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是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而导致的破坏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一场内乱。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凭借他们取得的党中央的一部分权力，打着最“革命”的旗号，煽动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的狂热，把“左”倾错误推到极端，他们指使和放纵一批投机分子、冒险分子、蜕化变质分子，煽动群众“踢开党委闹革命”，造成一股“打倒一切”的无政府主义狂潮，形成全国范围的大内乱，使党和国家的工作、社会正常秩序受到巨大的破坏，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也给延安人民造成了十年严重的灾难。
    五一六通知前后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对《海瑞罢官》进行猛烈的政治攻击，批判的矛头已不限于剧本的作者吴晗。1966年初，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发展到史学界、文艺界、哲学界，对《海瑞罢官》怎样表态，已经几乎成为判断是否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唯一标准。全国报刊陆续发表了大量批判《海瑞罢官》和批判“三家村”的文章。
    5月15日，延安地区召开全地区工农兵声讨“三家村”会议；17日，延安县委召开群众大会，声讨“三家村”黑店。
    5月，中共中央发出《中共中央通知》（按这个文件通过的日期简称五一六通知），要求全党“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中共延安县委随之成立延安县“文化革命领导小组”，领导和发动全县各机关、学校、事企业单位和农村人民公社开展“文化革命”，以批判《海瑞罢官》和邓拓、吴晗、廖沫沙写的《燕山夜话》为重点，要求上挂下联，揪出“小邓拓”和延安的“三家村”、“四家店”，并派出工作组到延安县四中、姚店中学以及县内重点小学，掀起批判“三家村”的群众运动，同时向本单位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开火。一些中小学的校园内贴出了大字报，点名批判学校的一些领导和教师。
    教师集训会 1966年7月8日至9月底，全县中小学教师800余人，包括延安师范第一、第二附小的教师，集中在马家湾延安地委党校，进行集训与整顿。
    中共延安县委、县人委抽调1个副县长、两个县委常委参加5人领导小组，具体领导集训教师工作。并抽调各单位的领导和骨干50余人，分别担任集训教师的各大组和各小组的组长，以加强领导力量。后各大组长、小组长改称联络员。
    教师集训会第一步学习文件，“提高觉悟，增强斗志”；第二步“大鸣、大放、大字报、大批判”，把揪出来的“坏人”，斗倒批臭，便其永世不能翻身；第三步进行组织处理。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下，对揪出来的人进行大字报围攻，大小会批斗，罚站、绳捆、拳打、脚踢。在80多天的集训中，先后被捆斗的中小学领导和教师共80余人，立案处理者30余人，被打成“反革命”、“走资派”、“黑帮”、“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等等。后因外地来延安的“红卫兵”向延安的党政机关“造反”，未进行第三步组织处理，集训就告结束。
    1966年9月初，集训教师会处于揪斗高潮时，延安县委、县人委又决定召开县、社两级干部会。目的和教师会相同，揪斗“走资派”和“坏人”。为了和教师会互相配合，会议地址选定在马家湾的第四中学，并学习教师会的做法，大揪、大斗、大批判，搞得党、政干部人心慌慌。也因“红卫兵”的冲击而结束。
