赘婿，又称“入赘”，安康和陕南俗称“上门女婿”、“招女婿”、“上门汉”，有些地方俗称为“倒插门”。

旧时中国人的婚姻形式，一般是女子“出嫁”男家，成为男方家庭成员，所生子女冠男方姓氏。与此同时，也存在男子嫁到女家并成为女家一员的婚姻形式，所生子女则冠女家姓氏。这种“从妻居”的婚姻姓氏称为“赘婚”。“赘婚”关系中的男子称为“赘婿”。

（一）

“赘婚”习俗，全国各地都有，但在安康和陕南秦巴山区较盛。笔者曾深入安康和陕南各县区乡间做过田野调查，在安康和陕南“赘婚”主要是如下几种类型：第一种是“招夫养老”，女方膝下无儿，只有一女，招婿男到女家定居，成为女方家中的一员，并赡养女家老人，所生子女随女家姓氏。或随妻居后，改性女方姓氏。第二种，也有的是膝下多女无子，较大的女儿出嫁后，待最小一女到婚龄年时，招婿上门，赡养父母。第三种是“招夫养子”。女的丈夫亡故，即寡妇，留下一些儿女，孩子尚小，家里失去劳力，生活困难，招婿上门，抚养儿女。这种婚姻，往往婚后没有夫妻感情，或孩子稍大懂事脱离夫妇关系，所以民谚有：“上门汉，二年半，娃娃长大你滚蛋”。第四种是“招夫养夫”。旧时封建包办婚姻，丈夫是痴呆、傻瓜、瘫子或病婆老而无依，无法生活，经公婆、丈夫和媳妇商议同意，再招一婿上门，承担原来丈夫的生活和供养公婆，养老送终，有子女的也负责抚养。这种婚姻叫“招夫养夫”。实际是“一妻二夫”制。这种上门女婿，绝大部分家庭难处，所以俗谚有：“招女婿，玩把戏，三天两早起”。第五种是“招婿继业”，女家比较富裕，有一定家产，膝下有女无儿，旧社会女子不能继承财产，招一婿顶儿，继承财产，延续香火。

这种“从妻居”的“赘婿婚”，大多是因女方家中有女无男，家中有一定财产，招婿是为生孙以继承家业。也有因钟爱女儿不愿其出嫁，招婿奉养父母，管理产业。从男方说，一种是家贫无力为子娶妻，借此为子成家；一种是贪图女方富豪，将子入赘女家。这种贫而多子和富而有女的家庭存在，便是“赘婿婚”依存的土壤。“赘婚”是母系氏族公社时期，“从妻居”古风的遗留和发展，它发生在由对偶婚向一夫一妻制个体婚过渡的时期。这种婚姻形式从其产生起就合理地存在于社会中，并一直相沿至今。

（二）

赘婿的起源和我国古代的赘婿。所谓“赘婿”,按“释名”上解释“赘”，属也：“横生一肉附着体也”。竟把赘婿比作附属人体的肉瘤子。按《说文》释：“以物质钱曰赘”，更把赘婿比作抵押品。从以上两种解释中可以看出赘婿在我国古代的地位是极低下的，被人看不起的，受到社会的歧视。

说到“赘婿”的起源，多数学者认为“赘婿”婚俗起源于战国时代。商鞅变法时，曾以法律形式规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史记·滑稽列传》：“淳于髡为齐之赘婿”，《汉书·贾谊传》引《陈政事疏》：“秦俗日败，故秦人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此皆最早记载“赘婿”婚俗的文字，时间上限不逾战国。亦可见其产生原因植根于当时经济制度的变更，是一种促进户数、人口增长和调节劳力资源的积极措施。颜师古注：“谓之赘婿者，言其不当生在妻家，如犹人身体之疣赘，非应所有也。一说，赘，质也。家贫无有聘材，以身为质也”。王先谦补注引钱大昕曰：“如淳云：‘淮南俗，卖子与人作奴，名曰赘子，三年不能赎，遂为奴婢’。然则赘子犹今之典身，立有年限，取赎者，去奴婢仅一间耳……其赘不赎，主家以女匹之，则谓之赘婿，故当时贱之”。赘婿的社会地位由此可见一斑。但当时各国的情况也不完全一样，齐国的“赘婿”性质就有异于其他各国。

