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由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中国文物报社联合主办的“关中—天水经济区”秦 

　　文化学术研讨会在西安举行。　

　　本次会议对前一阶段秦文化考古调查、发掘、研究与保护工作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与总结，同时也为今后如何连续、科学、规范、有效地开展工作制定了规划，倡导“考古先行、主动介入、加强保护、充分利用”的工作思路，积极推动两省与全国多机构参与合作模式的良好运行，使秦文化考古工作迈上新的台阶。　

　　秦王朝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封建时代，其历史影响深远，究其跟本，这当源自关中—天水历史长廊的秦文化。　

　　历史文化基地建设中的秦文化研究　

　　在关中—天水的历史长廊中，起码有三支考古学文化深刻影响了中国的历史进程。一个是史前时期的庙底沟文化，她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文化整合；一个是周文化，她奠定了中国古代的基本礼制；一个是秦文化，她创立了中国大一统的体制。我们以秦文化为例进行的研究，只是对这一区域中众多考古学文化在关天 

　　经济区彰显华夏文明历史文化基地建设中重要地位的一次初步探索。　

　　秦人先祖 “在西戎，保西垂”，带着商周文化的印记进入到西戎的领地，经过长期与戎人的交融和争斗，初有容身之地。襄公护驾平王东迁后，秦国始建立诸侯国，有了与关东诸国互通“聘享之礼”的权力。之后，秦国向东步步为营，逐渐壮大，先都雍城，最终定都咸阳，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　

　　秦人曾经创造的辉煌历史镌刻在关天这块黄土地上，它以传承、融合、吸纳、创新所凝练与塑造出的大秦精神，展示了一个伟大民族坚忍不拔，锐意进取的力量，体现了中国古老文化经久不衰的顽强生命力，这种精神对于我们今天实现民族伟大的复兴仍然具有一定的意义。　

　　关中和天水一线相连，地处亚欧大陆桥中心地带，承东启西，连接南北，区位优势得天独厚。这里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历史厚重而深远。　

　　国务院颁布的《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是国家在新的历史时期加快推动西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一项有力举措。规划明确提出了打造全国内陆经济开发开放的战略高地，建设统筹科技资源改革示范基地、全国先进制造业基地、全国现代农业高技术产业基地和彰显华夏文明的历史文化基地，并以该经济区引领和带动西部和北方内陆地区跨越式发展。这其中，建设彰显历史文化基地，实施对文化遗产的传承与研究，保护与利用，对于展现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打造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历史文化品牌，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在中国经济区的建设上，还从来没有过将历史文化作为一个基地，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去规划的先例。所以，对文物工作者来说，这是前所未有的机遇，同时也是义不容辞的责任。而在彰显华夏文明的历史文化基地建设中，秦文化考古工作的任务是既要全方位揭示出文化本体的面貌与内涵，又要深层研究秦人由弱到强，由强而盛的历史演进过程，以达到启迪后世，传承文明的目的。　

　　由于古文献记述上的某些阙如，使秦人历史一些关键的瞬间或多或少变得有些模糊。所以，考古工作一直是解读这段历史不可或缺的手段。上世纪80年代开展的毛家坪、秦都雍城与咸阳、秦东陵及秦始皇陵等重要考古发现，丰富了人们对秦文化的认识。但大家很快认识到，由于秦文化在发展中的时空变化及复杂关系，要将上述发现有机结合起来去探索秦文化发生、发展和变化的规律，就必须打破固有的机制，实现由相关区域和部门的联合攻关才能达到目的。　

　　在一些有识之士的倡导下，陕、甘两省文物主管部门本着“中心带动，两翼齐飞，组织协调，整体推动”的合作理念，建立了合作机制，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目前已对两地文物资源的整合与展示提出了一个整体框架，建立了宝鸡和天水考古工作基地，同时也对未来的文物保护和合作发展前景设定了“考古先行、主动介入、加强保护、充分利用”的方向和思路。持续与和谐，传承与发展，是关天经济区秦文化考古工作的方向。　

　　目前，在对关天地区秦文化的考古中，由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北京大学文博学院、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国家博物馆等单位组成的课题组，以陕甘两地为平台，以多方协作为机制，以课题项目为支撑，以学术研究为依托，围绕着诸如早期秦文化探源、秦戎关系、早期秦都邑与陵墓制度研究等方面的课题，展开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由此，大秦王朝兴亡的脉络，逐渐显现……　

　　陇东—追忆帝国童年　

　　1983年，北京大学考古学系与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在渭河上游的甘谷毛家坪遗址首次发掘到西周 

　　时期的秦文化遗存，从而揭开了探索早期秦文化的序幕。　

　　在秦的历史和文化研究中，关于秦族来源和秦文化渊源是学术界关注的问题。然而，由于文献记载的简略和缺失，有关秦族的来源自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起就有“东来说”和“西来说”之争，而关于秦文化的渊源更是扑朔迷离。　

