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
    董仲舒（前179～前104年），西汉名儒。祖籍广川（今河北枣强），徙居茂陵（今兴平）。青年时代专心致志攻读《春秋》。景帝时被任命为博士，讲授《公羊春秋》，弟子很多，闻名京师。武帝举行贤良对策（考试），他奏三策（篇），受到武帝赞赏，被任命为江都易王刘非的国相。刘非是个武夫，只迷信武力统治，不重视仁义治国，任相10年，不仅无所作为，反被解职，降为中大夫。后又被任命为胶西王刘端之相，因其残暴诡诈，董恐日久获罪，称病告假回到茂陵家中，埋头著述。一生著作很多，现有《春秋繁露》、《举贤良对策》及部分奏疏等。
    由于做官受挫，久居乡里，对农民的痛苦深为同情。在早期的著作中，揭露了“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富人霸占山林川泽，独享其利，放纵淫侈，邑有皇帝，里有公侯，小民怎能不贫穷”，“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猪之食”等豪强横行，农民遭受残酷剥夺的现象。提出“限民名田”，“塞并兼之路”的主张，以缓和阶级矛盾。
    他的政治主张是“罢除百家，独尊儒术”。他说：“春秋大一统，是天里的常规，古今的通理。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之言各不相同，致使思想不统一，法令多次变更，令人所难适从”。反复说明，当时尊崇的黄老思想已过时，不适应。因此建议“诸子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
    他鼓吹“君权神授”，宣扬“天命”、“天人感应”，“天人合一”的论调。说宇宙间的万事万物都是囟天派生出来的。国家的兴亡是天意的体现。灾异是上天好恶的表达，人间的一切也是上天有目的地安排的。帝王是上天的代表，人们应服从帝王的统治。君主统治应该做到阴阳相兼，德刑并用，以德为主，以刑为辅。把君臣、父子、夫妻的关系与天地阴阳相比附，提出“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君、父、夫是阳；臣、子、妻是阴，阴必须服从阳的统治，从阳行事，不得反抗。以此作为最高的道德准绳，绝对不能变更，“天不变，道亦不变”。从而为封建统治者制定了整套的理论，他也成为中国哲学史上著名的唯心论者。
    这套理论，得到朝廷的大力提倡。从此，凡在对策中讲黄老刑名纵横的人一概不取，独取儒生，给官做，把儒学与仕途结合起来，把通晓儒家经典作为做官的主要条件。公卿、大夫、士吏逐渐为儒生所把持。同年办了许多学校，学校都得讲儒学。当时他的名声很大，朝廷每有重大决策，总是派使者专程来到茂陵，向他请教，所答的一部分还汇集成《春秋决狱》一书，流传于后世。
    徐福
    徐福，西汉茂陵（今兴平县）人。
    从汉武帝到汉宣帝刘询，霍光在朝20余年，权势显赫，子孙后代都握有一定实权。霍光死后，霍家广置宫室，荒淫骄横，作威作福，无人敢言。徐福耳闻目睹，怅然叹息。奢侈必然不谦逊，不谦逊必然骄横，骄横则轻慢于上，轻慢必然走上悖逆之道，他断言霍家不久即亡。于时上书皇帝说：“霍家权赫，作威作福，积怨甚多，危险在即。皇帝厚爱，应及时抑之，以免霍家亡。”接连上书三次，皇帝视之漠然，直至霍家欲谋杀丞相，废宣帝，立霍光儿子霍禹为帝。事败露，阴谋未遂，霍家九族及同党全被诛杀。
    事后，皇帝封赏告发者，唯独没有徐福，有人上书皇帝说：“昔有人串门，见主家烟囱直竖，旁有柴禾，就对主人说：烟囱应稍曲，柴禾远之，以防万一。主人未理，不以为然。不久果然失火，幸四邻抢救，损失不大。为谢街坊四邻，主人宰牛备酒，重伤者坐上座，其余依次坐之，唯独建议修改烟囱、挪柴禾者未请。有人问之，主人顿醒。而今徐福，正是未请之人。臣以为建议防微杜渐者比之赴汤蹈火者更可敬，请陛下三思”。
    皇帝彻悟，即赏徐福帛十匹，封为郎官。成语：“曲突徙薪”即源于此。
    窦广国
    窦广国，西汉槐里（今兴平县）人，是汉文帝窦皇后的弟弟，德才兼备，群臣敬服。文帝想让他做丞相，窦皇后却不同意，她对文帝说：“恐怕天下人议论你私爱广国。”文帝反复思虑言之有理，广国亦面见文帝，据理劝说，陈述利弊，坚决不肯接受。后来广国被封为章武侯，未授要职，让其出谋划策。窦氏姐弟所为，朝野赞誉，对形成“文景之治”起了重要作用。
    朱云
    朱云，字游鲁（今山东省）人，后来迁居平陵（今兴平）。汉元帝时为槐里（今兴平县）县令。
    朱云身高八尺，魁梧奇伟。生性耿直，不畏权贵，敢于直谏。曾上书皇帝，指责丞相韦玄成庸碌保位，被石显左右，而因此丢官。
    汉成帝刘骜在位时，朱云已削职为民，但仍关心朝政，忧国忧民。当时安昌侯张禹，贪财好利，广置田产，生活奢淫。对于外戚王氏，在朝专权跋扈，危及朝廷，从不过问。皇帝问及张禹，张禹故意岔开话题，使皇帝受蒙弊，不疑王氏，于是深得王氏信任。朱云对此深恶痛绝，以原来槐里令上书皇帝请求谒见。他当着皇帝和满朝文武说：“今有朝臣，上不能辅佐君王以治国，下不能体恤百姓以慰民，徒占位子，白拿奉禄，这样的人很危险。皇上能赐我一宝剑，杀一个嗜好谄媚的奸臣，以儆戒他人。”皇帝问是谁，朱云说：“安昌侯张禹。”皇帝大怒，喝令将朱云推出斩首。朱云慷慨陈词说：“能和龙逢、比干见面于九泉之下，心满意足矣。但我真耽心社稷的前途啊！”左将军辛庆忌急忙解官印、缓带叩头于殿下曰：“万岁息怒，臣知其一向任性，但忠心率直为人所知。他敢犯颜直谏，出于忠君保国，并无个人恩怨，这正是臣下难得之优点，切不可轻易杀之。即使言之不是，亦应宽容，以证明万岁礼贤下士，纳谏如流。若杀之，就会堵塞天下人言路，再无人忠谏，于国百害而无一益”。说罢，磕头不止，额上鲜血直流。皇帝觉言之有理，便赦免了朱云。后来，修槛杆时，皇帝说：“不需换新的，原来的拼补好即可，使敢于直谏的大臣一见坏槛杆，便想起朱云直谏之事，以此作为对忠介之臣的纪念。”
    朱云一生活了七十多岁，当他病危时，拒绝请医服药。遗言说：“死后不要穿老衣，以棺殓服，不用砖砌墓，以土填之，坟不要高，丈五即可”。家人皆依其言。《兴平县志》载，朱云墓在兴平县城北十里处。
    公孙述
    公孙述，字子阳，东汉槐里（今兴平县）人。哀帝时为清水长，太守见其有能力，让他兼管五县。他治理有方，政事修理，奸盗不发。王莽年间升为导江率正（蜀郡太守）。东汉建武初年，自立为天子，号成家（取起于成都之意）。他占据了川蜀一带，大建宫室，封李熊为大司徒，弟弟公孙光为大司马，公孙恢为大司空，自封皇帝。公孙述目光短浅，妄自尊大，“性情苟细，察于小事，敢诛而不见大体”，不善结纳天下豪杰。时已负盛名的马援得知公孙述当了皇帝，以同乡有旧，便去川蜀投靠公孙述，一共事业。时马援远道而来，公孙述却高坐皇位，戒备森严，让马援参见。马援见公孙述如此高傲冷漠，非常气愤，拒绝所受官职，毅然离开成都，说：公孙述只不过是井底之蛙，没见过大世面，心胸窄狭，妄自尊大，自以为了不起，这样的人一定成不了什么大事。后来，马援投奔刘秀，刘秀热情接待，委以重任。马援作战非常勇猛，帮助刘秀统一了天下。而公孙述正像马援所料的那样，于建武十三年（公元36年）被汉军打得大败，所辖郡邑皆降，其本人亦死于刀枪下。汉灭其族。成语“妄自尊大”就源于此。
    杜林
    杜林(?～47)，字伯山。东汉茂陵（今兴平县）人。父亲杜邺，任凉州（今甘肃省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刺史。他是汉经学家，博学广闻，精研孔子之礼仪祭祀，当时称为“通儒”。汉光武帝刘秀征召他为侍铆史，后又升为大司空。起初，隗嚣听说杜林是一个很有作为的人，再三请用他，杜林决不从命，隗嚣非常气愤，派刺客刺杀他。刺客找到杜林见其推着鹿车为弟弟送丧，感其忠孝，慨叹说：“我虽是小人怎能忍心杀掉有义之人。”于是逃亡而去。他曾治《古文尚书》，曾得漆书《古尚书》一卷，引起学术界的争议。他长于文字学，曾撰《苍颉训篡》、《苍颉故》各一篇（已失传）。
    孔奋
    孔奋，字君鱼。东汉扶风茂陵（今兴平县）人。聪明好学，品德高尚。幼从师于刘歆，学习《春秋》、《左传》。刘歆喜爱他的才德。
    汉光武帝时，孔奋任姑藏（今甘肃武威）地方官，居官四年，一尘不染。时河西一带，隗嚣割据。汉军平乱，乱平。参战官员被召进京，大都中饱私囊，将搜刮的金银财宝装车，唯孔奋单马空车而去。当地百姓感其恩德，自动凑集牛马器物，追赶赠之，恳求孔收，孔奋感动，婉言谢绝。后孔调任武都郡丞。隗嚣残部隗茂袭武都（今甘肃省成县），杀郡守，活捉孔奋家小。孔奋率兵截击，包围之。敌畏，推其妻和子于前。孔奋年过半百，膝下只一子。双方兵将，鸦雀无声。突然，孔奋大吼一声，下令进兵。隗嚣被全灭，而孔奋妻儿被隗杀。汉光武帝闻之，大感，专下诏书，称颂孔之精神，提升孔奋为武都太守。
    马廖
    马廖，东汉右扶风茂陵（今兴平县东北）人，字敬平，他是伏波将军马援的长子，因为父亲有功于朝廷，被封为郎官。他为人诚实耿直，做事谨慎，不喜爱权势声名，诚心诚意，忠于职守。明帝死后，马廖典掌门禁，章帝非常尊重他。当时，他的妹妹为皇太后，注重节俭，不喜修饰，并身体力行。马廖恐其不能善终，因之上书劝之以成德政。马太后看后，深为感动，接受了他的意见。后来，朝庭每有大事，章帝常常亲自询问他。马廖后升为中郎将，封顺阳侯。谥号“哀”。
    马稄
    马稜，字伯威。东汉右扶风茂陵（今兴平县东北）人。是伏波将军马援的族孙。建初中举孝廉，仕为郡功曹。章帝以稜行义，聘他为拜谒者。他任广陵（今江苏省扬州市）太守时，粮价昂贵，百姓遭饥。他奏请上司，建议限制盐商，保护百姓利益，救济穷苦人。同时奖励百姓建兴湖泊，以利灌溉，扩大水田面积二万多顷。广陵百姓立石碑歌颂其功德。后来，他调任丹阳（今江苏省丹阳县）太守，打击豪强，擒灭惯匪，使民安生，又调任会稽太守，兴利除弊，普惠百姓，政绩斐然。
    申屠刚
    申屠刚，字巨卿。扶风茂陵（今兴平县东北）人。西汉末年，做过本郡功曹。
