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跃进”的发动
    1956年9月中共八大以后，在中共中央一系列正确方针政策的引导下，陕西全面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生机勃勃，开端良好。这一年，全省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21.2%，国民收入增长24.3%，基本建设投资增长了118.5%，粮食、棉花总产量分别增长20.4%和31.6%。但从1958年开始，由于对经济建设急于求成的思想急剧发展，历时三年的“大跃进”运动，造成了严重后果。
    反右派斗争之后，1957年九十月间召开的八届三中全会在批评1956年反冒进的同时，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确认的在经济建设上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方针。这年冬季，农村掀起兴修水利高潮，实际上拉开了“大跃进”运动的序幕。1958年1月和3月，中央先后召开南宁和成都工作会议，对“大跃进”作了进一步准备。1958年1月12日，中共陕西省委在西安召开工矿企业党委书记会议，根据中央精神批判了“右倾保守”思想，要求必须争取厂矿企业整风的全面胜利，积极促进新的生产高潮，促进全省工业生产的大跃进。提出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内实现全省工业总产值超过农业总产值的目标。1月15日至2月2日，陕西省人民政府在西安召开专员、县长会议，要求立即行动起来，掀起农业生产新高潮，实现当年全省粮食总产115亿斤，六年达到270亿斤；皮棉总产250万担的目标。会议提出“苦战三年，改变全省面貌；奋斗六年，实现农业发展纲要指标”。
    1958年2月3日至17日，中共陕西省委召开二届七次（扩大）会议，强调要“生产大跃进，首先要思想大跃进，不克服右倾保守思想，就不可能大跃进”。会议讨论制定了“苦战三年，改变全省面貌的二十条奋斗目标”，作为群众的行动口号。二十条是：(1)全省粮食产量加一番（关中地区平均亩产400斤，陕北风沙、丘陵地区180斤，渭北高原地区250斤，秦岭、巴山地区350斤，汉中盆地600斤）。(2)全省棉花产量加一番，关中皮棉平均亩产达到100斤。(3)扩大灌溉面积3000万亩。(4)控制水土流失面积60%。(5)造林2000万亩。每户种活100棵树。(6)户户有水茅厕，社社制肥、沤肥，县县办肥料厂，每亩平均施粗肥1万斤。(7)社社有公猪，队队有母猪，一户两头猪。(8)发展牛驴骡马，争取平均每户有一头。(9)社社有八员（农业技术员、水利技术员、林艺园艺员、农械员、接生员、保健员、兽医员、配种员）。(10)村村无闲人，处处无闲地。(11)提高劳动出勤率，男子平均每年300天，妇女平均每年150天。(12)全民办工业，产值增三倍。(13)队队有余粮，社社有仓库。(14)开展多种经营，社社收入加一番。(15)乡乡有中学班，社社有小学，队队有读报组。(16)社社没有青年文盲。(17)人人讲卫生，控制地方病。(18)消灭鼠雀蚊蝇，县县争取无“四害”。(19)养护公路，整修乡村道路。(20)乡乡通电话，大社安喇叭。会议还确定，六年达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主要指标，粮食总产量达到270亿斤，比1957年增加二倍；全省亩产皮棉平均100斤。会议提出，地方工业产值争取五年赶上农业产值，由现在的7.5亿元增加到1962年的45—50亿元。方针是：全民兴办，小型为主，全民集资，分散建设，就地取材，就地制造，地销为主，争取外销。会议提出当年全省动员农业社和社员投资5000万元，议定的筹集工业资金，每户平均标准为经济作物区30元，产粮区20元，一般山地10元，贫瘠山区3元。2月27日，中共陕西省委就地方工业总产值在五年内赶上或超过农业总产值制定出规划要点（草案），决定在五年内把地方工业总产值提高五倍，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新建和扩建的中小厂矿企业共约8000个，即平均每天要建4.5个厂矿。
    1958年2月24日，中共陕西省委、陕西省人民委员会召开全省农业大跃进誓师广播大会。省委书记处书记赵伯平作了《胜利完成春季生产任务，给今年大丰收打好基础》的报告。大会号召鼓足干劲，向自然进军，实现农业生产大跃进！2月25日，省委发出《关于执行“苦战三年，改变全省面貌的二十条奋斗目标”的通知》，提出这是动员全省人民争取在三年内大部分地区的面貌基本改观的行动纲领。
