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夏商时期遗存

作者:《中国文物地图集》陕西分册(上) 时间:2014年05月13日

  陕西夏商(含先周)时期文化上承新石器时代晚期,下启周王朝的建立,是将中国西部的周文化推向中原的过渡阶段。迄今,全省共发现遗存240余处(其中初步判定的夏时期遗存有10余处),陕北、关中和陕南分别占51%、41%和8%,远少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和西周时期。其原因,可能与这一时期的文化面貌较为复杂,正式发掘的典型遗址相对较少,一部分遗存较难确认而混同与其前、后的时代有关。

  陕西夏商时期遗存分布较为广泛,并显示出较大的地域差别。从文化内涵看,主要有关中和商洛地区的二里头文化、商文化(二里冈和殷墟时期)、先周文化,以及陕北的狄人文化和陕南的氐族文化。

  关中和商洛地区的夏时期遗存,主要分布在与中原相邻的关中东部和商洛地区北部。这一地区的华县南沙、蓝田怀珍坊、商州紫荆、东龙山及洛南焦村等遗址,都发现了典型的二里头文化遗存,表明夏文化在鼎盛时期,已从豫西进入了陕西东部。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关中西部和泾河中游的某些龙山文化晚期遗存的时代,可能已进入了夏代纪年。如宝鸡石嘴头遗址的陶罐、鬲及某些纹饰如交叉刻划纹,表现出与当地商时期文化的紧密联系。这种文化面貌的独立性很强,应是其时的一种陕西地方文化。

  进入商代,这种格局大致沿续了下来,但内涵发生了很大变化。分布于关中东部的商文化(也称商文化关中类型),是二里冈阶段豫西商文化向西扩展的产物。其鼎盛时期的西界比夏文化更为西进,达到了

  水东岸,范围扩大至关中平原的大部和商洛地区的一部分。典型遗址自东向西有华县南沙、耀县北村、西安老牛坡、扶风壹家堡等。老牛坡遗址面积广大、内涵丰富而有特色,一些学者认为可能是文献记载的崇国中心所在。依据考古资料,关中商文化大体可分为两段六期。第一段即鼎盛期,大体相当于二里冈下、上层时期。铜器,特别是陶器面貌与二里冈所出基本相同,但器类多见花边罐而少爵与觚,前者当是受泾河流域花边器风格的影响。第二段大体相当于殷墟时期。这一阶段尤其是殷墟二期以后,文化面貌的地方特征加强,器物的陶质、陶色及风格都开始偏离殷墟的商文化。在周原一带,新出现了联裆鬲、折肩罐等器种,显示出商文化的地方化和地方文化的崛起。殷商晚期,在先周文化和其它青铜文化的逼迫下,关中的商文化势力逐渐衰弱,基本上退缩至西安以东至渭南一带的狭窄地区。

  作为西周文化的前身,先周文化的考古学系列、文化源流等方面,还有一些问题尚未解决或没有取得一致意见。大体上说,先周文化主要分布于渭河及其支流

  水、泾河、漆水、讳水流域,而以陕西的宝鸡、咸阳地区和甘肃的平凉、庆阳地区最为密集。根据发掘资料,这一文化存在着互有差异、又密切相关的两种文化类型。其一以姬家店、石嘴头、晁峪、刘家、斗鸡台遗址为代表,其二以郑家坡、北吕遗址为代表,年代都相当于殷墟时期,可能分别代表文献记载的姜羌和姬周部族(一种观点认为,上述两种文化类型应分属于两种不同的考古学文化,而后者才是西周文化的直接前身,即先周文化)。前一类型的主要陶器有高领袋足鬲、腹耳罐、双耳罐、单耳罐和折肩罐,刘家墓地盛行偏洞室墓;—些学者认为,这一类型与辛店文化的山家头类型和姬家川类型有着明显的传承关系。后一类型的主要陶器有各式联裆鬲、折肩罐、深腹盆、深腹簋、束腰甗等,各种拍印纹颇具特色;郑家坡和北吕遗址都盛行竖穴土坑墓。考古资料显示,在高度发展的商文化的影响下,先周文化的这两种类