    申生性耿直，崇尚史、汲黯的为人。西汉平帝时，王莽专权，对朝中大臣猜忌甚多，压制外戚势力。他对王莽的专断极其不满，借举贤良方正之机，向平帝献策，以为“朝廷不考功校德，而虚纳毁誉，数下诏书，张设重法，抑断诽谤，禁割论议，罪之重者，乃至腰斩，伤忠臣之情，挫直士之锐……陛下宜遂圣明之德，昭然觉悟……征中山太后，置之别宫，令时朝见，又召冯卫二族，裁与冗职，使得执戟，亲奉宿卫，以防未然之符，以抑患祸之鳊”（《后汉书·申屠刚传》）。王莽看到申屠刚的这条奏章后，唆使元后下诏，以“僻经妄说，违背大义”（《后汉书·申屠刚传》）的罪名，将申屠刚免职。
    王莽篡位后，申屠刚躲避到河西，在巴蜀与汉西之间辗转二十多年。隗嚣占据陇右后，召他任治书侍御史。后来隗嚣因势孤，想投靠公孙述，申屠刚劝隗嚣归依刘秀，认为东汉势力强盛，民心所向，且汉朝多次下诏书招纳，不应上负忠孝，下愧当世。然隗嚣不听。
    建武七年(31年)，光武帝下诏书征召。他临走时，又写信给隗嚣，劝他不要一意孤行，要顺应民心。信中说，百姓希望平安生活，而西州连年发兵，人人心怀忧虑，若背离道德，违逆人情，必然亡家亡国。隗嚣仍不采用。
    申屠刚到东汉京城，被任命为侍御史，转任尚书令。他任职时，正言极谏。光武帝曾想到各地巡游，而他以为陇蜀等地还未平定，不应安逸享乐。光武帝不以为然，依就驾车巡游。申屠刚见谏止不听，便以头顶车，阻止其前进，使光武帝最终放弃了这次巡游。
    申屠刚刚直不阿，对个人安危全不在乎，多次犯言进谏。他以皇太子应迁居东宫，“简任贤保，以成其德”（《后汉书、申屠刚传》），这些都使光武帝反感，将他调出京城任平阳（今河南孟津东北）令，后又调回担任太中大夫。后因病辞官，在家中病逝。
    魏相
    魏相（?～前59），字弱翁。西汉济阴定陶（今山东省定陶县）人，徙平陵（今兴平县）。汉武帝时，被推荐为贤良；后入朝出题策问，对答如流，封为茂陵县（今兴平县）令。一次，御史大夫桑弘羊的门客谎称御史大夫之名到茂陵县丞住所，县丞没有按时迎见，门客大怒，绳缚了县丞。魏相怀疑他是冒充，审之果然，即依法治其罪。后茂陵大治。再迁升为河南洛阳太守，严禁奸邪，豪强畏服。时因追捕皇亲国戚罪犯，屡遭贬退。三年后，宣帝即位，封为大司农、御史大夫；韦贤死后，魏相遂为丞相，封高平侯。
    魏相精通《易经》，好观汉故事及前人奏章，常以古鉴今，奏请施行，颇有辅政才能。大将军霍光死后，他发现霍家权重，有谋反迹象，即劝奏宣帝免封霍光后代三侯，后来霍家宗族果然要谋杀丞相、废宣帝，立霍光儿子霍禹为“帝”。事发后，魏相协助宣帝采取果断措施，予以诛灭。
    魏相主张“奉明法，广教化，理四方，以宣圣德”。他多次派大臣巡行天下，“察风俗，举贤良，平冤狱，畅交通，省诸用，宽租赋，赈饥民”，铲除弊政，安抚民心，发展了生产。他和御史大夫丙吉，同心辅政，整顿吏治，考核实效，颇有政绩。深得宣帝重用和庶民赞誉。他和韦贤被誉为“西汉贤相”。他为相九年，于神爵三年（公元前59年）逝世。谥号“宪侯”。
    耿国
    耿国(?～58)，扶风茂陵（今兴平县东北）人。耿况的三子。建武四年(28)，耿国奉父命入朝侍奉光武帝，被任命为黄门侍郎。后光武帝赏识他的才能，升任他为射声校尉。建武七年(31)，改任驸马都尉。
    其父耿况病故后，按次序，本应由他继承爵位。耿国却把父亲生前喜爱的小儿子耿霸上书介绍给汉光武帝。耿霸不肯袭封，以后历任顿丘、阳翟、上蔡等县县令，因功绩升迁为五官中郎将。
    这时的乌桓、鲜卑等族屡次侵犯边境。耿国平素颇有谋略，很得光武帝的器重，他多次上书表述对外之策。建武二十四年(48)春季，匈奴的右薁鞑日逐王比在他统领的八个部族首领的拥戴下，欲自立为单于。但因其势力单薄，难以独立支撑，于是想依附东汉政府，便领众前往五原寨，上表愿永世为臣守边，抵御北匈奴。众大臣都认为天下刚刚平定，国内空虚，他们情况真伪难知，故不能答应。耿国却以为可以接受他们的请求，“令东扦鲜卑，北拒匈奴，率厉四夷，完复边郡，使寨下无晏开之警，万世安宁之策也”（《后汉书·耿国传》）。光武帝听从了耿国的计策，立比为南单于（即呼韩邪单于），统治南匈奴。此后乌桓、鲜卑不敢侵边。北单于被南单于所败后，向北迁徙。
    建武二十七年(51)，官至大司马。耿国又上书，认为应设置度辽将军、左右校尉，屯驻五原，以防边民及投降的少数民族再逃亡。耿国死后，汉明帝依照耿国的论策，设置了度辽将军、左右校尉等官职，稳定了边疆。
    耿宝
    耿宝(?～125)，字群达。扶风茂陵（今兴平县东北）人。牟平侯耿舒之孙。其父耿袭，娶显宗女隆虑公主，嗣牟平侯爵位。耿袭死后，耿宝再嗣爵位。
    耿宝的妹妹耿姬嫁给清汉孝王刘庆，刘庆之子立为汉安帝。耿宝以嫡舅的身份，得到了汉安帝的宠信，安帝派他监羽林左骑。耿宝贵为外戚，但他阿附宦官，结党营私，与中常侍樊丰、帝乳母王圣等相互勾结，弄权专政。
    延光二年(123)，身为大鸿胪的耿宝举荐中常侍李闰的哥哥给太尉杨震，杨震不理。耿宝亲自见杨震说：“李常侍国家所重，欲令公辞其兄，宝唯传上意耳。”（《后汉书·杨震传》）但杨震严辞拒绝，耿宝怀恨而去。
    延光三年(124)，汉安帝出巡泰山，中常侍樊丰等趁机大造宅地。杨震部椽高舒召大匠令史，将事实查明，并获得樊丰等人假传的诏书，准备等安帝回来后上奏。樊丰得知后，抢先诬告杨震，免去杨震太尉之职。樊丰等又请耿宝奏劾，诏遣杨震归本郡。
    这年八月，耿宝做了大将军，随后伙同阎皇后、大长秋江京、中常侍郎樊丰、安帝乳母王圣等一起诬告皇太子，及其乳母王男、厨监邴吉。废皇太子刘宝为济阴王，杀王男、邴吉。
    第二年春，汉安帝病死。阎皇后与阎显兄弟、江京、樊丰等欲立北乡侯懿为皇帝，阎后为太后，其兄阎显为车骑将军同三司。阎氏兄妹忌恨耿宝位尊权重，暗示有关官吏，弹劾耿宝及其党羽“与中常侍樊丰、虎贲中郎将谢恽、侍中谢笃、大将军长史谢密、乳母王圣、王圣女儿永等人，结党营私，共为不轨”，将耿宝贬为则亭侯，并遣归其封国。耿宝于道中自杀。
    马严
    马严(17～98)，字威卿。扶风茂陵（今兴平县东北）尺。伏波将军马援的侄子。其父马余在王莽时期做过扬州牧。
    马严少时，很喜欢击剑，骑射，广交游侠义士。后听从叔父马援的劝诫，随杨太伯学习，结交世贤俊才，潜心于经学的研究，饱览诸子百家的典籍，对《春秋左氏传》尤为精通。京师的长者们都非常惊异马严的变化，对他也颇为器重。他任郡都邮后，马援常与他商议政事，并将家中的事情委托给他，
    建武二十五年(49)，马援病逝，因受到光武帝的女婿梁松和黄门侍郎窦固的诬陷，被收回了新息侯的印绶，使马援不得其葬。马严对此异常气愤，与马援的妻子一同上书诉冤，前后六次无效。之后，马严去安陵（今咸阳东北）隐居钜下。三辅人士对他的行为非常敬佩，称他兄弟二人为钜下二卿。
    等到马援的小女被立为皇后，马氏贵为外戚，然马严为避嫌，闭门不出。永平十五年(72)，马皇后让他移居洛阳，汉明帝还召见了他，留他在仁寿闼与校书郎杜抚、班固等人勘定《建武注记》一书。之后，马严任将军长史，率领北军五校士、羽林禁兵三千人，驻扎西河美稷（今内蒙古准格尔旗西北），保护南单于。皇上允许他设置司马、从事等官吏。
    汉章帝即位，他任侍御史中丞。这年冬天，马严上书，认为当今地方“刺史、太守、长州、典郡，不务奉事尽心为国”。指出益州刺史朱酺、杨州刺史倪说、凉州刺史尹业等“每行考事，辄有物故，又选举不实，曾无贬坐……宜封正百司，各责以事，州郡所举，如不如言，裁以法令”（《后汉书。马严传》）。汉章帝采纳了马严的意见，将朱等免职。
    建初元年(76)，任五官中郎将，行长乐卫尉事。第二年改任陈留太守。在他离开京城时向汉章帝进言，认为“窦固误先帝出兵西域，置伊吾庐屯，烦费无益，又窦勋受诛，其家不宜亲近京师”（《后汉书。马严传》）。窦勋的女儿正是汉章帝的皇后，且窦家得宠。于是，有人将马严的话告诉了窦氏兄弟，由于窦家的忌恨排斥，马严由此失意而免官。
    汉章帝死后，窦太后专权，马严便隐居不出。永元十年(98)在家中去世，时年82岁。
    张纶
    张纶，明代本县人。弘治年间举人，任四川成都知县时，关心百姓疾苦，鼓励百姓种田，减轻百姓负担，抑制豪强，缉捕盗贼，治理有方。百姓安居乐业，作歌赞颂之。歌说：
    “侯之来兮，风雨时，
    五谷穰兮，民无饥。”
    又歌：
    “我寒侯为衣，
    侯虽瘠兮民则肥”。
    因为政绩卓著，抚按推荐他，升迁雨锦州（今辽宁省锦州市）太守。
    阎溥
    阎溥，字克周，明代本县人。嘉靖年间考中进士，官授刑部主事。当时光禄大夫崔卿的儿子，因事愤怒杀死了其邻里妇女。崔的儿子是原来宰相的外甥，所以宰相托人向阎溥说情。阎溥谢绝说：“我和宰相，都是朝廷官员，光禄的儿子杀人，罪应判死，这是朝廷的法律。要说是因为宰相而不判其死罪，这是宰相被冤了。”后崔卿的儿子终被依法判罪。阎后调任驻守保定（今河北省保定市）。保定属于边防前线，边防部队和卫戍部队混杂一起，常有盗贼惹事生非其间。地方豪强和外戚官宦不分是非，主观臆断，从中渔利。阎溥以法严治，境内安然。后来又提升为副浙台，浙江一带人因为其治理有绩，向来敬服其风采。下级官吏害怕他，老百姓拥护他。后来因为和上级官吏政见不合，光明正大回归故里。
    刘瑾
    刘瑾(?～1510)，明代本县王堡村人。谈姓，因依靠姓刘的太监进了宫，感其恩而冒姓刘。明孝宗时，刘瑾因在宫中犯法当判死刑，后得以免。时侍奉太子朱厚照于东宫。于是对朝廷诸臣痛恨切齿。武宗（朱厚照）即位后，刘掌管钟鼓司，他和马永成、高凤、张永等8人都是自小侍奉武宗长大，因之受到皇帝的宠幸，人称“八虎”，而刘瑾尤甚。
    刘瑾善于逢迎。每天在宫里用玩耍鹰犬，指使美女唱歌跳舞，选派大力士角斗，让武宗皇帝玩乐开心。皇帝更加信任他，并提拔刘瑾当了内宫监，以总督在京的军队。大学士刘健、王岳等忧国忧民，上书进谏，欲使武宗近忠远奸，亲理朝政，悔过自新，以保社稷，并请求处死刘瑾。由于刘善逢迎，有口辩，挑拨离间，皇帝一听大怒，反而即命刘瑾为司礼监，命刘瑾的爪牙马永成掌管东厂，谷大用掌管西厂，并于东、西厂两个特务机构之外，增设内行厂。刘瑾施用酷刑，残害百官，排除异己，无端指责官员们的大小过失，到处安插亲信，使人防不胜防，连公侯、皇亲都不敢和他平起平坐，私下见他的，都要磕头作揖。朝中大小事皆由刘瑾决断，不必复奏皇帝。大臣给皇帝的奏折，都先要刘瑾过目。因此，无人敢揭发他。正德三年(1580)夏天，刘瑾发现一张抨击他的匿名信，便假传圣旨，召集全体官员，责令其全部跪在奉天门下，当场晒死三人。一个官员因公事触怒了刘瑾，刘瑾把桌子拍一下，官员便吓倒在地，屎尿齐下。刘瑾独断专决，贪赃枉法，为所欲为。强夺民田，增设皇庄达三百余处。随意升迁罢免官员，一人犯罪，株连邻居街坊，大兴冤狱，草菅人命。都给事中许天锡，想弹劾刘瑾，又害怕事不成功，把奏书放在身上，上吊自杀。
