪、列宿经纬天球、万国经纬地球仪、平面日晷、转盘星球、候时钟、望远镜等。
杜奥定（1598—1659），字公开，意大利人。明崇祯四年（1631）至华。传教陕西，后往福建。其墓地在福州府海滨。著有《渡海苦迹记》。此书由法国传教士方德望（1598—1659）口译，王征笔录，成为中西交通史上重要的文献之一。其中第一次介绍了地处大西洋与印度洋要冲的非洲国家莫桑比克的风土人情。现藏巴黎国家图书馆。方德望于崇祯三年（1630）来华，在陕西传教，足迹几遍陕南，被称为“方土地”，顺治十六年（1659）于南郑逝世。
南怀仁（1623—1688），字敦伯，一字勋卿，比利时人。顺治十六年（1659）至中国传教，先是传教陕西，次年被召入京，纂修历法，由监副升任监正，加太常寺卿。后又加通政使司通政使，加一级。著有《仪象老》十四卷，《仪象图》二卷、《测验纪略》一卷，《验气说》、《坤舆图说》二卷，《熙朝定案》二卷，《妄推吉凶之辨》一卷，《善恶报略说》、《坤舆全图》、《道学家传》一卷等。
金尼阁（1577—？），字四表，法国人。万历四十八年（1620）初来华，先居金陵，曾应王征邀请来陕传教，著有《中国传教史》、《宗教祷文》、《西儒耳目资》、《况义》（指伊索寓言）等。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文播欧洲后，有不少人士如雷麦萨、克拉勃罗德、鲍梯等皆承认其为真确。各国翻译碑文的风气纷纷而起。崇祯元年（ 1628）有法文翻译，四年（1631）有意大利文全译，十一年（1638）鲁德昭将全文译成葡萄牙文、附加了注释。不久，崇拜天主教诸国，也颇多研究。清顺治十二年（1655），鲁德昭有英文翻译，十年（1653）何大化有拉丁文译本，康熙二年（1663）巴拖里汇聚前人研究成果，编成《碑文研究汇编》。直至18世纪末叶（嘉庆初年）英国历史学家吉邦《罗马衰亡史》中，亦有涉及。19世纪时期，重译文字，又复甚多。道光二十五年（1845）有白里枢曼英译本，咸丰四年（1854）伟烈亚力译本，七年（1857）胡克法译本，同治五年（1866）诺曼德译本等等。
明代末年，中西陆路交通路线已荒芜多时，一些传教士皆走海路来华。但也有一位葡萄牙人传教士鄂本笃（ Benediet Go
s，1561—1607）走陆路来华。原来，鄂本笃年轻时充当水兵，在印度驻扎过，后受莫卧儿朝皇帝阿克巴（Akbar）赏识宠信。1601年耶稣会任命他为探查契丹的使者。鄂本笃于1602年由印度启程。经过三年艰难困苦的陆行生活，到达当时陕西口岸城市肃州，才知道传说中东方名叫伽也唐的礼义之邦，原来就是指中国。他不幸因病死于肃州。早期来华的著名传教士利玛窦（1552—1610），曾派了一名专使前往迎接，但未抵京便去世，利玛窦便据其遗留日记写成《鄂本笃访契丹记》三章，其后金尼阁收录于所著《耶稣会教徒传教中国记》一书中。游记写道：
长城至支那西北即止。其间有隙地二百迈耳，鞑靼人昔常经此入寇支那，时至今日，因仍抄掠不息，惟为长城所阻，胜利之机大减耳。沿长城有二城。城高垒固，驻兵精守，以防寇盗。二城之中，有钦派总督及他官驻扎。皆直隶北京政府，二城皆在陕西省（Scesi）内。一名甘州（Cancei），有总督及他官驻焉。次曰肃州（Sociea），亦自有长官。肃州城分两部：一部为支那人所居。回教徒称之为契丹人（ Cathayans），他部为回教徒所居。其人皆来自西域喀什噶尔等地，专为营商，多有在此娶妻生子者，家室缠绵，因留于此，不复西返，遂籍入土人之列。每夜回人皆退入城中回教徒之居留地，扃门自守，余事待遇，皆同土人，一切诉讼，皆归支那县官判决。