    贯彻十六条 8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按照这个文件的条款数简称十六条）。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要求充分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四大”方法。当时，全县中小学教师正在马家湾集训，延安县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立即通知教师集训会和全县各机关及事企业单位的干部、职工进行学习，明确“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对象、动力和方法，迅速掀起“文化大革命”的“高潮”。
    1966年8月11日，延安县举行群众大会，热烈欢呼“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十六条”的发表。
    1966年8月23日，延安县举行万人大会，宣布坚决向一切“走资派”进攻！
    红卫兵运动 1966年8月，毛泽东发出“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全国自上而下掀起红卫兵运动。同月18日，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首次接见红卫兵，林彪发表讲话，高呼“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倒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打倒一切资产阶级保皇派”，煽动红卫兵“造反”。
    大批的外地高等院校学生和中学生来延安串连，“煽风点火”，向延安的党政机关造反。宣传“造反精神”，鼓动“红五类”（工人、城市贫民、贫下中农、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家庭出身的子女）学生建立红卫兵组织、出外串连，延安各校串连的学生大量增加。
    1966年10月，延安的红卫兵组织建立后，首先杀向社会，破除“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古书、古画、外国名著均被视为封、资、修“黑货”；手镯、耳环、戒指、项圈等首饰品也列为“四旧”。红卫兵到处搜查、抄家，集中烧毁。
    古庙中的佛像，也全被捣毁。特别是延安清凉山上的万佛洞、和尚塔，破坏严重。古墓群中的石人、石马、石碑，城乡中的石牌坊、石牌楼也都在捣毁之列。破“四旧”，使历史文物遭到了严重破坏和损失。红卫兵把学校、工厂名称也改为“东风”、“向阳”、“永红”等之类的名词，以示革命。
    各校相继成立的红卫兵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把本单位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和“社教”中被定为有问题的人，以及在中小学教师集训会中揪出来的领导干部与教师，关进“牛棚”，集中看管，限制自由，批斗、戴高帽子游街、强迫劳动，实施全面专政。后来发展为对家庭出身不好的“黑六类”教师、干部随意揪斗，并进行家庭搜查，寻找反革命罪证。
    横扫“牛鬼蛇神”迅速开展到各个单位和农村，农村中对以前有问题的社员除批判游村示众外，还编入“强劳队”，承担力不胜任的重体力劳动。
    大串连 1966年9～10月，西安各高等学校的学生首先来延安串连造反，延安县开始建立红卫兵接待站。
    延安的接待站开始设在南关小学、东关小学、北关小学，后又增设延师附小、延安中学、延安师范等共8个接待站，大串连的学生均吃住在接待站内。后来全国各省、市的高等院校和中等学校学生一批一批地来延安，人数越来越多，接待站内住宿不下，就分配到附近市民家庭内或机关单位内住宿，在接待站吃饭。对因生病不能步行者，接待站联系汽车送离延安。经商定延安汽车运输公司每天给各接待站分派一至两辆汽车送红卫兵，后来借口有病要车送的越来越多，接待站每天多达30余辆汽车，还不能满足坐车要求。当时处于冬寒季节，有些南方来的学生因衣服单薄而受冷生病，接待站除给搞好食宿外，还要按具体情况借给棉大衣或棉绒衣、绒裤及鞋袜等物，使其健康安全地离开延安。
    自1966年10月至1967年3月，先后接待各省、市来延安串连的红卫兵20多万人。累计开支现金102080元。
