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巴县志（1991～2010）》已由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陕西人民出版社于2019年12月出版发行。从2011年算起，历时9年，八百九十多页长卷，25编73章317节1265目，涵盖镇巴建置沿革、自然地理、政治经济、环境保护、农林水利、城乡建设、邮政通讯、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交通运输、工商各业、服务贸易、旅游观光、休闲娱乐、风土人情以及知名人物等几十个门类，卷帙浩繁，将镇巴二十年风雨历程、社会变迁尽录其中。开卷细品，可谓字字珠玑，硕果累累，引人入胜，犹如百科全书，集存史资政和育人于一体，给世人以众多启迪。

一

　　本部《县志》装帧精美，文字清新，语言朴实，图文并茂，客观翔实地记叙了中共镇巴县委、镇巴县人民政府从1991年到2010年的20年间，领导全县人民克难攻坚，锐意进取，调整优化经济结构，不断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发展变化和奋斗成果。《县志》所记叙的是镇巴人民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征程中取得重大成就的20年；是镇巴人民励精图治，团结拼搏，吃苦耐劳，与时俱进的20年；是全力推进现代农业、工业、商贸和城镇化进程的20年；是加快民主法制和精神文明建设，各项事业繁荣发展，实现社会文明进步，人民安居乐业的20年。

　　农业结构得到有效调整，传统农业观念逐步向现代农业观念转变，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工作取得重大进展。到2010年底，累计实现退耕还林（草）1.48万公顷，长江、丹江流域治理水土流失面积193.03平方公里，成为全国水土保持生态环境建设示范县和全国长治工程样板县。

　　工业滞后局面得到改善，工业门类增多。2010年全县实现工业总产值68900万元，工业增加值32160万元。

　　举全县之力，持之以恒，狠抓公路建设，域内交通落后局面得到改变。2009年实现村村通公路，至2010年底全县公路密度为每百平方公里有公路67公里。极大地改变了农村交通环境，促进了农村商贸流通，加快了农民脱贫致富的步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充分利用信息时代的大好机遇，通讯建设快速发展。1992年开通自动电话，1995年程控电话开通，1997年移动通信开通，2000年宽带互联网进入百姓家庭。至2010年，通信网络覆盖所有镇村，移动通信进入智能时代。

　　城镇化建设成就斐然。1991至2010年间，县城先后建成锦源、苗乡等休闲广场以及景观桥、自动翻板闸等基础性设施。街道改造和绿化质量不断提高，步伐加快。垃圾处理场、污水处理厂、气化工程建设有序推进。至2010年县城规划区面积11.2平方公里，建成3.7平方公里，山水园林观光城市布局初步形成。各镇村也相继建成科普教育、体育健身场所。全县人居环境得到极大改善。镇巴县先后被命名为省级园林城市、省级卫生县城、国家级生态示范县。

　　教育、医疗、卫生事业进入快速发展阶段。1991至2010年间，镇巴县坚持改革开放，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实施教育、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全面推进和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使全县教学基础条件和医疗卫生条件大幅度提升。“普六”“普九”和扫除青壮年文盲工作通过省政府和国家验收。全面贯彻实施国家义务教育和“两免一补”政策，教育事业稳步健康发展。至2010年全县有规范性幼儿园14所，小学在校学生18305人。有初级中学15所，在校学生11218人，入学率89.92%，巩固率92.50%，公民平均文化程度不断提升。实行基本药物制度和城乡居民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城乡居民、农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基本建立。至2010年，全县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10345人，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23.31万人，有23万余人次享受门诊、住院及特殊慢性病补助，受益率95.42%，群众看病难问题得到有效缓解。

　　群众文化生活活跃。镇巴历史悠久，是远近知名的民歌之乡，“镇巴民歌”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镇巴渔鼓、唢呐”被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8年镇巴县被文化部命名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民歌）之乡、全国文化先进县。

　　本志还对镇巴地情，历史沿革、山川河流，矿产资源、民情风俗、文化艺术等方面进行翔实的记叙。

　　所有这些都是我们考察研究县情，通观理政，以“作政治设施之镜”“助文化之革新”，引“邑人爱护乡土之观念”，实现科学发展的必备资料，是一部极其珍贵的教科书，有益当代，惠及后世。

二

　　《镇巴县志（1991～2010）》的编纂是在改革开放逐步深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稳步推进，各项事业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已经得到改善，开始从温饱向富裕过渡的大背景下进行的。改革、发展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三位一体，贯穿于本部县志的始终。

　　第一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1991至2010年的20年间，中共镇巴县委始终坚持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基本路线，党的建设，政权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等各项工作都服务于经济建设，为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服务，《县志》详尽记叙了这个阶段的工作历程，是这个阶段党的工作经验的历史总结。   

　　第二是以改革开放为动力。20 年来，改革开放贯穿于工业、农业、商贸、交通、通信、财政、税收、文化教育、科技、卫生等一系列工作的始终。通过对政治体制、经济体制、行政管理体制和行政区划调整等改革使上层建筑进一步适应经济基础，生产关系进一步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从而解放生产力，促进各项事业的健康快速发展。《县志》选准这个角度进行记叙，旗帜鲜明地把改革开放融入其中，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服务，总结积累经验。

