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西安书院门里的关中书院。陕西日报记者 戴吉坤摄

　　张载《张子全书》明陕西凤翔府刻板。资料照片

　　吕柟《泾野子内篇》清光绪七年刻本。 资料照片

　　关中书院正门外的冯从吾塑像。陕西日报记者 　戴吉坤摄

　　陕西日报记者 柏桦

　　“白鹿原最好的一个先生谢世了……世上再也出不了这样好的先生了！”在陈忠实的长篇小说《白鹿原》里，白鹿原上受人尊重的朱先生逝世之时，白嘉轩口齿不清的悲叫将小说的故事发展推向高潮，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位禁烟、犁毁罂粟，独闯乾州清营劝退清兵总督，门口拴狗咬走乌鸦兵司令，放粮赈灾而自己背着干粮编修县志……以及坚守“学为好人”的情操，完成了由“气质之人”到“天地之人”的转化的朱先生,虽然不是主要人物，却对整部小说具有深刻影响。朱先生的原型是蓝田县的牛兆濂，清末关学的最后一个学者。而朱先生（牛兆濂）对于人生意义和终极价值的追求，正是关学精神的真切体现。

　　从北宋张载到清末牛兆濂，关学历时800余年，经过众多学者薪火相传的学术探索，培育了独特的关学气象和关学精神，为中国文化史、学术史、哲学史作出了重大贡献。关学所蕴含的重使命、崇道德、求实用、尚气节、贵兼容的优秀精神，真正践行了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宏大的使命意识和办学宗旨，对于陕西人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人格精神乃至中华民族整体思想文化的传承与创新都有着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张载开创流泽后世的关学

　　北宋是我国古代文化发展的重要时期，无论是在哲学思想领域还是在文学艺术领域以及书法绘画领域，都出现了群星闪耀的景象。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张载等著名哲学思想家均在这一时期涌现。其中，张载开创了与濂、闽、洛等学派并肩而立的关学学派。

　　张载，字子厚，眉县横渠镇人，人称横渠先生，著有《正蒙》《西铭》《横渠易说》《经学理窟》等。张载不仅是关学创始人、哲学家，还是宋代著名的教育家。他38岁考中进士，虽然三度出仕，两被召见，但主要活动是讲学和著书立说。

　　张载15岁时，其父病故于涪州任上，全家护柩回开封，行至勉县武侯祠，张载拜谒后题曰：“言有教，动有法，昼有为，宵有得，息有养，瞬有存。”后来，此“六有”成为他教育学生的准则。47岁时，京兆尹请他讲学，因为听他讲学的都是些贡生、知县、学正等，他对这些学者提出多学习实学，少留言于科举，倡导学者对社会现实问题的研究，并提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箴言。51岁时，张载回到横渠创立横渠书院，一面讲学，一面著书立说，俯而读，仰而思。当时，关中和西北各地的士子云集张载门下，其教育思想日臻完善成熟，并完成了《正蒙》《经学理窟》等哲学思想著作。

　　“形而后有气质之性，善反之则天地之性存焉。”“人之刚柔缓急，有才与不才，气之偏也。”张载在《正蒙·诚明篇》中指出，人一出生时父母给他的血肉之躯都是善良的，但受出生后社会环境的影响，便转向“气质之性”。人的性格缓急、才干平庸或卓著，都是受社会环境和不同的教育层次而形成的气质偏差。这种偏差可以通过教育来端正变化气质。值得一提的是，张载的“变化气质”相当于今天所提倡的素质教育。时至今日，张载的教育理念对于青少年的教育依然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而其创立的关学以其突出的思想文化特征，为今天我们进行人文素质、道德意识的提升提供了独特的文化资源和精神启示。