　　为探索早期秦文化的面貌，寻找早期秦都邑及先祖、先公陵墓所在，并为大遗址制定保护规划，在国家文物局、甘肃省文物局的大力支持下，由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国家博物馆、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西北大学文博学院五家单位组成联合课题组，于2004年启动早期秦文化调查、发掘与研究项目。　

　　当年即首先对礼县西汉水上游及其支流进行了详细考古调查，新发现汉以前各类遗址70余处，其中以早期秦文化为主的遗址38处，并发现“西山坪—鸾亭山—石沟坪”、“大堡子山—圆顶山”、 “六八图—费家庄”三个相对独立又互有联系的大遗址群。　

　　在对西汉水上游及其支流考古调查的基础上，2005年钻探和发掘了礼县县城附近的西山坪早期秦文化遗址，发掘面积3000多平方米，发现面积约20万平方米的西周中晚期城址一座，并发掘了同时期的墓葬、夯土建筑基址、马坑等重要遗迹。2005年还在西山坪遗址相邻的鸾亭山山顶发掘了西汉皇家祭天遗址。　

　　2006年，考古机构对大堡子山遗址进行了全面钻探和较大规模的发掘，钻探面积达150万平方米，发掘面积近3000平方米。发现一座面积达50万平方米、年代属于春秋早期的城址，钻探发现20多处夯土建筑基址、400余座中小型墓葬以及较丰富的文化层堆积。其中，发掘了大型夯土建筑基址一处、中小型墓葬7座，“乐器坑”一座，坑中出土了具有秦子铭文的成套大型青铜钟镈及石磬。　

　　2005年和2008年，考古机构详细调查了渭河支流牛头河流域，在清水县城附近发现了面积达百万平方米、堆积丰富的李崖遗址，今年8月—11月对该遗址进行了局部钻探与发掘，其中在一级台地上发掘了西周时期的4座秦墓和20多座灰坑。　

　　通过近年来西汉水上游和渭河上游的考古调查，以及在西山坪遗址、大堡子山遗址、李崖遗址的考古钻探和发掘，不仅使我们对早期秦文化的分布地域、文化面貌、聚落形态、经济类型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而且在有关秦族来源和秦文化渊源方面也取得重要进展。　

　　早期秦文化的葬制、葬俗以及以陶器为代表的文化特征与甘青地区大体同时期的卡约文化、辛店文化、寺洼文化明显不同，这说明早期秦文化并不是在当地土著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李崖遗址新发现的西周中期秦墓属于秦宗族成员的墓葬，头向西、直肢葬、腰坑殉狗，随葬多件具有商式风格的分档鬲、簋、大口尊等，似乎与商文化有着某种渊源关系。由此表明，司马迁有关秦族与商王朝关系密切的记载是可信的，也就是说秦族东来基本可以认定。至于秦族何时、何地、因何原因从东向西迁徙则待于今后的考古发现和研究。　

　　秦族西迁至甘肃东南部后，成为周王朝的附庸，并受到周文化的巨大影响，因而，除自身特点外，也具有浓厚的周文化因素。据司马迁《史记·秦本纪》记载，早期秦都邑主要有 “西犬丘”、“秦邑”、“西新邑”、“汧渭之会”几处。关于这几处秦都邑的具体位置，史学界乃至考古学界有多种说法，通过这些年的考古调查、钻探和发掘，我们认为这几处早期秦都邑都已有迹可循。西山坪城址的始建年代大致为西周中晚期，城址内的大型夯土建筑、西周陶水管道、西周晚期中型铜礼器墓、大型祭祀马坑等重要遗迹的发现，表明西山坪城邑的等级较高，很有可能是秦人早期都邑—西犬丘所在。与西山坪城邑邻近的礼县鸾亭山西汉祭天遗址为寻找东周初年秦襄公祭天场所“西畤”提供了重要线索，也有助于说明西山坪遗址群的性质；大堡子山城址的建造年代晚于西山坪城址，为春秋早期。城址内的主要遗迹与城址年代相当或稍晚，大堡子山遗址群很可能为文献记载的“西新邑” 。大堡子山城址的建造年代与西山坪城址的废弃年代正好衔接，或者，秦襄公被封为诸侯后，便开始在大堡子山建立新的都邑，并逐步将政治中心转移至此；从钻探和发掘的情况看，李崖遗址主要堆积为西周中晚期遗存，基本不见东周时期的遗物。该遗址规模之大在整个牛头河流域以周代文化为主的遗址中是绝无仅有的。再结合文献记载，该遗址为西周时期周孝王封非子为附庸的秦邑大体契合；通过对渭河支流汧河的详细调查，位于汧渭交会处的陈家崖遗址很可能是东周初年秦文公东猎暂居的“汧渭之会”。　

