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是探索华夏文明起源与中国历史文化的重要地区。1933—1935年，以徐旭生、苏秉琦主持发掘宝鸡斗鸡台先周和两周墓地为肇端，标志着陕西近代考古学的奠基与起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现代考古视野的拓展和文物保护水平的提高，以及配合国家基本建设的大规模展开，已陆续发掘各时代遗址、墓葬及陵墓从葬坑等520余处，其中有不少重大发现和科研成果，填补了中国考古学若干领域的空白。

　　旧石器时代遗存，主要发掘了蓝田人、大荔人、洛南花石浪洞穴和韩城禹门口洞穴等遗址，由此确立了旧石器时代早期的蓝田人文化、中期的大荔人文化等序列。其中蓝田猿人遗址所出的女性头盖骨化石，是迄今亚洲北部发现的最早直立人化石；大荔人化石，则是早期智人化石的代表，它为探索亚洲黄种人的起源提供了依据。

　　陕西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的代表——老官台文化及其李家村类型，分别以发掘华县老官台和西乡李家村遗址而得名。此类遗存在渭河、汉江及丹江流域均有发现。该文化早期的临潼白家遗址，出有国内迄今发现最早的彩陶，是探讨中国彩陶起源的有益线索。

　　仰韶文化遗址重点发掘了西安半坡、临潼姜寨、渭南史家、华阴横阵、华县元君庙和泉护村、长武下孟村、宝鸡北首岭和福临堡、岐山王家嘴、铜川李家沟和吕家崖、南郑龙岗寺等10多处，确立了仰韶文化半坡、史家和福临堡二期等类型及年代序列。其中的姜寨遗址，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中发掘面积最大并具代表性的一处。其聚落呈向心式布局，外环壕沟，显露了氏族社会早期的城郭雏形。在牛坡、姜寨等遗址的陶器上，还发现了50多种刻划符号，被认为是中国古代文字的渊源之一。

　　陕西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存分布广阔，面貌较为复杂。通过发掘长安客省庄、临潼康家、蓝田泄湖、武功赵家来和浒西庄、岐山双庵、扶风案板、绥德小官道及神木石峁等遗址，确立了包括陕西龙山文化在内的若干文化、类型及年代序列，推动了对华夏文明起源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研究。

　　夏商时期考古近年有所突破。在华县南沙、商州紫荆、东龙山及洛南焦村等遗址，均发现了典型的二里头文化遗存，表明鼎盛时期的夏文化已从豫西进入陕西东部。耀县北村、西安老牛坡、蓝田怀珍坊、泾阳高家堡、扶风白家窑和壹家堡等遗址或墓地，先后发现了相当于二里冈上下层和殷墟时期的遗存，由此大致确立了商文化关中类型的编年标尺。陕北清涧相当于商代晚期的李家崖城址及墓葬的发掘，丰富了人们对可能是属于“鬼方”民族文化面貌的认识。

　　先周和西周考古成绩斐然。武功郑家坡和岸底、扶风刘家和北吕、长武碾子坡、宝鸡石嘴头和晁峪、麟游蔡家河等遗址或墓地的发掘，为探索先周文化及建立年代序列，提供了重要资料。周原遗址历时30多年的发掘，揭露出一批宫室、宗庙、作坊遗址和窖藏、墓葬等，出土了许多刻字甲骨、刻铭青铜器和中国迄今发现最早的建筑砖瓦及瓦当，对研究周人历史和西周的政治、经济、文化至关重要。长安丰镐遗址的调查、勘探和发掘，持续了半个多世纪。目前已基本确定了两京的大致范围，发现的近30处大型夯土基址和发掘的包括三代井叔家族墓在内的1000余座墓葬，以及从葬马坑、车马坑、陶窑、窖藏等，为探讨西周社会形态及其物质文化特征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此外，宝鸡

　　国墓地及铜器窖藏的发掘，对探讨周文化与其它诸文化的相互影响、交融，以及西周封国的等级结构、礼仪习俗等具有重要意义。

　　春秋战国考古，多涉及到秦人遗存。通过对秦都雍城、栎阳、咸阳和秦公陵园、芷阳陵区、斗鸡台墓地，以及郑国渠渠首、魏长城遗址的勘察、发掘，在都城建制、宗庙与陵寝制度、水利施设、长城体系的研究及建立墓葬序列等方面，均取得了重大考古收获，从而揭示出秦物质文化的丰富内涵与特征，反映了秦国所以崛起并进而统一中国的雄厚经济基础。