    迫害干部 1966年10月，北京大学红卫兵赶走工作组的消息传到延安，各学校的红卫兵大批所谓“刘邓路线”，炮轰工作组，各种名目的战斗队纷纷成立。西安大专院校的红卫兵来延安串连，于是党、政机关内部也举起了造反旗帜。延安城内很快贴出“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大幅标语。延安造反派把矛头指向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各级党委，“炮轰延安地委”、“炮轰延安县委”、“炮轰延安县委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横幅标语、传单、大字报铺天盖地，市面纸张脱销。
    延安县首批被揪斗的“当权派”是第四中学校长、延安县委宣传部长、延安县曲艺馆长。以后被揪斗的“当权派”越来越多，县委书记、副书记先后被揪斗，副县长何光明被迫害致死。县委个别领导干部害怕揪斗，声明退出中共延安县委，“造反派”认为是投机，越斗越烈。当时、揪斗“当权派”被看作是“革命行动、造反有理”，影响之大，范围之广，直至各学校、机关、厂矿、企业单位和农村。凡是当权的，不论职务大小、任职时间长短，几乎无一幸免。在批斗中、对领导干部进行捆绑、打骂、火炉烤、弯腰站、戴高帽子游街，无奇不有。当时延安县城乡只有一件大事，就是“造反有理”、领导干部就是接受“批斗”，党、政机关陷于瘫痪状态。
    派性斗争1966年10月，延安学生中出现划分所谓“红五类”、“黑六类”（地、富、反、坏、右、资本家家庭出身的子女）：“老子革命儿好汉”，属于“自来红”；“老子反动儿混蛋”，属于“狗崽子”。从而在学生中形成了对立与混乱。11月，延安县二中、四中以及延中、延师、延大外出串连的学生回校后，自己组成了“红旗红卫兵总部”，“永红战斗队”、“战恶风战斗队”等名目繁多的造反组织，以区别于学校原建的红卫兵组织。不同观点的两派学生渐趋明显，两派互相指责对方是“保皇派”！校院内、街道上出现了面对面的口头辩论，群众之间、“红卫兵”之间，一群人一群人地辩论与抗争持续不休。
    此时党、政机关内部插起“造反”旗帜的各种战斗队相继成立，某些领导干部也开始有倾向性。造反派之间，因不同观点形成两派对立，都宣传自己的观点最正确，在揪斗“当权派”中，你揪斗我也揪斗，或者你斗我保（暗保），你保我斗。
    同年12月15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延安县两大派都密切和农村造反派联系、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把“炮轰延安地委、县委一小撮走资派”等标语，写在农村的墙壁上，农民的各种造反组织也纷纷建立，并分别加入了延安县的两大派行列。
    12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迎接工矿企业文化大革命的高潮》社论、延安县工矿企业内的造反组织迅速建立，也分别纳入了延安县当时形成的两大派组织。
    1967年，延安县410个单位，逐步形成了两大派造反组织，共有848个战斗队，两方旗鼓相当。一派是延安县“联合造反总部”（简称“县总”），同延安地区“联合造反总部”（简称“联总”）在一起联合行动。另一派是延安县“联合造反指挥部”（简称“县指”），同延安地区“联合造反指挥部”（简称“联指”）在一起联合行动。当时、各学校机关、厂矿、企业中的造反派，都乱揪乱斗延安地、县的领导干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两大派之间的大辩论，由社会进入党、政机关，由辩论、谩骂、围斗、殴打，进而要求惩办凶手，并指控“当权派”幕后策划。“勒令解散××组织”、“××组织是保皇派”、“××组织滚出延安去”之类的标语、传单充满延安城。学校停课、工厂停产、农民进城造反、机关停止办公，延安地、县领导干部挨批判。凡是社会上出现的打、砸、抢、抓事件，两大派则互相指控，统统归罪于“走资派”幕后操纵。表面上两派誓不两立，而打、砸、抢、抓、抄家，揪斗则属同类，一派更比一派凶，一次更比一次狂，混乱局面愈演愈烈。
    由于观点不同，延安“县总”与“县指”两大派、从辩论，互相攻击到挥拳武斗，同学之间、同志之间、家庭内部、受派性影响，互相辩论，甚至反目为仇，影响之深，时间之久，史无前例。