　　早期秦人是在与西戎不断斗争过程中壮大起来的，这已在考古发掘中得到印证。从西汉水上游某些遗址中既有早期秦文化遗存，也有寺洼文化遗存的情况分析，早期秦人与戎人关系密切，既有战争也有和睦共处的时期。甘肃东部以“铲足鬲”为代表的文化是东周时期的西戎遗存，张家川马家塬战国西戎贵族墓地的重大发现，对于研究西戎文化乃至秦戎文化关系提供了重要资料。　

　　在与西戎不断磨合中，早期秦文化也逐渐呈现强势文化生存的征兆，成为日后大秦帝国崛起中必不可少的软实力。秦人开始东出陇山，向关中沃土挺进。 

　　雍城—帝国在此蓄势　

　　从陇东进入关中，秦先后筑汧邑、汧渭之会、平阳三座城邑，而后最终选定了理想的定都之地——雍城。据古文献记载，从春秋晚期至战国中期的294年间，雍城曾是大秦帝国最重要的都城，“穆公称霸”、“始 

　　皇加冕”等惊心动魄的一幕幕就是在这里上演。　

　　作为国都，秦人在雍城筑起了规模巨大的城垣，兴建了气势宏伟的宫殿，建造了宽阔的秦公陵园，使之成为当时各列国中发达的大都市之一。可以说，以雍城作为一处长久都城，在秦国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自此以后，秦国才真正揭开了其争霸中原、称雄海内的历史画卷。　

　　自秦献公将秦都从雍城东迁后，这里虽然失去了政治中心地位，但由于秦国祭祀天地及五帝的畤和祭祖的宗庙仍一度保留，当时诸多重要祀典继续得以在雍城举行，因此其原有部分都城设施仍被修缮与利用。至西汉前期，雍城郊外的蕲年宫一带为西汉帝王举行郊祀活动的著名场所，所以其重要地位及其历史沿革一直到汉武帝时期。　

　　由于古文献记述的简略或偏颇，早先雍城在人们的视线中相当模糊，而正是近七十年来几代考古人坚持不懈的努力才逐步揭开这座历史古城神秘的面纱。1934年，北平中央研究院在宝鸡斗鸡台发掘“瓦鬲墓”时，曾对雍城做短期的考察，开辟了考古人走进雍城的先河；上世纪50—60年代，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渭水队在雍城作过数次调查。1959年下半年起，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凤翔发掘队在雍城从事勘查、试掘工作，当时把主要目标放在寻找“城”的重心上，所以在对“南古城”为坐标的城址的初步认识上取得了一定收获；上世纪70—90年代，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成立雍城考古队，先后与省文管会、凤翔县雍城文管所合作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钻探和发掘，这一时期考古工作的视野和力度很大，着眼点放在整个雍城遗址范围，以宏观工作模式，采取“以陵找城、城陵结合，全面调查，区域勘探，重点发掘”的方法，初步摸清了雍城的位置、布局、形制规模。除城址外，首次发现了秦公陵园、国人墓地、郊外宫殿建筑。为了进一步摸清相关遗存的沿革与性质，考古人员曾重点针对性地对马家庄春秋秦宗庙建筑遗址、凌阴遗址、朝寝建筑遗址(局部)、高王寺窖藏、市场遗址、秦公一号大墓、孙家南头和凹里郊外宫殿遗址、八旗屯与西村、邓家崖国人墓葬群等进行了考古发掘；本世纪以来尤其在“十一五”期间，雍城考古工作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冀望利用国家支持大遗址考古工作的机遇，为今后长远实施“用科学的方法和手段对秦雍城采取以保护为中心”的目标计划提供全面科学的依据，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及时拟定了现阶段对雍城考古工作的基本思路，即在过去几十年来宏观工作状态下取得收获的基础上，再利用微观的方法对细部结构进行全面了解，并随之建立秦雍城地理信息系统。在考古手段上，采取“全面调查，选区域勘探，重点验证性发掘”的方针。在考古工作的理念上，遵循“与大遗址保护相结合，与遗存展示相结合，与科学研究尤其与解决重大学术问题相结合”的原则。“十一.五”期间已确定出雍城遗址保护范围为51平方公里。　

