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7月，由镇坪县档案史志馆编纂、陕西新华出版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民国镇坪县志点校》出版发行，标志着历时两年多的“镇坪旧志整理”工作圆满结束。这是镇坪县遵照习近平总书记“以史鉴今，启迪后人，让文物说话，把历史智慧告诉人们”的指示和《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提出的“深入开展旧志点校整理工作”要求的又一重要文化成果。为人们认识镇坪、研究镇坪、开发镇坪提供了又一弥足珍贵的历史典籍。该书由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古籍研究所历史学博士、副研究员范志鹏先生点校，镇坪县政协原副主席、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副主任、陕西省资深修志专家刘树藩先生主编。

　　《民国镇坪县志点校》整理工作启动，关键在于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又饱含刘树藩先生对镇坪县古籍整理工作的高度责任感、使命感，以及对镇坪——这个他称为第二故乡的地方特有的厚重情谊。2020年，刘树藩先生在主编第二轮《镇坪县志》工作完成后，深感镇坪县的古籍资料匮乏，现存于档案史志馆的古籍破损残缺现象严重，抢救工作迫在眉睫。特别是1945年编撰的《镇坪县志稿》原稿遗失，馆藏的孤本复印件，由于志稿系多人誊写，缺页漏字甚多，模糊难辨，繁、异、通假字体及少量错字充斥其间，复印稿辨认更加困难。如不及时抢救，有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成为历史遗憾。考虑到二轮修志编纂人员地方志编纂业务熟练、对镇坪地情比较熟悉等优势，向时任镇坪县委书记的罗万平汇报了点校民国镇坪县志的想法。令人欣慰的是，罗万平书记对这一站在传承和保护历史文化高度点校镇坪民国县志的想法非常重视，并及时推动点校工作。县政府领导高度重视，快速启动编校工作，全力保障旧志整理工作有序开展。此后近两年时间，刘树藩先生率编纂班子废寝忘食，兢兢业业，翻阅大量文献资料并进行必要的走访调查，认真校勘。范志鹏博士先后数次到省图书馆查阅有关镇坪的史料，亲往安康镇坪实地考察，和主编一起共同研究探讨点校工作中的难点及对策。编校人员严格按照旧志整理、出版相关规定及程序，查阅邻县相关志书资料，到实地走访、考证论证，在力求“忠实原文”，对原稿卷次、内容、和记述顺序保持不变，仅根据横排需要对原稿格式略作调整的基础上，对原志进行断句标点，对古迹、地名、人名进行校勘注释，对官名、典制名称进行解释，对历史掌故、事件进行阐述。力求精益求精，为读者提供方便阅读、容易理解的古籍读本。

　　《民国镇坪县志点校》一书主要包括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镇坪县志稿》，志稿是民国三十三年（1944）底，县长冯志旭聘请安康方志大家鲁论为总纂编纂而成的。《镇坪县志稿》断年为书，起于明成化十二年（1476），止于民国三十三年（1944），分六目二十八卷，计纪一、图一、表五、志十、略一、传十，另附文征二卷，共计三十卷，是镇坪旧志中记述较详的一部。占《民国镇坪县志点校》总篇幅的80%以上。第二部分是《镇坪县县志略》，志稿篇幅短小，略而不详。全文共7000余字，分为“沿革”“面积疆界”“气候与雨量”“地势、山脉、河流”“交通”“主要物产”“名胜古迹”等7章，将镇坪概况作一粗略介绍，编纂者不详。《镇坪县县志略》以附录一的形式布局。第三部分是《镇坪县乡土志》，篇幅亦不长，大约15000余字，志稿共分三卷。第一卷包含星度志、地理志、建置志、祠祀志，第二卷包含赋役志、人物志、选举志、物产志，第三卷包含风俗志、兵岁志。《镇坪县乡土志》是民国十二年（1923）镇坪人刘式金撰成。刘式金，字幼宾，宣统二年（1910）由优附生在陕西优级师范博物科毕业，奉旨奖给师范科举人并加中书科中书衔。民国十一年（1922），恰逢紫阳前知事刘式金在镇坪为先母守墓，县知事袁家声聘请刘式金为陕西通志镇坪县采访主任，于民国十二年（1923）完成撰稿，刘式金曾于民国十五年（1926）任职镇坪知事。《镇坪县乡土志》以附录二的形式布局。

