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ages/header-pic.png)
西安都城隍庙民俗的历史渊源
时间:2020年03月10日
长安(关中地区)是我国早期人类与农耕文明的主要发祥地之一。农业经济在强大的自然力面前,显得软弱无力,这使得普通民众往往把希望寄托在对图腾、祖先和自然神的崇拜中。一种潜在的恐惧心理,使他们千方百计通过一定的祭祀求得自然力和祖宗的护佑,在“万物有灵”与“天人合一”观念的支配下,出现的有关神灵的崇拜和祭祀仪式,形成原始信仰。
城隍是我国原始信仰祭祀的自然神之一。从资料记载看,城隍神最早见之于周代《礼记》天子八蜡中的水墉神。《礼记·郊特牲第十一》有:“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为蜡。蜡也者,索也,岁十二月,合聚万物而索飨之也。”“大蜡八”是指什么?郑玄注云:所祭有八神也。许慎《说文》云蜡“从虫昔声,……曰年终祭名者矣”。所以大蜡八即年终祭祀的八位神,他们是:司啬、百种神、农神、邮表、禽兽神、坊、水墉、昆虫。其中水墉居其七。水墉是农田中的沟渠,水墉神也就是沟渠神。后来古代的城市亦要修筑城墙,城墙之外,还要有一圈护城壕。有水的城堑称为“池”,无水的城堑则称为“隍”。“城隍”二字,始见于《易经》泰卦的上六爻辞:“城复于隍,勿用师,自邑告命,贞吝”。其中“城”指城墙,“隍”指城壕(护城河)。“城隍”一词连用泛指城池,首见于班固《两都赋·序》:“京师修宫室,浚城隍。”原始崇拜认为,凡与人们日常生活有关的事物皆有神在,而且“功施于民则祀之,能御灾捍患则祀之”(《五礼通考》)。城墙、城壕在防卫故人、猛兽攻击,保护一城百姓安全上,功莫大焉。于是水墉神便升格为城隍神,被视为城市的守护神。
随着城隍在民间百姓影响日益显著,道教也将城隍神纳入自己的神灵体系。杜光庭编纂的《道门科范大全集》中,就有在斋蘸请神仪式中开列城隍的法位的记载。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城隍神就逐渐成为了道教遵奉的主要冥界神灵之一。道教许多法事活动中,都要发城隍牒请城隍神到场。道教源于民间又影响民间,甚至渗透到千家万户。城隍原本是民间的神祀,佛教在中国广泛传播以后,接受了佛教的冥界思想,城隍神开始成为阴间的行政长官,掌管阴间事务。
从原始信仰、民间信仰到宗教信仰,它们原发于农耕文明。长安作为农耕文明的主要发祥地,又以其长期作为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特殊地位,决定了它成为精神文化的传播地。由是,长安也自然地成为城隍信仰的原发地和传播地。
西安都城隍庙所供奉的是汉代刘邦麾下大将纪信。城隍神是由自然神逐渐过渡到人格神的,在传统社会中,人们希望“英雄人物”死后英灵还在,作为地方神来保护自己,于是将其奉为城隍神。在城隍由自然神演变为人神的过程中,汉代的纪信最早,长安不仅是城隍信仰的原发地和传播地,也产生了最早的城隍人神——纪信。据《长安县志·王曲城隍庙会》记载:“相传楚汉荥阳之战中,汉将纪信假扮成汉王,解救刘邦出围,致被项羽烧死。刘邦得天下后,封纪信为十三省总城隍,在长安王曲建庙立祠,每年农历二月初八祭祀,后遂成庙会。”
汉代纪信救刘邦的故事在《史记·项羽本纪》和《汉书·高帝纪第一上》及地方相关资料上均有叙述。刘邦得天下称帝后,厚赏、追封纪信,并赐黄袍加身,择上林苑自己打猎休息之地(今王曲镇),修建大型庙堂并祭祀,每年农历二月初八祭祀,后遂成庙会。据传“文景”二帝时期,为了顺应民心、强化统治,遂将供奉的纪信封为城隍神,成为长安城的保护神。由史料记载来看,王曲城隍祭祀纪信据今已两千余年的历史,比三国东吴芜湖城隍爷周瑜和城隍庙要早四百年。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民间已经建立庙宇祭祀“城隍”,城隍信仰不断加强,城隍神也被人们不断重视,祭祀活动不断繁盛。北齐时,据《北齐书慕容俨传》记载有慕容俨祷城隍获佑事,这是关于城隍神显灵护城的最早记载。