    正德五年(1510)，刘瑾因与张永矛盾日剧。张永以平叛有功，上书皇帝，历数刘瑾17件犯罪事实，特别是和叛军安化王密通，图谋造反，于是皇帝下令逮捕并抄了刘瑾的家，搜出刘瑾私刻的皇帝印、穿宫牌以及盔甲、弓箭、龙袍、玉带等，皇帝勃然大怒，说：“奴才果然造反！”处以凌迟三日之刑（分割尸体三天），刘瑾的同族、党羽多被处死。少数谎说姓淡，免诛。另外60余人被革职流放。
    章评
    章评，字斗阳。四川遂宁（今四川省遂宁县）人。举人，明朝嘉靖43年(1564)任兴平知县。在任期间，重视文化教育，以礼义教人。每到月初和月中，召集学生讲解乡俗民约、律令礼义，并用自己的薪水亲自管理这件事。在县城侍奉吕泾野先生的祠堂里兴办社学，题名“真儒堂”。后又亲自参与调查访问，搜集资料，编撰《兴平县志》。兴平有志，始于章评。任职期间，尊崇教化，减轻刑律，使县内政通人和，百废俱兴。后迁升为知州。
    刘瑅
    刘瑅，字汝密，号南渭。世居本县县城东关。他年青时就有济世之才，志在忠君泽民，不屑为一己之温饱而足。清嘉靖年间，他26岁时被选任河间府青县县令。由于政绩卓著，上级惊奇他的才能，后升为顺天道州守。任中，救济灾民，防治地方瘟疫，治理地方秩序，各项事情都很有条理。附近州县，都效之以法。刘受到朝廷的赏赐。不久，升任工部都水司员外郎，奉命修复芦沟桥。一年有余使工程提前竣工，又受到朝廷嘉奖，晋升一级。后又奉命辅佐御史潘某督运漕米，修建五凤楼、奉天门等，都如期竣工。后来，刘瑅升任四川马湖知府。
    刘相
    刘相，字元卿，号裕轩。本县城内东关人。他是曾任四川马湖知府刘瑅的曾孙。从小喜爱读书，后考为后补博士弟子。清朝顺治初年，被选拔入太学（清初官办的最高学府）讲学。他致力于学问的研究，严于取舍，执教认真，一丝一毫都不马虎。刘相品行高洁，不喜不义之财。一次，他在路上见一布袋，内装有物，就叫人背回家，告诉不让家里人打开，而自己坐守在原地等候。直到天快黑时，忽见一人匆匆忙忙赶来，他便上前询问。原来是巩昌府的差役，携带千金，走到此处在马背上昏睡而丢失。刘相听其所说诚实可对，便还其遗物。差役感动得流下泪来，问了他的姓名而去。后来，成县白县令特置“拾金不昧”大匾高悬于刘相家门，一时远近传扬。康熙初年，刘相被选任严州通判，治绩有声，后又升任为河南卫辉府通判。
    徐开熙
    徐开熙，字禾水。浙江嘉兴（今浙江省嘉兴县）人。清朝顺治14年(1652)任兴平知县。任职期间，修建文庙，兴办社学，建筑县城城墙，政绩显著。县西南胡家桥（距县约40里，现已毁）有泉，可以灌溉。但因泉源水流堵塞不通。顺治戊戌年(1658)夏天大旱，徐知县带领百姓开泉修渠，不长时间就修通了渠道，引出泉水，灌溉周围田地庄稼，百姓称泉为“永济泉”，以表示对他的感激和怀念。继知县章斗阳之后，他还重修《兴平县志》。
    张弘图
    张弘图，湖广江陵（今湖北省江陵县）人。清康熙34年(1695)以进士任兴平知县。在任期间，重视文化教育，于县城内创建槐花书院，广聘有名的教师任教，当时求学的人很多，使兴平的文化教育大兴。槐花书院就是现在的兴平县槐巷小学。
    胡蛟龄
    胡蛟龄，江南泾县（今安徽省泾县）人，恩科进士，授翰林院吉士，清雍正4年(1726)任兴平知县。在任期间重视教育，兴办学校。胡知县上任之前因渭水泛滥，沿河一带百姓房屋、财产、田地、庄稼被淹没冲毁，并且渭水不断北侵，田地减少，胡知县呈请上司，豁免赋税，并极力抚恤穷苦百姓，帮助发展生产，百姓多有赞颂。他还组织重修《兴平县志》，后来升任六部主事。
    顾声雷
    顾声雷，江苏元和（今江苏省吴县）人，清乾隆40年(1775)任兴平知县。县城内槐花书院自张弘图知县创建以来，规模较小，设备简陋，书院费用不足。他上任的第二年，重修书院大门和围墙，扩建校舍，增置讲堂，又呈请上司用渭滩地地租增加学校费用，使书院初具规模，并改名为槐里书院，兴平教育一时大兴。乾隆42年(1777)，陕西巡抚毕沅派员到陕西各县，考察金石陵墓，编撰志书，顾知县奉毕沅之命同张万居对兴平旧志的内容进行精核充实，修改编撰，共25卷。
    龚衡令
    龚衡令，字任臣。福建人。清道光26年(1846)任兴平知县。他上任后第二年，兴平遭灾荒，穷苦百姓流离失所。当时县城城墙倒塌，他下令，凡参加修筑城墙的县内百姓都按工给粮款救济。令下，很多老百姓都来参加修筑城墙，使县内老百姓度过了灾年。后来乱军流窜到兴平，吃饭住宿，轮流给乡民分派负担，对百姓骚扰很大。于是他在县城内购置房屋地皮，成立流民所，让专人负责管理，使百姓免其骚扰。后百姓立碑赞颂其功德，称之为“龚爷”。
    倪人垧
    倪人垧，字次郊。安徽望江（今安徽省望江县）人。清咸丰8年(1858)任兴平知县。擅长书法绘画，喜爱吟咏诗赋。道光末年，英帝国不断侵略中国，南方一带农民起义反抗，倪知县在县城修挖护城河，制造武器弹药。有人制造流言蜚语进行中伤，倪不以为然。同治元年(1862)回民起义，其大首领蓝二顺率兵进入兴平境攻城，因为防守有备，县城得以保卫。后来士民佩服倪知县的远虑。
    侯鸣珂
    侯鸣珂，字韵轩。湖南长沙人。清同治12年(1873)任兴平知县。
    侯鸣珂任兴平知县前，县内潘村发生了一起刀杀养子、活埋儿媳的大案。人们街谈巷议，众说纷云，消息很快传到上级官府。上级官府即委派侯鸣珂赴兴平密查暗访。侯鸣珂奉命之后，装扮成算卦先生，带一随从。一路上，他让随从牵着马，混杂在行人中了解情况，自己坐在车上，和车上的人闲谈，有意把话题引到案情上，了解案情发生的经过和看法。走到村子及周围一边算卦，一边查访。几天后，他查明了事情的真相。
    原来潘村有一寡妇没有儿子，其姐念其孤独，将自己的一个小儿子过继给她。寡妇有奸夫，常私通。继子长大娶了媳妇，对葜私通有觉察，十分反感。寡妇和奸夫也视小俩口为眼中钉，遂起歹心。一天晚上，乘继子夫妇熟睡，奸夫拨开房门，持刀杀死继子。案发后，寡妇哭闹说儿媳与人通奸杀了儿子。媳妇有口难辩，哭得死去活来。奸夫混杂在群众之中，说：“这么狠毒的媳妇，不能叫她活着。”便用麻绳将媳妇绑了。媳妇父亲匆忙赶来，亦被奸夫捆绑，关入村中庙里，威逼老汉写出女儿因奸杀夫的事实。老汉非常气愤，拒绝不写，奸夫便让村里一个老童生代笔。埋葬死者时，天色阴晦，奸夫趁机，前拉后扯，把哭得昏昏沉沉的媳妇拥入墓穴，并带头填土，将媳妇活埋。媳妇的叔父写状子到县衙喊冤告状，知县问明情由，听其女婿、侄女已死，烧了状子，推手不管。村人忿忿不平，议论纷纷。
    侯鸣珂查清案情，回到县城，换上官服，进了县衙。知县大惊失色，生怕事情严重受责，派人暗送银三百两，侯拂袖说：“难道我是为三百两银子来的吗？”连饭也没吃就走了。知县见事不妙，立即将奸夫和寡妇逮捕归案。接着，上司派侯鸣珂接任兴平知县。侯知县上任后，经过详细审问，搜出凶器血衣，将奸夫和寡妇治罪严惩。后又整顿县内秩序，修建忠孝节义祠，修缮书院，增拨教育经费等，使县内风气好转，士民称颂。
    王权
    王权(1822～1905)，字心如，号笠公。甘肃优羌（今甘谷县）人。少时聪颖，文章出众。16岁应童试，受到古浪知县陈世熔的赏识，不久考取廪生，陈世熔招他到古浪县署读书。陈学问宏富，诲人不倦。王权刻苦攻读，历时5年学问大长。
    道光二十四年(1844)，赴省应乡试，中举人。两年后，他的老师龚衡令任兴平知县，他随师来兴平县署读书讲学。他“善赋诗，擅古文”，后曾长时间主讲于文昌、天水、正兴、兴文四所书院，教学“诲人不倦，文风蔚然”，在陕甘两省颇有声望。咸丰八年(1853)任甘肃文县教谕。同治五年(1866)，经保准以知县选用，任陕西延长知县。时值回民起义，人民生活困难，他力改弊政，提倡节俭，招人垦荒，分给贫民耕牛、籽种，为当地人民做过不少好事。
    同治十三年(1874)，任兴平知县，为政清廉，关心民疾。当时“官差”浩繁，过往军旅经常临时拉差。为减轻农民负担，他用公款买50匹马，交城郊农民喂养。发给草料费，闲时耕田，忙时支官差。光绪三年(1877)，陕西发生饥荒，他一面减轻赋税，厘定差役，一面力请赈救，举办义仓，筹集钱物，开办粥厂，亲自施舍。县内参加科举考试的一些书生，无钱起程应考，他从自己薪俸中，捐银一千两资助。为教化后人，由他自己捐资，亲自主持续修《兴平县志》，并重修了槐花书院及文昌楼，大兴教育之风。
    王权为官刚明廉峻，不畏权势，处处为民着想。光绪七年(1881)，陕西又遭大旱，收成大减。兴平县上报的粮食产量数字最少，省当局欲隐瞒灾情，让知府出面给王权写信，要他改动上报数字，他执意不肯。省上又要各地续捐义粮，他又据理力争，使兴平人民得以免捐缓征。一次驻藏某大臣路过兴平，随从人员仗势勒索钱财，被他重重打了一顿。为此，引起上司不满，竟被罢官，兴平人民数百人赴省泣留未乞。他在诗中写到：“五载共观摩”，“宦路棘荆稠”。从1874年到1884年的十年间，他在兴平曾三任知县，他每次去任，总有数百士民到省上恳留；每次到任，群众都夹道欢迎。由于他为官清廉，美名远扬而受到尊敬。陕甘总督左宗棠路过兴平，王去迎接，左下车扶起对王说：“足下陇右读书人也，宰相不为知县下车，我为读书人下车。”一时传为佳话。
    光绪十年(1884)，他离兴，任富平知县。光绪十二年(1886)，王权辞官路过兴平，迎接的人群长达十多里，入城时，数千人簇拥在车子周围。王权在诗中描述：“耆老掀帷视，群惊鬓雪堆。此生余一面，几载盼重来”。兴平人民为了纪念王权的恩德，于光绪三十年(1904)秋，在槐巷为王权建立生祠，人称“王公祠”。
    王权晚年闭户著书，80岁时，突患中风致瘫，但读书写作仍未停止。他在《病中遗怀》中写道：“茹痛时吟《正气歌》，病魔其奈定僧何，文山牢狱椒山仗，苦楚都应比此多”，可见其意志之坚强。光绪三十一年(1905)，因病逝世，终年84岁。
    杨宜瀚
    杨宜瀚，字吟海，四川成都人。清光绪二十年(1894)以举人任兴平知县。精通经史，喜爱文章、书法，待人谦恭，事上以礼，百依百从。杨任知县期间，仰慕庐陵欧阳修治理之法，为政尚宽而百废俱兴。重视教育事业，为纪念农学家、教育家杨双山，于杨家乡修造“双山祠”，附学校。并派张元际、张深如去上海，考察兴办教育事业，采办教学用品。当年在县城设立学生经费处，由张元际负责，筹集办学基金，利用古庙闲舍兴办初等学校180余处，为兴平初等教育的发展、普及奠定了基础。