    1958年3月，中共陕西省委检查了省市机关“双反”（反浪费、反保守）运动进展情况，要求横扫“五气”（官气、暮气、阔气、骄气、娇气），通过比先进，学先进，赶先进，把群众“跃进”的热情，引向贯彻执行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上来。3月10日，省委发出《关于开展生产大跃进的宣传工作的通知》，要求在春节宣传的基础上，大张旗鼓，广泛深入地开展一个以“苦战三年改变全省面貌，奋斗六年实现纲要指标”为中心内容的声势浩大、波澜壮阔的生产“大跃进”的宣传运动。3月11日至24日，在陕西省卫生行政会议上，制定了全省卫生工作三年奋斗目标，即在1958年内除尽“四害”（苍蝇、蚊子、老鼠、麻雀），变全省为四无省，三年内消灭危害人民最严重的一些地方病和多发病。实行勤俭办卫生事业的方针。3月24日至28日，陕西省工农业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召开。会议交流了经验，讨论和修改了生产指标，表彰了129个先进单位和先进生产者，省长赵寿山作了报告。会议动员全省工农群众，为实现省委提出的跃进指标，为超额完成1958年的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而奋斗。
    3月28日至4月11日，中共陕西省委召开二届八次全体（扩大）会议，传达中央成都会议精神，张德生作了《解放思想，掀起工农业生产大跃进高潮》总结讲话，会议通过的《陕西省1958年至1962年发展地方工业规划要点》规定，五年内把地方工业总产值提高到45亿元以上，到1962年生铁产量达到50万吨，钢达到30万吨，钢材达到20万吨，黄金达到3万两，煤炭达到700万吨，原油达到30—50万吨。
    4月8日，中共陕西省委批转了陕西省教育厅党组提出的《陕西省教育事业三年跃进规划》。规划确定从1958年起，两年内普及小学教育；扫除全省青年文盲；各校师生基本上人人会说普通话；三年内普及初中教育。4月9日，省委批转了省委宣传部提出的《陕西高等教育三年至五年的奋斗目标》。这个目标共25项，包括招生质量和数量、学制改革、对学生的德、智、体全面教育、勤工俭学、教育与生产实践相结合、教学科研等方面。省委还先后作出《关于开展农具改革运动的指示》、《关于加强对财贸工作领导的指示》、《关于加强理论工作的指示》等，批转了中共陕西省委组织部《关于1958年至1960年组织工作跃进规划》。
    1958年5月召开了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提出了“争取在15年内，或者在更短的时间内，在主要工业产品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争取提前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等号召。会后，以片面追求工农业生产和建设的高速度，大幅度地提高和修改计划指标为标志的“大跃进”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起来。1958年8月，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要求把注意重心从农业转到工业方面来，宣布1958年钢的产量要比1957年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会后立即掀起了一个空前规模的“全民大炼钢铁运动”。全国几亿人一齐上阵，大搞“小（高炉）、土（土法炼铁、炼钢）、群（群众运动）”。大炼钢铁成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各行各业都支援“钢铁元帅升帐”。在大炼钢铁的同时，交通、邮电、教育、文化、卫生等事业也都开展“全民大办”。这种“以钢为纲”所带起的一系列大办，把“大跃进”运动推向了高潮。
