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佳木:当代中国史理论研究的学科建设及当前任务

作者: 时间:2021年09月22日


  摘 要:当代中国史理论研究是当代中国史研究中派生出来的分支学科。要搞好当代中国史理论研究的学科建设,就要构建当代中国史研究的学科理论,搞清楚其研究范畴,与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共党史研究的关系,学科的学术性和政治性的关系等重要问题;就要分析当代中国史的基本理论问题,包括历史分期、主线、主流等,比如,由于构成历史主体的人民群众在既定历史条件下对历史发展起决定性作用的动因不同,历史主线也可能有多条;就要对中国当代史的重大问题予以理论上的解答,使人们不仅“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

  关键词:当代中国史 理论研究 学科建设 基本理论问题

  当代中国史理论研究是当代中国史研究中派生出来的分支学科。当代中国史即1949年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也称新中国史、中国现代史或中国当代史,本文简称当代史、国史。

  严格意义上的当代史研究,从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历史决议》)之后才开始,所以比中国古代史、近代史研究要晚得多,属于新兴学科。当代史理论研究起步更晚,更需要一边研究,一边进行学科建设。

  史学研究包括史实研究和理论研究。这两种研究一般的情况下是难以分开的,但有时为了研究的深入,也会出现分工,有的侧重历史叙事,有的侧重历史解释。在史实研究或历史叙事中,又分为只述不论和史论结合两种形式。在史学的理论研究或历史解释中,虽然离不开对史实的研究,但更偏重于理论和解释工作。比如,重点研究和解释历史发生和发展的原因及规律、经验,对历史事件和人物进行评价,研究和阐释修史本身的宗旨、原则、方法,规定史书编撰的体裁、体例等等。不过,无论史学的理论研究或历史解释,还是史实研究或历史叙事,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一定历史观的影响和支配。本文论述的当代史理论研究,是自觉接受唯物史观指导的,因此,既是当代史研究的分支学科,也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及当代中国问题研究下的分支学科。在这个意义上,它也是一门交叉学科。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告诉我们,实践先于认识,理论源自实践;但理论要经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循环往复方能形成,因此,理论与感性认识相比,更能反映事物的本质,揭示事物的规律,“是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客观事物的东西”。[1](P291)当代史理论研究建立在当代史史实研究基础之上,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更应当反映历史的本质、揭示历史的规律,起到提高和引领史实研究的作用。

  当代史理论研究的上述性质,决定了它的学科建设大体包含以下三方面内容:一是系统构建当代史研究的学科理论,例如,阐释当代史的概念,以及当代史的研究特点和学科依据、学科体系等。二是解答当代史中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例如,什么是新中国史的基本走势、基本规律、基本经验,以及如何总体评价新中国史等。三是从理论上分析当代史的重大问题,例如,如何看待抗美援朝战争、“三反”“五反”、农业合作化、公私合营、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统购统销、“大跃进”、“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等历史事件,如何认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领袖人物,如何评论在各条战线、各个领域产生过重要影响的杰出人物等。

  搞好当代史理论研究的学科建设,不仅有助于提高和引领当代史研究的深入发展,也会对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理论及当代中国问题研究具有促进作用。

  一、关于构建当代史研究的学科理论

  当代史研究作为史学研究的分支学科,其学科理论与史学一般理论之间存在共性方面,但更多的是带有个性的方面。当代史研究本身起步较晚,这种带个性的学科理论的构建,必然需要一个过程。

  构建任何学科理论,首先碰到的问题都是范畴的界定。界定当代史研究的范畴,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当代史,当代史与中国近现代史是什么关系,当代史与中共党史又是什么关系,以及如何看待当代史研究现实政治性、意识形态性强的问题,等等。