其国法律，凡旅客有居住九年者，即不许重返故乡。（按：明时甘肃省未分出，皆称陕西省。）肃州城为西贡商贾荟聚之地。西方有七八国，与支那帝国素有协议。每六年，西国可遣派使者七十二人入贡。过此数，则不许入境。所贡之物为玉石，小金刚石，绀青及其他各种物品。此类使节，多商人冒充。经北京及归回之费用，皆由公家支出。所谓贡献，不过虚名。付价购玉，出赀之多，无有过于复帝者。皇帝好虚荣，受外国礼物，而不酬以重价，自以为耻莫大焉。皇帝得遇外宾，礼赐隆厚，平均祀之，必需费用之外，每人可余黄金一的由克脱（Ducat）。以此之故，人皆争欲为使，以重价自商队长购之也。必要之时，此等商人，冒称国王代表，伪造国书，谀媚皇帝。自交趾支那、暹罗、琉球、高丽及鞑靼诸部酋长，亦时有相似之使节来朝，耗费国帑，难以数计。支那人亦皆知此为伪，然皆任其皇帝之被欺瞒，从而进以甘言，谓举世界皆臣贡于支那帝国，而不知支那实入贡各国也。
万历三十三年（1905），鄂本笃抵达肃州，所携带的有十三匹马、五个仆人并少年两人，还有很多玉石。全部约值黄金2500的由克脱。他在肃州连续向利玛窦写了两封书信，在印度起行前总主教亦有书致北京诸神甫，介绍鄂本笃的行程；这年获得鄂本笃手书，不胜欢欣。次年11月中旬，利玛窦得信后，决定派一名叫做约翰·肥的南德（ John Ferdinand）的新收教徒离京赴肃州，时在万历三十四年（1606）十二月十二日。第二年三月末，肥的南德经西安城抵达肃州，见到了困守那里的鄂本笃。此时受回教徒干扰，鄂本笃重病缠身，仅过了11天，就逝世了。
（三）
欧洲科技、文化在中国的传播，特别仰赖于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介绍和引进，陕西泾阳人王征，就是这些最早向西方学习的先驱者之一。其言曰：“学原不问精粗，总期有济于世；人亦不问中西，总期不违于天。”这个认识，在明清之际与徐光启、李之藻等人如出一辙。
明熹宗天启三年（ 1623），王征任直隶广平府推官时，开辟水利事业，便用他所制成的鹤饮、龙尾、恒升、话杓诸器，“挹水如流，又不大费人力”，“人人称其便利”，（见《两理略》卷一），这是他用先进科学技术兴修的第一个水利工程。后来，还兴建滏阳河活闸， “一人可启，一人可闭”，“用之便捷，且可两利。”（同上书）
次年三月回陕守丧，“乃请于耶稣会值会，邀西士一人，来三原（王征住今三原县鲁桥镇）为其家人付洗，并在陕西省开教。金尼阁方传教绛州（今山西境内），受命应邀往。”（《上智编译馆馆刊》卷二）。因病在三原逗留达半年之久。金尼阁抵关中之后，王征受读《西儒耳目资》，还共同参看了新出土的《大素景教流行中国碑》。
六春，王征为《西儒耳目资》作序。序称：“金四表先生，乃天下极西国人。慕我明崇文之化，梯航万里，作宾于王。其间阅历不知几百国，而睹识风俗文字之传，国又各数变焉。”“先生学本事天，与吾儒知天畏天，在帝左右之旨无二，同其侪入中国，几二十年矣。名利婚宦事一切无染，独嗜学穷理，不知老之将至。所刻《实义》（即《天主实义》二卷，明泰西利玛窦撰）、《畸人》（即《畸人十篇》，明泰西利玛窦撰）、《天问》（即《天问略》，明泰西阳玛诺撰）、《表度》诸书，莫不各殚奥妙，而此特先生所独创。”稍后，原吏部尚书张问达（陕西省泾阳县人）亦写了序言并捐资刻传，称“其学渊而邃，博大而有要。仅仅以二十五字母，衍而成文。叶韵直截简易，绝无一毫勉强拘碍之弊。立总之全，分经分纬，才一纵横交罗而万字万韵，无不悉备其中也者。”