    在这种形势下，陕西大跃进也迅速形成高潮。首先在农业方面不断追加任务，要求全省每人平均新增一亩水地，扩大灌溉面积1700万亩。6月14日，第二次又追加扩灌面积500万亩，使1958年度扩灌面积共达2200万亩。7月，中共陕西省委召开的地、县委书记会议认为，陕西生产大跃进的形势已经形成，并且正在继续高涨，必须反对新的保守思想。省委主要领导人提出全省1959年粮棉就可以达到纲要，五年可以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会议在总结报告中提出要“元帅升帐”、“卫星上天”。8月，陕西省人民委员会接连发出了《关于印发1959年小麦生产大跃进实施方案》、《棉花生产大跃进实施纲要》、《油料增产十大措施通知》，计划种植小麦2600万亩，平均亩产500斤；计划种植棉花480万亩，平均亩产皮棉120.8斤；种植油菜110万亩，平均亩产140斤。9月，中共陕西省委指示全省各级党委和团委，要发动全省农村共青团的组织和青年，与全体农民一道，以1959年小麦播种面积的5%作为“卫星田”，争取亩产平均5000斤以上，其中至少要有10万亩亩产1万斤以上。10月，在西安召开的华北、东北九省市农业协作会议提出，要继续“政治挂帅，拔白旗，插红旗”，大搞大面积高额丰产“卫星田”运动。同月底，中共陕西省委、陕西省人民委员会指示全省大干一冬一春，基本实现农业的水利化。要求在1959年扩大灌溉面积2500万亩，控制水土流失7万平方公里，增修水平梯田1500万亩，增建水力发电15万千瓦，增加蓄水能力100亿立方。11月，中共陕西省委发出关于大力开展小麦大面积“卫星田”运动的指示，决定1958年下种的2300万亩麦田中，以20%即460万亩作为卫星田，其中亩产1万斤以上的一级“卫星田”92万亩，亩产5000斤以上的二级“卫星田”380万亩，力争“卫星田”产量最少达到276亿斤。结果，农业生产指标轮番上涨，粮食产量浮夸风恶性发展，以致造成了1958年全省小麦总产比上年增长51.5%的错误估计（以后核实是减产3.4%），为后来的工作埋下隐患。
    与此同时，陕西省也开始了全民大炼钢铁运动。1958年7月下旬召开的陕西省二届一次人大会议，坚持继续克服右倾保守思想，提出大力发展以钢铁工业和机械工业为中心的地方工业。“大跃进”逐步升级，大办工业，大办交通，大办水利，大办超声波。1958年8月25日，中共陕西省委召开地委、县委书记电话会议，要求各级党委迅速行动起来，苦战4个月，超额完成1958年的钢铁生产任务，并要求在9月底建成4000座土炉、50座转炉和电炉。为此，《陕西日报》还发表了《有干劲就有钢铁》的社论。9月，中共陕西省委扩大会议又提出，在月底之前建炉1万座，炼铁1万吨，10月份再建炉1万座，发射钢铁生产“卫星”。9月30日，中共陕西省委、陕西省人民委员会联合发出完成今年钢铁生产任务的20条，提出全民大办钢铁，创造日产百吨社，日产千吨县；全民办交通，土洋工具并举，新老工具并用，实现车子化、汽车列车化。10月3日，省委召开常委会议，提出大办钢铁的十条措施。10月5日，省委领导在全省广播大会上作了《立即掀起一个更大规模的钢铁生产的群众运动》的讲话，要求在全省范围内广泛地掀起一个轰轰烈烈的钢铁生产的群众运动。到12月，中共陕西省委、陕西省人民委员会召开了祝捷大会，庆祝全省产钢1.8万吨，产铁32万吨的“大丰收”。
    二、“大跃进”的持续
    1959年1月，中共陕西省委二届三次会议认为，1958年是实现全面大跃进的一年，1959年要进一步反对保守思想，实现持续跃进。会议确定，1959年全省粮食总产要达到362亿斤，棉花665万担，钢15万吨，原煤600万吨。2月16日，中共陕西省委召开工业生产大跃进广播动员大会，要求全年工业总产值比1958年增长65%以上。钢产量增长6倍以上，生铁增长1倍以上，原煤增长44%，原油产量增长2倍。同日，中共陕西省委、陕西省人委召开地、市、县委书记和专员、县长、市长电话会议，要求迅速动员起来，开展以积肥为中心的小麦“千斤亩”丰产运动，实现200个千斤公社和11个千斤县、市。4月8日，中共陕西省委发出《关于调整粮、棉、油计划指标的通知》，决定1959年全省粮食总产调整为300亿斤（包括大豆），棉花总产调整为500万担，油料总产调整为3.3亿斤，其跃进度超过1958年。4月25日，中共陕西省委发出《关于调整水利任务的通知》，扩灌由1100万亩调整为500万亩，控制水土流失面积由3500平方公里调整为2000平方公里，水平梯田由600万亩调整为400万亩。
    1959年4月29日，毛泽东给省、地、县、社、队、小队干部写信（即《党内通信》），尖锐批评了“大跃进”以来的高指标、瞎指挥等“左”的错误。根据此精神，陕西大幅度压低了原定的各项经济指标。7月14日至21日，陕西省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召开，会议确定，1959年工业总产值计划达到26亿余元，较上年增长30%，农业总产值计划达到29亿元，较上年增长24.2%；钢产量1.17万吨，较上年增长1倍多；铁产量4万吨，较上年增长1.5倍；原煤产量540万吨，较上年增长27%；棉花产量310万担，较上年增长9%；粮食产量由300亿斤压低到180亿斤。这些指标，虽然比年初确定的指标大大降低，但仍然是跃进指标。
