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历来就重视方志的撰修，因而早已形成了一个优良的传统。概括其中的特色，可以归纳为四端：肇始既已悠久，撰述又复宏富，体裁不一，而且还能随时增修续补，俾能历久不坠。

　　论方志的渊源，是有悠久的历史的。这可以追溯到两千年前朱赣的《地理书》。后来班固撰《汉书·地理志》时就多所取材1。朱书久佚,还可就班志略见其原来的规模。举凡全国的山川、风俗、区域、户口，其书皆有论述2，号称详瞻3。这些都是方志的基术要素，后世的撰述者还往往离不开这些项目。

　　朱书以全国为范围，成为方志一个主流。东汉应劭接踵而起，著有《十三州记》，历代因之，更发扬光大，唐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志》、宋乐史的《太平寰宇记》，以及元、明、清三朝的《一统志》，都是久炙人口的著述。

　　全国范围广大，有关著述篇幅再多，也难以纤细备举，兼收并蓄。这从一个地区说来，是不易满足需求的。于是各个地区也都先后致力于方志的撰修。就在汉代，地方州郡大率皆有它们自己的方志。甚至远在今云南省西部的水昌郡，也有《哀牢传》的著作4。由于汉代已经奠定了这样的基础，后来就都率由旧章。因而全国各县无不有其志书。一些乡亭村镇也还有人创修。粗略估计，全国各地方志存佚当在万种以上。这是现在世界各国无能望其项背的丰富宝蔵。

　　这样丰富的方志，以前所谓正史于艺文或经籍诸志中，皆著录于史部地理类。这样的著录不能显示其间体例的差别。《清史稿》始区分为总志、都会郡县、山川河渠、边防、古迹、杂志、外志七属,而杂志一属所著录的尤为庞杂。称之为杂志，也显得难于做过细的的区分。这祥的著录虽可略见一斑，却也未必没有可议的地方。自有方志以来、與图就是一个主要部分。东汉初年,窦融所上的《司空郡国與地图》,颇为世人所称道5。此后作者代有其人，涉及的范围亦各有不同。唐元载所撰的《河西陇右地形图》，仅限于一个地区6，宋盛度所撰的《祥符西域图》，更远及于当时的域外7。这些與图可能没有文字的说明。可是文字说明也是少不了的。今传世的《三辅黄图》，只有文字部分，而无相应的與图。此书既以“黄图”为名，本来是应该有图的，大概是后来佚失了。这样文图并茂，应该是方志的一个特色，后来许多方志就往往以“图经”为名，这就显示出其间演变的痕迹。旧日方志皆有人物传记。两汉时期的人物传记，异名就已很多，如先贤、耆旧、名士、烈士等，撰著者颇不乏人。旧史著录皆总名为杂传8，其实也应是方出的一个流派。后来的方志中人物传占有相当的比重，其来源盖由于此。这些都是就整部著作来说的。至于每一部方志中的体例，有的就是遵循前贤旧规的。有的则独辟蹊径，卓然各自成家。除旧布新，自是又一种特色。

　　然而最值得称道的，则是各地方志皆能随时增修续补，绵延相继，蔚然成风，使一方史事得以流传下来。这种风气远在汉魏即已成为惯例。《陈留耆旧传》及《徐州先贤传》皆其著者。《陈留耆旧传》于东汉时就有袁汤9，圈称10两书，曹魏时苏林11以及其后的陈长文12又复续加撰修。《徐州先贤传》也有王羲度、刘羲庆以及不著撰人的各种卷帙13。《隋书・经籍志》中，就著录两部《益部耆旧传》，既有陈长寿《益部耆旧传》十四卷,复有不著撰人的《续益州耆旧传》二卷。后书明言续撰，则其间的沿袭显然可见。隋唐以前，方志的撰述，各家皆系自发，尚多如此，宋元以后，各王朝有意督促，这种情形当更为习见，不必远征他省,仅陕西一省及西安附近各县,就已足以作为证明。《陕西通志》明代成化，嘉靖、万历年间先后三修,清代康熙、雍正年间亦曾两修，而民国中叶还有《陕西通志稿》的修撰。旧日长安、咸宁两县志皆于康熙、嘉庆两朝先后修撰，而民国年间复有《咸宁长安两县续志》的续修。蓝田和渭南两县更皆多至七修。《蓝田县志》有隆庆、顺治、雍正、乾隆、道光、光绪、民国各本。《渭南县志》也有嘉靖、天启、顺治、雍正、乾隆、道光、光绪各本。各次兴修，其间差距皆不出数十年，甚至道光、光绪两次兴修的《蓝田县志》和天启、顺治两次兴修的《渭南县志》，其间差距皆仅三十余年。当然，其他各县的修志，前后的差距也有相当长的，但继续兴修却是已经成为风气。