付刻前，王征特地写了《释疑》一篇，阐明他之所以偏爱此书，必欲授梓的理由。就中阐述了他对中国音韵学的新见解和对西方拼音文字以及翻译西学的重视，“名理如渊，正汇字学之海，学海不澄，名理奚自而流；西儒殚竭心力，急急成此书者，正欲资之。遍阅此中文字，可为后来翻译西学义理之渊海耳。”于是他罗列《西儒耳目资》一书“创立中原前此所未传者”五十条，写在书前供人参考。他甚至还想编一部《字学大全》，作为中国人学习西方文化的一个捷径。《西儒耳目资》刻成问世，“实欧洲音韵学识输入此土最早一书”（引自刘复《西儒耳目资后序》，1933年），而“迄今言中国人习拉丁文最先者，犹为推陕人王征也”（陈垣《泾阳王征传》）。顾炎武创作《音学五书》，恐亦受此影响。
金尼阁还向王征传授西方机械工程学知识。王征在绘制《风硙图》后的文字解说中指出：“此盖西海金四表先生所传，而余想像损益图说之。”此外，他也自制了虹吸、鹤饮、轮壶、代耕、自转磨、自行东诸器，并在司理广平时实地运用过。天启六年（1626）春，将其有关民生日用急需之器，汇编成册，题为《新制诸器图说》。这些器械，受到龙华民（1595--1654）、邓玉函（1576--1630）、汤若望（1592--1666）三位传教士的朝夕教诲。诚如邵力子所说：王征“以三百三十多年前的一位老进士，能认识到各种对于民生日用和国家兴作关系的重大，肯有计划有系统的亲手选择最适于人民采用的机械，写出我国第一部机械工程学，以供之社会，并且直到老年还继续作深入的广泛的研究，也就很值得我们钦佩了。”
天启七年（1627），王征担任扬州推官时，除在政治上反对太监，力主为地方办实事外，还在李之藻处称羡诸种乐器，并请扬州府儒学训导武位中制成编钟、编罄、大鼓、琴瑟、箫笛等。次年七月，又撰成《畏天爱人极论》，约2万字，成为他所著的第一部宗教论著。此书未刻，但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藏有抄本。
崇祯二年（1629），王征返回故乡。次年，适值汤若望寓居西安天主教堂中，该堂题名“崇一堂”，取《天主十诫》“一钦崇一天主在万物之上”意。王征由三原鲁桥来访，论学谈道，留连约十数日不止。后写有《崇一堂日记随笔》一册，作为修行手册。此书抄本藏英国牛津大学波德莱图书馆，刻本一藏梵蒂冈图书馆，一藏北平光启哲学院。
崇祯七年（1634），王征创立仁会，以救饥、给衣、施诊、戒酒、舍旅、葬死、赎虏七事为急务。其实质乃是天主教设在民间的一种慈善团体。为此他写了《仁会约》一卷。刻本现藏巴黎国家图书馆。
此外，王征晚年居家时，还著有题名《额辣济亚牗造诸器图说自记》，仍致力于西方机械工程技术的传播。
蒙元时期，由于蒙古统治者不断西征，在中亚、西亚地区建立了包括金帐、伊利、窝阔台和察合台在内的“四大汗国”，形成了以和林（今蒙古国乌兰巴托西南，鄂尔浑河上游西岸）为中心，跨越欧亚两洲的大蒙古国。元世祖忽必烈在上都（原开平府，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所在地东约四十里的闪电河北岸）即位后，把首都迁到大都（今北京），大都成了当时的政治、经济中心。这时，中国到达欧洲各国的陆路交通（经由中亚波斯等地）已经畅通无阻，其时沿途有完备的快马驿站，只要持有大汗颁发的金牌，就可不受国际关卡的限制，享受各种交通上的便利条件。于是，中国同欧洲各国的科技、文化交流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元朝王礼在他的《麟原集》的《义塚记》中写道：“四海为家”，“无此疆彼界”，就是这一空前繁荣景象的最好见证。