　　镇坪建县较晚，上古时代为庸国属地。鲁文公十七年（前610），楚庄王联合秦巴灭庸，庸地属楚。秦惠文王后十三年（前312），设西城县，镇坪为西城县辖地。汉承秦制，设汉中郡长利县，辖镇坪。光武六年（30），废长利县，先后并入锡县、西城县。此后数百年间，镇坪所隶属之郡、县行政区划迭经变迁。唐武德元年（618），划金州县东南设平利县，辖镇坪，属山南东道金州。此后直至明初，平利县建置区划基本保持稳定。明正德八年（1513）始于汉中府金州平利县下设镇坪巡检司，后裁撤。清乾隆四十八年（1783）复设巡检，道光四年（1824），升巡检司为镇坪抚民分县，设县丞，仍隶平利。民国元年（1912），改镇坪县丞为一等县佐。九年（1920），升镇坪县佐为三等县，设知事，自此镇坪始脱离平利独立设县。二十年（1931）升镇坪为二等县，改知事为县长。建国后，曾于1958年一度撤销镇坪县建制，1963年复置。

　　陕西省第五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许卓修在《镇坪县志序》中道：“镇坪县东邻湖北竹溪，南接川省巫溪、城口两县，西北与平利接壤。全境层峦叠嶂，擅天然形胜，为百二雄关之一，尤以鸡心岭、竹叶关及六里垭等八大卡最称险峻，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概。镇坪地区虽称边远，然蕴藏颇富，在现代战争运用与经济建设，实为国防后方最佳发展之地。” 镇坪设县既晚，加以地处窎远，人口稀少，经济落后，旧有兴安府志、平利县志等地方志书涉及镇坪者，大多寥寥数语，于镇坪之山川、建置、职官等皆略而不详，而对于镇坪地方人物，更是记载甚少。清末和民国时期，镇坪曾数度修志，皆因社会不稳、民不聊生、百业凋敝，未曾付梓。“宣统元年，县丞杨文濂奉檄限纂《镇坪乡土志»，以备陕西宪政编查馆暨通志局采辑之用。时布衣王子葆卿盖尝述之，余从而读之，窃谓限制弗严，考核弗精，非志法也。民国五年，张县佐世垣先后延请邑宿赖子子麟、吴子显斋更番修辑。其书虽未睹，然大匠绳墨必有家法，悉合志体。惜司存掌故弗严，归乌有矣。” 民国三十五年（1946）元月，冯志旭在《新修镇坪县志序》中道“县志编纂闻曾有数次之提议，而均无从着修。一县之大，竟无县志，能不慨叹！ 各方对之认为神秘地区，且多谈虎色变。余于二十九年来长是邑，安定秩序、抚辑流亡，悉心整治、标本兼治。数年以来，一切幸告就轨，爰拟编修县志……镇坪地处虽甚特殊，而蕴藏极富，且出产多珍贵。过去以防匪无方、抚字不勤，致富源变为乱源.今县志告成，内有所稽考， 外正其认识，抑地方之开发将从此始焉。” 冯志旭，陕西同关（今铜川）人，《镇坪县志稿》并没有他的情况介绍，笔者也没有查到有关他的更多资料。尽管如此，我们仍能从《镇坪县志稿》中看到，冯志旭任职前的镇坪，由于连续十余年的兵燹匪患，人民逃亡，田园抛荒，十户九家无隔宿之粮，官兵四乡搜抢粮食，籽种亦被掳掠一空，致多无籽种播种，遂演成二十八、二十九两年人相食巨灾。冯志旭到任后，镇坪渐次恢复社会秩序，赈灾、清查土地、恢复教育、成立卫生所、生产合作社，颇多修复民生之举。纵观民国时期镇坪县长任职时间，多数任职一两年，部分甚至只有几个月，官员更替如观走马灯，令人眼花缭乱。冯志旭在镇坪任县长竟长达到八个年头，这不仅在镇坪绝无仅有，在安康地区也算凤毛麟角。从社会经济发展角度来看，冯志旭应该是有功于镇坪的。卓修在《镇坪县志序》最后说：“县长冯君志旭筹维领导，继往开来，厥功尤伟。念邱明之受经与伯厌之司籍，同心协力，共成盛举，使今后镇坪有一完善之志书，且为有县以来开一新纪，诚足以馨香百祀也。” 现存的三部旧志，特别是《镇坪县志稿》，记载了镇坪数百年来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方面的发展状况，保存了翔实的史料，这对于了解镇坪的沧桑变化，有着重要的参考和研究价值，是不可再生的宝贵地情资源。