　　近年来雍城考古工作取得了一系列重要发现：在秦公一号大墓西墓道南侧发现一座“目”字形车马祭祀坑，为早期秦公大墓附葬制度及东西陵区布局结构的研究提供了新材料；在雍岭“汉王城”一带发现西汉早期夯土台遗迹，初步认为该遗址可能系传说中汉帝来雍城举行郊祀活动地点，这一发现为探寻“三畤原”及秦汉置雍五畤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在对秦公一、六号陵园进行复探时，发现兆沟外侧各有数百座中小型墓葬，同时对原勘探出的“中”字形、“甲”字型大墓重新做了关于墓主的认定或推定，而对“凸’字形、”目字形、刀把形和圆坑，则认为系陵园的外藏所属，并因此提出了秦公以外的夫人、宗室贵族、军功大臣可能葬于兆沟以外，这一新发现从墓葬制度上生动地反映了当时秦国社会内部等爵森严的场景，无疑对研究早期秦国陵寝制度的形成与发展至关重要；考古人员对秦公十二号秦公陵园37号墓上建筑遗址进行了勘探，为雍城下一步实现“多位一体”的保护、展示利用与研究工作所进行的考古发掘提供前期准备；考古人员在对城址以内的“秦穆公坟”进行调查、勘探后，认为它并非 “坟”，而是战国时期雍城城内靠近北城墙处的一座高台建筑，这一考古新发现为城址保护范围的进一步认定提供了科学依据。而考古人员在对豆腐村战国陶质建材作坊遗址考古发掘中，发现这里遗迹和遗物特别丰富，为研究当时制陶工艺流程、陶质建材的分期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十一.五”期间在雍城取得的重要收获和经验，为下一步开展全面细致的微观工作积累了经验。未来雍城的考古工作除遗址本体外，还要对其周边的丰富的聚落遗存进行调查与发掘，通过大量的考古材料“以物论史，透物见人”，最终复原秦人社会。　

　　在以雍城为都的294年里，秦人积蓄了雄厚的实力，完成了奴隶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加快了帝国继续东进的脚步。　

　　咸阳—帝国的巅峰　

　　秦都咸阳作为秦帝国之路的最后一站，从孝公十二年开始营建，至二世时被项羽毁之一矩，其间经历了七 

　　代公、王、帝长达144年的经略与扩展，创造了中国古代都城史上的多项辉煌。　

　　自上世纪50年代末田野考古工作开展以来，考古人员在秦都咸阳取得了一系列的重要发现，秦咸阳城的范围、布局，宫城的位置、形制、规模，宫殿的分布、特点，手工业作坊的分布，公、王陵墓、国人墓地分布的范围、主要特征等问题都不同程度地取得了新的进展，为进一步综合研究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帝国巅峰时的辉煌盛世，又逐渐显现在人们面前。　

　　经过50年来众多考古工作者的不懈努力，秦都咸阳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获得了一批重要的发现和收获。目前，秦咸阳城的范围和布局基本廓清，但在学术界内还存在一定争论，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主要分为两类：一类认为秦咸阳城分为内、外城，有明确的范围；另一类学者则认为秦咸阳城无外郭城，整体呈散点式分布。而相比于尚有争论的秦咸阳城，秦咸阳宫的位置、范围、布局已基本得到确认。　

　　咸阳陵区基本得到确认的同时，考古人员又在长安区神禾原新发现一处战国秦陵园遗址，经考古发掘和专家研究，认为它的主人可能是夏太后或者是秦二世；近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对位于秦咸阳城西北的所谓“周陵”及其周边的相关墓冢进行了详细勘探，基本确认其为战国秦遗存，从而证明了秦都咸阳应有毕陌陵区的推测。此外，考古人员还在秦都咸阳周边发现了数千座战国至秦代墓葬，这些墓葬资料对研究秦都咸阳人口分布、人员成分、文化交流有意义。　

　　在考古调查、勘探与发掘中，还在秦咸阳宫中发现了高台式建筑基址和壁画。高台式建筑基址，一改传统的建筑风格，拉开了中国古代皇宫建筑由庭院式向高台式过渡的序幕。宫内的壁画，绘有长卷式的车马出行、人物、楼阙、花草树木等图像，内容丰富多彩，气势煊赫壮观，在中国绘画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50年来，秦都咸阳的考古发现和研究工作虽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尚有很多问题亟待解决。如外郭城的有无问题、宫殿是否均“宫自为城”问题、“六国宫”的位置问题、阿房宫的布局问题、陵园的分布问题、手工业作坊的分区等等。基于这些问题，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下一阶段的工作计划中，将对既有考古资料进行梳理、整合，创建秦都咸阳的GIS地理信息平台；对秦咸阳城宫城遗址两侧进行全面勘探，并选择区域进行小面积发掘，为解决外廓城墙的有无、宫城外其他宫殿遗址的性质等问题积累资料；在“咸阳北阪” （三道原）进行详细勘探和发掘，确认相关区域夯土遗迹的时代、性质，以期解决“六国宫”的分布、“宫自为城”等问题；对聂家沟附近发现的手工业作坊遗迹进行详细勘探和局部发掘，确认其范围、性质；对咸阳早期陵区进行详细勘探和局部发掘，对阿房宫、望夷宫、兰池宫等遗迹进行详细调查与勘探，解决其位置及性质。相信在这一系列工作完成后，帝国雄风将重现于世。　

　　其实，帝国的盛世与秦王的奢靡不仅仅体现在规模恢弘的宫殿上。在地下，同样存在着令人叹止的奇迹。 

　　秦陵—帝国的奇迹　

　　上世纪80年代，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开始对秦东陵展开大范围调查勘探，先后在骊山西麓台塬地带首次发现包含有“亚”字型大墓的秦人墓葬区，并确定其为秦东陵园区。这一发现缩小了从秦先公陵园到秦始皇帝陵 