当时，由欧洲到中国大都取道地中海东岸。这主要有两条道路可走：一条是由塞得港向伊斯梅利亚前行，一直进入红海，到亚丁后，渡海经印度进入中国东南部。另一条道路是从地中海东端上岸，经阿勒颇到巴格达。然后向南，出波斯经印度来到中国；或者往东，经中亚土库曼的马里来中国。因此，地中海东部成了前来中国的主要出发地。意大利处于地中海的要冲，在对东方贸易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当时，地中海地区的局势是，“十字军”第四次东征以后，威尼斯城邦控制了地中海东部的贸易和交通。威尼斯城邦的势力范围和蒙古统治者的势力范围相互连接起来了。这种局势有利于威尼斯商人东行来到中国。马可·波罗（1254 - 1324）出生于威尼斯商人世家，受时代的影响和家庭父辈的熏陶，来到中国远游。
早在1260年，马可·波罗的父亲尼古拉·波罗和叔父马菲波罗，曾到金帐汗国首都撒莱经商，受到别儿哥汗的礼遇。后来，遇到了伊利汗国的旭烈兀派遣出使元朝的使臣，相处多日，很是融洽。使者便邀请他们同行，来到中国。元世祖忽必烈询问了波罗兄弟许多事情，诸如西方各国和罗马教廷的情况，他们是怎样治国和打仗的，以及宗教信仰方面的问题。波罗兄弟一一作答。元世祖十分满意，就决定派遣使臣柯嘉达出使罗马教廷，并聘请波罗兄弟二人为副使，一同前往。元世祖令人用蒙古文给罗马教皇写了国书，要求教皇派一百个精通修辞学、逻辑学、语法学、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和音乐等七种技艺的人来中国，并嘱咐三位使者到耶稣墓前去取长明灯中的圣油。据说，有了圣油可以得福，并可用做药物。
这个使团出发不久，使臣柯嘉达身染重病，不能前行。波罗兄弟让他留下养病，继续前行。1269年教皇逝世。正在阿克城（在亚洲西部，为巴勒斯坦北部的沿海城市）的教皇专使维斯康梯告诉他们，必须等待新教皇选出，才能履行使命。两年后，波罗兄弟觉得旷日持久，需要回去复命。马可·波罗也十分向往中国，遂一同前往。他们先到维斯康梯处取了证书，又到耶路撒冷索取圣油，行至剌牙思城，得知教皇专使已被选为教皇，改为格里戈利十世。不多时，新教皇派人请他们回去商议，议定由牧师威廉和尼古拉斯两人随同他们去见元世祖。由于沿途战乱不平，两位牧师遂将一切证书、公文、礼品交给波罗父子，原道返回。
经过了长达三年半的艰苦跋涉，波罗家族一行越过伊朗高原，翻过帕米尔，取道新疆、甘肃，于1275年到达上都，受到元世祖的欢迎。马可·波罗很快熟悉了元朝的朝廷礼仪，努力学习蒙古语、波斯语、阿拉伯语、突厥语等。他曾奉命作为钦差大臣，到过山西、陕西、四川、云南、山东、江苏、浙江、福建等地巡视。
现将马可·波罗对西安的记述摘录如下：“我们到京兆府大城（今西安）。这城实在是大而好看，是京兆府国的都城。这国古代是大国，富厚强盛，有许多贤圣的君主治理人民，但现在这地君主名忙哥刺（ mangalai），是大可汗之子。他父亲把这国封给他，命他做这国的王，城里工商业皆甚兴旺，出产丝极多，各种金丝布皆在那里制造的。军队用的各种器具也皆在此制造的。各种养生的必需品皆很丰富，并且价钱很廉，城在西面，人民皆拜偶像，但也有少许突厥人奉景教的，和若干回回教徒。城外有忙哥刺王的宫，宫很华丽，我就要告诉你们了。宫在一个大平原上，到处有川河湖沼源泉。宫的前面有一很厚很高的墙，周围五迈耳。建筑极佳，并设的铳眼，墙里有许多野兽飞禽。墙围之中央即王宫，宫很大并很华丽，比这再好的是没有了。宫里有许多伟壮的殿，同美丽的房屋，到处皆油漆绘画，用金叶、蔚蓝和无数的大理石来装饰。忙哥刺治国贤明，公平无私，人民很爱戴他。宫的四周有兵驻防，野禽野兽，给他们许多娱乐。”①