  新中国成立后很长时间里,历史学科在中国史下面有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却没有现代史;而这个近现代史中的“现代史”,是以1919年五四运动为起点的。20世纪80年代,当新中国史研究兴起后,人们为避开对“现代史”的既有定义,提出了以1949年新中国成立为起点的“当代史”概念。但随着时间推移,“现代史”原有定义与“当代史”研究、教学和研究生培养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于是,又有人提出把“新中国史”或“当代史”放入原有的“近现代史”专业中。应当说,对“现代史”的上述两种处理方法都不合适,尤以后者更不合适。因为,“近现代史”中的“现代史”是以1919年为起点的,在不改变这个定义的前提下,就把“新中国史”或“当代史”并入“现代史”,势必模糊和淡化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对于中国社会形态变化的划时代意义。

  应当怎样处理才合适呢?笔者认为,解决这个问题先要依据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形态的理论,统一对中国历史阶段划分的标准,就是说,以社会性质变化而不是革命性质的变化为标志来划分不同历史阶段。然后,将现代史起点由1919年中国革命由旧民主主义转变为新民主主义,推迟到1949年中国社会由半殖民地半封建进入新民主主义和向社会主义迈进。在这个前提下,再把“新中国史”与“当代史”“现代史”的概念合并。合并后,可以称“现代史”“当代史”“当代中国史”,也可以称“新中国史”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当然,历史分期是一项动态性工作,不会一劳永逸。随着时间延续,原有现代史、当代史的上下限还会相应改变。例如,再过100年,可能需要从现代史中分出一个独立的当代史来。不过,那是后人考虑和解决的问题了。

  有人提出,中共党史研究现在也以新中国历史为研究对象,再搞当代史研究,是否会成为重复劳动?对这个问题不说清楚,当代史研究也难以构建自己的学科理论。

  中国共产党是新中国的核心领导力量,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重大决策等必然会对新中国发展起决定性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党史是国史、当代史的核心内容,新中国成立后的党史走向决定国史、当代史的走向。因此,新中国史与党在新中国时期的历史,内容上难免会有交叉和重合。但同时也应当看到,党史和国史、当代史毕竟分属不同学科,即使从历史研究的角度看,二者也有专史和通史之别,不能相互混淆。

  首先,党史和国史、当代史观察问题的角度不同。党史主要是从执政党的角度阐述历史,重点讲党在新中国成立后是如何制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又是如何把这些路线、方针、政策变为国家意志的;是如何处理与各参政党之间的关系,如何与国外政党交往,如何进行党的自身建设的,等等。而国史、当代史是从国家角度阐述历史,重点讲国家政权机关是如何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又是如何组织国家进行经济、社会、文化、外交、国防等各项事业建设的,是如何改革机构和提高自身效率的,以及各参政党是如何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参政议政的。

  其次,党史和国史、当代史涉及范围不完全相同。党史主要涉及的是党自身及其影响所及的事务,例如,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党的重要会议、重要事件、重要人物,以及在党的作用下,社会领域发生的变迁,等等。至于更大范围里的事务,例如,政权机构设置、行政区域划分和经济活动、法制建设、外交国防,以及社会领域里的人口、婚姻、宗教、风俗、服饰、饮食、娱乐、人际交往、语言变化等,尽管与党史有着或多或少的关联,党史也会有所涉及,但不可能涉及过多,而这些内容恰恰是国史、当代史中不能不讲清楚的。具体说,国史、当代史要更多地介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和国务院的决策过程,法律的制定和修订过程,各级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的重大活动和举措,各级政治协商会议参政议政的情况,国家各项建设事业的进展,国家机关自身建设及其施政的经验与教训等,以及其他党史中不过多涉及的事情。例如,在经济问题上,党史要侧重讲基本经济制度和宏观经济政策的建立与制定过程,而国史、当代史则要侧重讲相对具体一些的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的建立与制定,讲土地使用、产业结构、进出口贸易、货币发行、税收种类、城乡居民收入变化等情况。