    光绪二十六年(1900)兴平遭灾荒，庄稼多被旱死。江南义绅唐桐卿、刘朴生等，集义款三十万金（银），来陕赈灾。杨宜瀚同刘早有交情，亲自找刘，恳谈兴平灾情，拨得赈款二万，先以赈粮款，救济了饥民。还用余银五千，在南乡开井灌田，散发籽种，庄稼得收。后又将义款五千金，在县城内成立义生善堂，委张元际司其职，收养孤儿，延师教之。光绪二十七年(1901)六月，典东街房，收孤婴育养，并延师授读。
    八国联军打败清军后，大量赔款和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使人民负担日益加重。这时的杨知县只顾效忠朝廷，唯命是从。他在兴平又将盐商交纳的盐税，编入地丁征收，每斤盐加价由15～16文涨到70文左右，又以办学为名，向农民加派学捐，城乡民众普遍不满。桑园举人刘锡纯联络县城南乡生员张鹏翼等人联名向知县提出三项要求：第一，取消学捐等苛捐杂税。第二，将农民历年代纳的盐税，责令盐商退还，用盐商退款支付学费。第三，把县城内最大的盐商赵思敬的盐店迁往他处，在县城另设盐官局。杨宜瀚对民众的呼声不但不理，反同刘、张在县衙争吵，僭故对张毒打，遂将刘、张监禁于县署。桑园、赵村、界庄群众选代表赴县要求释放刘、张，杨宜瀚置之不理，反而乘轿到桑园、赵村、界庄一带催粮收捐，并对群众威胁说：“拔一个也疼（指抗税的农民），拔两个也疼，要拔不如全拔”。激起群众义愤。
    1904年3月25日（光绪三十年二月初九日），在刘锡纯之弟刘坎坎和赵村刀客刘三的带领下，集合桑园、赵村、界庄约17村200多农民，各携镢头、锄头、铁锨等赴县“交农”，沿途各村农民纷纷响应，集合民众千余人，杨知县紧关城门，群众遂包围县城，提出免除学捐、取消盐税、纳入地丁和释放刘、张等要求。杨见众怒难平，在城门内敷衍答应，群众开始散去。后杨一反前言，亲自向西安府谎称兴平民众叛乱，把刘、张两人解往西安治罪。省上派参将刘钰带领马队40余骑包围了桑园、赵村、界庄，到处捕人，刘三被追到武功渭河边，投河而死。刘坎坎被捕判刑5年，刘、张二人被扣押两年，后释放回家务农。刘锡纯的举人名号被革除。
    这一清末陕西著名的“交农”运动，在关中影响极大，使杨宜瀚的德望名声大大下降。后来正值辛亥革命，地方土匪横行，杨在组织民众保卫县城中，以身殉国。尽管他在“交农”运动中犯有过错，但终是“功大于过”，死后，兴平百姓仍为他立祠纪念。
    徐怀璋
    徐怀璋(1858～1932)，字奉伯，号镜湖，兴平城内东南巷人。生于咸丰八年(1858)五月二十九日。父名大鹤，多年经营染坊，因生意萧条，债台高筑而破产，不久抱病身亡。时母亲陈氏，为大鹤继配，生怀璋、葆璋，才分别为四岁、两岁。母亲发奋养家，奉老育幼，艰苦备尝，支撑门户。兄弟俩到六七岁上，就送于私塾读书，后入乡学就读。母亲内训严明，教子有方，每当儿子从学校回家，必检查课程，考问学业。白天所学，夜必令背诵，有时儿子荒懈，母亲就“且挞、且泣、且教”，直到背熟学通，方准吃饭安歇。光绪戊寅年(1878)，连年饥荒，“骨肉不相救”，无奈，葆璋只得退学卖饼营生，母亲吃糠咽菜节省口食继续供怀璋读书。
    徐怀璋知识渊博，先后考中举人、拔贡。光绪二十四年(1898)，怀璋朝考录为大挑二等（注：乾隆以后规定：三年以上会试不中的举人，挑取其中一等以知县选用，二等以教职选用）补千阳训导。光绪三十一年(1905)旨分四川冕山（今冕宁）县丞。拣选知县。冕山县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生产、文化比较落后，民族矛盾复杂。怀璋到任后，勤政爱民，注重农桑，他以“不积事，不爱钱，不欺人”三事自励。以教育感化人为主，深受人民拥戴。该县有一孤儿寡母，家贫如洗，一年将到年关，还无隔日之食，儿子海生为给娘买米面过年，一天深夜背着娘去县衙行窃，偷得徐知县“金银珠宝”一大包袱，海生娘深知徐知县是清官，不会有这么多“金银珠宝”，他生气地命儿子解开包袱一看，全是徐知县多年练字磨墨，磨穿了底的砚台，母亲即命海生去县衙投案。怀璋问明廪委，念他为孝母行窃，不但没有处罚海生，还给了二十两银子，教育他以后要安分守已，辛勤劳动，奉养老母。后来，海生果然成为勤劳致富的人。
    宣统二年(1900)朝廷新设置四川昭觉县，派徐怀璋为知县兼带定远营步兵署理。他到任后，苦心规划经营，披荆斩棘，设治主官，建衙筑庙，陈殷置铺，历时十七个月，全部峻工，受到大府嘉奖。他在《昭觉杂兴》中写道：“雨晴天乍廓，山险我还来，设治拟官守，筹边几将才。”充分抒发了他关心民瘼，实施惠政的决心。
    宣统三年(1911)，徐怀璋辞官居建昌，春夏之交，编纂成《昭觉县志》稿二卷。民国元年(1912)携眷回兴平，把他仿岳飞手迹写得最满意的，刻在石碑上的诸葛亮前后《出师表》，截成数十块，装在口袋，雇了十头毛驴，千里迢迢运回兴平。路遇盗匪拦路抢劫，见口袋内装满“金银珠宝”，强行打开一看，全部是石碑块，一伙盗匪只得扫兴离去。
    徐怀璋回兴平后，年已五旬开外，主要从事讲学和写作。先后主讲于槐里、清麓、正谊书院，省国学讲习馆。他擅长书法，性喜赋诗作画。时颇有声望。国民党元老于右任任监察院长时，回陕视察，曾来兴平徐家拜访，对徐怀璋的道德文章非常赏识。
    民国十二年(1923)，徐怀璋、张元际、冯光裕在兴平知县王廷珪的重视支持下，纂修《重修兴平县志》8卷。他晚年著作有《镜湖诗选》、《说郢》、《从政录》、《徐氏家谱》等十多部，具有一定史料价值。
    民国二十一年(1932)古历八月二日，徐怀璋因病于兴平逝世。享年74岁。
    张渊
    张渊(1868～1916)，字深如。清同治七年(1868)六月二十八日出生于本县庄头乡岳阜村。幼时先在本县读书，后赴三原跟随贺复斋先生学习，志趣非凡，常以天下为己任，因此自号恩任阁主人。“戊戌”、“辛丑”变法之后，县内创办的新政，多推深如主持。他对于教育和发展经济，大力提倡，不遗余力。他曾说：“不改革教育，无以培养人才，没有发达的经济，无以使国家富强。”为此，他主持县内高等小学堂多年，并在学校内附设工厂，同时创办《兴平报》，以灌输文化、启迪民智为宗旨。辛亥革命时期、《兴平报》的宣传是非常有力的。宣统元年(1908)西安府知府尹昌龄，在西安创办实业学校，聘请深如为校长，不到三年成效卓著。后来，他目睹政府假借立宪为名，以掩国人耳目而大施专制统治，深如教育学生关心国家民族命运，要做能革除旧弊、创造时势的英雄豪杰。辛亥年(1911)春广东大革命失败，四川革命继起，深如知时机已成熟，于是召集革命党人，先后在学校农事试验场和旧贡院的魁星楼进行商议。同年七月，陕西继武昌起义之后，深如组编学生为巡缉队，维持秩序。光复西安后，应粮饷都督马青山的聘请，任马之参谋。孙中山建立共和国后，他被任命为岐山县知事。后调为省实业公司司长，代表工商界赴京参加会议。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擅自改变约法，解散国会，复辟帝制。当时深如为督署科长，每与人言，常拍桌叹息，有时酒后微醉，说：“将来一定要作第二个徐锡麟”等惊人的话，后调任延长石油厂经理。1915年，袁世凯称帝，举国声讨，群情沸腾，深如即返回西安，与革命党人谋划反袁斗争。拟在省城举事，发动外县随之响应。当时陕西军人在外县的，多数赞同，西安城内警备部队，也已联络成功。其中王炳耀，是深如原来相识的一位将领，有部下千余人，愿相助举事，于是商定时间，以举火为号。由于泄密，准备举事的名单被敌探所获。举事时火未点燃而屋顶忽然崩塌，敌早已戒备森严，举事未成。不几天，南南轩被捕。后又定于元宵节再一次举事，张子宜被捕，城内风声日紧，深如于是前往临潼，与同志党人接洽，另作城外举事之计，还未到举事时间，杜友梅、李馥斋又被捕。深如便由三原赴延长，途中被侦察骑兵所逮，解押西安途中，行至甘泉县南甄家湾遇害，时年49岁。
    李桂森
    李桂森(1889～1916)，字复斋。本县冉庄乡花王村人。民国初年肄业于省立第三中学。袁世凯称帝以后，陆建章出任陕西督军，巩固北洋军阀统治，残酷镇压革命党人。为了配合省内外革命运动，一致讨袁逐陆，陕西同盟会会员和一些进步人士在西安开展秘密活动，准备举事。李桂森和杜友梅到兴平一带活动，组织力量，不料事机失密。陆建章下令，严加戒备，明令查拿。这时，杜友梅来到兴平城外复幽园，李正在谋划县内警卫队和桑镇一带“刀客”举事，因被县官陶松年觉察，未能行动。于是二人星夜返回西安，住在兴平会馆。军警不时前来盘查，后移住于马神庙西巷，等待机会出城。不料，于1915年2月2日（农历腊月除夕）早晨被侦缉队逮捕，被关押在西安陆军监狱。敌人严刑拷打，桂森辱骂不屈，1916年2月被枪杀于西安北门外西火巷，时年27岁。同时被害者有18人，后称十八烈士。
    杜友梅
    杜友梅(1893～1916)，字守信，本县桑镇人。肄业于兴平县高等小学。少时禀性刚直，爱国忧民，胸怀大志，受到老师器重。辛亥革命爆发后，他断然参军，作战勇敢。
    1911年初，考入保定军官学校学习军事。同年11月，张凤翙领导西安新军和革命党人在西安起义成功。杜友梅、符瑞亭等7名兴平籍同盟会员，受张委派组成西路民团武装提枪来到兴平，知县陈宏珂率县署官吏，俯首跪迎，交枪、交印。杜、符等鸣枪示威，宣告兴平光复。嗣后，他们挑选200名精壮团丁，编为“复汉军”一营四哨，维持全县地方秩序。这支武装以后成为西路战役的主力军，曾获上级嘉奖。
    袁世凯称帝后，他愤慨至极，遂弃学回到陕西，与当时陕西同盟会员张深如、南南轩、王绍文等20多人秘密开会，谋划讨袁，他亲赴兴平联络革命力量，准备起义，以配合西安讨袁运动。不料事机失密，准备桎西安举事的名单被袁世凯的心腹陕西督军陆建章（外号陆屠户）的密探所获。1915年2月2日，杜友梅、南南轩等人全部被捕，关押在西安陆军监狱，遭敌人严刑拷打，他们面临生死关头，不屈不挠，仍大骂“陆贼”。旁观群众无不同情和流泪。当日，他们18人被枪杀于西安北门外火巷口。后称“十八烈士”。当年，杜友梅仅23岁。
    南南轩
