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作为中国古代鼎盛时期的隋唐两代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留存于地上地下的遗迹、遗物十分丰富。迄今，已发现各类遗存1600余处，主要包括城邑、宫殿、寺观、作坊、窑炉、水利、桥梁等遗址和墓葬、窖藏、石窟寺、造像碑、摩崖、佛塔及碑碣等。其中，以京畿地区的关中数量最多，约占88％；陕北、陕南各约占8％和4％。 

　　城址和宫殿遗址已查明30多处，除三泉城址位于陕南外，其余均分布于关中和陕北。始建于隋开皇二年(582)的隋大兴唐长安城，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际都会之一，也是中国封建王朝都城建设的典范。城周长36.7公里，由外郭城、皇城、宫城三部分组成。皇城和宫城以外为里坊区，以纵横25条大街划分，其间布列110坊及东西两市。其总体按南北轴线对称布局，体现了帝王之居“建中立极”的理想模式。唐长安城“三大内”的太极宫、大明宫和兴庆宫，代表了封建社会鼎盛时期的建筑艺术高峰。大明宫遗址内已发现宫殿基址20余处，著名的有南北轴线上的含元殿、宣政殿、紫宸殿和太液池西的麟德殿等。含元殿基址今仍高出地面15余米，殿前为广场，两侧设翔鸾、栖凤双阁和迂回盘上的“左右龙尾道”，体现了皇宫建筑的磅礴气势。 

　　都城以外的离宫已确认的有：九成宫(麟游)、华清宫(临潼)、玉华宫(铜川)、翠微宫(长安)、甘泉宫(户县)和龙跃宫(高陵)等。九成宫系在隋仁寿宫基础上修葺而成，高宗时一度易名万年宫。遗址内尚存欧阳询书“九成宫醴泉铭碑”和高宗撰、书“万年宫铭”碑。现已发掘出宫墙、城门、殿址和石砌水井、水渠等。其中，隋代37号殿基规模最大，其四面包石，周设散水，石础大都置于原位，石构件多雕有“绶带玉环忍冬”等纹样，具北朝遗风。它的发现，填补了建筑史上隋代宫殿的空白。华清官分东、中、西三区，近年发掘东区汤池遗址4200平方米，揭露出星辰汤、太子汤、海棠汤(贵妃汤)、莲花汤(御汤)、尚食汤等5个石砌浴池，以及殿堂、回廊、井、石墙、上下水道等遗迹，再现了当时宫廷汤池的布局及盛况。 

　　其它城址能确定州(郡)、县名称者，关中有豳州、鹿苑、栎阳、麟游、普润、凤泉、美原、长宁、永寿、奉天及潼关等故城，陕北有延州、麟州、宽州、丹州、鄜州、直罗、三川、延水、甘泉、敷政和连谷镇等故城。其中除少数州城面积较大，周长在5～8公里上下，一般方圆多在2～3公里左右。位于陕北的故城往往设于山上或险要处，形制不规则，有些建有马面和瓮城，个别还设有角楼，突出了军事的需求。 

　　以佛、道为主流的多种宗教兼容并蓄，全面发展，是隋唐文化繁荣的一个侧面。目前，全省已发现寺观遗址50余处；另存佛塔25座及与佛、道有关的石窟和摩崖造像40余处，著名的有西安大、小雁塔和彬县大佛寺石窟等。历年来，诸多寺址频频暴露建筑基址和水井，出土带有佛教名词的陶瓷器皿、铜石佛像和石经幢等。在唐长安城开善尼寺遗址，曾一次出土石雕像及陶质“善业泥”造像390余件。正式发掘的重要寺址有长安城内的青龙寺和西明寺两处。后者揭露有殿址两座及回廊、井窖、石灯、院墙和道路遗迹多处，其中南殿址长75米，通面阔约为十五间，可见其规模之大。近年发掘的扶风法门寺塔地宫，出有包括八重宝函在内的皇室御赐金银珠宝重器及瓷器、琉璃器、丝织品等珍贵文物共600余件(组)。其中金银器錾文内容丰富，史料价值极高。另外，临潼庆山寺塔基精室(地宫)的发掘和所出“释迦如来舍利宝帐”及其金棺银椁，亦为一重大收获。其它与宗教有关的遗物，尚有西安碑林的唐“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和1955年西安出土的“苏谅妻马氏墓志”等。后者用汉文与钵罗婆文合刻，系研究唐代袄教的稀有资料。 