马可·波罗一行在西安旅游后，又西行并南越秦岭到汉中，在《马可·波罗游记》一书中，对所到各地的风土人情均有所述。
此后，马可·波罗一行由汉中西行，走了二十天左右，经过崇山峻岭，方到达四川省成都府。然后又到达吐蕃省，建都省（建昌），哈喇章大省（云南），哈喇章（马蛮），柴尔丹旦大省（金凿部）、缅城（缅甸）、榜葛刺大省、交趾国大省（今越南）、安宁省、香刺蛮省等地，最后由云南经今日昭通到四川宜宾（叙州）。
在中国住过十七年之久的马可·波罗一行，久游思乡。恰巧波斯汗阿鲁浑派使臣进谒忽必烈，告以妃子死去，请求赐婚。忽必烈命以阔阔真公主下嫁阿鲁浑汗。马可·波罗奉使陪送公主去波斯，从泉州出发经陆上道路，于1294或1295年左右回到威尼斯故乡。
同为意大利人的鄂多力克（odoric，1286—1331），为福柳利州（Friuli）颇代侬城（Pordenone）人，也于至元年间访华。他由君士坦丁堡出发，先抵脱莱必松德（Trebizond）、爱才罗姆（Erzerum）、塔伯利资（Tabriz）、孙丹尼牙（Soltania）、柯伤（Kashan）、八吉打（Bagdad）、忽里模子（Hormuz），更由此乘船泛洋，到达印度西岸塔纳港（Tana）、至俱蓝（Kulam）、锡兰岛及圣多默墓地。由是而再东，至苏门答腊、爪哇、婆罗州、古婆。终乃于广州登陆，再至泉州。由泉州至福州，由福州经仙霞岭、下钱塘江至杭州，金陵，再渡长江，由扬州沿运河北上而达汗八里（即北京）。在汗八里居住三年之久，这时约翰·孟德高维奴尚生存，时年八十岁左右。鄂多力克离开北京西行，经天德军（河套）、陕西、甘肃而至西藏拉萨。过拉萨以西，鄂多力克可能经阿富汗迦布罗城（Kabul），呼罗珊（Khorossan）、里海南岸，再抵塔伯利资城，由旧路返回威尼斯市。
此外，明世宗时，马可·波罗的同乡地理学家赖麦锡（（Ramusio）所撰《游记丛书》也收录了波斯商人哈智·摩哈美德的东行回忆，提及明代陕西肃州、甘州对外口岸情形。
（二）
明清之际，中西方交通的通道已以海路航行为主，陕西僻处祖国的西北边陲，失去了交通孔道的重要位置，所以对欧洲各国的陆上交往急剧减少。随着16世纪后叶以降耶稣会传教士纷纷来华，特别是一些有文化眼光的陕西人士的大力引进，来自欧洲大陆的传教士们遂与陕西联系日渐紧密起来。
原来明熹宗天启五年（ 1625），陕西省长安县农民（一说周至县）在耕地中除草，发现一通石碑，这就是唐德宗建中二年所刻立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其时，在华耶稣会传教士及中国籍教徒李之藻等人，皆谓有唐之世，基督教已流行中国。这年应陕西泾阳籍学人王征邀请，来陕主持教会活动的金尼阁成为看见该碑的第一位欧洲人，他所翻译的拉丁文碑记，是欧洲国家最早的译本。
在《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出土前，来华传教士在陕活动的人数既少，为时且短；出土后，对陕西对外文化交流产生了直接的推动和影响。正如历史学家陈垣所说：“陕西自昔为国都，西域人至者多取道敦煌，以至于陕，其为中西文明之枢纽，宜也。明季西域梗塞，西士至者多由海道至东南，与陕宜风马牛不相及。然以景教碑出土之故，西士至陕访碑者踵相接，秦晋教务，遂与东南俱。”（见陈垣著：《泾阳王征传》）