    南南轩(1879～1916)，字风熏，兴平史名村人。少时有大志，性刚直，品学兼优。他在陕西高等学堂上学时就接受了孙中山的革命学说，经井勿幕介绍加入同盟会。1909年从陕西高等学堂毕业后即回兴平，与张玑瑞、张深如、南兆丰共同创办《兴平报》，他担任社长，主持报社工作。报纸宗旨名为“启发民智，开通风气”，实为揭露清朝黑暗统治，宣传孙中山的革命主张。1911年西安起义后担任陕西省交通厅科长、《秦风》报社编辑，后任陕西观察使署二科科长、陕西省议会议员。为了抵制外货输入，振兴民族工业，他辞去官职，联合集资在西安设立“精业染织公司”，参与开办延长油矿，并来往于临潼、渭南、华县、华阴等地经营工商业。1916年初，在西安与张深如、杜守信、焦易堂、吴希真等20余人，极力反对袁世凯盗国称帝。共同开会研究驱逐袁之心腹陆建章的武装起义，被叛徒张怀芳告密，2月15日被捕，就义于西安。年仅37岁。
    王亚黎
    王亚黎，名兆林，别号“东一”。本县人。少时就学于王绍文所创办的长安三育高等小学校，毕业后，胸怀大志，担忧国家命运。袁世凯复辟帝制后，亚黎和同学参加讨袁斗争，准备在西安举事，后举事失密，陆建章下令逮捕，兴平县知县陶松年秉承陆的旨意，到处搜查，亚黎与车子良躲避出逃，途中车子良死，亚黎也因为到处被缉查，于是回归，在兴平县南举兵讨袁，败死，时年20岁。亚黎革命之志甚坚，有绝命诗藏于衣内，上写“死化杜鹃飞宇内，声声啼啭共和魂。”
    屈正南
    屈正南，字古愚，又字谷如。本县桑镇屈家桥人。西安府中学毕业，1912年考入西北大学政治班。胸怀大志，不拘小节，学科全面，尤喜好研究历史兴革及地理科学，热心革命事业，老师和同学都很器重他。大学毕业后从事政治、法律工作，但这不是他的夙愿。到靖国军兴起的时候，好些将领都是他原来的老相识，于是从军。张义安发难三原时，他参与密议。后来任靖国军第三路军剞司令兼参谋长，驻守关山交口各地，与陈树藩对抗多年。1921年，第三路军改编后向东出关。于时屈正南离开军队游历于北京、上海等地，广交各方革命党人。此间，他编述“靖国军战纪”，所记都是根据自己所见所闻，记述真实，评说公正，材料翔实。扶风温良儒（天伟）为他筹集资金印制发行于各地。西北地区这一时期的有关革命史料，这是唯一的蓝本。1923年，正南又回到陕西，任白水县知事。白水县驻军高俊与刘镇华部有矛盾，刘镇华命令嵩军师长憨玉琨，施加压力，迫使高俊离开军队，离开白水县，憨玉琨部下旅长发奎先到白水城下，因为正南是靖国军原来的人，被甜言蜜语骗到军中杀害，时年30岁。
    南兆丰
    南兆丰(?～1918)，号雪亭，本县庄头乡流演村人。幼时跟随本县张晓山先生读书，受到先生器重，后来，补为博士弟子员。光绪二十九年(1903)，留学于日本警监学校，加入孙中山创办的同盟会，联络同志，宣传革命。1905年6月，南兆丰在日本东京组织成立陕西同盟分会。同年，奉孙中山之命，回陕工作，谋划与陕西新军常备八营举行起义，不料陕西抚军曹鸿勋忽将八营调往他地，功败垂成。后回兴平，在县城创立私立女子学校，协助张瑞玑创办《兴平报》。辛亥革命中，任陕西交通司司长、都督府参事。民国初建，南北统一，任陕南观察使。后因通电反对袁世凯称帝，家宅被抄。陈树藩都陕后，任泾阳县知事。靖国军在三原建立，他即前往与之议谋，并活动泾阳驻军陈建，归顺靖国军，以安定陕西局势。后被陈树藩觉察，陈电令其驻泾阳旅长曾子才，诱骗南兆丰到旅部，被曾子才杀害。
    符瑞亭
    符新膺(1893～1969)，字瑞亭，外号符大胆，本县南市乡陈良村人。1908年辛亥革命党人井勿幕在西安成立“同盟会陕西分会”，当时在西安实业中学读书的符瑞亭就加入同盟会，秘密组织活动，宣传“兴汉灭满”。1911年，张凤翙领导发动西安新军和学生中的革命党人在西安起义，符瑞亭带领实业中学第一、二健队攻打“满城”南面，他奋勇当先。起义一举成功，西安全城光复。“秦陇复汉军政府”宣布正式成立，公推张凤翙为大统领。符瑞亭受张委派，倡办西安西路民团，维护社会治安。他担任西路民团团长，率兴平籍同盟会员杜友梅、穆仰文等7人，身穿军服，背枪提刀来到兴平，知县陈宏珂等县署官吏在衙门前俯首跪迎，交枪、交印，符对空鸣枪示威，宣告起义成功。随后，驻县城东街城隍庙内，兴平市面秩序井然。
    1913年，张凤翙投靠袁世凯，符瑞亭与兴平同乡张子宜等人积极参加“反袁倒陆”的“二次革命”运动，并组织革命党人百余名进西安参加暴动。不料暴动失密，“二次革命”失败。陆建章对革命党人进行大捕杀，符瑞亭逃往终南山。在香山寺、白雀寺等地骤众打击富豪。陆建章出关后，他率部出山，在周至、户县一带，“马踏三寺，火烧尚村”，镇压地方土豪劣绅，除暴安良。
    之后，符瑞亭回兴平，被推选为兴平县五区办公处处长，请求上级对百姓的杂税杂捐“一免、二减、三缓”。1929年，关中大灾荒。符瑞亭作为饥民代表，赴省城为饥民求粮。他背着干粮，轻装微服，进城后住在琉璃庙街兴平乡党秦子建面坊，早晚在隍城四门观察省主席宋哲元的出入规律。一天黄昏，宋哲元乘车从皇城东华门出，符瑞亭急忙上前，拦车跪请，头顶呈词，失声哭诉兴平灾情，哀求政府拨粮救济。符瑞亭求得救济粮后，选举成立救济委员会，推选饥民代表监帐查库；同时，还在县城内城隍庙、西关老爷庙、南市村、西吴镇四处开办“舍饭场”。四乡饥民售票领饭，救济灾民无数，百姓称他“符大胆”。
    符瑞亭见官不求，遇财不贪，敢于直言。因而得罪了贪官污吏。1934年，遭谗言诬陷，被屈捕押解省城。由于各方名人上书，四乡百姓具保，得以出狱。抗日战争中，他脱离军、政界，从事戏剧创作，编有官逼民反的《打盐店》，反映自己被关押的《湘君泪》、《王天黑告状》，反映抗日救国的《虎口团圆记》等，宣传抗日爱国，曾在礼泉、乾县一带演唱。
    1949年，全国解放后，曾任兴平县政协委员。抗美援朝时，创作评书《渔民恨》，为群众喜闻乐见。“十年内乱”中，屡遭批斗。1969年冬患病去世。终年76岁。
    任致远
    任致远(1900～1926)，兴平县马嵬镇索寨村人。小时在本村私塾和兴平县高等小学读书，1922年考入西安陕西省立第一中学。在校学习期间，受魏野畴的熏陶和影响，积极参加新文化、新思想的活动。
    1924年夏，由魏野畴介绍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10月，魏野畴领导发起组织了团的外围组织——青年生活社，出版《青年生活》旬刊。任致远是该社社员，且担任《青年生活》刊物发行人。省立一中团支部成立后，任致远是第一任团支部书记。他积极领导一中青年学生运动。1925年5月4日，省立一中学生马训，因用力过猛，将足球踢到隔壁北洋军阀陕西代理督军吴新田部队军营的院子里。学生去拣球时，遭到士兵的毒打。任致远闻讯后，即刻带领学生去援救，又遭毒打，被打伤者四五十人，任致远等身负重伤。这件事轰动陕西全省，人称“五四惨案”。这一流血事件，激起了省立一中和西安各中、小学师生的极大愤怒。以此为导火线，掀起了一个陕西全省驱逐军阀吴新田的运动。
    1925年下半年，任致远由魏野畴、张含辉介绍，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为了指导陕西地区日益高涨的大革命运动，魏野畴和关中哲创办了党领导下的理论刊物《西安评论》。任致远拖着受伤未愈的躯体，忍受着伤口的疼痛，同高克林一起，担任该刊物的发行人。同时，任还兼任省立一中党支部书记。他们为推动陕西地区革命斗争的发展积极工作。
    1926年春，被陕西人民驱逐出境的刘镇华，率领镇嵩军8个师的兵力，由潼关入陕，围攻西安，企图重新统治陕西。
    当时，党领导陕西人民支持陕西国民军，进行了历时8个月的反围城斗争。在此期间，任致远不但踊跃参加了党在省立一中举办的以提高马列主义理论水平为宗旨的“暑期学校”的学习，而且当选为陕西省学生联合会负责人之一。他为了驱刘斗争的胜利，一直带病坚持努力工作。
    1926年9月20日，任致远由于“五四惨案”中重伤未愈，胸部伤口复发，加之西安城被围，生活和医疗条件十分困难，抢救无效，不幸病逝，时年仅26岁。
    南岳峻
    南岳峻(1882～1958)，1882年农历十二月二十二日出生于兴平县庄头乡流顺村。清末举人。在广西任过知县。当时，蔡锷曾在他管辖区内练过兵。他深受蔡锷民主进步思想影响，不愿为清政府出力，于是弃官去日本留学。袁世凯筹谋称帝时，南又弃学回国到上海。不久，回西安，隐居华山，以书法自娱。袁世凯被推翻后，他出任陕西省政府秘书长、省监察厅长、第一届陕西省议会议长。之后，曾担任榆林道尹。当时，杜斌丞任榆林中学校长，南与杜交往甚密。他在任内曾帮助杨虎城将军解决粮饷困难，受到杨将军的推崇。后任安徽阜阳专员，兼阜阳县县长。抗日战争爆发后，退休居杭州。杭州沦陷，移居澳门。1939年后于右任邀请到重庆，为国防最高委员会考察委员。1942年，杜斌丞亦在重庆，由周恩来推荐，经杜介绍参加中国民主同盟会，成为一名颇有影响的盟员。南在这期间，积极宣传、支持抗日。并给在国民党军队中的儿子湛芦写信说：“覆巢之下，必无完卵，丈夫报国，今其时矣！”勉励其英勇抗日。
    1945年，南岳峻曾两次回陕视察。胡宗南为遮掩自己在陕的劣迹，曾拉拢南岳峻担任西安市市长职务，被南愤然谢绝。南并且写万言书控告胡宗南虐政，他生气地说：“为民请命，鼎镬之不辞。”1946年，他任河南省顾问，写信叮咛湛芦“万不可参加打内战”。接着去澳门，不久把全家搬去。
    1949年，新中国即将诞生。他准备北上，参加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不幸患脑溢血，此举未成，遂派儿子国风和国威（即湛芦）回大陆读书工作。1954年，于右任请其赴台湾居住，并任监察院监察委员。1958年病故于台北，终年76岁。
    南岳峻夫人杜葆桢，广东省人。早在北平协合医院学医，毕业后在南京私立医院任产科主任。与南结婚后，随夫迁徙。到台湾后，任芝山托儿所所长27个春秋。该托儿所甚为知名。她曾受到李登辉的拜访。1989年5月，她以85岁高龄返回大陆，定居西安市，实现了她落叶归根的夙愿。
    史宪章
    史宪章(1896～1958)，原名守法，兴平县马堪村人。
    史7岁时入村塾读书，1915年毕业于县立高等小孳，1916年跟随其兄史可轩去西安成德中学就读，1918年又考入北京朝阳大学，1924年毕业。时值胡景冀任河南省军务督办，史可轩任郑州警备司令，宪章随其兄左右，从事襄理军机事务。