唐代,城隍祭祀在各地已经蔚然成风,《太平广记》卷三百三“宣州司户”条引《纪闻》称,唐代“吴俗畏鬼,每州县必有城隍神”。唐代各地方官每年定期或在地方遭遇早涝天灾时,代表一方民众祭祀城隍并求祷。开元五年(717)四月初二,张说首撰《祭城隍文》,祭拜城隍祷文希望“庶降福四筈,式登百谷,猛兽不博,毒虫不噬。”张九龄在开元十五年六月十四日出任洪州刺史时遇连阴雨成灾,祭城隍祈祷:“雨淫而不止,恐害嘉谷,预达精诚,以时弥灾,无或失稔。”许远、韩愈、杜牧、李商隐等也有祭文。
宋代城隍神被正式列入祀典,各府、州、县皆立庙奉祀,成为须遵照国礼进行祭祀的神灵之一,并明确规定,新官到任的三日内,必须拜谒城隍庙,这是借用神明的威力来管制官吏。据《宋史·礼志八》载:自开宝、皇祜以来,凡天下名在地志,功及生民,宫观陵庙,名山大川,能兴云雨者,并加崇饰,增入祀典,州县城隍,祷祈感应,封赐之多,不能尽录。宋赵与时《宾退录》谓宋代城隍:“今其祀几遍天下,朝家或赐庙额,或颁封爵,未命者或袭邻郡之称,或承流俗所传,郡异而县不同”。
元朝继承宋的祀典。元世祖至元五年(1268),上都建城隍庙。至元七年,大都城建成,立城隍神庙,设象而祠之,封曰祜圣王。元虞集《大都城隍庙碑》曰:“自内廷至于百官庶人,水旱疾疫之祷,莫不宗礼之”。元文宗天历二年(1329),加封大都城隍神为护国保宁王,夫人为护国保宁王妃,城隍夫人之封赐始见于此。
明初,民间修建城隍庙不再呈现较为零乱的状况,这主要是由于明太祖朱元璋大封天下城隍和完善了祭祀城隍的制度。朱元璋从其登基之前就开始了祭祀制度的修改,确立了城隍神的地位,即位后又开展了一系列的祭祀活动。《明太祖实录》洪武二年(1369)春正月丙申朔:“封京都及天下城隍神。上谓中书及礼官曰:‘明有礼乐,幽有鬼神,若城隍神者,历代所祀,宜新封爵。’”于是他根据明朝地方官吏制度,重新制定城隍的封号爵级,敕封京师城隍为帝,开封、临壕、东和、平滁为王。京都以外的五位城隍,都是正一品。朱元璋还命令封在全国各藩国的亲王要亲自主祭城隍神,各府、州、县要由当地最高长官知府、知州、知县来主祭。府州县新官到任,必先宿斋城隍庙,以与神誓,并称城隍神于冥中司民命,且有监视纠察官吏之任。《大明会典》卷九三载每岁仲秋祭都城隍神,“遣官诣庙致祭,国有大事则告”。至洪武三年(1370)六月癸亥,太祖下诏,整顿祀典,革各府、州、县城隍封号。《明史·礼志三·城隍》:“三年,诏去封号,止称某府州县城隍之神。又令各庙屏去他神。定庙制,高广视官署厅堂。造木为主,毁塑像舁置水中,取其泥涂壁,绘以云山。”朱元璋敕封城隍是利用城隍信仰加强对民间的精神统治。明余继登《典故纪闻》卷三有载,洪武六年三月癸卯朔,朱元璋对宋濂说:“朕立城隍神,使人知畏,人有所畏,则不敢妄为。朕则上畏天,下畏地,中畏人,自朝达暮,恒兢惕自持。夫人君,父天母地,而为民父母者也。苟所为不能合天地之道,是违父母之心,不能安斯民于宇内,是失天下之心矣。如此者,可不畏哉!”。
西安都城隍庙就是在明代建成的。据《西安志·城隍庙》记载:“朱元璋的次子朱樉被封为秦王,就藩西安,统领西北事宜,他于洪武二十年(1387)主持修建了西安的都城隍庙。最初在东门里,到明宣宗朱瞻登基宣德八年(1433)移建于西大街。”西安都城隍庙在清代顺治时(1644—1661)屡加扩修,雍正九年(1731)大殿毁于火后,川陕总督年羹尧用拆除明秦王府的木材砖瓦又扩充修建,后乾隆、嘉庆、道光、光绪时都曾修葺。在民国12年(1923)前院遭大火,陕西督军陈树蕃令作价出售,后随建作商业铺面,保留至今。
历史上,西安都城隍庙一直为道教正一派的道场。直至解放后五六十年代,城隍庙香火一直旺盛,游人信士众多。如今,每逢农历初一、十五日有庙会,四月初八祭祀盛会,人山人海,鼓乐喧天,好戏连台,香火鼎盛。
(来源: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数据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