    7月2日至8月1日，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后，错误开展了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斗争”。8月22日至9月10日，中共陕西省委召开二届十二次全体扩大会议，传达庐山会议精神，错误地批判和处理了省、地、市、县中一批对陕西省形势持不同看法的领导干部，并在全省党内错误地开展了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会议提出，为完成和超额完成1959年全省的国民经济计划，所有基层组织都应提出本单位超额完成计划的具体数字或提前完成计划的日期。这就使一度降温的“大跃进”运动又热了起来。省委、省人委先后召开全省第一次县、社工业会议，全省养猪、公共食堂工作、多种经营、工业、计划、农业、交通、水利等会议，传达中央会议精神，总结交流经验，促进全面跃进。与此同时，各地市县、各行业、各条战线、各部门被压缩的经济指标又恢复了，大跃进又呈高涨势头。
    1959年全省国民经济主要比例关系更加失调。工农业总产值为45.74亿元，比上年增长23.4%。其中农业总产值为16.49亿元，比上年减少0.69亿元；工业总产值为29.25亿元，比上年增长46.98%，轻工业比上年增长31.53%，重工业比上年增长67.24%。钢产量为1.3万吨，比上年增长2.25倍；原煤产量562万吨，比上年增长22.63%。粮食总产量为94.8亿斤，比上年减少7.9亿斤；棉花总产量为221.8万担，比上年减少44.2万担。由于农业减产，农民口粮大幅度减少，全年全省人均粮食由上年的426斤减少为355斤，农业人口人均粮食由上年的412斤减少到334斤。与此相反，基本建设投资总额达到10.84亿元，比上年增长40%，积累率也从上年30.5%增加到43.1%，成为建国以来最高的一年，从而大大加重了群众生活的困难程度。
    1960年是陕西省国民经济背负着比例严重失调的沉重包袱，继续坚持“大跃进”的一年。2月5日至22日，中共陕西省委召开二届十三次全体（扩大）会议，要求1960年实现更大、更好、更全面的跃进的同时，强调要千方百计加强农业战线，发展农业必须以粮为纲，农林牧副渔五业并举。同时还召开全省农业生产建设先进单位和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交流经验，要求发扬共产主义协作精神，扩大先进单位和先进生产者队伍，争取各地区各方面工作共同跃进。省委还制定 《1960年陕西省文教事业发展计划》。3月17日至22日召开的陕西省人大二届三次会议指出，发展国民经济必须以农业为基础，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实行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加强工业对农业的支援；加强矿山、煤炭等薄弱环节，恰当地安排农、轻、重之间的比例关系，以实现国民经济持续的全面大跃进，并相应地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 会议确定1960年工农业总产值比1959年增长34.27%，其中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33.77%，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34.92%。钢产量为3.7万吨，铁产量为12万吨，原煤为700万吨；粮食总产量为145.8亿斤，棉花产量为300万担，指标之高仍然是惊人的。但由于农业连年减产，本年夏粮又歉收，给指标的实现造成了困难。3月25日至4月3日，省委召开省委、地委、县（市）委、公社党委以及部分生产队党支部书记参加的五级干部会议，讨论进一步巩固和提高人民公社，提前三年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等问题。会后，省委发出《关于开展十万红旗单位百万红旗手运动的决定》、《陕西省人民1960年奋斗目标二十五条》、《关于办好公共食堂的十项规定》。