崇祯元年（1628），传教士鲁德昭受命到西安建立教堂，因得详查《景教碑》的来历。鲁德昭对碑文中汉字尚能懂得，但对外国文字就不能断定。后来，询问驻印度阁兰葛札教士肥南代斯，才知道这就是叙利亚文字。后来，陆续来陕的传教士有：
汤若望（1592—1666），字道未，一作道味，德国人。他于1618年受耶稣会委派来华传教，次年七月抵达澳门。1622年夏进入广东，次年初到达北京，先后两次向户部尚书张问达（陕西泾阳县人）提供月蚀预测报告，受到赏识。天启七年（1627）夏秋之际，被派赴西安管理教务。到崇祯三年（1630）受徐光启推荐赴北京修治历法为止，在西安通过王征和张问达之子张钟芳的关系，建立了包括西安市糖坊街天主教堂在内的两座教堂，奉教人员大为增加。后来赴北京修订历法时，又与徐光启、罗雅谷等合撰《西洋历法新书》三十六卷。同时兼制象限仪、纪限仪、平悬浑仪、交食仪、列宿经纬天球、万国经纬地球仪、平面日晷、转盘星球、候时钟、望远镜等。
杜奥定（1598—1659），字公开，意大利人。明崇祯四年（1631）至华。传教陕西，后往福建。其墓地在福州府海滨。著有《渡海苦迹记》。此书由法国传教士方德望（1598—1659）口译，王征笔录，成为中西交通史上重要的文献之一。其中第一次介绍了地处大西洋与印度洋要冲的非洲国家莫桑比克的风土人情。现藏巴黎国家图书馆。方德望于崇祯三年（1630）来华，在陕西传教，足迹几遍陕南，被称为“方土地”，顺治十六年（1659）于南郑逝世。
南怀仁（1623—1688），字敦伯，一字勋卿，比利时人。顺治十六年（1659）至中国传教，先是传教陕西，次年被召入京，纂修历法，由监副升任监正，加太常寺卿。后又加通政使司通政使，加一级。著有《仪象老》十四卷，《仪象图》二卷、《测验纪略》一卷，《验气说》、《坤舆图说》二卷，《熙朝定案》二卷，《妄推吉凶之辨》一卷，《善恶报略说》、《坤舆全图》、《道学家传》一卷等。
金尼阁（1577—？），字四表，法国人。万历四十八年（1620）初来华，先居金陵，曾应王征邀请来陕传教，著有《中国传教史》、《宗教祷文》、《西儒耳目资》、《况义》（指伊索寓言）等。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文播欧洲后，有不少人士如雷麦萨、克拉勃罗德、鲍梯等皆承认其为真确。各国翻译碑文的风气纷纷而起。崇祯元年（ 1628）有法文翻译，四年（1631）有意大利文全译，十一年（1638）鲁德昭将全文译成葡萄牙文、附加了注释。不久，崇拜天主教诸国，也颇多研究。清顺治十二年（1655），鲁德昭有英文翻译，十年（1653）何大化有拉丁文译本，康熙二年（1663）巴拖里汇聚前人研究成果，编成《碑文研究汇编》。直至18世纪末叶（嘉庆初年）英国历史学家吉邦《罗马衰亡史》中，亦有涉及。19世纪时期，重译文字，又复甚多。道光二十五年（1845）有白里枢曼英译本，咸丰四年（1854）伟烈亚力译本，七年（1857）胡克法译本，同治五年（1866）诺曼德译本等等。
明代末年，中西陆路交通路线已荒芜多时，一些传教士皆走海路来华。但也有一位葡萄牙人传教士鄂本笃（ Benediet Go