    1926年3月，其兄史可轩赴苏联，史宪章任杨虎城部副官长，随“二虎”镇守西安8个月之久。11月，冯玉祥响应北伐，在三原誓师，任国民联军总司令，解了西安之围。杨虎城被委任为国民联军第十路军总司令，史宪章随杨部出潼关抗击北洋军阀。
    1927年7月30日，其兄史可轩被反动军阀走狗田春生秘密杀害。他决心继承其兄遗志，跟杨虎城干一番事业。1929年，蒋介石调杨赴河南任南阳守备司令，孙蔚如为十七师师长，史宪章在孙部任手枪营营长。
    1936年12月。张、杨发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翌日，孙蔚如为戒严司令，赵寿山兼任西安公安局长，史为公安二分局局长，16日他担任警卫，以迎接中共代表团。旋后，杨又派史担任周、户、宁、佛保安司令。1937年1月，蒋扣留了张学良，祝绍周任西安行辕主任，收缴了史部全部武装。杨虎城被撤职留任，孙蔚如任陕西省主席。是年5月，孙派史收抚商洛地区两股土匪，在山外收编整训过程中，突然发生哗变，匪首将史隐扣在深山之中，经省政府派人同匪首多方周旋，直到农历年底，才将史安全释放。
    1938年1月，日寇西侵，风陵渡吃紧，关中岌岌可危，人心恐慌不安。省政府决定以秦岭为屏障，派任史为佛坪县长，把守山口关隘。1939年至1945年，任高陵县县长，由于“勤民事，恤民艰”，深得人民群众称颂，先后曾赠以“发扬民主”等匾额六七面。
    1945年，史卸任高陵县长职务，居三原县城，同其兄可轩家相近，从三嫂处得知陕北的革命情况，思想认识日趋明朗。他经常和地下党负责人韩生玺秘密联系，也常去三原察院巷和隐藏的地下工作人员接触。1947年，史毅然打发长子史从义偕同三名知识青年北上参加红军。
    1949年5月，兴平解放，史遂返回兴平老家务农。1958年秋病故。终年62岁。
    师克
    师克(1880～1966)字子和，本县大阜乡高店村人。生于清光绪六年(1880)七月二十五日。子和幼年聪慧，记忆力强。7岁上私塾，勤奋好学，成绩优良，18岁考中秀才，在家乡私塾教书数年。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考入陕西省优级师范学校读书，喜读孙中山著作，认识到满清政府腐败无能，经常与同学议论国家大事，引起校方不满。毕业考试结果，“总评分数列入最优等”。
    1912年1月，民国政府成立，师子和任陕西省农会农业调查员，积极拥护孙中山的革命新思想，极力反对女子缠足，男子留长辫，他带头剪去自己的辫子，动员4个女儿带头放足和不缠足。
    1914年到1921年，他先后回到兴平，任高等学校教习5年，1919年（民国八年）任陕西省中级农业中学教员，一年后回兴平任私塾教师。1921年元月（民国十一年）任兴平县高等学校校长等，一年后又转教私塾。1929年（民国十八年）陕西大旱，兴平饥荒严重，到处可看到饿死、冻死或卖儿卖女惨状。符瑞亭从省上要回赈济粮后，兴平人民知他清廉，选他担任救灾服务委员会兴平分会主席，他掌握着大量的赈济款，从未考虑赈济自己家庭，当时的县长曾几次找师暗示要用赈济款“两方便”，并提出只要师稍微“灵活”一下，买街房，开商号，置田产不费吹灰之力。被师严厉拒绝说：“要方便你方便去，我不要你给我方便。”1939年（民国二十八年）抗日战争期间，师子和以清廉正直之声誉，被推选为兴平财政委员会主任，因看不惯国民党政治腐败，财政混乱现象，只上任一年，毅然辞职不干。后任兴平中学生物教师。国民党为收买人心，经常借社会贤达之名，请师子和在大会上讲话，他在讲话中，多是反对苛捐杂税，揭露贪官污吏，使国民党当局只能望而畏之。兴平人多赞叹说：“师子和道德可敬”。
    解放后，他积极靠拢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努力工作。他曾担任兴平县第一、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席、兼任土改委员会委员、镇反审判委员会委员、抗美援朝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8月任县文教科副科长，1956年12月6日，在兴平县第二届人代会第一次会议上，被选为兴平县副县长。1958年12月5日，兴平行政区划调整，免去副县长职务，担任县政协驻会委员。
    1966年5月20日，因病逝世，享年86岁。
    曹碧轩
    曹碧轩(1905～1969)，原名曹瑄，又名碧六。本县马嵬镇索寨村人。小时在本村、县高等小学上学，后考入西安承德中学学习。在新文化、新思想的影响下，在陕西早期共产党人魏野畴的直接教育感染下，和张含辉、任致远、杨景辉等积极参加了党在西安的革命活动。1924年经魏野畴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同时加入国民党。积极进行党的宣传工作，帮助发行魏野畴创办的、当时陕西唯一的革命舆论指导刊物——《西安评论》。
    1926年，曹碧轩被派往乾县，和张含辉等人共同筹建中共乾县特别支部，碧轩任宣传委员。同年12月，他又被派往兴平，把原兴平党小组扩大为兴平支部，他任支部副书记兼宣传委员。当时正值国共合作时期，支部成立了国民党兴平党部筹备处；在县第一高小建立了学生会；在全县广泛建立村农民协会；成立县农民协会时，曾在大会上讲了话。在渭滩和县西南乡几个大村，组织群众斗争反动县长王坤繁；整顿县机关，将县教育局、财政局以及各乡镇长都换成了进步人员；大量发展国民党员，并在积极革命的人员中，发展共产党员。
    1927年4月，曹碧轩又被派往华阴县，建立中共华阴支部，任支部书记，领导华阴人民开展革命斗争。先后在华阴县单级师范、一高、二高、乐育等学校建立了学生会，并成立县学生联合总会，还派学生代表参加陕西省第二次学生代表大会。领导、支持华阴县进步师生赶走贪污腐败的教育局长宋芎斋的“棍棒战争”，轰动全县。举办“中山暑期学校”培训开展农民运动的积极分子。同年8月，领导农民掀起抗粮运动。时省委派亢心裁到华阴县指导运动。当县政府驱散群众、逮捕请愿代表后，曹碧轩得到省委指示，重新布置，并下乡发动群众。当碧轩等人出县城时，被反动政府逮捕12人，审讯后，曹、亢等四人被押解西安，12月释放。此后，碧轩与组织失掉联系。
    1928年，曹碧轩先在国民党西安市党部做事。1929年任安康县国民党指导员。1930年回兴平任一高校长，因反对横征暴敛和教员下乡催粮，被县长安桂芳逮捕解省，后经方向知、朱茂青等具保出狱。1931年任警备司政宣队总务科长、省政府警卫团军需。1932年任杨虎城西安绥靖公署少校副官。1936年被“西北剿匪总部”逮捕，解押南京。1937年释放。1938年至1948年先后在渭南、省粮食管理局、澄城县粮处做事，1948年7月至解放，在家闲居。解放后，曾任西安市政府稽征处三课课长，后相继去西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又在西安财政局失业工人救济处工作。“三反五反”中，因贪污被开除，在西安做义务读报、教育等工作。1956年在西安市加入民革，任莲湖区民革支部委员。后在西安市第二医院做临时工，1960年被下放回家参加农业。1969年10月在家病故。终年64岁。
    张世兴
    张世兴(1904～1977)，又名张云青，曾用名王光明，本县桑镇永流村人。
    1917年至1925年，先后在本村、省一师附小、省三中、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在大学学习期间，接受了新文化、新思想。1923年8月，参加了魏野畴在北京组织的陕西旅京进步青年组织——“共进社”，11月，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共进》杂志社党支部书记。回陕后，在西安等地搞建党、宣传等工作。他曾回兴平考察农民状况，目睹了陕西陆军第四师师长卫定一部在索寨、羊圈村一带残酷镇压农民自卫武装——“硬肚”的惨况，于1925年8月在《共进》杂志发表了“兴平农民空前之大惨案”一文。该文揭露了侩子手们的暴行，指出一切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是人民的敌人，呼吁人民组织起来打倒他们。
    1925年9月，张世兴被组织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8年12月回国后担任上海法租界街道党支部书记。1929年8月，被国民党逮捕入狱，1930年被释放。出狱后曾任上海吴淞区委书记。1930年6月，张世兴因“托派”问题被开除出党。至此，先后在上海、天津、北京、太原等地从事教育工作。一次，张世兴又遭国民党逮捕，其妻替他坐牢，妻子是共产党员，在狱中吞金而死。
    1939年5月至1940年8月，张世兴任石泉县县长。1942年到1948年，张世兴在西安“商专”任讲师、教务主任。1949年3月，任陕西省政府参议员。
    解放后，由方仲如同志介绍到西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1952年8月分配工作，先后在西安市二中、六中、十六中、四十三中等学校任教。1977年病故。
    高忠仕
    高忠仕(1916～1966)，字交民，本县大阜乡小寨人。自幼上学，1936年从本县第一高等小学毕业，考入凤翔师范学校，他勤奋好学，品学兼优，思想进步，待人热诚，深得老师厚爱。
    1938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8月经党组织安排送他赴泾阳县安吴堡中共陕西省工委干部学习班学习。学习期满，即返“凤师”，积极传播马列主义，宣传党的抗日统一战线，组织同学做抗日救亡工作，使抗日救亡运动在“凤师”开展得有声有色。
    1939年秋，高忠仕从“凤师”毕业前，被校长卞晋卿以“思想不正，行为不轨”开除学籍。之后，高忠仕被西府“工委”派回兴平，开辟党的工作，公开身份为槐巷小学教师，他遵照党的指示，在师生中积极传播马列主义，宣传党的抗日救国政策，给师生介绍进步书籍，发展党的组织。