　　园发展演变研究的缺环。　

　　按照当年的调查勘探，秦东陵南起洪庆沟，北至武家沟，面积24平方公里，有亚字型大墓两处3座，中字型大墓2座，甲字型大墓5座，陪葬坑3座，陪葬墓区和建筑遗址多处，分别归属于四座陵园。其中一号陵园面积72万平方米，陵园内勘探出2座亚字形大墓、陪葬坑2座、陪葬墓区2处、地面建筑基址4处；四号陵园面积80万平方米，陵园内探出亚字形大墓1座，甲字形陪葬墓2座，陪葬墓区1处；二、三号陵园则面积较小，无亚字型大墓，但都有中字型大墓、陪葬坑、陪葬墓区和建筑遗址等。当年的调查勘探取得了积极成果，不过限于条件，还留有大量进一步工作和探索的空间。　

　　进入新世纪以后，基于大遗址保护的迫切要求和工作思路的改变，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确定了秦东陵研究的新的课题目标，对上世纪80年代发现的秦东陵及其周边区域作进一步高密度的踏查和勘探，以求弄清各个陵园范围和基本布局。工作开始以后，很快取得了重要成果，一是在较短的时间内核实了80年代的勘探结果；第二，新发现了许多地下文化遗存，其中1号陵园新发现古墓葬、建筑遗址等遗迹20处，2号陵园新发现遗址1处，3号陵园新发现遗址迹象10处，4号陵园新发现遗迹10处，2、3号陵园以东斜口街道办事处一带新发现遗迹28处，初步判断有可能是一处新的秦公陵园或战国秦代地下文化遗存；第三，田野考古调查勘探还在先前确定的秦东陵范围之外，新发现较大规模的地面建筑遗址，新发现不少排列有序的古墓葬。有征象表明，随着勘探工作的进一步开展，秦东陵陵园的范围、布局及内涵等将进一步清楚。　

　　在现代考古理念之下，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秦始皇帝陵园考古也调整思路，重新设定了关于始皇帝陵主体格局探索研究的目标和技术路线，方法上则全然以考古勘探为主，在认真疏理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几十年始皇帝陵考古积累的基础上，有轻重区分，也有缓急安排，对秦始皇帝陵园进行了全面的考古勘探工作。经过近两年的考古勘探，秦陵考古队一共勘探了100多万平方米，包括由于沙石原因多年钻探一直无法取得进展的陵园南区，实现了秦始皇帝陵园以内的全面勘探，这无疑大大提升了秦始皇帝陵研究的基础平台。　

　　不仅如此，在这一勘探过程中还有多项意义重大的新发现。勘探中新发现了秦始皇帝陵园外城北门遗址，是2010年秦陵考古的重大收获之一，它证实了外城北门存在，平息了多年关于有无外城北门的学术聚讼，同时也为秦始皇帝陵的整体格局和朝向提供了重要实证。　

　　此外，内城北墙上两个门址的考古勘探，也提供了不同于以往了解的新资料和新信息，它与其它内城门的结构、尺度完全不同，位置亦不居中，对陵园整体形制研究也有不寻常的意义。　

　　考古人员在内城西北区域和西内外城之间都发现了规模较大的建筑遗址，一些建筑遗址或可能与秦始皇陵陵寝建筑有关，尤其正处于秦陵寝建筑北侧一带的建筑遗址，范围大，结构复杂，很可能是陵寝建筑的重要部分之一；一些建筑则连接着园寺吏舍遗址，或还是园寺吏舍遗址的另一部分；还有不少难以骤定性质和归宿的建筑遗址、道路等，其范围之大难以想象，或已是秦始皇帝陵特征性标记之一。　

　　除了发现规模较大的建筑遗址外，考古人员还在秦陵南区内外城之间新发现了2座陪葬坑，编号为K0901的陪葬坑呈方形，而另一座编号为K0902的陪葬坑其形状则呈刀把形，两坑下面都有红烧土或焚毁坍塌造成的空洞。　

　　同时，在秦始皇帝陵园内外城之间还存在着10多座秦汉墓葬，考古人员发掘了其中的8座，这为秦始皇帝陵园历史变迁提供了的重要信息。其中南内外城垣间的M1、M2使用长条形实心砖筑成墓室的作法是迄今为止未曾发现的新材料。　