  可见,当代史与党史在内容上虽有交叉有重复,但各有各的属性和特点,谁也代替不了谁。现在有些党史书与国史书之间存在雷同或近似的现象,不表明当代史研究与党史研究是一个学科,而是因为国史书过多地写了本该由党史书撰写的内容,党史书过多地写了本该由国史书撰写的内容。这个问题恰恰需要通过加强两个学科的理论建设加以解决,而不应成为取消当代史研究的理由。

  至于当代史研究的现实政治性、意识形态性强,是否会妨碍它成为学科,更是当代史研究构建自身学科理论时必须讲清楚的。

  古今中外史学家中的绝大多数,都认为历史研究不是为历史而研究历史,更非自娱自乐,而是为了服务社会,服务当前,为了把前人的经验、智慧传给今人,留给后人,为了展望未来、向前看。对此,中国古人的“经世致用”四个字,说得再清楚不过了。至于史学与政治的关系,中国古人也有一句“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2](P22)把问题说透了。从古至今的历史都说明,在有阶级的社会中,史学的社会功能很大程度就表现在它为特定阶级和政治力量的服务上。尤其对国家史的记述、解释,更是各个阶级、各种政治力量争夺、较量的重要领域。统治阶级为维护自身统治,总是高度重视对国家史的记述和解释,把它视作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和核心价值体系的组成部分;而要推翻一个政权的阶级和政治力量,也十分看重对历史的解释,总要用它说明原有统治的不合理性。这是一个带规律性的普遍现象,区别只在于进步的阶级和政治力量顺应历史前进方向,因此不怕历史的真实,对历史的记述和解释会符合或比较符合历史的本来面貌;而反动的阶级和政治力量背逆历史前进方向,因而害怕历史的真实,对历史的记述和解释总是难以符合历史的本来面貌。

  新中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当今资本主义制度仍占主导的世界,这种新型国家必然受到排挤、打压。因此,对它的历史研究,比起史学其他学科,与国家兴亡、政权安危的关系,必然会更密切、更直接,研究领域里的意识形态斗争也会更激烈。前些年,拿新中国史做文章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甚嚣尘上,从反面充分证明了这一特点。可见,当代史研究不仅不可能回避政治、淡化意识形态性,相反,要更加自觉地反“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之道而行之,努力发挥“护国必先卫史”的功能。这同发扬历代史学经世致用的传统,本质上是一致的;同发扬近代以来史学家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爱国主义传统,也是完全吻合的。

  强调当代史研究的现实政治性、意识形态性,不等于否定它的学术性、科学性。在社会科学领域,除语言学外,其他学科多多少少都具有阶级性、政治性、意识形态性。一门学科是否是科学研究,不取决于这门学科是否具有阶级性、政治性、意识形态性,而在于它追求的是否是客观真理,反映的是否是客观规律,具有的知识体系是否完整系统,遵守的学术规范是否被公认为科学。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当代史研究尊重历史的真实性、连贯性、继承性,注重揭示历史事件的原因、总结历史成败的经验、探索历史发展的规律,并致力于构建符合学术规范的完整系统的学科体系。因此,它同样是一门科学,而且是地地道道的学问。

  二、关于分析当代史的基本理论问题

  史学研究中的基本理论问题,包括历史分期、主线、主流等。这些问题在每个具体历史,如某个国家的某段历史中的内容都不会一样。因此,具体地分析当代史的分期、主线、主流,便成为当代史理论研究学科建设的又一个重要内容。

  对历史进行分期,即给历史断限,历来是史学工作者为便于自己研究和引导人们认识历史发展阶段的一种方法,也是史学研究中的重要理论问题。由于史学工作者的历史观不同,对不同社会形态下的历史进行分期,难以有统一的标准;即使在同一历史观指导下、对同一社会形态的历史进行分期,由于出发点和观察问题的角度不同,进行分期时所处的时间节点不同,也会出现不同的意见。