    1940年，恰逢原“风师”卞晋卿调兴平任县长。卞对高忠仕早有恶意，高对卞亦有戒备。卞的本质是追随蒋介石忠实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共政策，这种局面对高忠仕在兴平地区开展革命活动极为不利。抗战后期，国民党白色恐怖愈演愈烈，高忠仕一面要应付卞的早期敌意，一面要和各种反动势力周旋。在极其险恶的形势下，他的活动从未间断。为了和上级党组织取得联系，他想方设法进行工作，几次到赵村兵工厂找党的关系，派人到礼泉要回《共产党宣言》。
    环境对他不利，他考虑必须有个比较安稳的活动阵地。1940年农历十月．他转移到农村学校—西吴小学任校长。就在这时，他三次去宝鸡找原“凤师”特支焦世雄，请他协助建立兴平党的组织。1941年春，终于重新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兴平县丈部委员会”，他任支部书记，焦世雄、梁启瑞、尹子秋分任支委。从此，有组织有计划的在兴平开展了党的地下活动，并积极发展党的组织。
    1941年至1942年，以西吴学校为阵地，支部先后发展了10名党员。他亲自创作西吴小学校歌：“北邙山下，渭河之滨，结合着一批青年……同学们！随时代的巨轮迈进，砸烂旧社会的镣铐，前进！前进！进！”他在学生中组织读书会，成立了歌咏队、大刀队，大唱进步歌曲，组织学生在西吴镇及农村演出救亡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和救亡歌曲《松花江上》，以唤起民众，坚持抗日，争取胜利。1941年5月，在他的支持下由教员办了一期红色的《五月专刊》，影响很大。群众反映西吴学校风气新，有朝气。1942年，兴平所有“完小”毕业统考中，西吴小学名列前茅，深得教育界和学生家长的赞誉。
    同年8月，为了革命斗争的需要，为了团结兴平广大青年，于8月19日，成立了包括各个不同社会阶层青年的“八·一九”兄弟队党的外围组织。先后参加的成员有60余人，有大专生、高中生、中小学教师，还有中下级职员。主要纲领是“团结进步青年”，“不同旧社会同流合污”，要求“自由、民主、平等”，“反对贪污恶绅”等。
    1943年秋，高忠仕调兴平县教育科任督学，他家住操场巷“义生善堂”内。这里成了进步青年的活动中心，“八·一九”兄弟队的集散地。许多公开活动从这里发号施令，不少秘密工作在这里商议。这里既是议论时政利弊的论坛，也是交流思想，联络感情，活跃生活的俱乐部。他还利用督学工作条件，把一些地下党员和兄弟队成员，有计划地安排在各学校里。从1943年到解放，先后有十余处村保学校，有近20所完全小学，都安排有地下党和兄弟队成员，其中西吴、留位、茂陵、南韩、定周、正安、千佛寺、渭滩、南市等近十处完全小学的领导权控制在地下党或兄弟队成员手中，让他们以教书为掩护，以学校课堂为阵地，利用多方条件广泛接触群众，开展地下工作活动。
    高忠仕能善于通过同学、同事、乡友、师生、亲朋等可以利用的社会关系，开展党的工作，掩护地下党和进步青年。能多方设法，把地下党力量打入国民党要害部门以利用矛盾，克敌制胜。在上级领导的协助下把敌人在兴平的电台也掌握在党组织手中。
    高忠仕领导兴平地下党工作十年，党员人数多了，活动频繁了，斗争形式多样化了，相应引起了敌党、政、团等反动组织的注目，虽经几次较大的风险，但都在他的灵活应付，多方周旋下，使党的组织和活动没有遭受大的影响。1948年底，西府地委通知兴平地下党支部成员和部分党员高忠仕、尹子秋、杨光贤、梁启瑞等十多人分五路有计划进入边区，准备迎接更大的胜利，但由于局势变化，敌人加强了封锁，两次试过封锁线均未成功，全部人员分途返回。当时环境十分紧张，党支部在地下党员屈明轩家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几个主要同志，按计划在城乡出面，以迷惑敌人，很快缓和了气氛。后支部采取了化整为零，分散行动的办法，冒着极大的风险，终于分头通过了敌人的封锁线，全部安全到达解放区。
    1952年他任兴平县委宣传部长时，被错定为“反革命分子”，判刑十年，发往新疆劳改。后经陕西省委主要领导过问、组织调查，才彻底澄清了问题，给高忠仕作了平反，恢复了党籍，安排了工作。尽管这样遭遇，但他始终以大局为重，把补给他的工资大部交了党费。在工作中，他毫无怨言，给啥做啥。仍然坚持共产主义信念，忠于党，忠于党的革命事业。
    平反后，陕西省委征求他的意见，派他回兴平工作。1958年秋，任兴平县西吴中学校长。1960年秋，任兴平县文教卫生局长。为党和人民的事业积极努力，呕心沥血，只求奉献，毫不索取，为兴平的文教卫生事业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初期，造反派旧事重提，使他遭到惨无人道的摧残。1966年8月21日，被迫害含冤致死，终年仅50岁。
    1978年12月28日，兴平县委为嵩忠仕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名誉。为他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
    田静忱
    田静忱(1898～1984)，原名康华，生于1898年农历正月十二日。赵村乡赵村人。启蒙于村塾，求学于县、省小学和中学堂。中学毕业后就学于北平中国大学。时值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他思想活跃，积极参加进步学生运动和反帝反封建斗争，较早地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先后担任中国大学党支部书记，北平北城区分部和北城区委组织干事，为北城区各大专院校党组织的建立、发展、壮大做出了贡献。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田静忱受党组织的派遣，于1927年到湖北随县、枣阳一带搞兵运工作，任国民党军程克纯、李乾三部上尉宣传员。1928年春回陕，任米脂三民二中训育主任，在师生中积极传播共产主义思想，为在该校建立党的组织打下了思想基础。1929年再次受党的派遣到杨虎城部十七路军的前身——新编十四师（不久改为十七师），任中共党的特别委员会委员，先后主管党的组织、宣传工作。他经常深入官兵和人民群众，宣传党的政治主张，开展统一战线，他还利用杨部“参议”合法身份，举荐进步青年到杨部充任连排军佐，壮大进步势力。1930年秋，杨部驻地地方党组织要求特别党委组织官兵暴动，把队伍拉上山打游击。田静忱遵照党中央指示精神，没有同意这种左倾盲动主张，被停止党籍，从而失掉了党的组织关系。1930年冬，十七路军入关回陕，杨虎城主持陕政，振兴教育，田静忱被任命为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训育主任、校长，为发展陕西教育事业做了工作。并带领广大进步师生，宣传抗日进步思想，同国民党反共、反人民、镇压进步学生运动的倒行逆施行为进行了顽强英勇的斗争。1933年至1936年上半年，为积极寻找党的组织关系，他辗转于上海、北京、天津、西安等地。曾任教于西安孤儿院，做过天津电话局职工教育主任。1936年9月从天津回陕，到陕北富县十七路军所属王劲哉部，以合法身份为掩护，冒着生命危险，为党传送文件，转运物资。“西安事变”后，他回到西安。1937年初，吴铁铮（即吴德峰）代表党组织为他恢复了党的组织关系。
    抗日战争时期，田静忱于1937年到省立二中担任训育主任，同校长江隆基一起，带领二中地下党组织，团结广大师生，以多种形式积撅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使二中成为当时西安最进步的学校之一。1938年9月，田静忱奉调到党中央主办的安吴青训班任教，并担任教务科副科长，为吸收海内外广大进步青年参加抗日战争，培养革命干部做出了贡献。1939年7月到延安，在陕甘宁边区保卫处接受组织审查，在1942年的整风中，他积极参加学习，改造思想。1943年审干中，受康生极左路线影峋遭到政治迫害，身心摧残，但仍坚持真理，实事求是，表现了共产党员应有的高尚品德。1945年经审查后，否定了强加给田静忱的莫须有罪名。
    抗日战争胜利后，田静忱先后担任延安大学教育班班主任，陕甘宁边区关中师范学校校长。时值国民党发动内战时期，他一到关中师范，就妥善安排了战备、支前与学校日常工作的关系。从内战开始，他就带领师生坚持原地斗争，实行避敌办学方针，敌来我走，敌走我回，边走边教，走到哪里就教到哪里。既完成了战备，芰援了前线，又保持了学校的独立存在，使学生人数不但没有减少，而且还扩充增添了班级。在敌人对边区进行大围剿的时刻，他以多病之躯领导学校转战陕甘宁边区每一个地区，最后过黄河到达晋西北，每当学校与敌人遭遇，陷入险境的时候，他总是临危不惧，指挥自如，有时他竟自己断后，让师生先转移，摆脱敌人，然后，他才撤离险境。行程数千里，始终没有丢失一个师生员工和家属小孩。后担任边区赤水县县长，为支援解放战争，为赤水县的各项工作做出了贡献。
    1949年5月19日，兴平解放，24日组织派田静忱为兴平县县长。他协同县委全力整顿秩序，安定人心，建党建政，筹办支前和旧政权人员的清选教育等工作。5月28日西北野战军总司令彭德怀率部驻兴平，在赵村小学召见了县长田静忱和县委副书记孙晋，听取了兴平情况的汇报。6月11日，因胡、马军反扑，田率县级机关全体人员先后辗转于三原、咸阳、西安。6月28日，解放军击退胡马军反扑，收复兴平县城，田即率县级机关人员返回兴平。10月中旬，兴平召开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大会，田静忱向大会作了工作报告。11月调任西北军政委员会人民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西北军政委员会撤销后，历任西安市人民监察委员会第一副主任、西安市文史馆馆员、政协二届西安市委员会副主席等职务。十年动乱期间，田静忱受到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严重迫害，他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深表愤慨。粉碎“四人帮”后，他坚决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尽管由于年事高，组织叫他离休，他还常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1984年9月13日，田静忱因病逝世于西安，终年87岁。