　　虽然秦始皇帝陵考古注定是一项漫长的系统工程，但积以年日，有关陵园的格局和脉络已经逐渐明晰起来。埋在地下的帝国奇迹，正在褪去它神秘的面纱。　

　　事实上，从秦人东出陇山，到建都雍城，乃至一统天下的时候，在秦人的后方始终都存在着另一个不可小视的部落——西戎。　

　　马家塬战国墓地---西戎文化的再现　

　　在两周时期，“戎”是活跃在中国西北历史舞台上的一支重要力量，有多支西戎生活在陇山东西，早期的周人也被认为曾经窜于戎狄之间，西戎和周处于长期的对峙状态，西周王朝的灭亡和申侯联合西戎所发动的叛乱有直接的关系。早期的秦人从遥远的东方迁徙到甘肃东南部的时候还相当羸弱，周王朝把秦人安置在甘肃东南部在很大原因上是为了帮助他们抵御西戎，所以史书记为“在西戎，保西陲”。秦人虽和西戎之间有 

　　短暂的联姻，但战争状态一直在持续，秦人在西陲的大骆一支就为西戎所灭。　

　　早期秦人就是在不断与西戎的斗争中发展壮大起来的。庄公之父秦仲在复国与西戎的战斗中阵亡，直至庄公时才驱逐了西戎，光复了西陲。此后经过秦人数代的经略，至秦穆公时“秦用由余谋伐戎王，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秦武公时首次在邽戎之地设立了邽县，进一步确立了秦对西戎的统治。秦与戎的战争一直持到战国时期义渠之戎被秦人征服。秦人在稳固了自己后方后，得以向东发展。随着秦人对西戎的征服。西戎诸族有的被内迁，有的向西方和西南迁徙，留在当地的多沦为秦人的附庸，同时部分西戎也融入了秦人当中，共同参与了华夏化的进程。　

　　考古学上所认识的羌戎文化最早可以追溯到距今5000年左右的马家窑文化时期，其后的齐家文化、寺洼文化、辛店文化和四坝文化等也被认为和羌戎系民族有关。先周和早周时期发现在宝鸡一带以高领袋足鬲为代表的一类遗存可能和姜戎有密切的关系。甘谷毛家坪遗址的发掘发现了西周和春秋时期的秦人遗存和西戎的遗存。但进入战国时期，西戎考古学文化的面貌再一次变得模糊，而马家塬战国墓地的发掘为我们认识西戎文化的面貌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和珍贵的实物资料。　

　　马家塬墓地位于甘肃省张家川县木河乡桃园村，这里有古代汧陇古道可通关中平原。墓地以大型墓葬为中心呈半月形布局。墓葬形制可分为两侧为阶梯式墓道中间为斜坡墓道的竖穴木椁墓、阶梯式墓道竖穴偏洞室墓和竖穴土坑墓三大类。墓葬中普遍发现有殉牲，主要为马、牛和羊，部分墓葬还殉狗。个别墓葬还发现有牲祭的现象。绝大多数墓葬随葬有装饰不同、数量不等的车。其中九级阶梯式墓道竖穴偏洞室墓中普遍随葬有五辆车。竖穴中有车四辆，装饰最豪华的第五辆车见于前墓室中，这类车辆有贴金银铁车器，以贴金银铁饰件、金银动物形饰件、镂空金银花形饰件和汉紫、汉蓝、铅白珠子进行通体装饰，极其华丽，是目前发现的装饰最为豪华的车辆。竖穴中随葬的车辆分为髹漆再以方形和三角形铜镂空花饰件装饰的车、髹漆车和未经任何装饰的木质车辆三类。另为，等级较低的墓葬还使用方形和三角形锡镂空花饰件进行装饰。　

　　随葬品中各类质地的珠子数量最多，金银器次之。铜器的主要器类有鼎、壶、甗、铲足鬲、镜、镞、戈等；金银器主要为金带饰、金耳环、银杯及其他各类装饰品；铁器有铜柄铁剑、铁戈、铁矛等；陶器为罐、壶、釜、铲足鬲。珠子的质地和形式多样，有玻璃、绿松石、肉红石髓、汉紫、汉蓝、铅白。发现有一定数量的蜻蜓眼。等级较高的墓葬中墓主有一到三条不等的金腰带饰和金带钩，级别较低的有锡腰带饰。其中16号墓葬墓主头顶部有圆形金饰，佩金项饰、银项饰和金耳环，腰部有金腰带饰三条，小臂部有金臂钏，腰下部和腿部有大量的铜十字形节约，足底部有银质鞋底。另外，在左臂部还发现有银马和铜柄铁剑，身体周围有大量的排列有一定规律的汉紫汉蓝和铅白珠子。　

　　金银器的加工工艺包括了剪切、镂空、铸造、捶揲、錾刻、掐丝、镶嵌、焊接及金珠工艺等多种工艺。　

　　马家塬墓地包含了多种文化因素。反映欧亚草原西部的文化因素有大量使用金银器的传统，金珠、掐丝和宝石镶嵌工艺，其中的一部分动物纹样等。体现了中国北方草原文化影响的因素有带柄铜镜、动物纹带饰、有銎镞等。与秦文化和中原文化相关的因素是铜壶、铜鼎、铜甗和铜戈等。体现当地地方特征的文化因素为阶梯式墓道的竖穴偏洞室墓、装饰豪华的车辆、铜铲足鬲等。当然，这些文化因素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在一件器物上有时也会体现多种文化因素，有的进行了本土化的改造，而且这些文化因素在马家塬墓地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充分地进行了融合。这种多种文化因素有机共存的文化面貌当是战国晚期西戎文化的真实面貌。　