　　关学上承孔孟之志，批判融合老庄之道和域外佛学，其所蕴含的尊礼贵德、经世致用、开放包容、崇尚气节的文化传统，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如陕西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名誉主席、西北政法大学资深教授赵馥洁先生所说，关学所蕴含的关学精神，是我们民族精神命脉当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关学精神是我们精神家园里的宝贵财富。关学精神培育了雄浑而博大、崇高而坚实的关学气象。关学精神在过去和现代都具有重大意义。

关学传承的历史脉络

　　关中，地处陕西的中部，因其四周有“四关”（即函谷关、大散关、武关、萧关）而得名。关学，属于宋明理学的一个哲学学派，因为张载以及他之后的著名学者蓝田的吕大忠、吕大钧、吕大临兄弟以及长安的李复，金元明清时期的乾州的杨奂，高陵的杨天德、杨恭懿父子，朝邑的韩邦奇、李元春，渭南的薛敬之，长安的冯从吾，周至的李二曲，富平的李因笃以及咸阳的刘古愚等著名学者，都是关中人，故称为“关学”。

　　张载开始讲学时，首和者为吕大忠、吕大钧、吕大临兄弟，他们相继尊张载为师，由此带动了关中学者奔向张门求学之风，使“关学郁郁满秦川”，形成了“关学之盛，不下洛学”的局面。吕大钧作为关学代表性人物，最大的贡献就是改变了“礼不下庶人”的传统，在同胞兄弟的支持和共同努力下，编写了《吕氏乡约》《乡义》等。《吕氏乡约》的推行扭转了汉魏以来儒家礼教衰败的局面，对改化关中风俗起到了实际功效。《吕氏乡约》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成文的村规民约，在关中创建了中国最早的乡村自治制度。

　　李复投师张载门下，受其影响对“天文地理”“易经”“律吕”“礼乐”“郊社”“兵法”均有很深的研究。张载于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去世时，蓝田“三吕”等投奔洛阳“二程”门下求学，唯李复不负师门独守关学。李复晚年，秦州（今天水地区）一代被金军占领，已成空城。李复不顾年事已高自请赴秦州守城，终因寡不敌众而使城陷，李复和众多百姓一同被杀。

　　关学发展到元代，研习者已寥寥。高陵的杨天德、杨恭懿、杨寅祖孙三代则孜孜不倦地以讲学为生，弘扬张载一贯主张的气学哲学观点和实学风格，讲求为人的“气节”。他们的努力，既消除了理学研究的断代之虞，又为明清的理学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终于使关学在元代未曾失语，也为明代关学的复兴打下了基础。

　　明朝以理学开国，使儒家书籍遍及天下，为关学振兴开辟了一条坦途。据有关史籍记载，在明代中后期，关中的理学家竟达百人之多，其中成就最大的是吕柟。吕柟晚年辞官回乡，建立精舍书院，培养学生，著书立说，撰有《四书因问》《宋四子抄释》《周易说翼》《礼问》等，成为张载之后的关学大学者。在后人眼中，吕柟与晚明长安的冯从吾分别代表了明代关学发展的两个阶段。明万历二十年（1592），冯从吾罢官回乡后，二十六载闭门著书，花费很大的气力编著了关学传承学术著作《关学篇》《凝思录》《辨学录》等，并创立了关中书院，传承振兴关学，为弘扬关学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关学，是经历了汉唐盛世之后的关中学人们对世界、人生的深刻、冷静的哲学反思，是关中学术文化光彩夺目的瑰宝。关学以化育人心为宗旨，从三秦尤其是关中的人文历史传统中汲取养分，以学风笃实、注重践履，崇尚气节、敦善厚行，求真求实、开放会通的基本精神岿然屹立于世，对三秦大地尤其是关中地区社会文化教育之风的强化，对关中人群崇尚文化善良正直诚实笃厚的地域文化性格和共同的价值观的形成发挥了积极作用。