　　《镇坪县志稿》总纂鲁论邃于旧学，亦颇通新学，因此能以比较现代的眼光和科学的精神进行编撰，搜访辛勤，资料翔实，条理分明，于事关国计民生、风俗人心者尤不惮其详，故镇坪虽属偏僻小县，而《镇坪县志稿》则富赡精详，在民国地方志中堪称上乘。

　　鲁论（1882—1945），本名仁寿，字长卿，陕西安康人。早年科场失意，乃奉佛教以静心养性，尝任安康县佛教会理事、中国红十字会安康县分会会长等。曾执教于慈惠学校，精研文史，藏书甚富，尤留心于方志谱牒等地方史料。著有《鲁斋全集》（内诗集12卷，续2卷；文集4卷，续1卷；联话2卷。）《续安康县兴贤学仓志》《陕南老林开辟荒芜流考》等。民国中，鲁论鉴于安康地方自嘉庆十七年（1812）《续兴安府志》纂成以来，百余年间再未续修，遂倾其家资，遍访遗存，广搜资料，历时近20年，独力撰成《重续兴安府志》。该书共25卷约40万字，分为疆域、建置、食货、职官、学校、书院、昭忠、社会、慈善、交通、实业、名宦、人物、经籍、金石、军事、艺文、拾遗、补遗等19志，其中社会、慈善、交通、实业等志为前人旧志所无。他在《自序》中说：“自嘉庆辛未迄宣统辛亥，中间如砖坪、镇坪疆域之分置，白河、洵阳营制之添移，以及新学之发明、外交之侵袭，即下至社会，亦各有进步，大异往昔。若不搜而辑之，吾恐时移势迁、传闻异词……文献无征也……于是重鼓勇气，乃从事搜集不少懈。”《重续兴安府志》内容丰富，史料详实，是安康地区重要的地方文献。

　　鲁论对方志之学素有研究，在地方志编纂的理论及实践方面，特别推重会稽章学诚、湘潭王闿运这两位大家。故他在《镇坪县志稿》第一卷卷首即开宗明义地说：“ 方志为一县之史，征文考献，应仿《春秋》年经事纬备载一县之大事，以待国史之采择，斯为得之。旧志多昧此旨，藉口金匮石室之文非地方守土者所得窥，盖不谙史学，未知方志为史要删之义也。会稽章氏学诚深于史学，故其撰《永清县志》，定著纪、图、表、书、略、传六体；继撰《湖北通志》，变为纪、图、表、考、略、传六体。礼分经曲，若网在纲，深合史法，惟变“志”为“书”“考”，窃不谓然。后览湘潭王闿运所撰桂阳、衡阳、湘潭各州县志，悉用纪、表、图、志、传五体，又以表、图之宜附见于志、传者附志、传后。其不拘成见、取舍得宜，实获我心。爰采其体，兼用章说。盖体例宜采诸家之长，不宜墨守一家之言也。兹志镇坪，定著纪、图、表、志、略、传六体，其图、表之宜附见于事者，亦附事末。挈其纲领，以编年纪冠首，作编年纪第一。”

　　鲁氏这一理论，在他撰修《重续兴安府志》时已得到实践，至主持编纂《镇坪县志稿》则更趋成熟。其《重续兴安府志》中增设了前人旧志所没有的社会、慈善、交通、实业等类别；《镇坪县志稿》在此基础上又增添了“统计表”“宗教志”“技术列传”等颇具现代科学眼光和意义的卷次。就中可见，在方志编纂理论和实践方面，鲁论既借鉴、继承了前辈学者的优秀成果，又结合时代发展和社会变迁的实际，与时俱进，做出了自己独到的贡献。具体而言，鲁论主持编纂的《镇坪县志稿》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其一，体例颇有创新。