    “一二七”夺权 1967年1月，以王洪文为头目的上海一批造反派在张春桥、姚文元的策划下，夺取了上海市委、市人委的领导权，谓之“一月风暴”。自此，“夺权”之风波及全国，也波及到延安。1967年1月26日，延安“联总”的学生夺取延安地委、专署的党、政领导权。27日，延安县委内的“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队”、“东方红战斗队”、“永红战斗队”实行大联合，成立“延安县委机关造反团”，并取得延安县武装部、延安军分区的支持，当晚组成7人（学生4人、干部3人）“接管委员会”、举行夺权仪式。2月，《红旗》杂志第三期社论号召建立“三结合”（军代表、领导干部、群众代表）的“革命委员会”。延安县“接管委员会”于2月17日建立了由军代表、群众代表、领导干部代表组成的“三结合”组织，称“延安县革命委员会”，掌握了延安县党、政大权。
    5月15日，延安县委机关造反团内部意见分歧，部分人退出造反团，建立“5·15”战斗队，反对“三结合”；有些学生代表也退出了“接管委员会”，说“三结合”是“三凑合”，应当解散。延安县各造反派由分散的小股到按观点进行串连集中，形成了延安县“县指”和“县总”两大派。延安“县指”认为“一二七夺权”是革命的“三结合”，要维护；“县总”则认为“一二七夺权”是“保皇派”的“三凑合”，要解散。
    1967年12月16日，两派展开激烈武斗，“县总”独占延安市区和城郊，“县指”退占农村。随后，两派武斗不断升级。“夺权”后成立的“革命委员会”也散伙。
    两派武斗延安县两大造反派由从辩论、互相攻击，发展到挥拳动手，又由少数人的动拳头、石头、棍棒，渐变为有组织地使刀弄枪。1967年7月23日、江青提出“文攻武卫”的口号，延安两派的武斗骤然升级。7月30日，省五建公司的“联指”派在西安扣留“联总”派人质，“联总”派也扣留对方人质。“联指”派包围“联总”派的省五建办公楼和东关外贸楼，并将两楼攻占，打死延大学生1人，双方伤30余人。“联总”派抬尸游行。
    9月3日，延安“联指”和“联总”以延安大桥为中心，互相设防。当晚，延安“联指”用汽车改装的“土坦克”作前导，从东关冲过延安大桥，在桥头附近发生武斗，“联总”死2人，双方伤20余人。
    10月6日，延安军分区副政委乔鸿俊陪同外宾到延安宾馆，延安“联总”的部分人强行冲入、声称要“乔老爷”出来解决“联指”打“联总”的问题，并有少数人大骂执行警卫的解放军战士。乔副政委接见“联总”造反派时，遭到围攻，拉打。
    12月8日，延安“联总”学生到延安军分区抢武器，警卫战士开枪打死学生1人。
    10日晚，延安“联总”学生二三人窜进延安军分区，以“怀疑是打死学生的凶器，要拿去化验”为名，夺枪得逞。在场的解放军未予有力制止。
    接着，“联总”武斗队奔向军分区，先借口要抓打死人的凶手，抢走独立连的全部武备；后从备战库共抢走各种武器400余件，弹药140多万发，军用被服等数百件。
    11日凌晨、延安“县指”在延安“联指”头头的煽动下，带领武斗人员越墙而过，进入县人武部，开始抢夺武器，副部长阻止无效，命令县中队战士鸣枪警告，惊动延安军分区副司令员从县武装部的房子里出来大喊：“不准开枪！”后退的人借机蜂拥而上，抢去武装部和县中队的手枪1支、半自动步枪8支、五四式冲锋枪5支、机枪4挺、子弹6箱（4000余发）。
    16日凌晨、延安“联总”用机枪、炮火攻占“联指”武斗队驻守的清凉山和东关，“联指”撤退，“联总”独占延安城区、双方共死亡19人。延安城乡武斗全面展开。
    30日晚，“联总”武斗队从延安出发，攻打李渠镇的“联指”武斗人员，打死3人。
    次日清晨，“联指”武斗人员在李渠流水沟门伏击自延安而来“联总”人员，打坏汽车1辆，打死6人，打伤7人。
    1968年2月10日，“联总”、“联指”在延安刘万家沟武斗，“联总”打死“联指”2人。
    24日，延安“联总”武斗队包围延安阳山“联指”武斗队的驻地，打死“联指”7人，打伤3人。
    3月5日黎明，延安“联总”武斗队在延安南三十里铺伏击“联指”汽车，农建师1辆 运粮汽车路过，“联总”武斗队开枪，打死解放军某部副连长李景田，打伤农建师女战士赵玲玲。
    3月9日早7时“联总”武斗队在姚店打死“联指”2人。
    2月27日和3月16日，在农村的延安“联指”武斗队，两次有组织地攻打延安城，双方两次打死13人，地雷炸死2人。
    3月19日，和延安“联总”同一派的永坪油矿“红工总”、绥德“十大指”、子长“联总”、延川“延红司”，榆林“红工机”共300余人乘10辆汽车到甘谷驿攻打延安“联指”的武斗队，打死“联指”2人，并打死回家的甘谷驿公安局教导员刘成德，抢走汽车4辆和部分枪枝弹药。
    24日，延安“县指”武斗连由甘泉县回延安东川，在青化砭伏击回榆林的“红工机”。25日早晨打坏“红工机”1辆汽车，打死对方2人，打伤11人。延安“联总”武斗连在姚店听到枪炮声，赶往青化砭，打死“县指”另一武斗队2人，打伤1人。
    4月12日两派达成马家湾协议后，仍发生多次武斗。
