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存高远：新中国方志学术70年*

　　潘捷军

　　提　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全国各地的地方志事业先后经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志书编修起步及艰辛探索、改革开放后第一轮修志全面展开和第二轮修志质量水平稳步提升等多个阶段，相应学术研究也伴随上述各时期逐步发展，日趋繁荣。从发展阶段、主要成就和未来展望等不同角度系统梳理这段历史，既对总结70年的发展经验富有价值，同时对推动今后事业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方志学术　70年成就　回顾与展望

　　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特有的传统文化形式，自古以来，方志编修传统在全国各地得以传承弘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全国的志书编修工作进入了发展新时期，方志学术研究也逐步得以发展繁荣。系统梳理这段历史，不仅有助于总结70年的发展经验，而且对推动今后事业发展特别是对指导引领全国第三轮修志工作具有直接而重要的意义。

　　一、三个发展阶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方志学术研究与事业发展过程基本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到改革开放前的艰辛探索

　　在中国方志发展史上，方志学基本伴随着志书编纂实践产生和发展。但由于志书直到宋代才基本定型，因而学界也认为，“从魏晋以来，直至清以前的漫长的方志发展历史过程中，方志的编修实践活动是有显著成绩的，数量的积累也很丰富；但方志学理论则处于一种萌芽、酝酿的过程中”[1]，即便“宋元时期是我国方志草创和逐步形成的阶段……这样的阶段，比较难于产生关于方志的理论。迄今也还没有查到宋元时期有关方志系统理论的重要专题著作”[2]。其后虽经清代、民国时期有所发展，但与其他学科相比，方志学术研究与实践发展还不相适应，总体质量水平也显偏弱。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1950年四川编修《新修铜梁县志》等为标志，方志编修传统在全国一些地区得以传承延续。但“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至1955年这段时期，方志学的发展总体上处于比较冷寂的局面”[3]。1956年，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成立了地方志小组（后转入中国科学院）。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个全国性地方志工作指导机构，对推动地方志事业包括科研工作意义重大。此后，方志学研究渐趋活跃，当时较有代表性的人物及成果大多也始于1956年，按发表及出版时间顺序，主要有金毓黻《普修新地方志的拟议》、傅振伦《整理旧方志和编辑新方志问题》、吕振羽《一封关于地方历史研究的书信》、王重民《中国的地方志》、陈正祥《中国方志的地理学价值》等。特别是朱士嘉于1957年出版的《中国地方志综录》系全国第一部方志联合目录，洪焕椿1958年出版的《浙江地方志考录》系国内第一部地区方志研究之作，而张国淦1962年出版的《中国古方志考》则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方志考录性著作，等等。这些“第一”不仅对新中国方志学术的起步具有标志性意义，甚至对整个70年都具有重要价值。因此，这些“发展早期带有开创性质的探索研究，尽管有些尚不够深入，甚至略显粗浅，但是却对现代方志学的初期发展起着开启与促进的积极作用”[4]。

　　但这一时期全国纷繁复杂的政治运动又对地方志工作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甚至干扰。如1958年3月，时任中宣部副部长陈伯达提出了历史研究的“厚今薄古”观，以至当时《中国科学院关于新修方志的几点意见》中也作了“新志应贯彻执行厚今薄古的原则”的明确规定，并对工作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5]同时，当时志书编修本身也未成气候。据1960年统计，全国共有20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530多个县修志，虽有一批志稿问世，但正式出版的各类志书加起来也不过几十种。同时学术研究也未广泛展开，更缺乏对实践的指导。据统计，1956—1966年10年间，全国发表的方志学论文年均不到7篇。也正因如此，当时方志学术领域中很多问题并未理清，类似“地方志就是地方史”[6]的认识在当时十分普遍。关键在于这一阶段“尚未充分认识志书的性质，主要表现于尚未充分认识‘史’与‘志’的区别。有些认为地方志就是地方史，故不少志书是以史体写成，不能说是体例完善的志书；又由于受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影响，内容上也存在偏颇”[7]。“这个局面持续至1964年左右，便因种种政治运动的开展，出现回落不振之势，拖延至1966年5月，受随之降临的‘文化大革命’风暴的冲击骤然逆转，戛然止息。”[8]

　　（二）改革开放后第一轮修志的实践与发展

　　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初期，一批原已具有一定影响的方志名家即开始了新时期的学术探索。如傅振伦1978年出版了《中国方志学》（增订本），朱士嘉1979年发表了《中国地方志浅说》等，并迅即引起关注。而1981年7月，在山西太原召开的中国地方史志协会成立大会暨首届地方史志学术讨论会和所编辑出版的《中国地方史志论丛》，则是改革开放后全国方志学术恢复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这一时期的明显特征是，针对“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全国方志事业的断层现象，前期一般先从学科知识普及和理论宣传入手，参与者主要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及民国时期就具有一定影响的史志学者。仅1983年一年出版的综合性专著，就有刘光禄《中国方志学概要》、林衍经《方志史话》、来新夏主编《方志学概论》、洪焕椿《浙江文献丛考》、黄苇《方志论集》、陈桥驿《绍兴地方文献考录》等，充分显示了改革开放后方志学术研究的生机勃发和一代方志人的事业激情。特别这一时期还有多位名家主持编著了一批综合性工具书，如1986年黄苇主编的《中国地方志辞典》和1988年来新夏主编的《中国地方志综览（1949—1987）》等，恰如“久旱之干霖”，对当时方志学术研究的起步起到了积极的助推作用。这一阶段后期，由于各地第一轮大规模修志工作的全面展开，迫切需要学术加以指导引领，客观上时代已培养造就了一批方志学者，相应成果也如“井喷”式涌现。据不完全统计，到21世纪初第二轮修志开始时，全国地方志系统已出版各类专著577部，论文数万篇，从而对第一轮大规模修志工作起到了直接的助推作用，也对下一阶段工作的开展产生了积极影响和引领作用。