　　鲁氏之志镇坪，“记载务求其确实，体例犹贵乎谨严”，而其与传统旧志最大不同之处，或者说进步之处，就是在编纂中大量运用列表的形式进行记述。他说：“事有千端，非提要则莫明真相；言岂片纸，非钩玄亦难得真诠。然徒情见乎词，究不若言皆有物。俾全书毕见一览无遗之为愈也，是有表虽则全豹未窥，而一夔已足矣。兹特为表以总大凡，或浑括以概其余，或详赅以究其□，总期事无遗漏、文归简明而后已。” 史书之有“表”，肇自司马迁《史记》，后史相承，表志愈繁。宋元以来，表在方志的编纂中也多有应用，其内容一般不出于大事年表、钱粮数目之类。鲁氏纂《镇坪县志稿》则不然，他单列“统计表”一卷（卷七），就镇坪县之户口分布、教育、人民职业分类、居民籍贯、土地面积、矿冶调查、药材调查、山货调查、（民国）三十三年度财政整理概况、各种会（政府附属组织如军事征运委员会、物价平抑委员会等）专门列表统计。如“教育统计表”，即统计镇坪县下辖首善、曙平、文竹、古竹、晶珠五乡之中心学校、国民学校、就学人数、失学人数、毕业人数、不识字人数等项，横竖比较，分列合计，一目了然。不仅如此，《镇坪县志稿》卷三“舆地沿革表”、卷四“职官表”、卷五“选举表”、卷六“氏族表”，皆主要以表格的方式行文，真正做到了鲁氏所说之“事无遗漏”而“文归简明”。在全书其他部分，如卷八“气象志”、卷十三“兵防志”、卷十四“食货志”、卷十五“社会志”、卷十六“交通志”等卷次，“凡事之可以统计者皆为列表”，于记事之后附以表格。如此则叙事要言不烦，而统计巨细无遗。详略得当，相得益彰。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鲁氏在《镇坪县志稿》中所做大量“列表”，并非传统旧志中简单的事项罗列，而是从形式到内容都符合现代统计学意义的“统计表”。这些统计表种类丰富，内容详赡，其所涉资料之广度与深度，都是传统旧志完全无法相比的。与记大事、传名人、志名胜、列方物的传统方志“写意”作法相比，《镇坪县志稿》尤其是其中的各类“统计表”，对于清末至民国三十三年以迄，镇坪这块土地上的人民生活、社会变迁作出了具体而微的“工笔”记录。其中很多资料的原始依据早已散佚无存，今天我们要研究清末民国镇坪乃至安康地区的历史，《镇坪县志稿》是不可或缺的珍贵文献。概而言之，《镇坪县志稿》之编纂，是对我国历时久远的方志编纂传统的继承、创新和发展。

　　其二，持论客观平允。

　　《镇坪县志稿》之志镇坪宗教，于儒、释、道各家皆有所记述。总纂鲁论虽奉佛修身，以为“释氏之经义可补儒学之不及”，但并不佞佛迷信，而是理智以对，客观评价，认为佛教“其玄理足以启发人智，其因果报应之说又足以范围庸众”。对于其他宗教，鲁氏的态度是“吾国各族现行各教各有其真理，已深入各族之人心”，主张“信教自由以顺舆情”。由此也可见出他在修志时所秉持的客观立场。

　　鲁氏在《镇坪县志稿》卷二十七《列传九·阙访》卷首云：“方志之作，采众论以成一书。事或遗缺，存其崖略，则博考有资；说有异同，合其是非，则折衷易辨……凡传闻异词皆为斟酌取去以著于篇，他若梗概略见、事实难稽，亦为存其姓名，以俟后来之削择焉。”是其记事传人，概以博考折衷、阙疑慎言为原则，力求客观。如本卷之记乡绅万国安，既节录《县档》中称其“天性豪爽，不避权贵，遐迩仰为山斗”等完全正面的记载，又在卷末“论曰”引用《郭兰坡文集》，详述郭在兴安知府任上，曾查办“万国安兄弟五人播弄愚民、包揽词讼”为害地方一案。鲁氏综合辨析《县档》和《郭兰坡文集》中的相关记载之后，认为万国安“常以小智播弄乡愚之情已无可讳言”，其晚年之获罪遭遣，亦有自取之道。《县档》所云“遐迩仰为山斗”而“称先生不名”，实属讳饰之词。

　　我国具有悠久的修史传统，修国史、纂方志，其记事传人，都要求作者处于相对中立、客观的立场，不以一己之好恶来记录和评判历史人物，多方采择，审慎考辨，唯有如此，其所修之史、所纂之志才能更加接近于历史的真实，取信于当时而传信于后世。鲁论主纂的《镇坪县志稿》即较好地做到了这一点。