　　马家塬墓地是目前发现的等级最高的西戎贵族和首领的墓地。大量金银器和装饰豪华车辆的使用，表明当时的西戎贵族和首领占有了大量的财富，这种情况的出现可能有秦当时采取的对西戎进行怀柔统治的政策有关。为了保持后方的稳定，秦国可能给予了大量的赏赐和馈赠；另一方面，因为统一六国战争的需要，当时秦戎之间有大量马匹贸易，西戎因此也大获其利。而多种文化因素在该墓地共存的现象可能与十世纪以来欧亚草原游牧化进程完成后导致文化交流更加频繁、亚历山大的东征、西戎的迁徙和秦戎关系的变化等多种原因有关。　

　　虽然西戎文化有着兼容并蓄的特点，但更具有包容性和开放性的秦文化却是真正的强势文化，也正是这种强势文化造就了大秦帝国的辉煌。 

　　从封国走向帝国的秦文化 

　　中华民族今天以伟岸的身躯屹立在世界的东方，古老而漫长的历史孕育出优秀的民族文化。在这漫长的历 

　　史进程中，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秦王朝堪称是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重要的里程碑。　

　　秦在西周时期本为居于陇东一隅的附庸小邦，东周初年立国后，逐渐东向，进入关中平原，经春秋战国间的发展壮大，最终越过黄河，统一六国，并以自己的政治制度为范本，建立了秦王朝。正是由于秦王朝的建立，使中国古代的国家制度，实现了从封国到帝国的转变，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的帝国。曾有学者指出，秦始皇统一中国的事业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不论做出多么高的评价都不过的。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在九十年代初期提出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问题可以概括为发展阶段“三部曲”（古国、方国、帝国）和发展模式“三类型”（原生型、次生型、续生型）的理论，并指出这是我国自文明起步后，全部中国古史多次重复、立体交叉的模式时，苏先生还同时指出在中原地区“次生型”的发展模式中，“其中的秦最具典型性，自襄公（古国）缪公（方国）到始皇帝（帝国）三部曲”。　

　　探索我国古代国家的发展历程，离不开秦文化，要诠释中国古代从封国向帝国的转变，秦文化考古成果则成为至关重要的实物依据。　

　　已有的考古发现与研究表明，由于秦是在春秋早期历史发生纷乱与大动荡转折的紧要关头建立的诸侯国，较其它诸侯国更少了一些对西周“封建制”赖以存在的血缘政治的依存，从而导致世袭贵族政治较早的衰落。同时由于春秋初年秦之受封后与戎狄的战争在其立国之初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因此而产生了由军功贵族对新占领地区进行管理和统治。在秦人以其坚忍不拔的气概和顽强不屈的精神，由西向东发展壮大的过程中，不断地与其周边以及其所占领地区的各种人群发生交往，社会的最基本组织较早地向以地缘关系维系的地缘组织转变，因此使得秦文化较其它国家和地区的文化更具有包容性和开放性。而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世袭贵族政治的衰落，统治集团成员由世袭到选贤，地缘组织的出现以及文化上的包容和开放性，无一不是建立以郡县制为基础的中央集权制帝国所需要的基本条件。而秦文化正是由于在战国晚期时已经具备了这些基础条件，才使得秦在东周时期，尤其是在战国时期七雄鼎立、逐鹿中原的大局势中最终统一六国，建立了秦帝国，从而开启了中国古代国家制度从封国到帝国的转变过程。　

　　在秦文化发展的历程中，关中——天水一线一直都是秦人活动的中心地区，秦人正是从这里走向强大，走向统一。而关天经济区的成立则为秦文化考古工作进一步向纵深发展提供了更好、更大的舞台，以彰显华夏文明为崇高目标的秦文化探索序幕已经拉开。 

　　秦文化考古研究展望　

　　2004年以来，在五家单位组成的秦文化联合考古队的共同努力下，秦文化考古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特别是早期秦文化研究，在秦早期都邑的考古发现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已有的工作，为秦文化考古研 

　　究进一步向纵深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展望秦文化考古研究的未来，我们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更多的努力。　

　　首先，围绕秦早期都邑的考古研究还需进一步深入。礼县西山等遗址群可能与秦西垂、西犬丘、西新邑有关；清水李崖遗址可能与非子秦邑有关。对于这几处遗址，还需要对其年代、布局和文化内涵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既要进行全面的考古调查和勘探，也需要进行局部的考古发掘。相信再经过若干年的工作，这些秦早期都邑遗址的确认是指日可待的。　

