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的鸦片战争，打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地处西北一隅、承袭着历史重负的陕西，也迎来了新的挑战。在步入近代的进程中，陕西人民历经了探索的磨难，也谱写了奋斗的光荣。本图共收录以碑刻为主，还有各类旧址、遗址、建筑和墓葬的近代史迹370余处(革命根据地史迹另列)，分别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社会等方面，构成了陕西百余年史的实物佐证。 

　　1862年，蓝大顺率川滇起义军由四川进入陕南，1863年进军关中，威胁西安。1862年4月，太平天国西征军陈得才部人陕，进逼西安。陕南、关中的一批碑石中，多记有反映上述两支义军活动的史实。汉中的“忠烈大冢碑”，是太平军攻占汉中的实证。在周至，遗留着蓝大顺军为解决饮水修筑的水渠。白河的“援兴安郡道中沉炮碑”，记述了镇压太平军的清军不慎将火炮沉入汉江一事。陕北横山的“华沙阿跪奉奏碑”，则载有陕西官员为清廷镇压太平军劝捐军饷，向州县额外征收地粮的情况。 

　　1866年．西捻军由张宗禹率领，从河南突人陕西。翌年1月，在西安十里坡大败清军。后在左宗棠湘军的压迫下，转战陕北。此时，陕西回民军自甘肃东归，与西捻军联合抗清。在陕北和关中，除有一批反映两支义军活动的碑石外，还保留着许多农民军抗清或民团、村民驻守自保的寨堡、崖洞，以及战场遗址、瘗埋战死军民的“忠义冢”、“回回冢”、“白骨塔”等。在一些地方，回民军的抗清斗争已演变为回汉之间的仇杀，屠戮之烈，连及妇孺。关中等地的一批碑石、墓志，即有“子黎载道，靡所止居”，“老者俯首就戮，弱女艰于徙一任残污”，“同族妇女投井死者四十余人”等记载。 

　　1895年甲午战争失败，国事危急，以康有为为代表的爱国人士倡导变法维新。1898年，康有为发起成立了维新团体保国会，首批人会者186人，陕籍就达34人。有“南康(有为)北刘”之誉的著名教育家刘光

　　(古愚)，是陕西维新派的领袖。他发表维新主张，改革教育，传播西学，筹划兴办民族工业。任山东道监察御使的宋伯鲁，在北京积极参与维新活动，事败，被革职通缉。二人的墓仍存。刘光 墓志、墓碑共4000余言，载其生平及道德人格，感人至深。变法失败后，后党执政，义和团兴起。时任军机大臣的长安人赵舒翘，因支持利用义和团，辛丑议和时被清廷赐死于西安。陕北籍副将王明福，曾督马步兵10余营攻打北京东交民巷。一文一武，二人的旧居或墓地犹在。 

　　清朝末年，陕西各地反对帝国主义教会和封建压迫的斗争也相继发生，较重要的史迹有陕南的南郑“经堂湾教案碑”、平利“洛河教案碑”和关中的“张化龙碑”等。 

　　19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入了新的阶段。陕西是中国北方同盟会活动较早的地区，也是武昌起义后率先响应的省。其后，又有反击河南、甘肃清军的东、西路战役和参加护国、护法运动，均谱写了可歌可泣的篇章。1906年，井勿幕由日本归国，成立了同盟会陕西分会，任支部长。此后，他联络会党，积极开展革命活动。民国成立后，又领导了陕西的护国、护法斗争，不幸英年遇害，被孙中山誉为“西北革命巨柱”。其墓朝东南，以志心向革命。至今，辛亥西安起义旧址尚在，参与上述革命活动的领导人、活动家和军事将领张风翙、李仲特、张云山、张伯英、樊灵山、宋向辰、杨仁天、焦子静、柏筱余、朱子桥、郭希仁、刘守中、耿直、高峻、郭坚、董振五、张义安等人的墓或活动史迹仍然保存。 

　　1926年，直系军阀刘镇华进犯陕西，国民军李虎臣、杨虎城坚守西安达8个月(俗称“二虎守长安”)，城内病、饿、战死的军民逾5万人。解围后，于右任、冯玉祥率军民埋葬死难者于西安新城外并修建亭、祠，辟为革命公园，永久纪念着这悲壮的一页。在省内各地，还存有不少冯玉祥、于右任刊刻的碑石、墓志，其中“悼李大钊二十烈士碑”，是冯玉祥督师潼关时闻李大钊遇害后所立。 