  目前能看到的书名叫作新中国史、中国当代史、中国现代史、中国近现代史的著作有百余种。这些书对国史的分期,从二分法到十分法都有,而且每种分法中,上下限也不尽相同。应当说,这些分期方法多数都有一定道理,完全可以在学术范围里进行讨论。不过,笔者个人主张以经济与社会发展目标模式的变化作为分期标准,并将迄今为止的70多年的当代史分为五个时期,即把1949—1956年作为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把1956—1978年作为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时期,把1978—1992年作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时期,把1992—2012年作为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时期,把2012年至今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更加成熟和定型的时期。

  上述分期方法中,把“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放在社会主义道路探索时期,有人可能会不赞成,认为“大跃进”犯有全局性错误,“文化大革命”更是给国家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怎么能把它们也说成是探索呢?回答这个问题,涉及对新中国不同历史时期是否是一个内在统一整体的看法。

  中国当代史无论划分多少个时期,最明显的无疑是以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的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对于这两个时期的关系,习近平早在党的十八大之后就作过一个明确论述。他指出: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两者决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3](P111-112)“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又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中占有三分之一的比重,既然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本质上是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怎么能说它们不是探索呢?

  关于“文化大革命”是对社会主义探索的观点,在1981年的《历史决议》中其实就有了。“决议”指出:“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不长,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更短,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有些已经比较清楚,更多的还有待于继续探索。”[4](P817)毛主席当年发动“文化大革命”,主要论点和方法虽然都是错误的,但目的确实是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是“要克服我们党内和国家生活中存在着的缺点”。[4](P815)否则,他怎么会如“决议”所说,在全局上坚持“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同时,“制止和纠正过一些具体错误,保护过一些党的领导干部和党外著名人士,使一些负责干部重新回到重要的领导岗位”,并“领导了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在四届全国人大上“确定了以周恩来、邓小平同志为领导核心的国务院人选”,[4](P815)不让江青、张春桥“夺取最高领导权的野心得逞”;又怎么会“警觉地注意维护我国的安全,顶住了社会帝国主义的压力,执行正确的对外政策”。“文化大革命”的探索当然不成功,甚至是失败的,但不能因为探索失败就否认是探索。这同发明创造过程中的试验尽管失败了,甚至失败了几十次几百次,但不能因此否认它们是试验的道理一样。

  还要看到,“文化大革命”与“文化大革命”时期是两个概念。《历史决议》指出,在那十年里,“我们党的干部,无论是曾被错误地打倒的,或是一直坚持工作和先后恢复工作的,绝大多数是忠于党和人民的,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的信念是坚定的。遭到过打击和折磨的知识分子、劳动模范、爱国民主人士、爱国华侨以及各民族各阶层的干部群众,绝大多数都没有动摇热爱祖国和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立场”。而且,“我国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仍然取得了进展”,“人民解放军仍然英勇地保卫祖国的安全。对外工作也打开了局面”。[4](P816)这些论述说明,“文化大革命”不等于“文化大革命”时期。不能因为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就一股脑地否定“文化大革命”时期党和人民所做的全部工作、取得的全部成就。

  历史主线客观存在于历史之中,但需要有人通过研究加以揭示。探寻历史主线的目的,是为了帮助人们认识历史事件的原因,总结历史过程的得失,找出历史发展的规律,预测历史前进的走势。显然,这也是当代史理论研究学科建设需要解决的理论问题。

  关于什么是当代史的主线,目前也有各种不同看法。回答这个问题,同样应当先弄清楚史学意义和马克思主义语义下的历史主线的概念。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有关论述,笔者认为,历史主线应当是指构成历史主体的人民群众在既定历史条件下对历史发展起决定性作用的动因及其结果;由于这种动因不可能只有一个,因而历史主线也不可能只有一条。