8月，省委、省人委召开农业生产会议，要求集中80%以上的劳动力，加强秋田管理，争取秋季丰收，切实做好秋播准备，为明年夏季丰收打好基础。同月，省委召开全省钢铁会议，要求下最大决心，千方百计确保全省当年钢铁生产任务的胜利完成和超额完成。9月9日，省委召开工业生产电话会议，要求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保证提前超额完成计划。11月8日至14日，中共陕西省三届代表大会一次会议召开，省委领导作了《以农业为基础，促进国民经济的持续跃进》报告。尽管如此，计划指标仍没有完成，困难进一步加剧。1960年工农业总产值完成52.1亿元，比上年增长13.9%，其中农业总产值为14.64亿元，比上年减少1.85亿元；工业总产值为37.46亿元，比上年增长28%。轻工业为14.39亿元，比上年减少4600万元；重工业为23.07亿元，比上年增长60%。钢产量为2.9万吨，比上年增长1.6万吨；生铁产量为8.3万吨，比上年增加3.7万吨；原煤产量626万吨，比上年增长10%。粮食总产量为81.9亿斤，比上年减少12.9亿斤；棉花总产量为145.7万担，比上年减少76.1万担。农业减产导致了人均口粮继续下降，由上年的355斤降为337斤，农业人口口粮由上年334斤降为318斤。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为12.09亿元，比上年增加1.25亿元，积累率仍居高不下，为43%，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面临的困难达到非常严峻的程度。
    三、“大跃进”的严重后果
    1．国民经济各部门比例关系严重失调
    从1958年到1960年，积累和消费比例失调。积累率过高，消费基金下降。三年的平均积累率为38.8%，比一五计划时期的平均积累率25.7%高出13.1%。三年积累40.3亿元，比一五计划期间全部积累高出41.9%。积累效果很差，损耗太大，从1958年到1960年，每百元积累基金增加的国民收入逐年下降，分别为50元、28元、16元。在基本建设投资中，非生产性投资过低，比“一五”时期的28.7%分别减少为12.5%、10.5%、14.2%。工农业之间的比例失调，从1957年到1960年，按不变价格计算，工农总产值由11.36亿元增加到37.46亿元，增长2.3倍，而农业总产值由15.2亿元下降到14.6亿元，下降4%。工业与农业的产值比例由4:6变为4:3。工业内部许多生产环节之间比例严重失调。与1957年相比，重工业产值在工业总产值的比重量由1957年的52.7%上升为1960年的71.9%。轻工业却由1957年的73.5%下降为1960年38.4%。重工业的高速度发展，严重削弱了农业和轻工业。社会购买力与商品可供量比例失调。从1957年到1960年，全省3年内社会购买力增加36%。由于农业减产，轻工业产品大幅度下降，社会商品可供量减少，1960年社会购买力同商品可供量差额1亿元。
    2．劳民伤财，浪费十分严重
    在大炼钢铁中，滥采矿石，浪费了大量的矿产资源。1958年底，全省生产的钢2.3万吨，铁15万吨，但合格率钢仅占21%，铁只有5%。由于消耗大，成本高，仅省级财政补贴就达1590万元，而县、地的补贴则更多。1958年秋收，由于100多万劳动力炼钢铁，大批粮食、棉花成熟后无人收获，全省粮食、棉花损失10%。为大炼钢铁，砍了不少树木。不少农村，为大办食堂，砸了农民的锅，收了群众的粮食，浪费现象惊人。
    3．粮食减产，商品短缺，人民的生活十分困难
    由于“大跃进”的错误，再加上自然灾害及苏联政府背信弃义撕毁合同，撤走专家，迫使许多在建项目中途停建，造成极大浪费。农业连续减产。1959年粮食减产7.9亿斤，1960年减产12.9亿斤，1961年又减产26.97亿斤。1959年全省人均粮食由1958年的426斤下降为355斤，1960年降为337斤。为补充口粮不足，只好实行了低标准、“瓜菜代”（代食品）。由于营养严重不良，出现大面积浮肿病情，一些地方发生了饿死人的现象，非正常死亡人口增加。市场供应紧张，食品、轻工业产品和小百货十分短缺，基本生活资料实行凭票限量供应。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陷入困境，不得不进行艰难的国民经济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