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载祠中清代的碑石铭刻。陕西日报记者 戴吉坤摄

　　张载祠碑刻长廊。陕西日报记者 戴吉坤摄

张载祠一角。陕西日报记者 戴吉坤摄

　　陕西日报记者 柏桦

　　关学开派，肇自横渠。

　　北宋时期，在关中形成了一个以张载为核心、以其创立的新儒学为特征的有全国性影响的地域性学术流派——关学。“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在张载的精神遗产中，这几句大道至简的名言，千百年来传颂不衰。

　　张载和他创立的关学，以其“尊礼贵德”的伦理思想、“天人合一”的宏阔哲思、“民胞物与”的人文情怀，至今在国际学术界享有盛誉，西方学者称誉张载为“中国十一世纪伟大的唯物主义思想家”。

　　由张载奠基、由历代关学学人不断传承弘扬的躬行礼教、笃行践履、经世致用、崇尚气节的关学品格，对于当代文明社会构建，当代青年正确价值观、世界观和人生观的树立意义重大。特别是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当今世界格局发展趋势，全世界将携手共建未来之时，张载的思想及关学精神的当代价值大放异彩，被全世界越来越多的人所瞩目。

　　关学思想为当代青年立正知树正信

　　以张载《正蒙》《横渠易说》为代表的关学思想，不仅在本体论、认识论、辩证法、和谐论、教育见解等方面独具风格，更留下了以“横渠四句”“民胞物与”“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为代表的脍炙人口的名句。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是关学思想的核心所在，是张载“学达性天”境界的真实写照，也是对人的社会使命的高度概括。“为天地立心”之“心”，是指人的道德精神价值。张载主张一切有社会担当和责任心的志士仁人，应当努力为国家和民族确立一个根本的目标和共同坚守的信念，即确立以“仁”为核心的文化价值和精神方向。“为生民立命”，张载把天下民众视作命运共同体，用道德价值作为民众安身立命的依据，使他们得以掌握自己的命运，赋予生活以意义。“为往圣继绝学”，“往圣”指历史上的圣人，张载等北宋理学家为挽救孔孟之后“学绝道丧”的局面，在传承孔孟“绝学”的同时，还对儒学做了“六经之所未载，圣人之所不言”的理论创新。“为万世开太平”，实现天下太平是历代儒者所追求的社会理想，张载不仅关注眼下的太平秩序，还以更深邃的视野表达了对“万世太平”的关切，以强烈的使命意识和责任担当要求人民从历史的和未来的、民族的和世界的、现实的和哲学的视野去思考问题，以天下为己任，是最具中国风格并影响至今的大国和平理念。

　　张载在著名的哲学论著《西铭》里提出的“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观点，倡导天下人皆如同自己的同胞，要尊高年、慈孤弱、博爱众人、广施爱心；天下万事万物与天下之人一样平等地生活在世界中，不能有尊卑贵贱之别，更不可存远近差异之心。这不仅启发我们要正确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共生关系，更为我们在全球化时代正确看待和处理自然、历史、民族和文化间差异，提供了理念参照。

　　千年关学，一脉相承。新时代新青年当以关学所蕴含的崇高使命、担当意识、包容精神、求道品格和道德理想为标尺，不断汲取包括关学在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营养，塑造当代青年积极、乐观、勇敢、担当、坚毅的优秀品格，以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为承载，立鸿鹄志、练真本领、勤学修德、明辨笃实，逐步将成长壮大的个人梦融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之中，为实现个人与社会的自觉统一不懈努力。

　　关学精神在渭河流域影响深远

　　关学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影响巨大的学术思想流派，有着较强的地域性。从其发生、发展的整个过程来观察，关学产生的历史地理特征是以渭河为中轴线，沿着泾河、洛河向两岸辐射，由郑国渠勾连起整个网络。关学在其漫长的发展历程中，形成了特有的坚持真理、不畏强权的风骨，刚正不阿、崇尚气节的道德人格和节操，影响了历代关学学人，并对这一流域人民的社会生活、行为方式、精神风貌、文化性格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明代关学家韩邦奇，是张载之后继承其学说的洛河流域关学学派的代表。他的一生，刚正不阿，切实贯彻张载“为生民立命”的为学为人精神。正德九年（1514），韩邦奇被调任浙江按察司佥事。在任期间，朝廷派宦官王堂前往浙江四处搜刮民财，韩邦奇目睹了宦官强征富春江的渔产和富阳一带的茶叶，愤而作《富春谣》：“富阳江之富，富阳江之茶，鱼肥卖我子，茶香破我家。采茶妇，捕鱼夫，官府拷掠无完肤……”这首《富春谣》后来长期作为匿名作品传颂于富春江畔。王堂等人对他恨之入骨，上奏指控韩邦奇“作歌怨谤”，明武宗大怒，将韩邦奇下狱革职。韩邦奇回到家乡后，开始了他讲学著书的生涯，四方学者云集门下。直至明世宗即位，韩邦奇才再次被起用。此时的明朝已经走向衰落，但韩邦奇依然以忧国忧民为己任，亲往塞外考察，积极备战，修复城堡，抚恤士兵。他在山西为政近十年，保得当地边防安稳，百姓乐业。韩邦奇以69岁高龄告老还乡后，依然孜孜不倦著书讲学，写下《性理三解》《易占经纬》《易说》等著作。