　　第三是如实反映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人民生活水平的实现程度。《县志》通过记叙20年间镇巴县诸如交通、运输、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商贸、流通以及生态改善、人居环境等方面的发展水平和状况，把它作为衡量一个地方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标尺。通过数据、例证和照片说明镇巴人民正逐步告别贫困，从温饱走向富裕。同时也内在地揭示出工作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提示今后应该努力的方向和注意事项，显示出志书的资政功能。

　　第四，关注社会变革中的风土人情变化。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科技进步，不仅使得社会互动频率大幅度增加，而且互动的手段也日新月异，由此带来深刻的社会大变革，它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和角落，经过潜移默化使人们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发生了重大改变。如反映地域特征的节日、饮食、服饰、礼节、仪式、风俗、习惯，以至于迷信和陋习。他们有的逐渐淘汰，有的逐渐恢复，有的随时而兴。本志以敏锐的眼光，独特的视角捕捉到了这些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对人们社会生活的影响。所有这些都成为我们了解县情、民情，进行民俗研究，端正社会风气的珍贵史料。

　　第五，补正前志，记录新事，提振正能量。一是对上部“县志”在镇巴地理位置及地形地貌方面做了较为准确科学的表述，在山、川、河、溪等记叙遗漏或偏颇之处进行补正；二是对未经严格科学考察而误传或编造的历史事件、遗迹及传说，则通过实地考察，尊重事实，准确记叙或不予记叙，用以抑制社会浮躁和弄虚作假；三是对社会变革中自发恢复的事物记录在案。如“族谱”，它是根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1949年后渐废，改革开放后，续修家谱，定制族规、家训之风逐渐兴起，至2015年域内新编或续修家谱17部，这次均录入；四是如实记叙社会变革中出现的新事物。如在推进城镇化、政府扶贫移民、以工代赈、新农村建设、灾后重建及陕南移民搬迁等项目实施过程中，逐步形成高山—矮山—谷坝—集镇—城市的阶梯式移民。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人口迁移新形式，是一次更为深刻的社会大变革。1991—2010年镇巴县自然村净减173个，其中1996年前新增3个，减少6个。2000年后，边远村庄消失437个，新增移民集中安置点267个。经过对消失和新增自然村的时间、地名逐次排列，亦见端倪。记录这个在划时代大转折中出现的社会现象，时间愈久，将愈显其意义之非凡。

三

　　我作为编纂《镇巴县志（1991～2010）》的亲历者，主要负责党群、财政、税务、金融、保险等系统的稿件组织和编辑工作，同时承担宣传、经贸、卫生、计生、国税、疾控、县医院、农行等部门和单位基础稿件撰写。负责西安、北京、天津、山西、辽宁、吉林、黑龙江等地寻访镇巴在外专家、学者、教授和知名人士，向他们征求意见并收集资料。也和同事们一起走村寨，串农户，爬大山，攀悬崖，钻岩洞，寻古迹，抄碑文，搜资料，记民俗。全程参与了《县志》的撰稿、编辑、调研、考察及初审和终审工作。掩卷沉思，感慨颇深。

　　第一，“合力”是志书编纂成功的必要条件。

　　方志编纂是一项浩大的系统工程，除编辑部的具体工作外，还必须得到各个方面的配合和支持。《镇巴县志（1991～2010）》成书出版，得益于县委、县政府的重视和领导，得益于省市主管部门和专家的具体指导，得益于各部门单位的支持和配合，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第二、编辑人员决定方志的品位和质量。

　　方志编纂，质量第一。《镇巴县志（1991～2010）》编辑部之所以能够圆满完成这次编纂任务，与全体编辑人员的综合素质和知识底蕴密切相关。

　　一是编辑人员的坚定信念和拳拳初心。他们刚正不阿，阅历丰富，视野宽阔，学识渊博，且都有一定专长和较扎实的文字功底；

　　二是求实的学风。尊重实际，服从真理，务得事实，每求必真。不搞道听途说，不搞虚吹浮夸，不搞无中生有。工作中相互学习，取长补短，畅所欲言。善于在七嘴八舌中发现真理，在生活实践中寻求真理。

　　三是扎实的工作作风。不怕苦，不怕累，勇于克服艰难险阻亲历基层，深入调查，实地勘察，核实数据，辨别真伪。

　　第三、如何逾越“为尊者讳”这道坎，是今后应努力探索的重要课题。

　　“志”的其中一项重要功能就是彰善善恶，“善恶必书，斯为实录”。然“为尊者讳”的观念根深蒂固，致使很多重大事件，重要决策和政策的实施及其所造成的影响，不能如实记叙，或完全隐去不记。这样做的结果必然会使“志”的“镜鉴”功能大打折扣，甚至适得其反。因此，如何看待“为尊者讳”，真正做到善恶必书，乃是今后书史者探索的重要课题。

　　第四、“史为镜鉴”内在地要求“治国理政”高标准、高质量。

　　“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非志则无以知历代之成宪”，唐太宗有著名的“以史为镜”，古人犹如此，何况今人呢？欲达此目的，“镜”必真“镜”，倘若“伪镜”盛行，何以为“鉴”？这就内在地要求各级政府及其职能机构在履行治国理政职责的过程中不浮躁，不妄为，不弄虚作假，遵循规律，尊重科学，循序渐进。切实做到实事求是，求真务实。只有以真“镜”示人，才能“得其要”，真正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作者简介：余成明，县委党校退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