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共陕甘晋省委
    1935年9月15日，中共鄂豫陕省委率红二十五军长征抵达延川县永坪镇。为了加强对西北苏区革命斗争的统一领导，根据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的指示，朱理治、聂洪钧和程子华组成中央驻北方代表派驻西北代表团，书记朱理治。9月17日，西北代表团在永坪镇主持召开中共西北工委、鄂豫陕省委和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主要领导干部参加的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中共陕甘晋省委，委员为：朱理治(书记)、郭洪涛(副书记)、马明方、王达成(组织部长)、白茜(妇女部长)、刘志丹、高长久、聂洪钧、徐海东、郭述申(宣传部长)、程子华、慕生忠(白区工作部长)、慕纯农、戴季英(1935年10月接任西北政治保卫局局长)。秘书长李景波，西北政治保卫局局长崔田民。同时撤销中共西北工委和鄂豫陕省委;改组西北军委，聂洪钧任主席;三支红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政委程子华，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刘志丹。陕甘晋省委隶属中共中央北方局，机关驻延川县永坪镇，10月上旬迁驻瓦窑堡。省委下辖陕甘边区特委、神府工委、陕北一分区委，并直接领导赤源、秀延、子长、靖边、米西、延川、延长、延安等县委和瓦窑堡市委。在神府地区黄河东岸山西省兴县境内还领导着三个区委。这一时期，红十五军团组织了反国民党军队对西北苏区的第三次“围剿”，取得了崂山、榆林桥战役的重大胜利。此间西北代表团和陕甘晋省委主要负责人继续执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错误地开展所谓反“右倾”的斗争，直到进行错误肃反，逮捕了刘志丹、习仲勋、张秀山、刘景范等一大批各级党、政、军主要领导干部，错杀党政军干部200多人，使西北苏区陷入政治、军事危机。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率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制止了错误肃反。11月，中共中央调整了西北苏区的行政区划和党的组织机构，决定撤销中共陕甘晋省委，分别成立了中共陕北省委、陕甘省委、神府特委、三边特委和关中特委。
    二、中共陕甘晋省委员会下辖组织
    1.中共陕甘边区特别委员会
    在陕甘晋省委领导期间，陕甘边区特委机关驻甘泉下寺湾，下辖中共陕甘边区南区区委、东地区特派员和安塞、肤施、赤安、富县、韩城等县(工)委以及甘肃境内的华池战区党委。在陕北错误肃反中，陕甘边区特委首当其冲，大批干部被捕，有的被杀害，使党组织蒙受巨大损失。在此期间，陕甘边特委领导为书记李景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刘景范。特委下辖中共陕甘边区南区委员会(书记鲁学曾，特委下辖淳耀县委，书记先后为郭存信、郭廷藩；永红县委，书记赵宏钧；赤水县委，书记周志宏)、中共陕甘边区特委驻东地区特派员(特派员马文瑞，下辖红泉县委，书记苏保全；宜川县委，书记薛正常)及特委直辖的安塞(书记郭东升)、肤施(书记马承德)、赤安(书记任秀民)、富县(书记李继德)、韩城(书记姚权)等县委。
    2.中共神府工作委员会
    1935年8月，神府地区党政军领导干部在神木县郑家翚召开会议，决定恢复中共神府工委(书记张晨钟)，红三团集中活动，恢复和发展神府苏区。工委随红三团活动，机关无固定驻地。特委下辖佳芦县委(书记王恩惠)。
    3.中共陕北第一分区委员会
    1935年9月，陕甘晋省委在清涧县榆树腰设立陕北第一分区委员会(亦称中共绥清延分区委员会)，书记白炳炘，机关驻清涧县榆树腰、店子沟等地。区委下辖佳县、吴堡、绥德、清涧、延水等五个县委。同年10月，中共中央到陕北后决定撤销陕甘晋省委，将西北苏区划分为陕甘、陕北两个省委，并设立神府、关中、三边三个特区。按照新的区划，区委撤销，所辖五个县委按其地域划归新的机构领导。
    中共陕北第一分区委员会下辖组织
    中共佳县委员会，书记任子恩。
    中共吴堡县委员会，书记刘玉春。
    中共绥德县委员会，书记王学善。
    中共清涧县委员会，书记高峰。
    中共延水县委员会，书记白玉华。
    4.中共陕甘晋省委直辖县委员会
    中共赤源县委员会，书记魏怀礼。
    中共秀延县委员会，书记李子厚(子长人)。
    中共子长县委员会，书记朱怀旺。
    中共瓦窑堡市委，书记崔田夫。
    中共靖边县委员会，书记李子厚(靖边人)。
    中共米西县委员会，书记杨彩霦。
    中共延川县委员会，书记常德义。
    中共共延长县委员会，书记高朗亭。
    中共延安县委员会，书记李向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