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有周、秦、汉、唐等13个王朝建都陕西,统治者的下葬地亦择在都城附近。在“事死如事生”的古代社会,帝王陵墓不仅反映了当时的最高丧葬礼仪,也从一个侧面构成了统治者社会历史活动的缩影。中国古代对在陕帝王陵的维护,可上溯至汉初对秦始皇陵的整修;唐宋时加而有甚,如北宋开宝年间“发厢军千人”重修了一批帝陵下宫;清代时,陕西巡抚毕沅曾两次修葺昭陵陵园,还对境内陵墓做了系统的勘察、考定和立碑。20世纪以来,随着考古调查和抢救发掘工作的展开,以及一批帝陵博物馆和保护机构的相继建立,把陕西帝王陵的保护与研究,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迄今,陕西经确认或初步确认的古代帝王陵墓共65处。其中已正式发掘或局部试掘的有:春秋战国的雍城秦公陵区,秦代的始皇陵兵马俑坑、铜车马坑,西汉的杜陵陵园遗址和阳陵阙址、从葬坑,北周的孝陵,唐代的乾陵羡道、三出阙址、碑亭遗址和靖陵地宫等。
西周是在陕西立都的第一个王朝,其王陵尚未发现。据文献记载,王陵分布在京城丰镐的附近。一般认为西周十三位王中的七位,即文、武、成、康、穆、共、幽王应葬在陕西,其中前六位葬在“毕原”——其地望大致在长安沣河中下游一带。
春秋至战国中期的秦公陵区,位于凤翔秦雍城西南的三畤原上,总面积约36平方公里,其西、南、北侧均辟有隍壕。已探出陵园14座,其外又各环有隍壕;大墓49座,平面作“丰”字形、“中”字形、“甲”字形、“凸”字形、刀把形、长方形和圆形七种。已发掘的秦公一号大墓,重棺重椁,墓内填泥积炭,椁室四周有166具殉奴。据出土资料判断,墓主为秦景公。而位于咸阳原上、世传的周文王陵和周武王陵,经考证为战国中晚期的秦惠文王公陵和秦悼武王永陵(也有学者认为应为秦惠文王夫妇墓),其周围一带当属秦迁都咸阳后重辟的王陵区。以后,秦又辟骊山下的芷阳附近为新的王陵区,秦东陵和秦始皇陵俱在其内。秦东陵分布于芷阳以东的坂原上,总面积约24平方公里,地面尚存鱼脊形、覆斗形封土10座。钻探发现陵园4座,陵园以隍壕及自然沟壑为界,与雍城秦公陵园类似。
秦始皇陵本名“丽山”,陵区总面积逾56平方公里,设内外两重夯筑城垣。地宫面积近18万平方米,周环砖坯墙,辟四出羡道。陵周围分布有大型陵寝遗址、兵马俑坑、铜车马坑、马厩坑、珍禽异兽坑及陪葬墓等。规模之大,埋葬之丰,均居中国帝王陵之冠,并对后世陵墓制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现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秦以降的古代帝王陵中,除十六国大夏赫连勃勃墓位于陕北延川、十国后蜀孟昶墓坐落于陕南旬阳外,其余均分布在关中西起杨陵和彬县,东至白水和蒲城的山岭与土塬地带,其中尤以西汉十一陵和唐十八陵蜚声中外。
西汉十一陵分布两地:一为汉长安城北至西北的咸阳原陵区,东西横亘约40公里,排列有9座帝陵,自西而东依次为武帝茂陵、昭帝平陵、成帝延陵、平帝康陵、元帝渭陵、哀帝义陵、惠帝安陵、高祖长陵和景帝阳陵。另一为长安城东南陵区,包括白鹿原至杜东原一带,分别有文帝霸陵和宣帝杜陵。诸陵中,除霸陵“因山为陵”外,其余均积土为冢,封土高大,呈覆斗形。陵四周以夯土构筑陵园,一般为方形,坐西朝东,每面各辟一阙门。经发掘的阳陵南阙门址,为三出阙形式。后陵多居帝陵东西两侧,除吕后陵与高祖长陵共一陵园外,其余大都各筑陵园,只是规模稍小。诸陵附近辟有寝园、陵庙以及从葬坑,或设有陵邑等。陪葬墓多分布在帝陵以东,封土有圆丘形、覆斗形和山形三种。后者乃受西域文化影响,含旌表墓主生前武功之意。如陪葬茂陵的霍去病墓,即仿祁连山形而筑,上竖花岗岩巨石,布置“马踏匈奴”等石雕群像,突出表现和概括了霍去病的战功。这批石雕像均依石拟形,浑厚朴拙,气魄雄大,雕刻极简而传神,是中国现存最早的成组石刻珍品,并对后世陵墓石刻的题材与组合形式产生了直接影响。