  只要认真分析一下新中国迄今为止的历史便会看出,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创造历史的基本动因起码有三个:第一,建设和探索中国的社会主义;第二,争取早日实现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第三,维护中国的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正是这三个基本动因,构成了贯穿新中国史的三条主线。其中第一条最重要,但代替不了另外两条。三条主线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共同影响和左右着新中国史的发展。新中国史的所有重大事件,几乎都可以从这三条主线中找到相应的答案。它们就像打开新中国史一系列问题之门的三把钥匙,又像交汇演奏新中国史交响曲的三个主题。抓住了这三条主线,也就抓住了新中国史发展的主要脉络,而且可以大致预测未来发展的基本走向。

  历史主流是相对于历史支流而言的,回答什么是历史主流的问题,同样是为了帮助人们正确认识历史,在纷繁复杂的历史过程中分清楚、把握住历史的主要方面。因此,分析当代史的主流,也是当代史理论研究学科建设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关于新中国迄今为止70多年的历史,多数人认为改革开放后的40多年应以正面评价为主;而对改革开放前的30年,分歧意见较大,不少人要么不能理直气壮地表示应以正面为主,要么或明或暗地认为应以负面为主,个别人甚至把那段历史描绘得一团漆黑。因此,回答什么是当代史的主流,关键在于如何看待改革开放前那段历史中的失误和曲折。

  笔者体会,看待这个问题,首先要把历史中的失误、曲折与成就、本质加以区别,比较哪个方面更重要。其次要把历史中的失误、错误同存在失误、错误的时期加以区别,不能因为哪个时期出现过失误、错误就把那个时期加以否定。比如,要分析失误、错误是普遍的全局的现象,还是个别的、局部的现象;存在失误和错误的工作中是否也有正确的合理的成分,犯错误时期中是否也有成绩和成就,等等。再次要把可以避免的失误、错误同由于客观条件限制难以避免的失误、错误加以区别。第四,要把好心办坏事与个人专断、个人专断与专制制度加以区别。

  另外,还要看到失误多曲折大的时期,对于后来历史发展有哪些积极意义。例如,改革开放前的失误和曲折虽然相对于改革开放后要多些大些,但正是那段历史为改革开放后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政治前提,坚实的物质、人才基础,必要的外部条件,以及可资借鉴的经验教训。就如同盖楼一样,打地基时的变化不容易让人看出来,但楼房盖得快盖得高,反过来可以说明地基打得好打得牢。

  三、关于当代史的重大问题予以理论上的解答

  史学研究的一个主要任务是把史实弄清楚,使人们“知其然”。但到此还只是做完了一半工作,还有一半是要解释历史为什么会是这样而不是别样,使人们“知其所以然”。而这正是史学理论研究需要做的工作。它相当于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期所提倡的,“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正确地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给予科学的解释,给予理论的说明”。[5](P814)因此,当代史理论研究要构建自己的学科,就要抓出当代史中哪些需要给予科学解释和理论说明的问题。

  本文前面已列举了一些当代史中需要给予理论说明的重大问题。类似那样的问题还有很多。当代史理论研究在学科建设中要下功夫寻找。例如,有人提出,新中国错过了很多历史机遇。对此究竟应当怎么看,就是一个需要给予理论说明的问题。

  新中国成立以来,笔者认为大的发展机遇遇到过三次,这三次都被我们捕捉到了。其中一个半是改革开放前被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抓住的,另一个半是改革开放后被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抓住的。