　　清末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刘古愚秉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责任和担当，兴教育，弘扬发展关学，为新中国培养了一大批栋梁之材。出生于“关学之乡”的刘古愚，从青年时代起就对关学创始人张载以及冯从吾、吕泾野、李二曲等关学先辈颇为敬仰，受关学思想影响很深，这对他一生理论与实践活动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刘古愚主张教育救国，大力宣传“西学”，将算学列为必修课程。他响应康梁变法，把自己维新改革的主张贯注于教育内容之中；倡导新学、实学为主的教育实践活动。他在任味经书院山长时，在书院内设时务斋，讲求实用之学。光绪二十一年（1895），他向陕西学政赵惟熙提出了“崇实学”“预教训”“习测算”“广艺术”的十二字革新教育建议。光绪二十三年（1897），他亲自创办崇实书院，以讲求实学、培养实用人才为宗旨。为实现其教育救国主张，他将自己微薄薪俸的一部分积累起来“躬设义塾数百所”，并在三原建立了“励学斋”，广泛吸收农工商子弟入斋学习新学课程。同时他还主张广开民智，遍设乡学，普及民众教育。刘古愚晚年主讲于烟霞草堂，后又移教甘肃大学堂任总教习。刘古愚著有《五经臆解》《大学古义》《史记货殖列传注》《前汉书食货注》以及《烟霞草堂文集》等。作为爱国教育家，他为社会培养了大批有用人才——于右任、李岳瑞、李仪祉、张季鸾等，对陕西乃至西北的文化教育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三原的贺瑞麟，是清末著名理学家。他秉承关学精神，在同治九年（1870）购鲁桥北门外清凉山坡地，以土窑为室，创办了远近闻名的正谊书院，主张“读书本为讲明圣贤义理，以不失为人之道”“吾人为学，以辨别是非为第一义”。通过知“道”和辨别是非，“弄懂弄通孔孟之道和程朱之学”，进而达到“修己、治人、明理、制事”，培养了一大批振兴关学和文化的有用人才。对于刘古愚和贺瑞麟，于右任在《我的青年时代》中说： 关中学者有两大系，一为三原贺复斋先生瑞麟，为理学家之领袖，一为咸阳刘古愚先生光蕡，为经学家之领袖。贺先生学宗朱子，笃信力行，俨然道貌，尚时悬心目中。

　　在关中平原这块人文沃土上，关学以其鲜明的特色为中华民族的智慧宝库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不仅影响了一代代关中士人的风格、品行和节操，还以其在社会生活中的丰厚遗存和深刻影响，塑造和培养了渭河流域人民的精神风貌和行为方式。张载“横渠四句”中所蕴含的博大情怀和使命担当，经过千年岁月涤荡，也已沉淀为中国人特有的文化基因，深深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当中。

　　千年关学蜚声海外

　　“横渠先生所创唯物主义，比笛卡尔早了500多年，世界唯物主义哲学之父，张横渠当之无愧。”1960年，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将军访问西安时，对陪同他的周恩来总理如是说。

　　法国哲学家笛卡尔认为，宇宙中不存在“虚空”，而是充满着一种非常稀薄的连续流体——“以太”，由此形成许多转动着的旋涡而构成宇宙万物的生成和变化。美国传教士丁韪良认为，张载的“太虚即气”说与笛卡尔的“以太”“旋涡”说相吻合，将张载思想视为比笛卡尔哲学早的“前笛卡尔的笛卡尔哲学”。丁韪良感叹：“看到一种过时的理论在西方科学的至盛时期复活，是令人感到惊奇的，而在八个多世纪以前的中国遇见它，更令人感到惊奇！”在此基础上，丁韪良提出了笛卡尔的学说可能来自张载学说的推测，认为“我们可能不得不承认，那从法国兴起，席卷整个欧洲的哲学运动之第一推动力来自十一世纪的中国思想家”。

　　关学的发展不仅影响了中国的学术史、文化史，对东亚文化的影响也不可低估。宋代儒学自元代在朝鲜半岛传播后，在朝鲜形成了以李滉为代表的程朱理学派，以徐敬德为代表的张载气学派，以李珥为代表的既承传程朱理学又承传张载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想，在朝鲜哲学史上形成了最大的实学哲学派。十二世纪，宋代理学进入了日本社会，随后出现了受张载思想影响的古学派倡导者伊藤仁斋，将程朱理学与张载思想结合而具有创新的日本官方哲学家、思想家新井白石，以及将王阳明致良知说与张载太虚说糅合成虚无说的大盐中斋等学者，尤其是小野泽精一，在其专著《气的思想》里，专门论述了张载关于“气”的论点，做出了很有价值的哲学研究。

　　近年来，中日韩学者多次聚集张载故里，举办了“张载关学与实学国际研讨会”“‘关学·南冥学与东亚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张载关学与东亚文明学术研讨会”等重大国际性学术交流活动。一些有关张载尤其是“四为”思想的著作在海外出版发行，《西铭》也入选日本及韩国教材。韩国教育部还曾邀请张载后裔到韩国参加为期数月的学术访问。这些均展示了张载及其思想对当时和如今的东亚以至于整个亚洲东方文明和世界文明都有着极大的贡献和影响。

　　张载的思想虽已跨越千年，但其“天人合一”的命题、“民胞物与”的伦理思想、“立心、立命、继绝、开太平”的使命意识和担当精神依然熠熠生辉，闪烁着智慧的光芒。

　　（来源：陕西日报2020年5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