唐十八陵分布于渭北六县:由西向东依次为乾县的高宗和武则天乾陵、僖宗靖陵;礼泉的肃宗建陵、太宗昭陵;泾阳的宣宗贞陵、德宗崇陵;三原的敬宗庄陵、武宗端陵、高祖献陵;富平的懿宗简陵、代宗元陵、文宗章陵、中宗定陵、顺宗丰陵;蒲城的睿宗桥陵、宪宗景陵、穆宗光陵和玄宗泰陵。其中除献、庄、端、靖陵积土为冢外,其余均依山为陵。积土冢皆坐落于渭北台塬上,封土为夯筑覆斗形;山陵者各以北山山脉的自然山峰为陵冢,玄宫凿建于山南麓。若以居南的唐长安城为基点,西连乾陵,东接泰陵,则形成一个102度的扇形辐射面,其南北高低落差约400—800米,东西绵延140余公里,总面积近3000平方公里。这种背倚山原,面临平川,涵盖京都的设计思想,体现了李唐帝国的文治武功和博大气势。诸陵均以夯筑墙垣环成陵园,一般呈方形或不规则矩形,四隅设有角楼,每面各辟一门,门外各筑阙台一对;南门外辟设神道,列置石刻造像;神道南有乳台,再南或有鹊台。整体设计为坐北朝南,地势北高南低,分为帝陵玄宫、神道和乳台至鹊台间三个阶梯,其相对高差一般在;50~100米左右。献殿(上宫)均在陵园南门以内,下宫多在陵园西南或鹊台西北。陪葬墓以献陵和昭陵最多,乾陵和桥陵次之,其余诸陵甚少或无,这也反映了盛唐前后的不同陪葬情况。初唐和盛唐陵墓石刻最引人注目,其形制硕大,神态生动,气魄雄伟;既继承发展了汉魏雕刻传统,又汲取了外域的艺术因素,堪称古代石雕艺术史上的瑰宝。唐陵石刻通常分为三期:第一期(初唐献陵、昭陵),形制特大,风格雄健,组合尚未形成定制,但对其后影响甚巨。如献陵四神门外置石虎,到乾陵之后易为石狮;昭陵六骏,嬗演为北神门外仗马三对。第二期(盛唐乾陵、定陵、桥陵),承袭前期形制大的特点,且种类和数量俱增,雕刻精湛,造型生动,组合基本形成定制。如神道上,一般自南而北依次排列华表、翼兽、驼鸟、仗马、翁仲及蕃酋像等。第三期(中、晚唐诸陵),形制趋于卑小,雕刻走向粗简,显露了唐王朝江河日下之势。
汉唐之间,分布于关中的重要陵墓还有:十六国前赵刘曜之父的永垣陵(白水)、前秦苻坚墓(彬县)、后秦太祖原陵和高祖偶陵(高陵);北朝的西魏文帝永陵和北周文帝成陵(富平)、武帝孝陵(咸阳);隋代的文帝泰陵(杨陵区)和恭帝庄陵(乾县)等。其中北周孝陵,是陕西抢救性发掘的第一座帝陵。其地面无封土,地下结构为斜坡墓道五天井土洞式,形制类同于隋唐大墓。虽经盗扰,仍出土帝、后陵志及玉璧、铜镜、铜带具和陶俑多件,为研究北周史及北朝考古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料。
纵观陕西帝王陵的演变,有以下几点较为突出:一、先秦至汉,陵园和墓向一般坐西朝东,隋唐时则朝南。此差别除有葬制的历史因素限定外,应主要与其时的宫城建制有关。如汉未央宫正门为东门,而隋唐宫城的正门均为南门。二、战国中期以前,天子和王墓上一般不起封土,但建有享堂一类的建筑。以后多起高大的坟丘,称为“陵”或“山”。汉霸陵“因山”而筑,成为有唐一代依山为陵的滥觞。三、西汉及以前,帝、后合葬采取“同茔异穴”制,以后则多为同穴而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