  新中国成立之初,美国出兵干涉朝鲜内战,不仅向鸭绿江进犯,还派舰队入侵台湾海峡。面对新生人民政权和远东地区的安全危险,毛泽东毅然决定派出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在双方国力、装备差距悬殊的情况下,以巨大的民族牺牲,将美军打回到“三八线”,巩固了新中国的安全环境,也保卫了包括苏联远东在内的地区和平。为此,斯大林解除了对中国共产党是否是民族主义政党的怀疑,也深感对中国的愧疚。1952年周恩来、陈云一行前往苏联洽谈我国“一五”计划建设问题时,斯大林当即满口答应给予全面援助,明确表示“中国的志愿军在朝鲜作战和在国内发展橡胶生产两件事,也是对苏联的援助”。[6](P147)毛泽东后来在1958年同苏联驻华大使谈话中谈到苏联援助时也说:“苏联人从什么时候开始相信中国人的呢?从打朝鲜战争开始的。从那个时候起,两国开始合拢了,才有一百五十六项。”[7](P387)所以,周恩来、陈云一行访苏回国的当天晚上,他在中央书记处会议听取他们汇报和研究“一五”计划方针、任务时,才会改变先搞一段新民主主义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原有设想,提出立即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接着,党中央为适应在资金、物资、人才奇缺情况下开展大规模工业化建设,决定实行以“一化三改”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建立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正是这一决策,为中华民族抓住了一次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这个战略机遇期从1952年持续到1960年,大约8年时间。中国人民在此期间和随后一段时间,通过节衣缩食、艰苦奋斗,建成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中华民族以弯道超车的速度追赶先发国家,赢得了宝贵时间。

  “文化大革命”后期,中苏矛盾激化,美国为集中力量同苏联争霸,急于从越南战场上脱身,暗示有求于我。毛泽东又抓住这个机会,同意尼克松访华,从而改善了中美关系,使我国在同苏联霸权主义斗争中增加了分量,也撬开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对我长期封锁的大门,得以从它们那里进口先进设备,一定程度上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由于我国当时还处于“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把进口设备、技术统统批成“洋奴哲学”,使对外开放的步子受到阻碍,耽误了一点时间。但应当实事求是地看到,耽误的时间其实并不算多。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主要国家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规定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美元与黄金挂钩,导致游资难以流动。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这个体系解体,加上西方发达国家进行经济结构调整,才使大量游资和制造业设备开始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就是说,在此之前,即使我国实行开放政策,西方国家也不会对我大量投资和出售先进设备。1977年,当邓小平再次恢复工作后,把毛泽东抓住的那半个机遇继续加以扩大,实现了中美建交,从而完全打开了同西方关系正常化的大门,使我们有了实施全方位外交和全面对外开放的条件。

  20世纪70年代末,一方面由于“四人帮”被粉碎,“左”的禁锢被打破,出现了全党全民思想大解放的局面;另一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过民族民主运动纷纷独立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求和平谋发展的呼声日益高涨,加上西方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使国际局势逐渐缓和。邓小平抓住这个有利时机,作出当今时代主要问题是和平和发展的判断,毅然决然地推行改革开放总政策,在进行经济结构调整的同时,使我国迅速融入经济全球化,从而在已有基础上实现了大幅度跨越式发展。这个战略机遇期从那时到现在持续了40多年,使中华民族距离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接近了。

  四、关于当代史理论研究学科建设的当前任务

  当前,当代史理论研究的学科建设处于十分有利的时机。首先,新中国史发展了70多年,对当代史的研究也积累了40多年。这些为当代史理论研究的学科建设,提供了比过去更充实的客观条件。其次,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建设,并且给予新中国史的学习、研究、宣传、教育以从未有过的重视。特别是习近平每当讲到党史,几乎总要同时提到国史;并且旗帜鲜明地提出要正确看待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要抵御歪曲、污蔑党史国史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这些为当代史理论研究指明了更加明确的前进方向,营造了更加健康的发展环境。再次,近两年来,党政机关和高等院校在党中央号召下正逐步开展包括新中国史在内的“四史”教育;今年为迎接建党一百周年,全党又在集中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活动,全社会也在广泛开展“四史”的宣传教育。这些使对当代史理论研究的需求变得更加热烈,也使这一学科在教学与研究中有了更好的前景。