s，1561—1607）走陆路来华。原来，鄂本笃年轻时充当水兵，在印度驻扎过，后受莫卧儿朝皇帝阿克巴（Akbar）赏识宠信。1601年耶稣会任命他为探查契丹的使者。鄂本笃于1602年由印度启程。经过三年艰难困苦的陆行生活，到达当时陕西口岸城市肃州，才知道传说中东方名叫伽也唐的礼义之邦，原来就是指中国。他不幸因病死于肃州。早期来华的著名传教士利玛窦（1552—1610），曾派了一名专使前往迎接，但未抵京便去世，利玛窦便据其遗留日记写成《鄂本笃访契丹记》三章，其后金尼阁收录于所著《耶稣会教徒传教中国记》一书中。游记写道：长城至支那西北即止。其间有隙地二百迈耳，鞑靼人昔常经此入寇支那，时至今日，因仍抄掠不息，惟为长城所阻，胜利之机大减耳。沿长城有二城。城高垒固，驻兵精守，以防寇盗。二城之中，有钦派总督及他官驻扎。皆直隶北京政府，二城皆在陕西省（Scesi）内。一名甘州（Cancei），有总督及他官驻焉。次曰肃州（Sociea），亦自有长官。肃州城分两部：一部为支那人所居。回教徒称之为契丹人（ Cathayans），他部为回教徒所居。其人皆来自西域喀什噶尔等地，专为营商，多有在此娶妻生子者，家室缠绵，因留于此，不复西返，遂籍入土人之列。每夜回人皆退入城中回教徒之居留地，扃门自守，余事待遇，皆同土人，一切诉讼，皆归支那县官判决。其国法律，凡旅客有居住九年者，即不许重返故乡。（按：明时甘肃省未分出，皆称陕西省。）肃州城为西贡商贾荟聚之地。西方有七八国，与支那帝国素有协议。每六年，西国可遣派使者七十二人入贡。过此数，则不许入境。所贡之物为玉石，小金刚石，绀青及其他各种物品。此类使节，多商人冒充。经北京及归回之费用，皆由公家支出。所谓贡献，不过虚名。付价购玉，出赀之多，无有过于复帝者。皇帝好虚荣，受外国礼物，而不酬以重价，自以为耻莫大焉。皇帝得遇外宾，礼赐隆厚，平均祀之，必需费用之外，每人可余黄金一的由克脱（Ducat）。以此之故，人皆争欲为使，以重价自商队长购之也。必要之时，此等商人，冒称国王代表，伪造国书，谀媚皇帝。自交趾支那、暹罗、琉球、高丽及鞑靼诸部酋长，亦时有相似之使节来朝，耗费国帑，难以数计。支那人亦皆知此为伪，然皆任其皇帝之被欺瞒，从而进以甘言，谓举世界皆臣贡于支那帝国，而不知支那实入贡各国也。
万历三十三年（1905），鄂本笃抵达肃州，所携带的有十三匹马、五个仆人并少年两人，还有很多玉石。全部约值黄金2500的由克脱。他在肃州连续向利玛窦写了两封书信，在印度起行前总主教亦有书致北京诸神甫，介绍鄂本笃的行程；这年获得鄂本笃手书，不胜欢欣。次年11月中旬，利玛窦得信后，决定派一名叫做约翰·肥的南德（ John Ferdinand）的新收教徒离京赴肃州，时在万历三十四年（1606）十二月十二日。第二年三月末，肥的南德经西安城抵达肃州，见到了困守那里的鄂本笃。此时受回教徒干扰，鄂本笃重病缠身，仅过了11天，就逝世了。
（三）
欧洲科技、文化在中国的传播，特别仰赖于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介绍和引进，陕西泾阳人王征，就是这些最早向西方学习的先驱者之一。其言曰：“学原不问精粗，总期有济于世；人亦不问中西，总期不违于天。”这个认识，在明清之际与徐光启、李之藻等人如出一辙。
明熹宗天启三年（ 1623），王征任直隶广平府推官时，开辟水利事业，便用他所制成的鹤饮、龙尾、恒升、话杓诸器，“挹水如流，又不大费人力”，“人人称其便利”，（见《两理略》卷一），这是他用先进科学技术兴修的第一个水利工程。后来，还兴建滏阳河活闸， “一人可启，一人可闭”，“用之便捷，且可两利。”（同上书）
次年三月回陕守丧，“乃请于耶稣会值会，邀西士一人，来三原（王征住今三原县鲁桥镇）为其家人付洗，并在陕西省开教。金尼阁方传教绛州（今山西境内），受命应邀往。”（《上智编译馆馆刊》卷二）。因病在三原逗留达半年之久。金尼阁抵关中之后，王征受读《西儒耳目资》，还共同参看了新出土的《大素景教流行中国碑》。
