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川县志（1991～2010）》是1999年出版《延川县志》的续志。该志全面记述了这二十年内延川县在自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诸方面的发展和变化，令人震撼，催人奋发。

　　我生在延川，长在延川，32岁前一直是农民身份，从小社员一直干到生产大队的领导人，32岁之后才进城从事文化工作，因此对农村、农业和文化有着特殊的感情，借此机会谈点读后感想。

　　在农业方面，最让我感叹的是延川设施农业尤其是温棚栽植方面的发展。志载：“2010年末，延川县有温棚1839座，弓棚1000个，棚栽业总收入3391万元。”栽植的品种不仅有南瓜、番茄、辣椒、芹菜等蔬菜，还有油桃、西瓜、洋香瓜、草莓等瓜果，甚至还有花卉。不但让当地人一年四季都能吃到新鲜蔬菜和瓜果，还为当地人提供了可观的就业机会和赚钱渠道。这些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说算不了什么，但对我这个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人言，真是做梦也想不到的事情。在我的记忆中，延川人一年能吃上新鲜蔬菜的时间非常短，除清明时能吃一点冬菠菜外，其余绿叶菜得等到端午之后。一过霜降，绿叶菜就没有了，只有洋芋、萝卜、红薯。一年之中的大半年只能用咸菜（酸菜）下饭。前后比较，真有天差地别之感。

　　文史方面，我最感兴趣的是续志在“建置区划”方面的补充和创新。其记述得更加详细，记法也更加明晰。不但补充和完善了苏维埃政府时期、陕甘宁边区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到1990年前各个时段全县行政区划的变化情况，还将1991年后各乡镇所辖行政村及每个行政村下面的自然村分层悉数记载，让人一目了然。

　　我的这种感觉来自比较。民国本延川县志对这方面的记载十分粗疏和混乱，让人很难看明白。例如说这个“里”，那个“里”，究竟每个“里”包括哪些村子都不清楚。说到村子时，又是毫无规律可循的一大片村名，本是地界挨着地界村子，这个记在前，那个记在后，有的干脆就漏了。例如我出生的村子，在上面就找不到。

　　这可不是小事啊，志书不光是修给现在人看的，更重要的是为将来人用的。现在的一点粗疏，会给将来使用和研究者造成巨大的麻烦甚至无法补救的错误。

　　我们正处于一个产业大调整、人口大迁徙、文明大交替的非常历史时期，延川县因地处偏僻，交通不便，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还沿用着秦代的木耩牛耕，而这些东西在中国的绝大部分地区早已消失，这里阴差阳错地成了农耕文明的“博物馆”，这些村落就是资料库，延续了几千年的农耕文明痕迹就寄载和沉淀在这些村落之中、之上，该志在这方面的努力意义重大而又深远。

　　说到这里，我又想起两件事，都和历史文化有关，都有抢救的必要。

　　一、我在家乡亲眼见到且没有得到有关方面重视的古遗迹

　　我的家乡李家河村，地处延川县城对面山后的小沟里。沟为东北-西南走向，沟口的西北侧，有一道很长的山梁，上面有明显的人工构筑痕迹，土质多，石质少，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还有石墙残留，长约二三十米，高约六七米，石上苍苔累累。

　　这些痕迹伸到山梁的最高处后，又顺另一道山梁向县河谷下延，怀抱出一个簸箕形山岰，山坳的中心点朝正南方向。对此，我原来没有多想，前些年去榆林看明代的古城寨堡，有好几处寨堡的大形和这里相像，尤其是地处府谷的孤山堡更像。

　　我们村还有更古老的地场，我亲眼见到的就有三处。一处离上述遗迹很近，在那山梁最高处东北方向的一小山峁上，村里人叫它梁家峁。1965年，我跟大人们一块在这里翻出过许多陶片，其中还有一两个成形的尖底瓶。我估计这些陶片现在还有，不会消失得那么彻底。

　　另一处在一个叫四蒿湾的地块。那是块坡地，很陡，至少有40度。土很虚，地中间有一小块底子很硬，铧通过时嗞嗞作响。有一次，我们刨开一小片，看到一个斜面，像淡红色的沙石，表面是平的，细处有划痕，估计是犁铧留下的。大人们说，这是“米面池”。米面池的传说在延川流传很广，完全是神话，不足信。我怀疑这和梁家峁那边的东西有联系。

　　再一处在四五里路外的塬上，处于邻村李家千村和运斗村之间。地中有一段，土层极薄，碎石头很多，好像有过建筑物。1987年秋天，运斗村一村民在翻地时，耕出来一组晚商时期的青铜器，共计12件。有关部门收藏了文物，并未对那块地再作深入探究。

　　以上种种迹象足以证明这周围有着未被揭示的过去，且类似情况不会只在我们村单独孤立地存在，这个有必要引起重视，如果错过现在这个机会再要考证就太困难了。

　　二、由延川县一些村名引起的思考

　　一般而言，家乡农村的村名要么与山川形态有关，后边缀以塬、川、沟、河、峁、圪台、畔之类，要么与最初居民姓氏有关，姓氏冠在前面，如张家圪崂、李家畔之类，即使有特殊的，外地人说不清，当地人能说清，学问浅的说不清，学问深的能说清，如淹狗河淹死过狗，跌牛洼跌伤过牛之类，如：蒿岔驿的驿，十里铺的铺，营田的营和田之类。但在延川东南部有几个村名不但用一般的规律无法理解，就连词也组不成，如仙芝、古里、应驮，苏丰，寺罗、车歌、阁连、吴花等。上述村名在用字方面都以当地人根据汉语习惯修订过，如果用普通话读这些村名和当地人的原叫法差别很大，有的甚至南辕北辙。例如前举的“阁连”村，当地读音为“可怜”；“古里”村，当地读音为“骨联”，根本无法用汉语来解释，我觉得这其中可能有大秘密。

　　历史上的陕北长期处于好几个少数民族政权割据和交融之中，大夏、北宋、西夏、金、蒙古汗（元立国前）、元等朝代和政权都先后在这里屯集过军队、建立过基层政权，延川又是各种势力你来我往的“拉锯战”之地，各方肯定会留文化痕迹，包括语言方面的痕迹。是不是先找些当地老年人把这些村名的各种叫法用录音录像的形式固定下来，以便今后研究。现在不可解的不等于将来也不可解。黑水城遗存中《番汉合时掌中珠》对西夏文字的解读就是例子。

　　（作者简介：海波，原名李世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