　　两千年来，这样重视方志的传统精神，历久而不稍息，时至今日，更是应该得到充分发扬的。当前全国各省区和直辖市以及所属的各县市，在各级党政领导下，都在积极准备兴修，有的且已取得一定的成就。论时间，距上次志书的兴修都已经相当长久了，不过，这样的声势却是历来所少有的。可以预料，在不远的将来，全国各省区和直辖市以及所属的各县市都将各有它们自己的方志。两千年来，方志的兴修固然相当频繁，成书也相当繁多，在当前这样声势中来修志，其成就肯定会超过前人的。

　　重视方志的传统精神，固然应该全国各地普遍兴修，然而更重要的则是在体例方面不必过泥于前人的旧规，应该力求丰富精确,适合于当前的需要。自两汉时始创方志，撰述者前后相继。由于体例尚未定型，或言风土，或谱人物，或述异物，或叙山川,各因其宜，不相因袭。历时稍久，众说逐渐趋于一致。宋元以后迄于明清，陈陈相因，递相祖述。而独有创见的著述，竟然仿佛风毛麟角，不可多觏。当两汉方志初创的时候，实际上是着重在志的方面。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着重在有关的自然环境以及人对自然环境的利用改造的过程和成就。东汉甘英出使西域，去玉门、阳关四万余里，其间风俗、物产、川河、岭障、道路诸多特殊。范蔚宗论这段史事，特别指出：“二汉方志，莫有称焉”14。可见当时方志体例与后世不尽相同。前面说过，汉时郡国往往有先贤、耆旧、名士、烈士等传记的撰述。隋唐诸史经籍、艺文各志的著录皆以之入于杂传，是当时并不以之为方志的一部分。宋元以后，方志重人物传记，反使人感到隋唐诸史杂传的著录失去方志的本来面目。由于宋元以后人物传记占方志的篇幅相当繁多，因而对于有关自然环境以及人对自然环境的利用改造的过程和成就的记载，显得有所减色。这应该是不符合方志最初撰述的目的的，也不符合现在对方志的需要和要求。当前应该发扬历来重视方志的传统精神，但不宜因此就完全墨守宋元以后撰述方志的成规。随着时代的需要，对于以前并非尽属完善的体例有所改正，这才是对于前代传统重视方志的精神的发扬光大。

　　备注：

　　1 《汉书・地理志》。

　　2 《隋书・地理志》。

　　3 《史通・杂述篇》。

　　4 《论衡・佚文篇》。

　　5 《后汉书·光武纪》。

　　6 《玉海》十四《河湟十一州地图条》。

　　7  同上《祥符西域图条》。

　　8 《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并同。

　　9  袁宏《后汉纪》桓帝永兴元年条。

　　10 《隋书・经籍志》。

　　11  同上。

　　12  文廷式《补晋书艺文志》。

　　13 《隋书・经籍志》有《徐州先贤传》一卷，复有刘羲庆《徐州先贤传赞》九卷，明二志本非一书。《新唐书・艺文志》，王羲度《徐州先贤传》九卷，又一卷，刘羲庆《徐州先贤传赞》八卷，则王、刘二家实为各自成书。

　　14 《后汉书·西域传》。

　　史念海，历史地理学家。本文写于1982年。

　　编校：党亚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