    5月29日，延安“联总”和“联指”的武斗队在延安东二十里铺发生枪战，双方死亡5人。同日，在姚店发生武斗，双方死亡15人。
    6月3日，延安两派武斗队在志丹、安塞等县参加武斗，共死7人。
    14日，延安“联总”武斗队到富县茶坊打死“联指”武斗人员30多人。
    6月，延安“联指”武斗队在宜君县偏桥镇埋下炸药，炸死“联总”武斗人员20余人。（宜君县革委会成立后，将埋炸药的两人处决。）
    延安两派武斗除枪夺枪枝外，还抢劫或强迫借用银行现金，非法动用粮站粮食，抢劫供销社、收购站物资等。
    1967年12月18日夜晚，延安“县指”武斗人员撬门砸锁，打开延安县姚店营业所的保险柜，抢劫现金5947.17元。1968年2月，延安“县指”强迫青化砭营业所借款4913元。3月28日晚，延安“县指”有组织地抢劫李家渠营业所现金32114元。7月，延安“县指”头头从蟠龙营业所强迫借款30000元。累计72974.17元。
    自1967年12月至1968年8月，延安“县指”，先后在延安县临镇、金盆湾、李家渠、姚店、青化砭、甘谷驿7个粮站，非法动用粮食2057628公斤，粮票8694.8公斤，食油1597.5公斤，现金7400元，麻袋573条，面袋2286个。
    延安“县总”、先后在延安城关粮站，非法动用粮食87763公斤，粮票104402公斤，现金6000元，食油156.5公斤、麻袋6789条，面袋1100个。
    延安“联指”和“县指”在1967年12月16日凌晨退出延安城后至1968年8月，非法动用延安县李家渠、甘谷驿、贯屯、梁村、蟠龙、青化砭、姚店、冯庄、川口、元龙寺、临镇、官庄、麻洞川、桥沟、碾庄、沟门等17个供销社和临镇、青化砭两个收购站，以及临镇税务所、南泥湾林场、蟠龙公社、冯庄医院等6个单位的物资与现金。总计折合人民币76064.10元。
    1969年，“联指”和“县指”善后清理小组偿还了现金14345.79元，将贯屯、冯庄、碾庄3个供销社，以及临镇、青化砭2个收购站的物款已经还清。尚有18个单位的61718.31元的物款未还清。
    与此同时，延安“联总”和“县总”、先后抢劫了延安县川口、贯屯、姚店3个供销社。
    此外，延安“县指”1968年1月16日在临镇拦劫宜川县副食公饲养场赶运的生猪173头，合计12766.82元；6月8日，在麻洞川拦劫宜川县煤油53桶。
    制止武斗延安“联指”和“联总”两大派的武斗，不断升级，给国家财产和人民生命造成了严重损失和灾难。
    延安的武斗，惊动周恩来总理。1968年3月，周总理指示，延安两大派主要负责人到北京听取中央指示。两派头头到北京达成了北京协议，要大联合，停止武斗。当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队驻进延安执行“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营、军训）任务，协助延安两大派执行北京协议。进行宣传落实，要求两派停止武斗，实现大联合，成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但北京协议遭到派性破坏。后经驻地部队、军分区和县人武部的各级努力，促使两派4月12日在延安马家湾达成了“制止武斗、收交武器”的实施办法。
    4月14日上午，延安驻军接管了延安城区各山头的关卡，并设立解放军岗哨，但马家湾协议又遭到破坏，两派武斗仍继续进行。
    1968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针对几个省武斗不停的状况，于7月3日和7月24日接连发布了制止武斗的两个布告，但延安两大派仍不上交武器。当月，陕西省革命委员会、延安支左军队领导小组在西安丈八沟举办延安“联指”和“联总”，包括延安“县指”和“县总”头头的学习班，坚持贯彻“北京协议”、“马家湾协议”，促使两派达成“停止、武斗，收交武器，实现两派大联合”的协议，酝酿成立延安地区和延安县革命委员会。最后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延安支左小组确定方案，报陕西省革命委员会。
    延安“联指”和“联总”、包括延安“县指”和“县总”两大派群众，根据“北京协议”、“延安马家湾协议”和“西安丈八沟方案”，在军方参加下，成立了联合指挥部，两派联合发出了大联合通告，两派群众大联合，上交武器，停止武斗。两派同时撤销武斗指挥部，解散武斗专业队，写出武器清册，向延安支左部队收交武器监督小组交出武器。然后再回到自己原机关工作单位，学校和厂矿。