　　其次是秦人和秦文化来源的研究。秦人的来源一直有东来说和西来说之争，过去主要是依靠文献资料，对文献资料的不同解释形成了不同的观点。随着秦文化考古研究的不断深入，可以确认的秦文化遗存的年代，已经从春秋早期上推到了西周中期甚至更早。通过对秦早期遗存的不断发现和文化因素的分析及文化特征的认识，秦人和秦文化来源的最终确认应该是可能的。　

　　对与秦文化相关的西戎文化的研究，也是秦文化研究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从时间和地域来看，寺洼文化、辛店文化以及以铲形袋足鬲为代表的文化，都与秦文化密切相关。在西汉水流域发现了寺洼文化遗存与西周时期的秦文化遗存相邻甚至交错分布的现象，同时在秦文化遗址中也发现有寺洼文化的遗存。因此，现在已基本可以确认，这里的寺洼文化应该就是文献记载的西周时期与秦人发生密切关系的西戎的文化遗存。长期以来，对这类文化的考古研究工作做得不多，文化特征及演变、文化编年与分期以及区域文化类型划分等仍属难题。通过秦文化考古研究工作的深入，应该可以找到解决上述问题的钥匙。此外，关于秦戎关系的考古学研究，仅在甘肃和陕西还不够，还应考虑在宁夏开展。　

　　到目前为止，秦文化考古研究工作的重点仍是早期秦文化探索，工作区域主要在甘肃东部。随着该项研究工作的进展，应逐步在陕西境内开展工作。通过汧渭之会、平阳等秦早期都邑遗址的发现，理清秦人向东发展的过程。通过在雍城和咸阳遗址开展进一步的考古工作，全面揭示秦从封国到帝国的发展历程。　

　　秦统一和秦帝国的建立，对中国古代文明的发展影响重大，在我们复兴中华文明的今天，仍然需要认真地思考和总结。秦文化考古研究的开展，将会为我们全面认识秦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的形成过程及对后代的影响提供更多的实物证据，有助于我们了解传统，认清现实，面向未来。　

　　秦文化考古研究是近年来中国考古学界采用跨地区、多单位合作的形式开展重大学术课题研究的有益尝试。该项研究工作的进展，代表了中国考古学科发展的一个新趋势、新动向。学科的发展，需要我们采取更为开放的态度，打破区域界限，开展跨区域、多单位、多学科的合作，才能进一步提高中国考古学科的整体水平。今后的秦文化考古研究，需要在这一方面做出更多的努力，不断总结经验，为中国考古学科的发展做出贡献。　

　　秦文化考古研究的进展，还将发现一大批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在关中——天水经济区的建设过程中，秦文化遗存的保护和展示，将会成为我们建设彰显华夏文明的历史文化基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在今后的秦文化考古研究工作中，不仅要解决一些重大的学术课题，而且要在考古工作的过程中，认真探索和推进考古发现的秦文化遗存的保护和展示，将考古工作与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密切结合，为区域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做出贡献。 

　　考古工作中的文物保护事业　

　　作为考古工作重要组成部分--文物保护的任务是，用科学手段保护和抢救新出土和已出土的各种材质文物。近年来，随着文化遗产保护意识和对现场文物保护紧迫性、必要性认识的增强，以及每年面临数以万计文物的出土，使我们进一步明确了通过加大了考古发掘现场文物保护的力度，突出考古发掘中文物保护理念 

　　的探索与实践，推动考古发掘现场文物保护科技创新体系的建设。　

　　围绕这一目标，已陆续在梁带村、神禾原、和张家川等重要考古发掘第一时间介入参与现场文物的抢救和保护，取得了许多重要的成果，如张家川墓地现场文物维护和文物提取等重要的现场文物保护工作，真正实现了最大限度保留更多的实物资料，相同条件下获取更多的文物信息的目的。　

　　针对目前繁重的考古发掘任务大量地下文物的出土，保护修复任务十分繁重，因此，科技管理项目制的实行和加强实际工作中的科研意识是探索发展特色文保之路的重要举措，从而使文物保护工作步入科学规范的良性发展轨道。　

　　着眼于未来发展目标，我们将从强化科研优势、提升研究水平。其重点在于：针对现场文物保护的特点，进一步完善考古发掘现场文物保护技术，推动相关技术装备的研制。提高现场文物保护的效率，形成规范化的现场文物保护工作方法与程序，以最大限度地抢救文物，提取与保存文物信息；进一步提升文物保护修复技术工人培训水平，完善培训与管理制度，探索相适应培训方法、模式；充分运用现代科技成果，开展出土文物的科学研究工作；同时加大已取得成果的总结、宣传与出版力度，推动成果转化，服务于社会。真正从体制上建立多学科合作的管理模式，推动考古学、科技保护、其他自然科学的密切结合，提高研究层次与水平。　

　　（撰稿：王炜林 赵化成 田亚岐 侯宁彬 张仲立 王辉 滕铭予 王建新 杨军昌 赵西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