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唱子戏，又名二棚子、大筒子戏，是以汉阴话为唱白基准语音，以花鼓音乐为基调，用多种唱腔板式称谓和曲牌联缀，包括生、旦、净、末、丑角色行当的地方戏曲剧种。它根植于汉阴沃土中，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有着广泛而深厚的农民群众基础，堪称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化石。

清代嘉庆年间（1796—1820），从湖南、湖北迁移到汉阴的移民中，有人善唱大筒子戏。起初为爱好者的自演自乐，多在雨天、冬闲、夏闲乘凉、春节前后进行地摊坐唱或表演唱。道光、咸丰年间（1821—1861），移民艺人吸收了汉阴秦巴山区丰富的山歌民谣和民间舞蹈的滋养，对大筒子戏进行了嫁接改造，便有了汉阴小唱子戏刍行，并由自乐性地摊演唱发展为半职业性活动，先后出现了郭老六班、蒋机匠班。他们四处奔波，常为乡绅富户的红白喜事搭低台棚子（不能超过大戏台子）演唱。演出的剧目主要有《蓝桥汲水》、《桑园配》、《卖羊肉》、《保娃子打草鞋》等，仅有生、旦、丑三门角色。文场，为大筒子胡琴；武场有小锣、板鼓、铙钹等。同治至光绪年间（1862—1908），小唱子戏进一步发展，除了继续为民间节庆喜事演出外，开始承担庙会、堂会演出。同治元年（1862）郭老六班传给赵德恩领班，取名为“公义班”。主要艺人有赵德展（旦）、汶新连（生）、易正明（丑）等。石条街黑龙洞寺戏楼上所留“同治四年公义社在此一乐”字样，亦可证明公义社和小唱子戏的兴盛。光绪年间（1875—1908），公义班传给了第三代龚应晶领班。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小唱子戏只在乡下演出，直到清代中叶才进入汉阴县城。小唱子戏服装道具比较简单，一般上演小戏，有2—4名演员、2—3名乐手便可，对舞台无苛求，适合季节性和半职业演出。大筒子演凑时，以2—6定调（即内弦作2，外弦作6），常用曲调本无曲名，人们按其用处，以“小生调”、“老生调”、“半板”、“老配少”、“紧板”、“慢板”诸名称呼，其中“小生调”活泼愉快，主要用于小生、小旦出场；“半板”慷慨刚毅，多用于英雄人物。小唱子曲子多有一个共同特点，调性较统一，富有细腻缠绵的抒情色彩。汉阴老艺人、原县化工厂职工鲁仁贵保存的大筒子剧目有100多个，经常演出80多个，如《饭店会》、《双封官》、《万寿山》、《掉白扇》、《抱瓶》、《山伯访友》、《南桥汲水》、《阴阳断》等都是代表性剧目。其内容多反映风土人情及神仙鬼怪。清代和民国，汉阴小唱子戏班颇多，以涧池镇王家河的公义社最有名，王家河还被称作小唱子戏之乡，老艺人中，赵德占、邹老六、易正明、龚德美、隆应品、曹安亭、鲁仁贵、何天佑、何易奎、何易刚、何易典在左邻右县均有名气。

由于小唱子戏长期活跃在农村，替下层社会群众说话，常表演反抗封建礼教的“越轨行为”，又加之演出方便，不局限场

合，演员与观众常融为一体，演到高潮时，观众中也不时有人跳上台去参加演唱，所以，历来封建统治者将它视为“诲淫诲盗”、“有伤风化”的“淫词滥调”，予以压制和扼杀，有时官方明令禁演。但它是禁不住、杀不绝的，始终潜居在劳动人民中。

　　 新中国成立后，汉阴对小唱子戏进行过改造，去掉低俗情节，并重新组建了小唱子戏业余剧团。1962年，陕西省音协派人来涧池王家河搜集整理了小唱子曲谱，为《陕西地方音乐集成》提供资料。文化大革命期间，小唱子戏被禁演。1979年恢复演出后，蒲溪、三坪、杨家坝小唱子业余剧团先后演出了民间艺人郭诗兴改编的小唱子戏《假郎配》240多场，观众达10万多人次。随后，王家河小唱子剧团的传统戏《桑园配》，参加了安康地区戏曲调演，获得好评。20世纪80年代，汉阴小唱子戏每年平均演出80多场。进入90年代后，受荧屏文艺和多元文化的挤压，多数民间小唱子剧团解体，可王家河剧社仍在坚持演出。近些年，新涌现的观音河乡小唱子剧社、平梁镇蔡家河小唱子艺人非常活跃，常被邀请到外乡外县演出。说明小唱子戏的生命力是顽强的，是有演出市场的。

汉阴小唱子戏，应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加以保护，仅有的三处小唱子剧社应予以扶持。还有个提高的问题，不仅是服装道具要上档次，配乐音响效果要增加，更重要是演员和演技要上水平，小唱子戏才能走上节庆大舞台，才能赢得游客和观众的好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