关中书院与关学的振兴

　　说到关学就不能不谈到书院的历史价值和作用。宋代伴随着儒学兴盛，加之官方的鼓励，书院大兴。全国著名的书院有白鹿、石鼓、嵩阳、应天府、岳麓等10余所，不少知名学者讲学其中，研习儒家经籍，形成不同学派的争鸣。明弘治九年（1496）重建于西安府治西南的正学书院，宋时曾是关学大儒张载倡导讲学之所，张载还曾在武功县南郭门外绿野书院的旧址讲学。

　　至元代，书院的分布有了很大的扩展。当时，仅陕西就有书院8所。明代，陕西书院在元代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发展，其教学内容除讲授经史之学外，还以阐明关学为己任，部分书院还实行了讲会制度，定期聚众讲学，阐明各家学术观点。其中，冯从吾创立的关中书院是明清两代陕西地区的最高学府，是当时全国四大著名书院之一。

　　冯从吾继承关学优良传统，又吸收其他学派一些理论成分，强调儒家学说要在实际生活中推广应用。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关中书院建立，冯从吾主持院事并亲自任教。此时，关中书院名动海内，陕西及周边各省前来求学者络绎不绝，多达5000余人。冯从吾被尊称为“关西夫子”。冯从吾作为一代名师，在关中这块沃土上为发展教育事业，倾注了全部精力与心血。他主持创建的关中书院成为“育才重地”。

　　1625年，魏忠贤尽毁天下书院，关中书院也同历此难。刚刚复兴起来的关中学风，又遭受摧残，一蹶不振。1628年，关中书院复建。1666年，继冯从吾书院绝响40年后，“博雅君子”王宏撰主讲关中书院，不论科举时艺，唯重人品与文格，成为清初关学复兴的倡始者。1673年，周至大儒李颙出任关中书院山长。李颙学富五车，才华横溢，登台讲学，“德绅名贤、进士举贡、文学子衿之众，环阶席而侍，听者几千人”，甚至总督鄂善和陕西巡抚阿席熙也前来听讲。这是关中书院自冯从吾讲学之后的再度复兴。

　　在关中书院绵延几百年的办学历史中，人才辈出、桃李生辉。1865年，“百代真儒”刘古愚肄业关中书院，受学于书院山长黄彭年。学成后一生潜心教育，门弟子千数百人，成就者众，培养出如辛亥革命功臣于右任、维新之士李岳瑞、水利科学家李仪祉、《大公报》总编张季鸾等优秀学生。1887年，“关学后劲”柏景伟主讲关中书院，以振兴关学为己任。1903年，被称为“关学最后一个大儒”的牛兆濂，出任关中书院总教习，以身倡道，毅然肩负起了“为往圣继绝学”的神圣使命。

　　光绪二十九年(1903)，关中书院改制为“陕西第一师范学堂”，为当时西北五省最高学府。至此，关中书院逐渐淡出历史舞台，但其对关中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为与官方学术教育机构有明显区别的书院，它以聚众授徒、自由开坛的特点，为关学的发展壮大发挥了积极作用，为一代代大儒思想的传播，也为关学思想的代代传承发扬光大，提供了舞台和阵地。可以说，关学及其哲人是书院的灵魂，书院是使关学得以传扬开来的有效形式，二者相辅相成不可或缺。文化传统是“活着”的传统文化，它体现着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在生产生活中形成和传承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等，其中最核心的内容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激活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从中汲取思想营养，首先要继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

　　20世纪90年代以后，陕西学术界先后在张载的故乡举办了多次学术研讨活动，形成了关学研究学术群体，结集出版了《张载关学与实学》《张载关学与东亚文明研究》等论文集，尤其是1999年召开的张载关学与实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使张载及其思想在欧美、东南亚及我国港澳台地区产生很大影响，有关张载思想的著作也被翻译成英、德、日、韩等多种外文版本广为流传。2015年，我国关学文献首部集大成之作《关学文库》问世，为打响关学这一陕西乃至全国的重要文化品牌迈出了坚实而成功的一步。

（来源：陕西日报2020年5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