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是中国古代水利开发较早的地区之一。考古资料表明，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就出现了水井。据文献记载，至迟到西周，关中地区便有了稻田和陂池。目前，全省已发现战国至清代的水利遗存近百处，主要分布在关中和陕南地区，内容包括引水、灌溉的渠首、渠道和运河、陂池、防洪堤坝等遗址或设施，以及反映引水、灌溉、水运、水文的碑刻、摩崖等；从而为陕西古代水利的研究，提供了较为丰富的实物资料。 

　　建于战国末年的郑国渠，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水利工程，修成后可灌溉农田4万余顷，为秦统一中国奠定了经济基础。其渠首位于关中泾阳的泾河出山口，遗存的夯筑拦河大坝东段残长1800余米，基宽150米，残高6～8米。工程宏伟，是中国迄今发现时代最早、规模最大的拦河大坝。大坝东侧，还发现引水口、渠道等遗迹多处。在渠首周围长约7公里、宽约3公里的范围内，存有汉、前秦、隋、唐、宋、元、明、清各代引泾渠首遗址，发现引水口10余处、渠道20余公里，以及水坝、退水口、闸槽、水尺等遗迹和水利碑刻、摩崖20余通(方)，是我国规模最大、内涵最丰富的古代水利工程群，被誉为中国水利史的天然博物馆。 

　　秦汉时期，水利建设的施工技术和生产工具都达到了更高的水平。作为秦始皇陵的防洪工程，遗存于陵南侧的堤坝长约1500米，宽约80米，高4～8米。至汉代，白渠、六辅渠、龙首渠、灵轵渠，成国渠、 渠、山河堰，以及漕渠等一批大型水利工程相继建成，极大地发展了当时的生产力。泾阳的白渠渠首遗址内，保存有宽约17米、深约5米的凿石渠口；在其下游，还发现了长约8公里、宽约20米的灌渠遗址。蒲城铁镰山引洛灌田的汉代龙首渠井渠遗址，是中国迄今发现时代最早的井渠，已发现的7个竖井相距160～260米，其中一井深约28米。汉代漕渠共发现两条。其一建于武帝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引渭穿渠起长安，并南山下，至河三百余里”。在西安灞桥、临潼等地均有遗迹可寻；在华阴的漕渠渠口，则发掘了规模宏大的漕仓——西汉京师仓遗址。其二未见史载，在蒲城和渭南，遗有一条南北向、取线端直的引洛(河)人渭(河)漕渠故道。故道长约20公里，宽25～75米。其出水口和入水口一带及渠道一线西侧，散布着多处同期的城址和遗址。在出水口以北的洛河西岸，还发现了汉代的“

　　邑漕仓”遗址。修筑于上林苑的昆明池，在解决汉长安城用水的同时，也是漕渠的水源之一。池址内发现有东西向的堤坝，并保留着弥足珍贵的西汉牵牛、织女石像。 

　　隋唐时代的水利事业也很发达。其时，除疏修恢复了白渠(三白渠)外，还修建了引渭的永丰渠、普济渠，引黄的龙门渠、通灵陂，引洛的洛水渠(龙首渠)等一大批水利工程。在泾阳一带，发现了高大的三白渠渠堤遗址。隋唐两代，隋大兴唐长安城的供水工程，也发展到了更高水平。在西安长乐西路，发现了开凿于隋开皇三年(583)的龙首渠遗址，渠道宽约6米，并筑有砖石混砌的并列双拱涵洞。在西安何家村，还探出了渠底为硬红土、宽9.6米的唐代清明渠渠道。作为著名的皇家池苑，大明宫内的太液池和长安城东南的曲江池，不仅范围宏阔，池周发现有回廊、城垣、宫殿等遗址，在曲江池上游，还发现了黄渠遗址。临潼骊山的温泉一侧，秦汉时即建有离宫。在唐华清官遗址内，发掘出的5个宫庭汤池造型精美，引排水系统科学合理，反映出这一时期对温泉的利用，也达到了空前水平。 

　　宋元水利遗存发现较少。位于泾阳的北宋丰利渠渠首和元代王御史渠渠首遗址内，都发现了长数十米的引水石渠和闸槽、水尺等遗迹。在陕南，水利的兴起促进了汉中盆地的进一步开发，著名的山河堰、杨填堰(南宋)、五门堰(元代)，都是这一时期修建或重建、至今沿用的引汉水支流灌溉的大型水利工程。杨填堰的堰坝以卵石砌筑，长约300米，宽15米，高8米，堰渠全长20余公里。五门堰的堰坝也以卵石砌筑，长约百米。特别科学的是，在堰口坝的底部辟5个进水孔，适时启用，以调解水量。两堰的堰口，还存有历代重修、修葺及管理水堰的碑石多通。 

　　明清水利设施保存较多，分布广泛。在泾河出山口，明广惠渠和清龙洞渠的渠首较前代更向上游推移，渠道则多利用前代旧渠。在这一带，还发现了长约300米、有6个竖井的井渠遗址。陕北榆林的明代水磨，其位置远高于今日河道，是探讨黄土高原环境变迁的实物依据。在陕南，自明代中叶对秦巴山区的进一步开发，出现了一大批建于汉水支流的中小型水利工程，其中较著名的有勉县的板凳堰，汉中的金华堰、乱石堰、麻堰，南郑的天生堰、复润堰，西乡的泾洋堰，汉阴的早水堰、王家沟堰等；这些工程大部分简单实用，至今沿用。与此同时出现的“水利碑”、“堰规碑”、“分水碑”、“水利讼案碑”、“义渡碑”、“水运碑”等，几乎遍及陕南各地，其中不少载有水利沿革、堰渠管理、用水纠纷和汉江水运的史实。而安康、旬阳等地的数处记录汉水泛滥的摩崖题刻，则是研究古代水文的珍贵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