　　秦汉考古发掘及其成果世所瞩目。闻名中外的阿房宫遗址，历三次勘察和局部抢救发掘，基本明确了分布范围。经核实的前殿基址面积逾55万平方米，是中国古代最大的夯土台基。仍在发掘的始皇陵兵马俑坑，气势恢宏，造型逼真，被誉为“二十世纪考古史上的伟大发现”。汉长安城经过多年发掘、勘探，其范围、布局等已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经重点发掘的城门、武库、工官官署、少府，以及制陶作坊和城郊的明堂辟雍、王莽九庙等遗址均收获很大。其中官署遗址所出数以万计的刻字骨签，是研究汉代政治、经济至关重要的资料。华阴京师仓、韩城冶铁和澄城铸钱等遗址的发掘，展示了汉代仓储设施和冶铸技术等方面的长足进步。咸阳西渭桥(一说沣河桥)遗址的发现，增添了古代木柱梁桥的实物资料。杜陵陵园遗址的揭露，对研究西汉帝陵陵园设计及其建筑形制、结构具有显著的意义。茂陵阳信长公主墓陪葬坑所出一批式样新颖、精美和使用者身份、年代明确的青铜器，是汉代铜器难得的珍品。尚在发掘的阳陵从葬俑坑，已出陶俑数干件。此前发掘的杨家湾4、5号墓(推测为周勃和周亚夫父子墓)，出有银缕玉衣残片和2400余件兵马俑，后者再现了汉初军阵的形象并反映出秦汉之际在军制、战阵和兵种配合上的一些变化。西安交通大学壁画墓中的天象图，是时代较早且完整、科学的古代天文资料之一。陕北地区的东汉画像石墓，形象反映了上著豪强的世俗生活和高原地带的生产活动，以质朴、简洁和装饰性强，构成了不同于河南、山东汉画像石的独特艺术风格。潼关吊桥杨震家族墓和华阴刘崎家族墓，是已发掘的两汉时期官僚士族墓的典型。

　　三国两晋南北朝考古，主要调查和试掘了靖边十六国大夏国都统万城遗址，获得一批重要资料。墓葬方面陆续发掘有城固宝山蜀汉墓、勉县老道寺蜀汉墓群、长安南里王西晋墓、西安灞桥田王西晋墓群、华阴北魏华州剌史杨舒家族墓，咸阳西魏燕州剌史之子侯义墓、北周武帝孝陵、骠骑大将军叱罗协墓，以及安康地区的南朝宋、齐、梁墓群等，大致构成了这—时期的墓葬序列．所出或多或寡，形制、内涵或同或异的各类遗物，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分裂与战乱的历史背景和较为滞缓的社会生产力水平。

　　隋唐考古侧重在都城、宫殿和墓葬方面。享有世界声誉的隋大兴唐长安城遗址，经勘察、试掘，其范围、形制及详细布局均已明晰。重点发掘的大明宫、兴庆宫、青龙寺、西明寺及东西两市遗址收获颇丰，兴化坊(何家村)窖藏出土金银器和域外物品之多亦属罕见。近年，麟游隋仁寿宫、唐九成宫遗址发掘有重大突破，其中37号殿址的完整揭露，填补了建筑史上隋代宫殿的空白；还有临潼唐华清官(汤池)和庆山寺、铜川唐玉华宫和耀州窑、西安隋灞桥、高陵唐东渭桥、咸阳唐西渭桥(一说为沣河桥)等遗址，以及扶风法门寺塔唐代地宫的相继发掘及研究，均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再现了封建社会鼎盛时期的辉煌。这一时期的墓葬层出不穷，仅西安地区就已发掘、清理4000多座；其中贵族、官僚墓占到一定数量，构筑精良的皇室、外戚墓亦为数不少，如隋李静训墓、唐成王李仁墓及韦皇后家族墓等。其研究成果确立了关中隋唐墓的编年标尺，并成为国内隋唐考古的重要参照系。对渭北唐十八陵陪葬墓的抢救性发掘，形成了展示与研究唐代文化的一大领域。其中，乾陵陪葬墓如永泰公主、章怀太子和懿德太子墓等，以其壁画的时代气息浓郁和所出石椁、石门线刻精美，以及三彩器光泽如新、斑驳陆离，颇能代表盛唐文化的特征。此外，唐陵考古亦获很大进展。乾陵与桥陵羡道的试掘和靖陵地宫的抢救发掘，获得了一批有关唐陵地下结构的翔实资料；乾陵乳峰双阙、门阙及碑亭基址的相继发掘，对研究盛唐以后的陵园建筑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五代至元、明时期的遗址，主要调查和发掘了黄堡镇耀州窑址，基本搞清了分布范围。除唐代遗存外，已发现五代、宋、金、元的作坊、窑炉50多座，出土了一大批精美的瓷器和数以10万计的各色瓷片。研究表明，耀州窑的制瓷工艺与釉色、造型、纹饰等，直接影响了河南、甘肃等地的大批窑场及两广的一些外销窑场，从而形成了著名的耀州窑系。这一时期的墓葬，主要发掘、清理了彬县五代节度史冯晖墓、府谷北宋折氏家族墓地、韩城金代庆山寺僧人墓、户县元代贺仁杰家族墓地、长安明代秦王朱诚泳墓和安僖王墓等，出土了一批具有重要史料和一定科学、艺术价值的遗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