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的文物遗存非常丰富，目前，全省已发现文物点约3.1万处，其中约四分之三是第三次文物普查[注1]发现的。《中国文物地图集•陕西分册》共收录境内不可移动的文物点18471处，加上包容于大文物单位的文物点共21020处。其中，陕北、关中和陕南分别占总数的30.4％、48.1％和21.5％，分布密度分别为每100平方公里8.0处、18.3处和6.5处。排除自然或人为因素造成的文物点的消失(以汉唐以来的各类地上遗存为大宗)，因建设和考古发掘而形成的地下遗存暴露的偶然性和不平衡，以及普查遗漏等因素，仍可从一个侧面印证陕西上自旧石器时代，下讫近现代的人类活动和社会发展的历史。
　  陕西自北而南分为陕北、关中、陕南三个面貌各异的地理环境和气候区。在这一自然背景下，反映人类活动的文物遗存，在数量、分布密度、类别和内涵等方面，都显出很大的差异。
　  与文物点数量和密度最直接相关的，是各时代的人口数量和延续时间。陕西的古代人口，商代和西周约为100万左右；春秋、战国约200万左右。秦汉以后有了较可靠的记载，秦代约为260万；西汉末年约为340万；北朝529年时降至20万左右；唐代最多达410万；北宋时最多达320万；元代1312年时降至40万左右；明代后期约为300万；清道光初年达到了巅峰，几近1200万。这一人口发展态势与各时代文物遗存的情况大致相合。至于新石器时代遗存数量较多(占全省总数的18.1％)，应是这一时代长达4000年以上，且遗存一般埋藏较深而相对消失较少的缘故。
　  陕北文物点的基本特点是：新石器时代遗存和近现代革命史迹数量大，古遗存的地方性、交融性和军事性质突出。陕北古遗址的数量占其总数的六成以上，其中新石器时代的又约占半数，两项的绝对数和比例均居三地区之首。说明在古代，尤其是原始社会时期，这一地区的自然条件远较今日优越，也是人类聚居、活动的重要区域之一。这一现象，也为探索新石器时代主要文化的起源，提供了极有价值的线索。陕北宋元时期的遗存数量也很大，所占比例远高于关中和陕南，占13.5％，应与其地处北宋与西夏、辽，金与西夏的边界，戍垒相望，军民迁徙频仍，保留有较多的军事性质遗存有关。元代初年，在延安置屯田鹰坊总管府等机构，推行移民垦荒政策，同时引进了南方修治梯田 (有遗址)的方法。其措施虽对恢复和发展农业起了一定的作用，代价却是严重地破坏了当地的植被等生态环境。14世纪以后，陕北的自然灾害渐趋频繁，兼之明初推行的卫所军人就地屯种制度，更加剧了这一恶性循环，致使“地瘠民窭”的局面一直延续到近现代。明末陕北进士马茂才(有墓)的反映当地“人相食”灾情的著名《备陈大饥疏》，以及其后发端于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而终成燎原的明末农民起义，都是基于这一自然和人文背景。这也是陕北明清文物点数量少和体量小的原因。至现代，贫穷闭塞的陕北，是土地革命后期仅存的革命根据地和1935～1948年间中共中央所在地，反映这一活动的史迹比例也相应较大。陕北的各代遗存，除秦直道、秦长城、明长城外，多沿黄河支流窟野河、无定河、延河、洛河流域分布，密度不及关中的一半；且南部延安地区密于北部榆林地区，关中中部至延安、绥德、榆林一线密于其东、西两厢；这与夏商以来，以中原或关中为中心的先进文化，向周边地区辐射、传播的历史状况吻合。