秦始皇时期，朝廷不仅贱视赘婿，而且将“赘婿”列入“七科谪”之一，颇遭世人歧视，勒令他们与罪犯一起去戍边或服苦役。《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记载着这样一件史事：秦始皇在公元前210年巡视会稽，对当时婚俗中多是男到女家入赘的现象大为不满，认为这种婚俗必须铲除，因此在会稽山石刻中留下这么一段话：“有子而嫁，倍死不贞，防隔内外，禁止淫佚，男女诚。夫为寄，杀之无罪。”在秦始皇眼里，赘婿是公猪，是制造“淫佚”、“不贞”的罪魁祸首，应该杀之，由此可见秦朝赘婿地位之低下。汉代沿用其制，也很轻视赘婿。《汉书·严助传》说：“间者，数年岁比不登，民待卖爵赘子以接衣食。”当时，淮南一带的贫苦百姓就是出卖“赘子”来活命的。出卖的“赘子”，三年不能赎，便为奴婢，只能接受主子赐予的女子为妻。这种已婚的“赘子”，即成为“赘婿”。汉武帝时期，在远征匈奴和大宛的战争中，曾多次谪发赘婿同罪犯一起去充军作战和开发边疆。

唐宋两代更是把赘婿称作“疣赘”，社会认为他们是多余的。但其内容稍有变化，性质和以前相比也略有不同。《旧唐书·室书传》曰：“婚嫁之法，男先就女舍，三年役力，因得亲迎其归。役日已满，女家分其财务，夫妇同车而载，鼓舞共归。”宋代的入赘婿变成了“赘婚补代”、“赘婿养老”性质，女家没有男性子嗣。招婿上门接续宗祧，补充劳力，并赡养女家老人。赘婿有改为妻姓与不改为妻姓两种形式。这种婚俗的赘婿不存在“以身质于女家”的买卖契约关系，因此，在家庭中较少受到歧视。而且在一些地方还出现了自愿入赘的男子，并进而形成了一方风俗。宋范政明《岳阳风土记》载：“湖湘之民，生男往往作赘，生女反招赘舍居。然男子为其妇家承门户，不惮劳苦，无复怨悔”。《稗史汇编》：“冯布小时有才干，赘于孙氏，其外父（妻父）有烦恼事辄曰：‘俾布代之’”。当然，这只属于个别情况，总的来说，唐宋时期赘婿仍被世人所轻视。

元代分赘婿为四等，徐元瑞《史学指南·婚姻门》上说：“赘婿，今有四等焉：一曰养老，谓终于妻家聚活者。二曰年限，谓约以年限，与妇归宗者。三曰出舍，谓与妻析居者。四曰归宗，谓年限已满，或妻亡，并离异归宗者”。元代《通制条格》规定：“只有一子者不许出赘，若贫家只有一子，立年限出舍者听”。

明代，《户律》附例将赘婿分为两种：“凡招婿，须凭媒妁，明立婚书，开写养老或出舍年限……”前一种称为“养老婿”，后一种则称之为“出舍婿”。

明清两代，男到女家入赘比过去更为流行，有许多地方的民间无儿户，一概“以子为婿”，名曰“养老”。这时的赘婿，可以继承宗祧，组织家庭，接收产业，但不可有自己的姓氏。清代法律规定：“招婿须凭媒妁，明立婚书，开写养老或出舍年限，只有一子者不许出赘。其招婿养老者，仍立同宗应继者一人，承奉祭祀，家产均分”。清代更有不少很有才华的青年被人招为女婿。如大学者洪亮吉人赘于武进趙氏即是一例。