　　隋唐时期，交通和水利建设再掀高潮。近年陆续发掘的西安隋灞桥、高陵唐东渭桥和咸阳唐西渭桥(一说为沣河桥)遗址，均引起中外学界关注。隋灞桥总长约400米，揭露出石桥墩4座、残拱券3孔，以及分水尖和汲水兽等，是中国迄今发现时代最早、规模最大的石拱桥遗址。这一时期，京畿地区修建了诸如永丰渠、普济渠、龙门渠、洛水渠等一大批水利工程。都城长安及其附近的水利设施亦发展到很高水平，局部揭露的西安龙首渠遗址，宽逾6米，其上设有砖石混构的并列双拱涵洞；高陵彭城闸遗址，面积达3500平方米，其下埋有成行排列的石碌碡。 

　　这一时期的瓷窑和陶窑遗址共发现10多处，集大成者首推铜川黄堡镇耀州窑址。耀州窑创烧于唐，鼎盛于宋，衰落于明；有唐一代即以主烧白瓷与青瓷兼烧黑瓷与三彩而闻名。现已发掘唐代作坊和窑炉近20座。作坊分露天与室内两种，前者有碾坊和淘洗坊，后者俱为半地穴窑洞式建筑。窑炉平面均呈马蹄形，拱顶，由窑门、燃烧室、窑床、烟道与烟囱组成，以耐火砖砌筑、柴为燃料。近年勘察的富平三元窑址，面积达1平方公里，已发现陶窑40余座，出土有包括陶鸱尾在内的大量建筑材料。研究表明，该窑系专为修建渭北诸唐陵而设。其它窑址大多分布于唐长安城内外，仅城内就发现4处，均以烧制砖瓦为主，其中一处位于大慈恩寺内，当与建寺有关。 

　　墓葬是这—时期遗存的大项，特别是有关唐十八陵的建制、规模及其考古成果，世所瞩目。一般墓葬共发现800多处，以关中最多，其中仅西安地区就已发掘、清理4000多座。重要的有：隋李静训、李椿，唐高祖从弟李寿、太宗嫡长子李承乾、越王李贞、章怀太子、懿德太子、永泰公主、房陵公主、金仙公主、尉迟敬德、李勣(徐懋功)、郑仁泰、程知节、张士贵、段简璧、阿史那忠、薛元超、李谨行和韦皇后家族墓等。关中的隋唐墓通常分为早、中、晚三期：早期(隋至初唐)，沿袭北朝传统，流行长方形或方形单室土洞墓和砖室墓，另有部分土坑墓，大墓则盛行长斜坡墓道，多天井、小龛。中期(盛唐)，刀把形墓盛行，墓道开始缩短，天井与小龛有所减少，重视墓室构筑，大墓有前、后双室者。晚期(中晚唐)，墓道更短，竖穴式墓道流行，天井趋于消失，小龛移至墓室内。与分期相适应，各期墓的壁画风格、俑类造型和其它随葬品的形制及纹饰，也都呈现出相应的变化。其中，大墓壁画尤引人注目(见诸统计资料的壁画墓达90多座)，其题材广泛，画像生动，设色绚丽，构成了中国绘画史上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大量贵族、官僚乃至平民、宫女、僧尼墓志的出土，则为墓葬的分期断代，以至隋唐史的研究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另外，在陕南汉阴，还发现有唐开元年题记的崖墓，值得注意。 

　　窖藏文物多发现于长安城内，其中仅兴化坊(何家村)窖藏就一次出土2000多件，包括270件金银器及药具、药物和来自域外的珠宝、琉璃器与钱币等。后者有东罗马金币、波斯萨珊朝银币与日本“和同开珎”银币三种。此外，在西安、咸阳和耀县等地，亦发现上述外币，以及阿拉伯“弟纳尔”金币等，它们俱为当时中外友好交往的历史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