    在上交武器中，两派都存戒备心理。在延安专区革命委员会和延安县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前，两派只上交了武斗的刀矛和破旧枪枝，在地、县两级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两派才全部上交了武器、遣散了武斗队，真正停止了武斗。并在支左解放军的主持下，用“革命大联合”消除两派在武斗中恶性膨胀的派性，开始了各学校、厂矿、机关内部的“大联合”社会动乱局势始相对地趋于缓和。
    “三忠于”、“四无限”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为了达到纂党夺权的目的，大搞《毛主席语录》化、“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把《毛主席语录》作为解决一切问题的“最高指示”。
    1968年，延安县在造反派的带动下开展“三忠于、四无限”活动。（“三忠于”即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忠于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无限”是：对毛主席、对毛泽东思想、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无限忠诚、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
    延安县城乡都将墙壁用红漆刷后，用黄漆写上毛主席语录。门窗上画“葵花向太阳”的图案，写上“忠”字，以示“忠”心。延安城区大搞“红海洋”和建造语录塔。城乡开会，人人都要手举红宝书，开会前唱《东方红》、中间喊“万岁、万岁、万万岁！”会完后唱《大海航行靠舵手》。
    城乡都搞“早请示”、“晚汇报”。即在早晨上班、上工前，唱“语录歌”、背“语录”、喊“万岁”！称“早请示”；下午下班，收工或睡觉前，再按早上的做一遍，称“晚汇报”。乡镇都在街头村口或交通要道建造“请示台”或“语录台”，单位和家庭建有“忠字台”，贴毛主席像或摆设毛主席塑像。机关干部、学校师生、城乡居民都跳“忠字舞”、唱“忠字歌”，即将当时最流行的《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万寿无疆》等几首歌曲，配上舞蹈动作的集体舞，边跳边唱，以表“忠心”。
    贯彻“左”倾方针的“斗、批、改”1968年8月，由支左军队主持，举办延安“县指”、“县总”头头和原县级领导干部参加的协商会，研究成立延安县革命委员会的具体问题。最后决定，延安县革命委员会由56名委员组成，设主任1人（军代表担任），副主任5人（其中军代表2人、领导干部1人、两派群众代表各1人），常委14人。
    经陕西省革命委员会批准，8月18日举行延安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革委会下设办事组、政工组、生产组、政法组，分管有关各项工作，对公检、法实行军管。县革委会成立后，机关、厂矿、企事业单位和各公社，生产队相继建立了革命委员会或革命领导小组。革命委员会实行党政合一、政企合一的一元化领导。
    1969年4月九大召开以后，按照毛泽东的部署，“斗、批、改”运动在全国全面展开。毛泽东说：“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工厂里的斗、批、改，大体经历这么几个防段。”这个做法已被贯彻到其他各个领域。
    1968年10月3日，延安县革委会决定，发动群众“大揭、深挖阶级敌人”，迅速掀起“斗、批、改”高潮。所谓“斗”就是“斗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就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改”，就是“改革一切不合理的规章制度”。11月4日，县革委常委会决定，逮捕22名现行反革命分子。12月14日县革委会决定，成立工农兵宣传队驻进城关街道居委会，解放军支左部队两个连进驻农村公社支农。12月22日，县革委会通报，延安城关镇和松树林公社初步统计，已经揪出所谓的“敌军统特务、敌情报员102名，敌中统特务80名，自首叛徒168名”。12月25日，县革委会决定，举办“斗、批、改”实况展览会。工作重点转向清理阶级队伍。传达黄陵县“清理阶级队伍”现场会议的精神，号召迅速掀起“清理阶级队伍”的高潮。