（三）

在我国古代，还存在另一种男子入赘的婚姻形式，称为“招夫”。“招夫”和赘婿形式相类，但性质不同，它特指入赘于寡妇之家或有丈夫之家（后者现在称“拉帮套”，多因丈夫无能力尽丈夫之责）。招夫源于汉武帝之姐馆陶公主，她因寡居，曾宠近董偃十余年，汉武帝不加责怪，反以主人翁呼偃。昭帝之姐安邑公主私通了丁外人，昭帝反公开明令丁外人侍奉公主。宋代袁采在《袁氏世范》中记载了宋时寡妇坐家招夫的习俗，称为“接脚夫”。元代周密《癸辛杂识》中记有“一村豪家为接脚婿”之语。明时王士晋《宗规》中说：“夫亡无招赘，无招夫养夫”。清朝邱炜萲说：“戚里早寡者，或不安于室，始也求牡，终且居鸠，率以招夫养子言为口实。”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出，寡妇聚夫是古代社会通行的招赘婚的一种形式，这种婚俗在传统中国的后期较为普遍。入赘的男子最初被称为“接脚夫”，又叫“接脚婿”、“接脚”等。沿至明清，寡妇聚夫，名称更多，“坐产招夫”、“坐山招夫”、“坐堂招夫”、“赘夫承业”、“招拐”、“孵床佬”、“垫房”等。寡妇招夫，一般来说，都是为了替前夫抚子养老扶孤，承当门户，入赘的男子须改从亡夫之姓。可知“接脚婿”的地位和其他“赘婿”一样，没有大的差别。老百姓的婚姻为世风所薰染，因家贫而入赘的男子更为世俗所鄙视。正因为如此，不少地方有“男不入赘，女不招婿”、“女不招赘”、“男以入赘为辱”的说法。在民国时期，甚至有“入赘女婿不是人，倒栽杨柳不生根”的谣谚。

随着社会的进步，赘婿不再是穷富间抵押、买卖的关系，而常常是因为家中无子嗣，要解决传宗接代问题，或是解决劳动力问题，“赘婿”毕竟是符合社会需要的一种婚姻形式，有生存的土壤，仅管封建王朝的不平等的法律和人们世俗的种种偏见，但却无法扼杀它的客观存在。在我国古典名著《水浒》中，就述说了有个王姓酒店，店主因膝下无儿，又要继承店业，便招了李小二为婿。后李小二和林冲有段谈话就讲了这个问题。

（四）

从婚姻史的角度看，招赘婚应是原始社会“从妻居”婚俗的遗留和延续，同时又是“服役婚“的变种或延伸。所谓“服役婚”，是指男方在结婚之前或结婚之后，为妻家服一定时期的劳役，作为对妻家损失的补偿。在彝、瑶、傣、壮、纳西、布朗、普米、景颇、侗等少数民族都实行过“赘婚”。如瑶族、黎族男子的“上门”婚；壮族、傣族男子的“入寮”婚；畲族，自古以来有以婿为子的风尚；蒙古族，达斡尔族，入赘婚也较普遍；云南丽江摩梭人的“走婚”（摩梭语：阿夏婚）；我因南方的彝、纳西、拉祜、布朗、景颇等少数民族都实行过“赘婿”。少数民族的这种“入赘婚”和汉族的“赘婚”不太一样，它只是原始母系社会“夫从妻居”制度的一种遗迹，这些地区经济不发达，男尊女卑的思想观念比较淡薄，男女婚嫁没有明显的界限，因此，赘婿不受社会歧视。

新中国建立以后，为了改变男尊女卑的旧封建传统，国家颁布了《婚姻法》，大力提倡男女平等，保证男女婚姻自主、居住自由，政府还大力提倡和鼓励男到女家成婚落户，并享有平等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