　　其三，笔端饱含深情。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内忧外患交织，国家屡陷于危亡，人民每遭其劫难。镇坪虽地处偏荒，亦不能幸免。尤其是民国十六年（1927）至二十七年（1938）十余年间，因处于三省交界之地，山高林密、谷壑纵横，有险可恃、易守难攻，而国民政府忙于内战，无暇顾及，镇坪遂被各股败退之残兵、啸聚之土匪居为巢穴，轮番劫掠。县垣焚毁，仓储一空，人民流离，生灵涂炭。鲁论在《镇坪县志稿》中，特别留意于此，多方征引资料，详细记载人民所遭受之苦难。例如书后所附“文征”2卷，即以绝句《己卯二月奇荒纪事》10首开篇。“其六：昔闻凶岁草为粮，剥树挖泥更惨伤。不到奇家今胜古，九家三见食伦常。附注：古竹四保五甲共九户，父食子、兄食弟、妻食夫，乃三见之。”“其十：啼饥索乳唤阿娘，亲见双双绕膝郎。一溺一抛情太残，挥毫我亦泪千行。附注：湖北竹邑刘家坪□民妇率子二至本县甘平水次，将大者祭于路，小者行不久亦抛水次。”己卯即民国二十八年（1939），此未署作者之纪事诗正可与《镇坪县志稿》卷一“编年纪”中“（民国）二十八年，岁大饥，人相食”的记载相印证，可见当时镇坪受灾之重。在每卷末的“论曰”中，鲁氏也每每为此类国殇民瘼痛惜感叹，情见于词。比如，他在《中国国民党陕西省镇坪县党部职员表》说明栏写道：“镇坪因匪患频仍，县党部成立过迟，使当日有党为之指导，何致全县陷于匪化。余书至此不禁感慨系之矣。”其目的不仅仅是真实记录已经发生过的历史事实，更是借古以警今，欲引起当时及后来执政者的注意，使其知所戒慎，以资镜鉴。

　　另外，《镇坪县志稿》还特别重视人物记载，《镇坪县志序》专门提及：“邑中历代以来不乏英哲，如田大武、杨发、万铁樵、甘醉霞暨罗易门、涂荡古、李青苔、李益斋诸先辈，或著横海登坛之绩，或擅丹青飞白之能，或以诗赋名家，或向林泉遁迹，勋业丰隆、学行卓荦，其嘉言懿行，迄今犹想见其流风。”正文中也通过多种形式记述人物，不仅设置官职表、选举表、氏族表记录人物，在兵防志、社会志、交通志、政略志等志中以事记人，还专设列传，分忠烈、文学、耆年、技术、流寓、烈女、阙访等种类作专门记述，把章学诚“邑志尤重人物”的思想体现得淋漓尽致。

　　总而言之，《镇坪县志稿》记述客观、持论平允，作者笔端亦饱含深情，家国兴衰、百姓疾苦、桑梓情怀皆寓于其中矣。诚如鲁论所言，因编纂时间甚为仓促，加以兵燹之余镇坪之档案资料多毁于战火，家无藏书，文献难征，《镇坪县志稿》还存在着许多“不详不尽之处”。就其书稿本身来说，许多卷次并未誊清写定，还是反复涂改、难以辨识的草稿；而书稿第二卷“图”，在目录中标称有天文图、县境全图、乡区分图、城池图、政府图、武署图、文庙图、水利图等八种十三幅，实际上只完成了天文、县境、水利三幅，其余概付阙如。此外，《镇坪县志稿》征引经典及前人著述甚多，可能因为时间紧迫或案头无书，少数引文还存在不准确和错误之处。由于编者所处时代的局限性，其思想认识难免存在这样那样在今天看来不合时宜的因素，需要我们站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高度，用发展的观点实事求是地加以判别和取舍。

　　纵观镇坪发展史，忆往昔，漫漫千百年，农刀耕火种，人民衣食无着，行羊肠小道、渡险滩恶水，灾害之年人相食，兵匪猖獗民遭难，民国置县之后匪患长达20余年，其间 “10年匪患”最为严重，“可谓无一岁宁，竟致地方成无政府之状态，人民过非人之生活，元气斵丧，一切废弛。”看今朝，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政治清明，社会安定，基础建设天翻地覆，社会事业长足发展，城乡面貌日新月异，人民生活幸福安康。今昔对比，之所以呈现天翻地覆的变化，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巩固和发展。经世致用是史志学的优良传统，更是当代史志工作者追求的崇高目标。《民国镇坪县志点校》与一轮、二轮《镇坪县志》，三位一体，承前启后，述历史变迁、概地理形胜、记乡贤宦绩、览风土人情、聚人文魅力，是传承镇坪历史文脉、探索研究镇坪历史文化的重要文献。学史用志，有利于我们更深地了解县情的历史和现状，有利于凝聚力量、建设家园，有利于扬长避短、继往开来。正处在 “乡村振兴” “十四五”高质量发展新时代的镇坪人民，更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励精图治，克难奋进，继续谱写无愧前人、造福今人、惠及后人的华丽新乐章！

　　作者简介：覃大鹏，陕西省地情专家库入库专家，镇坪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