  型逐渐融为一体,与史书记载的姬姜联盟大体相合。殷墟二期以后,先周文化呈现出由西向东扩展的态势,至西周初年,其遗存已扩大到关中盆地的大部分。

  关于先周文化的渊源,一种观点认为,客省庄文化是先周文化的源头。另一种观点认为,先周文化的形成是多种文化因素相互融合的过程;山西的光社文化可能是先周文化的重要源头之一,而关中的商文化和甘肃的辛店文化、寺洼文化,也对先周文化的形成予以了重要影响。

  另外,在关中西部(凤县)及北部的边缘地带,还发现少量含有寺洼文化因素的遗址。

  陕北高原的狄人文化中,夏时期的遗址主要发现于安塞、延安、延川、靖边、府谷等地。代表性陶器有花边罐、鬲、三足瓮等,纹饰多见蛇形附加堆纹,时代大约相当于朱开沟文化中期(二至四段),属于北方地区的一种青铜文化。

  商时期的遗址主要分布在黄河支流窟野河、无定河、清涧河、延河和洛河上游地区,关中盆地北缘的淳化一带也有发现。这些遗存与鄂尔多斯草原和晋西北同类遗存的内涵基本一致,都属于北方地区的青铜文化,有学者依据考古发掘地点,将其命名为北方地区青铜文化朱开沟﹒石楼﹒绥德类型。在其区域的陕北吴堡、绥德、清涧、子长、延长、延安、洛川、淳化和山西右玉、保德、石楼、忻县、柳林、永和、吉县等地,先后发现了40余起多数出自于墓葬的青铜器。从时代看,这些青铜器大体分为四期,可与殷墟的四期相互对应。从器类、器形和纹饰风格看,它们又分为特征迥异的两类。一类以各种容器为代表,与殷墟商文化和关中商文化具有较多的共性。另一类为带有管銎和各类兽首的青铜兵器和用具,其风格清新,呈现出浓郁的北方草原青铜器色彩,真正体现了这一文化的自身特色。这一文化区内的清涧李家崖商代晚期城址,是陕西目前发现的最早城址。经发掘的一批房址、窖穴和墓葬,都与中原商文化有着明显的差异,与上述青铜器一样,也是研究商周时期中原地区青铜文化与北方地区青铜文化交流、传播、融合的重要资料。

  在陕南汉中盆地的城固、洋县一带,分布有非常丰富的商时期氐族文化遗存,仅汉江支流湑水两岸的吕村、五郎庙、莲花、苏村、马畅、谢村等地,历年就出土青铜器约20余起,数量达600余件。这些铜器大多出自窖藏,可能与某种祭祀活动相关,其文化特征又明显地分为两类。一类以各种礼器为代表,时代从二里冈上层时期延续至殷墟阶段,与殷墟的同类器物几乎完全相同。另一类以兵器、用具为代表,如双龙纹戈、虎纹钺、镰形器,以及人面具、兽面具等,数量较多,器类庞杂,显示出迥异于中原商文化的独特风格。这些铜器和近年城固宝山商时期遗址出土的陶尖底罐、高柄豆等发掘资料显示,这类遗存与早期巴蜀文化有着较明显的传承关系,其地域应属早期巴蜀文化分布的北缘。同时说明,汉水流域的早期巴蜀文化在二里冈阶段就受到中原商文化的影响,而关中则是二者交流、传播的中枢环节之一。

  纵观陕西夏商时期的文化及其演变,关中东部始终处于中原夏商文化的范围之内,并贯穿了两个王朝更替的全过程。而关中西部、陕北和陕南则一直保持着相对独立的地方文化,最后,先周文化的崛起才使关中形成了一个统一的文化区。在这一过程中,关中地区以其优厚的自然条件和与先进的夏商文化的密切联系,在文化上始终领先于陕北和陕南,并最终成为周王朝的立国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