    1969年5月11日，延安县革委会统计，全县共揪出所谓的“特务，叛徒和牛鬼蛇神3101人”，正在立案处理。
    自5月至7月15日，延安县革委会先后决定，对93人进行劳教、管制及戴帽子处理。
    8月7日，延安县革委会号召认真做好抓革命、促生产、掀起大批判、大揭发，“继续深挖阶级敌人”的高潮。
    “深挖阶级敌人”、“清理阶级队伍”，严重地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误伤了大批干部和群众，造成了相当多的冤、假、错案。
    在“斗、批、改”中，延安也进行了所谓的“教育革命”，工宣队、贫宣队先后进驻学校，领导学校的“斗、批、改”，把学校交工厂或生产大队管理，改变学制，废除文化课考试，初中、小学升学“全盘端”，小学设“初中班”、初中设“高中班”。贯彻“五七指示”（学生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大批“智育第一”，学生不愿学，教师不敢教，延安教育事业受到严重摧残。
    五七干校 以1968年5月7日毛泽东关于广大干部下放劳动的批示而命名，最早出现的是黑龙江省柳合五七干校，后批转推广全国。
    1968年12月24日，延安县革命委员会在柳林公社沟门开办了延安县延河五七干校。校革命委员会设主任1人，副主任4人，委员8人，解放军代表2人，分工负责，领导全校工作。原中共延安县委和延安县人委未进入县革命委员会工作的干部（含政法干部），还有少数学校未解放的干部，都到五七干校学习、劳动，接受审查和思想改造。
    五七干校按军事编制，学员分编为三个连队，共200余人。并另设一个“黑帮队”，黑帮住牛棚，限制自由，强制劳动。交待罪行。编入黑帮队的有县团级干部5人，以及有问题的科级干部和一般干部。
    1969年3月，有问题的学员陆续解放，分配工作。1970年以后，五七干校改名为延安党校。
    批判“右倾回潮”1971年发生了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事件。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彻底粉粹了这场武装政变阴谋。周恩来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整顿国民经济，落实干部政策，全国形势日趋稳定，各方面工作有了转机。1972年，在批判林彪的过程中，周恩来总理正确地提出要批判极左思潮与无政府主义。《人民日报》根据周恩来总理的讲话精神，刊登三篇文章，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全国形势更趋好转。但江青、张春桥一伙对周恩来总理制止动乱，使国家稳定富强的决策，恨之入骨，掀起一股批判“右倾回潮”的恶浪。在“批林批孔”中，不批林，假批孔，以批“周公”、批所谓“现代的大儒”为方向，含沙射影攻击周恩来总理。
    批判“右倾回潮”的浪潮波及到延安、在教育系统出现了批判“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吹捧张铁生交“白卷”为反潮流英雄，否定文化课考试；批判“智育第一”、“分数挂帅”；批判“师道尊严”。把部分学校的领导和教师当作“回潮复辟派”进行批判，反对“5分加绵羊”，鼓吹“反潮流”精神，使中小学又出现混乱，教学质量下降。
    批林批孔 1971年9月13日林彪叛党叛国事件发生后，中共延安县委于12月向全体干部职工传达中共中央（71）第68号文件，将“批陈（伯达）整风”转为“批整风”。
    1974年人民日报元旦社论指出：“批孔是批林的一个组成部分”。江清、王洪文一伙即利用“批林批孔”大做文章，把矛盾指向周恩来总理。同月，中共中央转发江青主持选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在全国掀起“批林批孔”，“反复辟倒退”；以及“评法批儒”运动。政治空气再度紧张。
    2月7日，延安市委召开“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参加会议的共5000余人。15日，中共延安地委，延安市委、延安县委联合召开声势浩大的“批林批孔”大会，大会中心会场设在延安影剧院，另外还有13个分会场，有万余名人参加大会，还通过有线广播向全地区各县转播了批判实况。
