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子洲县志》识见

作者: 时间:2021年10月08日


  子洲县志编纂委员会编、董万寄编审、张俊谊主编,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陕西人民出版社2018年出版的《子洲县志》(以下简称《县志》)是一部指导思想明确、内容极为丰富、个性非常鲜明、体例纯正得当、文字质朴规范的优秀县志,笔者捧读厚重的两大册220多万字的《县志》,深感资料全面、系统、准确、翔实,“内容为王”,但笔者对子洲县情一点也不熟悉,只能透过《县志》产生一些印象,这根本不足以对《县志》的内容置喙,现仅就体例方面有所感的几个问题谈谈见解。

  一、二轮修志模式的选择

  在启动二轮修志时,有个首要确定的问题是选择什么模式:续修还是重修。2000年7月,中国地方志协会、黑龙江省地方志办公室、黑龙江省地方志史志学会联合在哈尔滨市举行全国续志篇目设置理论研讨会。在会上,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副组长、中国地方志协会会长王忍之提出“这次修志应该做到既续又修”的意见,“续”,是指把中国改革开放20年的变化记述清楚;“修”,是对上轮志书的修正,好的保留,错的纠正,漏的补上,长的精简。实际上主张重修。但这个主张不被众多地方接受,认为刚刚修完一部志书又要重修,是劳民伤财。所以,全国绝大部分地方都是在前志的下限之后接续写,采用重修模式的寥寥无几。就黑龙江省来说,采用重修模式的仅有笔者主编的以民族英雄赵尚志(《县志》里提到)命名的《尚志市志》和《虎林县志》。

  而接续写,如何做到与首部志书的衔接是困扰着编者且必须要解决的的一大课题。有人认为,修“断代志”割断了史脉、文脉,而一个地方的史脉、文脉恰恰是一部续修志书的最为精彩的篇章,也是读者最爱看、最为欣赏的部分,主张要写历史沿革、民俗文物、地方掌故、历史名人轶事,古近代重要人物的传记也要重写。但这是局部重修的问题。因为不仅历史文化有个接续的问题,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项事业也都有个连续性的问题。

  据笔者判断,首轮修志因初创缺乏经验,不少志书的质量是存在问题的,应该予以重修。首部《尚志市志》就是由于有不少缺项和资料不充分,而决定重修的。当时由市人大常委会作出重修的决定。《县志》因“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并陆续发现一些新资料”而决定重修,是英明正确之举。这一决定得到县委、县政府和各部门、乡镇以及各界人士的鼎力支持,加之编辑部同仁的精诚团结、忘我工作,终于大功告成,可慰全县父老乡亲。

  重修有重修的好处,就是可以重新审视首部志书的优缺点,对前后资料有个通盘的考虑,从而实现前后资料的“无缝连接”。尤其是主编张俊谊担任两轮县志的主编,对前志的结构、体例、资料等以及不足之处非常熟悉,修志的经验也积累不少,从《艺文》中可看出编审董万寄与张俊谊先生的文笔也很好,重修应是较有把握之事。《县志》从2012年真正实施编写到2018年正式出版,仅用了6年,说明重修并不像有些人想象得那么难。

  重修还有一个好处是方便读者使用志书。如果看了续志,再去翻阅前志,一般人是较难做到的。

  二、篇目新意

  《县志》的篇目设置有不少独到的地方。如1.现行市县志的总体结构是概述、大事记并列志首,欲使概述统括地情,以纲统目;大事记则以经织纬,贯通历史发展脉络。实际上,这是两纲并立,就像一个地方志办公室有两位主任一样。而编年体大事记按年月顺序逐条记事,其长处是时间顺序明确,记事简明扼要,但也存在明显弊端:一事多时,则因时断事,首尾分见;一时多事,则零碎支离,互不连贯。一条是选举县长,下一条是音乐节开幕,再下一条是首家外资银行正式开业,又一条是发生特大交通事故,难以把历史发展的脉络理清。《县志》只以《概述》为纲,将《纪事》的身段放下,作为实体编的第一编,并采取“大事记两分”的写法,分编年体的《大事记》和纪事本末体的《要事实录》两部分。将一般大事与特别需要详记的处于县域历史发展关键环节的要事区分开来。这样写,拓展了大事记的记载范围,增强了记事效果,更是解决两纲并立问题的好办法。可以考虑的是,军事里的战事可纳入到《要事实录》中,而不必将中国共产党军队与国民党军队的战事单独拎出记载。当然,一般市县志专设军事编,还是应在该编集中记述战事。