六春，王征为《西儒耳目资》作序。序称：“金四表先生，乃天下极西国人。慕我明崇文之化，梯航万里，作宾于王。其间阅历不知几百国，而睹识风俗文字之传，国又各数变焉。”“先生学本事天，与吾儒知天畏天，在帝左右之旨无二，同其侪入中国，几二十年矣。名利婚宦事一切无染，独嗜学穷理，不知老之将至。所刻《实义》（即《天主实义》二卷，明泰西利玛窦撰）、《畸人》（即《畸人十篇》，明泰西利玛窦撰）、《天问》（即《天问略》，明泰西阳玛诺撰）、《表度》诸书，莫不各殚奥妙，而此特先生所独创。”稍后，原吏部尚书张问达（陕西省泾阳县人）亦写了序言并捐资刻传，称“其学渊而邃，博大而有要。仅仅以二十五字母，衍而成文。叶韵直截简易，绝无一毫勉强拘碍之弊。立总之全，分经分纬，才一纵横交罗而万字万韵，无不悉备其中也者。”
付刻前，王征特地写了《释疑》一篇，阐明他之所以偏爱此书，必欲授梓的理由。就中阐述了他对中国音韵学的新见解和对西方拼音文字以及翻译西学的重视，“名理如渊，正汇字学之海，学海不澄，名理奚自而流；西儒殚竭心力，急急成此书者，正欲资之。遍阅此中文字，可为后来翻译西学义理之渊海耳。”于是他罗列《西儒耳目资》一书“创立中原前此所未传者”五十条，写在书前供人参考。他甚至还想编一部《字学大全》，作为中国人学习西方文化的一个捷径。《西儒耳目资》刻成问世，“实欧洲音韵学识输入此土最早一书”（引自刘复《西儒耳目资后序》，1933年），而“迄今言中国人习拉丁文最先者，犹为推陕人王征也”（陈垣《泾阳王征传》）。顾炎武创作《音学五书》，恐亦受此影响。
金尼阁还向王征传授西方机械工程学知识。王征在绘制《风硙图》后的文字解说中指出：“此盖西海金四表先生所传，而余想像损益图说之。”此外，他也自制了虹吸、鹤饮、轮壶、代耕、自转磨、自行东诸器，并在司理广平时实地运用过。天启六年（1626）春，将其有关民生日用急需之器，汇编成册，题为《新制诸器图说》。这些器械，受到龙华民（1595--1654）、邓玉函（1576--1630）、汤若望（1592--1666）三位传教士的朝夕教诲。诚如邵力子所说：王征“以三百三十多年前的一位老进士，能认识到各种对于民生日用和国家兴作关系的重大，肯有计划有系统的亲手选择最适于人民采用的机械，写出我国第一部机械工程学，以供之社会，并且直到老年还继续作深入的广泛的研究，也就很值得我们钦佩了。”
天启七年（1627），王征担任扬州推官时，除在政治上反对太监，力主为地方办实事外，还在李之藻处称羡诸种乐器，并请扬州府儒学训导武位中制成编钟、编罄、大鼓、琴瑟、箫笛等。次年七月，又撰成《畏天爱人极论》，约2万字，成为他所著的第一部宗教论著。此书未刻，但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藏有抄本。
崇祯二年（1629），王征返回故乡。次年，适值汤若望寓居西安天主教堂中，该堂题名“崇一堂”，取《天主十诫》“一钦崇一天主在万物之上”意。王征由三原鲁桥来访，论学谈道，留连约十数日不止。后写有《崇一堂日记随笔》一册，作为修行手册。此书抄本藏英国牛津大学波德莱图书馆，刻本一藏梵蒂冈图书馆，一藏北平光启哲学院。
崇祯七年（1634），王征创立仁会，以救饥、给衣、施诊、戒酒、舍旅、葬死、赎虏七事为急务。其实质乃是天主教设在民间的一种慈善团体。为此他写了《仁会约》一卷。刻本现藏巴黎国家图书馆。
此外，王征晚年居家时，还著有题名《额辣济亚牗造诸器图说自记》，仍致力于西方机械工程技术的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