　　大革命时期，在国共合作的推动下，陕西的工农运动蓬勃发展。大革命失败后，举行了渭华等多次武装起义，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1935年，中共中央率领中央红军到达陕北。1936年12月爆发了西安事变，在中共的推动下，事变和平解决，它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如今，事变旧址张学良公馆、“止园”、杨虎城新城公馆、新城大楼、高桂滋公馆、五间厅、“避难亭”(今兵谏亭)等仍完好保存。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国共两党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在陕北宜川，存有国民党二战区的长官部、兵工厂等旧址．以及一批保卫黄河西岸的碉堡、工事。在府谷，黑龙江省流亡政府修建的“忠 烈祠”、“秀芳图书楼”尚在。为支援抗日，国际友人路易﹒艾黎在凤县创办了机械、纺织、采矿等合作社及“工合培黎技校”，其部分旧址仍存。在关中等地，还遗留着为抗日做出贡献的杨虎城、邓宝珊等人的旧居及许多“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 

　　清朝末年，陕西的近代工业在艰难中起步。在铜川一带，煤炭开采有了进一步发展。该地的两通碑，记有“窠井”(煤窑)招工、工价、工人病伤、抚恤等规定，是研究陕西近代工业萌芽的珍稀资料。建成于1907年的陕北延长“延一井”，则以中国大陆上第一口石油钻井而弥显珍贵。1902年，西安邮政局始建，1914年，陕西电话局成立，标志着陕西近代通讯业的发端。在西安，两局的旧址仍存。30年代，陕西的民族工业和水利、交通事业得到了空前发展。大华纱厂是西北地区首家机械纺织企业，今仍存有厂门和部分车间。由著名水利专家李仪祉主持修建的泾惠渠、洛惠渠、汉惠渠等大型水利工程，至今仍发挥着效益，并存有纪念亭、纪念碑等。修筑于其时的陇海铁路(陕西段)，宝(鸡)汉(中)、川陕、秦陇等公路，则多遗有纪念碑或摩崖。 

　　19世纪末年，陕西的近代教育在新旧文化的斗争中产生。在教育比较发达的西安、泾阳、三原等地，一批以“关学”为宗旨的书院相继开始讲授西学或改变为新式学堂，其中最早者，是刘光

　　任山长的“味经书院”。1897年，陕西第一所官办的新式学堂——“崇实书院”建立，刘光 兼任山长。这两座书院与三原的“宏道书院”，培养过于右任、李仪祉、吴宓等一大批人才，为陕西的近代教育贡献卓著，今部分旧址或遗址尚在。民国初年，陕督张凤翙创办的西北大学，是陕西第一所现代高等学府，今仍存有部分旧址。其后，全省各地相继建立了一批包括职业学校、女子学校和教会学校在内的新式学校，今多存有旧址或碑石。易俗社剧场和阿房宫大戏院建于30年代，旧址尚存，它们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陕西近代文化事业的发展。 

　　在陕西各地，还有一批从思想、道德、天灾、赈济、民俗等方面反映丰富社会生活的史迹，细细体味，使人五感铭中。蓝田牛兆廉(有墓)，著名教育家，他笃奉理学，主持赈灾、禁烟甚力，西安辛亥起义后携眷人山，多次拒绝军政府相邀。1926年刘镇华围攻西安时，杜绝刘的造访。1933年又纠合义勇，通电全国抗日，决心殉国，是陕西近代颇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小说《白鹿原》主人公之一朱秀才的原型，即为其人)。郃阳“重修五侯庙碑”，记有“辛亥二月，尔时朝廷锐意变法”，“钜至秋而各省告变革命”，“尚不知伊于胡底”。所署新旧合璧“中宣华统民三国元年”(1912)款，用心良苦。千阳、武功、西乡的3通碑，俱署“洪宪”年款，或额题“皇清”，或文称“帝国待诰”。反映厂一些人不满共和、留恋帝制的怀旧情结。1877年、1883～1884年和1929年，陕西久旱大馑，人口锐减。各地的一批碑石中，记载了当时“米珠薪桂，斗粟万钱，饿莩遍地”，“野无青草”，“十室九空”。“卖子当妻，疗贫无术”，以及迁往山区“就食”等史实，是研究陕西灾荒史的珍贵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