    张青山
    张青山(1909～1985)，陕西省延川县人。因家贫穷，曾给地主扛过长工。1933年参加革命，1934年任延川县永远区苏维埃主席，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先后任延安行政学院班指导员、延安民政科长、咸阳专署民政科长。全国解放后于1950年调任兴平县县长。
    张青山到兴平后，认真了解县情，经常深入农村访贫问苦，掌握真实情况，决心把兴平生产搞上去，让农民过上富裕日子。他发现部分群众没粮吃，随即向各乡发放救济粮1750公斤，借贷粮6375公斤，帮助群众度过春荒。史名村地处原上，井深井少，群众吃水困难，他给贷款借粮，并帮助该村打了三眼吃水井。1952年3、4月间，关中旱象严重，他提出“男人修渠打井，女人下地锄草”的口号。打井缺钱少砖，他发动群众集资，拆除破庙旧砖。全县很快掏修旧井2958眼，打新井1000多眼，延长渠道12800多米，扩大灌溉面积8700亩。他还发动群众搜肥、积肥，当年取得秋粮大丰收。
    在组织发展互助组时，他经常下乡了解情况，发现和解决具体困难。有的互助组缺少牲畜，他派人到甘肃买马或给贷款买牛。他还帮助互助组建立民主管理制度，指导互助组记工算帐。窦马村种的小麦品种杂劣，产量低下，他从外地引进“302”号小麦新品种，试验种植3000亩。成熟季节，他领导群众去麦田取优去劣，精心片选；他还亲自监收监打，精选出良种15万公斤，在全县推广。当时初解放，群众无用化肥习惯，他积极提倡试用化学肥料。他每次下乡，都深入基层，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仅1951年不完全统计，他共下乡37次，正式在农村吃住148天。全县8个区84个乡，都有他的足迹。他既重视抓全县面上的工作，更重视培养典型，以点带面。他亲自抓窦马乡的旱地小麦，亩产由84公斤提高到112.5公斤，带动了全县小麦大幅度增产。
    张青山把发展互助合作组织和促进生产密切结合，取得了“双丰收”。1951年全县组织起253个互助组，参加互助组的劳力24417人，占全县总劳力的34.9%。他善于培养典型，重点示范，总结经验，全面推广。1951年，他选择了三区窦马乡和五区新政乡。同县区干部抓点带面，取得显著成绩。培养出许敬章、张明亮、弓维舟、洛生华、李菊仪等14名劳动模范和生产能手。当时在全省和全国都有较大影响，国家和省农业部门领导多次来县视察。在他任职期间，1952年全县6万亩丰产田获得大丰收。兴平县荣获陕西省小麦丰产县，他被誉为西北地区的模范县长。其模范事迹《群众日报》、《西北农村报》、《陕西农讯》都作了报道。同时陕西人民出版社还编印了《人民县长张青山》一书，发行全国。
    张青山1956年调陕西省委甄别领导小组工作，后任大荔农场、沙苑农场、朝邑农场党委副书记、书记、场长等职。1983年离休，1985年6月23日，因患心脏病，治疗无效，不幸逝世，终年76岁。
    孟昭亮
    孟照亮(1916～1980)，湖北省石首县人。出生于贫苦的农民家庭，7岁就给地主放羊，13岁参加革命，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在解放战争中任第一野战军第八师政委，屡建战功。全国解放后，他先后在政务院人事局、公安部任职，后又调青海省任副省长，因一错案株连，于1963年10月，被降职调兴平县任县委副书记。
    孟昭亮到兴平后，经常深入农村，关心农民疾苦。当时正逢经济困难时期。他看农民吃粮十分紧张，有的到处背粮、换粮，一面安排救济，一面组织生产。有一次，上级粮食部门一位负责同志到兴平，指示参加“社教”的县、社领导亲自到火车站阻挡没收群众用衣物换来的粮食。但孟昭亮却劝阻说：“挡，不是个好办法。我们的职责是组织群众发展生产，解决他们的生活困难。我们共产党人搞革命，就是为了让群众过上好日子。现在生产搞成这样，群众没粮吃，作为领导，没法向群众交待。”于是，他从解决群众生活入手，下决心寻找改变兴平面貌的根本办法。
    1964年冬，孟昭亮走遍了兴平的大部分社队，进行调查研究。1965年，他主持县委工作，首先在全县开展多种经营，发动群众利用渠边、井边、壕边、坟边，房前、屋后等零散空隙地种植南瓜、豆子、向日葵、蓖麻、黄花菜，村村队队齐动员，就连县委机关大院，也见缝插针，种满了南瓜、蔬菜。这一年，全县仅多种经营的收入就等于三千多亩良田的收入。投资小，见效快，弥补了口粮不足，增加了经济收入。
    他经过认真调查研究和科学分析，认为兴平自然条件很好，而落后的主要原因是农业基础建设差。种地不养地，地块大平小不平，灌溉保证率低，同时种植单一。于是他提出深翻改土，培肥土壤，建设旱涝保收的高产稳产田。逐步做到渠依着路、路靠着渠、渠路两面广植树木，实现渠端、路端、树端、土地平整，即“一平三端”的园田林网化。他选择了地处原坡、贫穷落后的杏花村为县上“一平三端”试点大队。经过一年努力，全村800多亩坡地全部修成了水平梯田，笔直的渠边、路边栽下了二万多株小树，当年增产，群众短期受到实惠。然后，总结杏花经验，在全县掀起了扎扎实实的以“一平三端”为主要内容的农田基本建设高潮。孟昭亮不管是严寒酷暑，还是刮风下雨，他带领干部，和群众一块生活、一块战斗。到1966年上半年全县平整深翻土地20余万亩，治理河滩地万余亩，打井2400眼，挖蓄水池92个（容水量15万立方米），修渠路千余条，渠路两旁植树280多万株。“一平三端”扩大了灌溉面积，提高了土地利用率，为农业机械化创造了有利条件，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全县有9个公社粮食亩产过了“纲要”，25个大队粮食亩产超过千斤，有十几个大队棉花闯过了百斤关。兴平县展现出一方方平整的土地，一层层平整的梯田，一条条笔直的渠遣，一行行碧绿的林带，呈现出一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景象。1966年，兴平县被评为全国绿化先进县。他曾计划再用三至五年时间，使兴平面貌来一个根本性的变化。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孟照亮被强加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屡遭批判。并被以“军管”为名，关进监狱。1971年3月，经中央领导亲自批示，孟昭亮才出了监狱，到北京治病。1975年10月，孟昭亮调任湖北省咸宁地委书记。1978年11月，青海省委纠正了1963年对孟昭亮的错误处理，后他又调任国务院第八公安处处长。1980年4月28日，他在北京逝世，终年64岁。
    马国祯
    马国祯(1922～1988)，三原县鲁桥镇人。自幼读书，后考入同州（今大荔县）师范。1938年9月在师范上学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师范毕业后，在三原县一边从事教育事业，一边秘密进行党的地下工作。1949年三原解放以后，他先后在三原县人民政府民政科、文教科、建设科、办公室任副科长、主任。
    1957年调兴平县工作，先在马嵬拖拉机站任党委副书记，后调县农机局任副局长。1960年8月以后，相继任兴平县副县长、县委常委、副书记。“三年困难”时期，为了带动群众，发展生产，克服困难，他一年有二三百天，下农村同群众同吃同住同商量，发现问题，及时解决。他在全力抓好农业生产的同时，发动群众，互助互借，大种小日月庄稼，出外搞工副业生产等，缓解了群众的困难。
    1964年到1966年上半年，在兴平大搞“一平三端”的农田基建中，他坚持深入农田基建第一线，和群众一块大干。为推广“杏花经验”，他带病去马嵬、冉庄等沿坡乡镇（社），抓典型，召开现场会议，全面推广，把全县农田基建推向高潮。为改变兴平面貌做出了贡献。他曾被邀请在陕西广播电台介绍兴平的经验。1966年，兴平县被评为“全国平原绿化先进县。”
    “十年动乱”期间，他被扣上“唯生产力论”的帽子，多次受到冲击和批判。后被下放县农场劳动改造，对分给他的任务，他总是尽职尽责，不怕脏累，辛勤劳动，受到群众的赞扬。
    1971年12月，陕西省梅七线铁路指挥部兴平工团（设在铜川市崔家沟）成立，马国祯被任命为“兴平工团”团长。他毫不计较往事，毅然抱病前赴铁路建设工地，紧密团结工团一班人，带领兴平近万名民工，开展“抓进度，抓质量，抓安全”竞赛活动。到1972年9月，胜利完成了6公里长的路基、121万立方米土石方任务。多次受到上级表彰和奖励。同年2月以后，任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他始终坚持去农村、下企业检查指导工作，对促进全县工农业生产做了一定贡献。
    1981年在兴平县第九届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上，被选为县人大常委会主任。他坚持依法办事，为推进地方民主和法制，辛勤工作。1984年离休。1988年2月，因病治疗无效，与世长辞，终年66岁。他在给家属的遗嘱上写道：“我生于三原，在兴平工作三十余年，归宿于兴平，兴平是我的第二故乡，我从1984年患病，多方治疗，得到组织的极力关照。我死后，你们不能向组织提出任何无理要求。我是党的干部，应带头火葬，丧事从俭，不能铺张。”其家属谨依遗嘱，予以火葬，丧葬从俭，受到群众的称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