　  关中地区，是中国最早的古人类发见地之一，也是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密集分布区。夏商之际，先进的中原文化与陕西地方文化在此汇合、交融；西周至唐代的大部分时期为京畿所在；宋代以后，关中逐渐成为封闭、落后的西北地区的中心。关中文物点的数量几近全省的一半，且体量大，等级高，中心性的大文物遗存占突出地位，在类别、时代、分布和内涵上，与其历史脉络相合。关中古遗址与古墓葬的总和几占总数的70％，居三地区之首。其中，商周、秦汉、隋唐时期的遗存比例均高于陕北和陕南，与古代鼎盛时期京畿地区的政治、经济地位相符。作为行政区划的关中地区，文物点密度边远高于陕南和陕北，而几乎是陕南的三倍；如果仅就自然地貌的关中平原看，其密度又要高出近一倍。在商周、秦汉、隋唐等朝代国都或都邑所在的关中平原中、西部，河流稠密，土地肥沃，文物点更为密集。以100平方公里为单位，西安市区(不含临潼区、阎良区)达122处，咸阳市区为86处，周人的都邑周原所在的扶风、岐山两县为55处，连接咸阳市区与周原的兴平、武功两县为43处。这一狭长地带东西长约150公里，南北宽约20～40公里，连同其东西两端的临潼、风翔两县(区)，也是新石器至商周时代中原文化西进、甘肃和陕西本土文化东渐的主要通道和重要交汇区，陕西历年来的重要考古发现多出于此。
　 陕南文物点的数量约占全省五分之一，其遗存的地方性、交融性及长江流域的文化特征显著。在全区总面积中，山地和丘陵占95％以上，适合于古人类生息的平坝较少，文物点密度仅为关中的三分之一左右。从时代看，旧石器时代遗存发现较多，新石器时代、商周、秦汉、隋唐各代的比例边远小于全省的平均数，而明清遗存的比例最大，几近总数的60％，都与这一自然背景有关。从遗存的内涵看，陕南地处中国南北方分水岭的南侧，自旧石器时代以来，文化面貌就与关中和中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新石器时代的大溪、屈家岭文化，商周时期的巴、蜀、楚文化，以及其后几个分裂时期的：国蜀、南朝、南宋等，都对其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在陕南，明代以前的人类遗存，主要分布在汉江、嘉陵江和丹江的干流地区，而以溪中、安康、闻(州)丹(风)三个盆地最为集中。经明成化和清乾隆年间两次大规模移民的进一步开发，其遗存已深入至上述江河的支流和秦巴山区腹地，从而形成了明清文物点数量多、分布广泛的特点。这些文物点以墓葬和碑刻为主，虽体量较小，但仍不失为研究本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以至人口迁徙的有价值资料。如秦巴山区的一大批墓葬碑楼，多以青石砌筑成牌楼式，分为一层两柱一间、两层四柱三间和三层六柱五间等形制，最巨者面宽达5～6米，高6～7米。其额枋、楼柱间多雕有花卉、鸟兽、人物图案或刻有楹联，具有一定的艺术价值。这类碑楼绝不见于关中平原和陕北，应是南方各地移民迁入后文化交融的产物。这一时期的墓碑，大都记有墓主的生卒年、祖籍和迁入本地的年代。迁入时间上自明成化、下讫清光绪，高峰期为清乾隆至道光年间。移民的来源，除陕西关中外，外省籍占多数，大宗为川、鄂、豫，还有陇、皖、湘、赣，乃至鲁、冀、浙、桂、粤等地。可印证史料中仅乾隆朝数年间，陕南即“安插男妇不下十余万人”，至乾隆五十二年(1787)，兴安府(今安康地区)人口达38万余，“较国初旧志所载，多至四倍’’等记载。至于移民迁入的原因，在原籍，不外乎人多地少造成的人口压力；在陕南，除过当时推行的招抚流民附籍的政策外，主要是玉米、红薯等抗瘠耐旱作物的引进，使得秦巴山区能容纳更多的人口(可资佐证的，有道光年间紫阳知县所刊的“劝谕广种红薯晒丝备荒碑”)。对山区大规模开发的后果之一，则是植被的破坏和大自然生态平衡的丧失。遗存于秦巴山地的一大批“严禁烧山毒河碑”、“护林碑”、“护漆碑”、‘：禁山碑”等，都在在地反映了第一代移民的后代们对这种生态环境恶化的忧虑和无望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