  2.市县志一般都设《经济综合管理》或《综合经济管理》篇目。实际上并非都是综合性的经济管理,也有单项的经济管理,如审计和国土资源管理、价格管理等。还有监督管理,如质量技术监督、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等,所以,《县志》取名《经济管理与监督》是涵盖广且很准确的命名。

  3.《县志》将李子洲单立一节为特传,彰显了革命先烈、陕北共产党奠基人、刘志丹的引路人李子洲的特殊贡献与地位,是市县志编写中很少见的创新之举,也照应了因李子洲而起之县名。

  4.一般市县志往往在精神文明建设中或风俗中设立“新风录”,记述好人好事。而《县志》在人物编《人物录》中列《风范录》,入录者多达90人,大多是普通民众,涉及孝亲敬老、舍己救人、修桥铺路、捐资助学、热心公益等很多方面,彰好人风格,存好事典范,也是创新之举,拓宽了人物写作的思路,也为新风记述创出新的途径。

  《县志》在个别篇目设置上,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如第九编《政权》包含《地方国家权力机构》(称“机关”更准确)、《人民政府》《检察》《审判》《军事》五章。《辞海》释“政权”为“亦称国家权力。通常指国家权力。有时也指体现这种权力的机关。”通常指国家权力,这是泛指,具体就是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民主革命时期喊出“一切权力归苏维埃”。新中国成立后,地方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本行政区域人民行使国家权力。而地方各级国家行政机关(人民政府)和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它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所以,行政权、审判权、检察权都是地方国家权力的派生权力,不能说政权由四个部分组成。将四权并列,有地方国家权力与行政权、审判权、检察权共同组成政权之嫌。而全国武装力量是由中央军委领导的,构成大军区、军区、军分区、人武部垂直系统,人武部以及武警部队不由地方人民代表大会产生,也不是地方国家政权的组成部分。而驻军更不属于地方政权。在首轮修志时,有人提出将人民代表大会、人民政府、法院、检察院组成政权篇,但应者不多。当时,笔者负责市县志指导工作,也没有采纳此意见。

  三、微观层次的表达

  首轮修志大都采用编章节目体,层层相辖,比较严谨,但也被研究者认为呆板。如何解决不灵活的问题。金达迈先生说:“条目不编号是志书的传统,志书记述事物发生、变化的过程,具有较强的连贯性,不便用编号来打断。有些志书条目叠床架屋,一、二、三、1234......叫人眼花缭乱,实在没有必要。如果是为了表示先后次序,目本身排列有先有后就行了,何必画蛇添足。如果说为了区别大小轻重,那就不符合同一层次条目同一等级的原则。当然,形式上的平等,不等于内容没有区别,内容轻重靠文字的表述,而不是靠贴数字标签。如果说为了分清层次,每一层次用不同字体就行了。”金达迈:《读志所见问题漫谈》,载《中国地方志》2007年第12期。)

  笔者赞同金达迈先生的意见,在主编《尚志市志》过程中,决定“微观层次搞活”,即目和目以下不再用数字标示,其目以黑体字标示,缩两格,独占一行;子目以仿宋体字标示,缩两格,空一格后接写正文。当时省里有行文通则,要求目采用一、二、三、四,子目采用(一)(二)(三)(四)孙目采用1.2.3.4.还有(1)(2)(3)(4)。上级志办认为是条目体,不符合省上的规定,必须改正。后来颇费一番口舌才被允许。《县志》在篇目微观层次的标示上不加序号,目用黑体字标示,子目用仿宋体标示,可减少逻辑规则的约束,更灵活地安排记述内容,是正确的适宜普遍采用的做法。像文化编旅游章的目《子洲八景》,记述南丰晨辉、双湖映月、大兴烽燧、克戎拥雪、理河烟雨、黄土奇湫、四山竞秀、佛堂松涛,这些景物之间并没有逻辑关系,不过是同类事物而已,硬要加上1.2.3.4.……序号确属画蛇添足。即使是第三轮修志的编章节目体,也可以如《县志》这样标示目及目以下微观层次。因为志书的内容的主要承担者是目及子目,微观层次搞活,也就等于在篇目设置上基本解决了编章节目体的呆板不够灵活的问题。所以,《县志》在微观层次的标示上具有普遍意义。

  作者:梁滨久  中国地方志学术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