　　当然，作为对上一时期的拨乱反正和新时期的过渡初创期，由于这一阶段修志实践与学术研究实际是共同起步，再加之因受“文化大革命”等影响而导致的历史准备和人才储备不足，不仅很多研究具有普及宣传色彩，而且相当一批方志工作者实际是在实践中摸索出来的“土专家”和退而未休的老人，他们既非科班出身，也未受过严格的专业训练，大都凭着对传统文化和方志事业的满腔热情而忘我投入，客观上也不乏“摸着石头过河”式的探索。因而总体上看，这一时期“方志学理论研究虽有一定的进展，但尚未能建立起比较完整的方志学体系，对于总结旧志和创编新志都缺乏应有的学术理论加以指导。因此，建立新的方志学体系将是今后研究工作的重点”[9]。这无疑为下一步方志学术研究点明了发展方向，客观上也开辟了新的空间和舞台。

　　（三）新世纪以来第二轮修志的成就与创新

　　如果说，改革开放后的第一轮修志是全国各地编修志书和学术研究两个方面的全面恢复发展期，那么在此基础上，第二轮修志期间的学术研究，无论是涉及广度和理论深度，还是宣传力度和影响程度，都大大超过前期。具体呈现出几个特点：

　　一是由于各级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全社会的大力支持，全国各地的方志事业普遍处于快速发展期，客观上使方志学术研究伴随修志实践蓬勃发展，这一时期也具有学术活动多、平台载体广、宣传声势大等特点。如历届全国性的地方志学术年会、国际学术研讨会、“新方志论坛”以及各种区域性、专业性的学术研讨会、论坛，通过高校、科研院所举办的相关专业和各种培训，创办各类学术期刊，等等。各种活动及平台恰如雨后春笋般方兴未艾，从而使方志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二是与第一轮修志显著不同的是，由于一轮实践既产生了大批问题，也积累了丰富经验和培养了具有一定理论水平的大批人才，同时客观上两轮修志两个阶段本来就不是一种截然割断的关系，而是具有承前启后的密切联系，因而第二轮修志期间的学术研究可谓借梯登高，顺势而为，不仅数量多、涉及面广，而且相应研究也更精准，成果更有深度。

　　三是伴随志鉴为主、多业并举、全面发展的全国方志事业发展大格局，学术研究涉及面更广，不仅集中在修志编鉴这些传统领域，而且在信息化、方志馆建设等新兴领域中全面开花，相应各类成果层出不穷，呈现出全面发展繁荣的格局。

　　这期间特别需要提及的是，历届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以下简称“中指组”）及其办公室高度重视，并在全国方志学术研究指导引领和总结提炼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如2006年，由秦其明主编、于伟平总纂的《新方志理论著述提要》一书，对自20世纪80年代始至2003年的专著提要、个人论文集提要和集体论文集提要等涉及方志学术研究3种形式的成果进行了概括性介绍。2013年，中指组又从1190多篇论文中精选了659篇，编辑出版了总量达600万字的《〈中国地方志〉优秀论文选编（1981—2001）》，对改革开放以来全国方志学术研究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梳理介绍。近年来，中指组每年组织编辑出版《中国地方志年鉴》《中国方志发展报告》等各种综合性文献，这一系列成果无疑既是新时期全国方志学术研究的重要标志，也是事业发展取得辉煌成就的重要保证。

　　参考文献：

　　*本文为浙江省社科院“方志学”重点学科科研项目成果。

　　[1]来新夏：《中国方志学理论的发展与现状》，《中国地方志》1995年第2期。

　　[2]董一博：《试论中国地方志的发展》，《中国地方志》1982年第5期。

　　[3]许卫平：《中国现代方志学发展阶段探论》，《中国地方志》2015年第12期。

　　[4]许卫平：《中国现代方志学发展阶段探论（上）》，《中国地方志》2005年第12期。

　　[5]参见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编：《地方志工作文献选编》，方志出版社，2009年。

　　[6]张秀熟：《谈〈四川省志〉编辑问题》，《四川日报》1960年6月6日。

　　[7]诸葛计：《中国方志五十年史事录》，方志出版社，2002年，第47页。

　　[8]许卫平：《中国现代方志学发展阶段探论（上）》，《中国地方志》2005年第12期。

　　[9]来新夏：《中国方志学理论的发展与现状》，《中国地方志》1995年第2期。

　　(本文原载《中国地方志》2019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