    3月25日，延安市委举办批林批孔骨干训练班，在全市掀起批林批孔的高潮。
    4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规定“批林批孔运动在党委统一领导下进行，不要成立战斗队一类群众组织，也不要搞跨行业、跨地区一类的串连”。
    7月1日，党中央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批判“不为错误路线生产”等错误口号，并指出要揭发、批判停工停产的幕后操纵者。
    7月20日，延安市委召开扩大会议，号召全市深入“批林批孔”和抓好工农业生产工作。
    “反击右倾翻案风”1975年周恩来总理病重，邓小平在毛泽东主席的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和解决工业、农业、交通、科技等方面问题的一系列重要会议，着手对各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使全国形势有了明显好转。他对中央读书班第四期学员讲话时说：“前一个时期，毛主席有三项重要指示：第一学习理论，反修防修：第二要安定团结；第三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是我们这一时期工作的纲”。延安市和全国一样经过整顿各方面工作都取得成绩。
    对邓小平主持下在各个领域所作的整顿，“四人帮”从一开始就进行顽固的阻挠、抗拒，并同时反对，他们把整顿工作中提出的各种措施诬蔑为“经验主义”，借以攻击周恩来、邓小平。由于“四人帮”的歪曲、挑拔和诬告，一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开始了。
    1976年3月，延安市委传达中共中央关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指示，延安开始批判邓小平“以三项指示为纲”的错误，由于广大干部群众想不通，实际上没有批判起来。
    4月5日，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这个运动性质上是拥护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它为后来粉粹“四人帮”奠定了群众基础。当时，延安市没有出现大的活动。延安市委常委扩大会议决定“对以三项指示为纲”进行批判，并结合“批林批孔”揭露所谓“走资派还在走”的言行。
    同年7月，延安市大批判转向所谓“三珠大毒草”、即批判《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草案）等三个文件。由于人们看不出“毒”在什么地方，非但批判不起来，反而更激起了对“四人帮”的不满。
    粉碎“四人帮”1974年，毛泽东发现江青一伙借机进行纂权活动以后，对江青一伙进行多次批评、宣布他们是“四人帮”，重申由周恩来主持党中央和政府的日常工作，重新对邓小平委以重任，挫败了“四人帮”的“组阁”阴谋。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江青反革命集团加紧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10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采取断然措施，对“四人帮”及其帮派骨干实行审查，一举粉粹了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反革命集团。新闻发布后，延安市人民奔走相告，兴高采烈，集会、游行，庆祸粉粹“四人帮”的伟大胜利，粉粹“四人帮”，实现党和人民的共同愿望，是党和人民长期斗争的结果。党和人民在经历了十年的磨难和挫折之后，终于以粉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胜利而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从此得以重新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延安也从此开始治愈十年洁劫的创伤，旧貌换新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