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文化自信的底气从何而来?

作者:高建群 时间:2018年12月11日


  说到文化自信,陕西从来不缺少文化自信。“关西大汉,击节而起,慷慨悲凉”,这曾是古人形容我们陕西人唱秦腔的情景,陕西自古就拥有着极强的文化自信。

  我们的文化自信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

  首先就是是周秦汉唐的传统文化。中华农耕文明板块沿袭下来的周诗、周礼、周易、周乐,这些都是在陕西这块土地上产生的。“文王建丰,武王建镐”,中华民族现在的许多规范和礼仪,就是从当初的丰镐二京沿袭下来的。

  进入先秦两汉,我们又经历了光辉灿烂的百家争鸣年代。到了唐代,陕西更是一个文化人聚集的地方。在长安城里,可能这棵树上李白曾经栓过马,那片高台上杜甫曾在此吟诵。彼时,中华大地上最优秀的文化人都聚集在陕西,开启我们灿烂的盛唐时代。

  另一方面,为什么陕西出现了这么多的大作家?这跟革命文化的传统有关。

  延安时期有三个文化“山头”,一是丁玲领导的“文抗”(全国文艺抗敌协会),另一个是周扬领导的鲁艺,第三个就是柯仲平领导的陕甘宁边区文协。新中国成立后文协没有去北京,而是随西北局留在了西安,柯仲平担任首任主席,原文协机关刊物《群众周刊》主编胡采,继任主席。文协秘书长是著名歌曲《松花江上》的作者张寒晖。张寒晖当年病逝于延安,柯仲平作诗悼念说,文化山上葬寒晖,一把土来一把泪。

  这些从延安走来的革命文艺家聚集在西安这座古城,让陕西成为中国的文化重镇。

  后来,建国以后陕西文化在全国范围内产生过3次重大的影响,处于万众瞩目地位。一个是60年代初,1961年以赵望云、石鲁为代表的长安画派轰动京城,成为建国以后画坛的三大流派之一。一个是80年代西部电影的辉煌,以西部电影教父吴天明为代表的西部电影走向世界,在那个时候西部电影就是中国电影的代名词,给我们带来了十年辉煌。第三个就是文学陕军的辉煌。

  文学陕军的辉煌,首先我们要谈到建国初从延安走下来的老革命文艺家柳青,他的《创业史》到现在还被认为是建国以来长篇小说的代表作“三红一创”之一。还有我们写《保卫延安》的杜鹏程,写《风雪之夜》的王汶石以及作为新中国“石油文学”的开拓者之一、创作《柴达木手记》的李若冰。这一批老艺术家,对我们这一代有着言传身教的作用,告诉我们只要努力,是可以达到一定高度的。

  1993年5月20日为纪念毛主席讲话,在北京召开《最后一个匈奴》的研讨会,“陕军东征”的口号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提出的。高建群在会上讲,你们不要只关注高建群,陕西还有很多好作家也在写长篇,他们的长篇不久以后将面世。当时,陈忠实在创作《白鹿原》,贾平凹在创作《废都》,这些作家和作品后来掀起了轰动全国的“陕军东征”现象,一夜间洛阳纸贵。

  高建群当时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说,“我们不应该忘记另外一位著名的作家,路遥。”为什么陕西作家的长篇小说一下子在京城引起这么大的反响,这与1985年路遥倡议陕西作协组织的“长篇小说促进会”有关系。会上提出的口号是“文学最后的较量,就是长篇小说的较量。”会后,路遥继续背起行囊来到陕北,创作他的《平凡的世界》。

  1988年出版的《平凡的世界》,应该说是开了“陕军东征”的先河。在“陕军东征”的年代,中国的长篇小说达到了一定的高度,缩短了和世界的距离,但是虽有又进入了一段时间的颓势,一直到现在。

  高建群说,现在我们的综合国力已经跃升世界前列,但我们的文学依旧是第三世界的水平。所以,我们每一名艺术家都有责任来振兴中国的文学,否则我们会脸红羞愧。(文/高建群口述,编辑张澍田整理)

  (作者:高建群,陕西文联副主席,被誉为浪漫派文学“最后的骑士”。他的《最后一个匈奴》与陈忠实的《白鹿原》、贾平凹《废都》等陕西作家的作品引发了“陕军东征”现象,震动了中国文坛。)

  (来源:西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