  面对当前的好形势,当代史理论研究学科建设除了要继续抓紧上述三方面工作外,我认为还应当有针对性地做好以下三项工作。

  第一,阐明新中国史在“四史”教育中的地位与作用。“四史”教育是习近平在全党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期间提出的,目的在于让广大党员特别是党的干部深入领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牢固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更加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就是说,“四史”是理想信念、基本理论的历史依据,而理想信念、基本理论则是“四史”的核心要义。其中,社会主义发展史要说明社会主义是怎样由空想变为科学,又是怎样由理论变为实践的;中共党史要说明科学社会主义是怎么传播到中国,中国共产党又是怎样诞生和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的;新中国史要说明中国人民是如何在党的领导下战胜重重困难,捍卫国家独立、统一、安全,又是怎样在积贫积弱的落后农业国基础上建成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实现由近代不断衰落到根本扭转命运、持续走向繁荣富强的;改革开放史要说明社会主义中国是怎样通过破除一切思想和体制障碍而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又是怎样在已有根本政治前提和基本制度、建设成就基础上大踏步赶上时代的。“四史”合在一起,正是社会主义由空想变成科学,再变成革命运动,再在中国取得成功,再进一步发展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逻辑过程。面对“四史”教育,当代史理论研究工作应充分论证新中国史在其中的重要位置,以及与其他史之间相互衔接和补充的关系,为加强新中国史的学习、研究、宣传、教育给予理论支撑。

  第二,为增强“四个自信”提供新中国史的依据。史学研究的一大功能是通过探索历史规律,预判历史发展的趋势。当今西方经济、政治危机此起彼伏,导致世界经济增速乏力,逆全球化抬头,贸易摩擦加剧,西方反华势力为摆脱困境,将矛盾向中国转嫁,拾起了他们封锁、孤立、制裁的老一套。目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期,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长征。处在这样的历史时刻,当代史理论研究工作应充分阐述新中国反封锁、反孤立、反制裁的历史启示,用以坚定广大群众的“四个自信”,提振人们战胜困难的勇气。同时,用新中国跨越式发展的历史,说明对当下中国而言,战略机遇期能够继续延长固然很好,即使不能,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从某种意义上看,中国本身也已经成为了一种发展机遇。现在主要问题不是中国能不能抓住机遇,而是别人能不能抓住中国这个机遇了。

  第三,在新中国史领域继续开展同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斗争。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自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传入我国后,同政治学领域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潮、经济学领域的新自由主义思潮相互呼应,兴风作浪,给我国意识形态领域一度造成相当大的思想混乱。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对这股思潮的本质给予了深刻揭露,指出国内外敌对势力拿中国革命史、新中国历史做文章,竭尽攻击、丑化、污蔑之能事,“根本目的就是要搞乱人心,煽动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苏联为什么解体?苏共为什么垮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十分激烈,全面否定苏联历史、苏共历史,否定列宁,否定斯大林,搞历史虚无主义,思想搞乱了,各级党组织几乎没任何作用了,军队都不在党的领导之下了。最后,苏联共产党偌大一个党就作鸟兽散了,苏联偌大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就分崩离析了”。[3](P113)他还指出:“历史虚无主义的要害,是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和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股思潮现在虽然有所收敛,但一有可乘之机仍会蠢蠢欲动、强烈表现。因此,对其保持高度警惕,继续从理论上揭露其荒谬性、危害性,使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年进一步认清它助纣为虐、为虎作伥的真实面目,应当是当代史理论研究工作分内的事,是义不容辞的政治责任。

  当前形势对于当代史理论研究工作来说,可谓既喜人也逼人。我们应当把压力变动力,努力加强研究队伍自身的能力建设,切实提高理论思维、理论分析能力,增强理论研究的创新力、说服力、影响力。当代史理论研究的重要意义和远大前程都是不言而喻的,有幸从事这一工作的学者应当充分认清形势,增强信心,加倍努力,用自己的创造性的学术劳动,投入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事业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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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陈云年谱,中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

  [7] 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作者朱佳木,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原常务副组长)

    (来源:思想理论教育导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