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的三国两晋南北朝遗存已发现400余处，远少于其前、后的秦汉和隋唐时期。遗存分布也很不平衡，其中陕南地区最多，约占总数的48％，关中和陕北分别占43％和9％。究其原因，主要是这一时期分裂和战乱造成的生产力停滞、人口锐减，反映人类活动的各类遗存相应数量减少、规模缩小。另一方面，可能与其时的文化处于秦汉与隋唐的过渡阶段，正式发掘的典型遗址和墓葬相对较少，考古学文化的内涵及序列尚不完全明晰而较难确认有关。

　　陕西的这一时期遗存，主要包括城址、寺庙遗址、墓葬、石窟寺、造像碑、碑刻以及文物出土点，而以墓葬和造像碑为大宗。与前代相比，特点是不少遗迹(如城址)突出了军事的需求，反映各民族间文化融合的遗存引人注目，佛教遗存(寺庙遗址、造像碑等)较多。

　　城址共发现近20处，主要集中在陕北，较著名的有代来故城、统万城和丰林故城等。代来故城是建于前秦，宋、金、西夏沿用的军事重镇，城墙四面建有坚固的城门、瓮城、角楼、马面和马道。大夏都城统万城是省内这一时期规模最大的城址。外郭城东西垣相距5公里，夯筑墙体细密坚硬，高2～10米，宽度加上马面达30米，其中的两个马面建成奇特的中空仓储式建筑。城内遗存有高约10米的建筑台基，附近出有花纹方砖和大瓦，可能是大夏的宫殿遗址。大夏丰林故城的城垣“紧密如石，凿之则火出”，“马面极长且密”，与统万城一样坚固。

　　这一时期还有较多的寺庙遗址。北魏时期，曾在汉长安城和秦阿房宫故址内广修佛寺，历年来，寺址内曾多次出土石佛像、经幢座等。80年代，耀县、洛川的两处寺庙遗址内，还发掘出土北魏、西魏、北周造像碑10余通。

　　陕西的三国两晋南北朝墓葬，大致分为以下四期：

　　三国时期：以蜀墓为主，主要分布于汉中地区。其中除了著名的诸葛武侯墓及马超、张嶷墓外，还发现了一批砖室墓和土坑墓。勉县老道寺发掘的4座砖室墓中，分为单室和前后室两种，最大的一座单室墓墓室长8米多；所出遗物以绿釉陶陂池、水田、水塘模型和蜀币传形五铢较为重要。城固宝山的蜀国单室砖墓，出土蜀币“定平一百”300多枚。三国的魏墓仅在关中和安康地区有零星发现，与蜀墓一样，这类墓多与东汉晚期墓形制相同而不易区别。

　　西晋时期：仅在关中和陕南有少量发现。长安南里王的一座斜坡墓道二天井洞室墓，是迄今发现的唯一带天井的西晋墓。西安灞桥田王发掘的5座西晋墓，均为斜坡墓道洞室墓，分为单室和双室两种。其中一座的墓室内绘有北斗七星图，并书有“元康四年(294)地下北斗”字样，为同期墓葬中所鲜见。

　　十六国时期：初步判定的有前赵刘曜之父永垣陵(白水)、前秦苻坚墓(彬县)、窦滔墓(扶风)，后秦太祖姚苌原陵、高祖姚兴偶陵(高陵)，大夏赫连勃勃墓(延川)等，正式发掘的墓极少。

　　南北朝时期：发现和发掘的较多。按地域，可分为北朝墓(含部分十六国时期的北魏墓)和南朝墓两类。

　　北朝墓：主要分布在关中中部和东部，陕南和陕北仅有零星发现。规模较大的，有北魏弘农杨氏家族墓地(华阴)、西魏文帝永陵(富平)、北周文帝成陵(富平)和武帝孝陵(咸阳)等。经发掘的汉中崔家营西魏双室砖墓，出土多种民族形象的陶俑70余件，较为重要。咸阳、长安两地发掘的20余座北朝墓，分为竖穴土坑墓、斜坡墓道土洞墓和砖室墓三类。个别土洞墓带有天井或绘有壁画，其中一座带天井墓的过洞土壁上刻出房屋和四阿式楼阁模型，为北朝墓所仅见。这批墓葬的随葬品，以牛车及围绕牛车的出行仪仗俑最具特征，也是其时墓葬的断代证据之一。两处墓地还出土了宇文俭、拓拔虎、韦苟氏等人的一批墓志，为陕西北朝墓的分期提供了可信的依据。1994年发掘的北周孝陵，形制为斜坡墓道五天井单室土洞墓，与同类的隋唐墓基本相同。该墓虽经盗扰破坏。仍出土帝后陵志、铜镜、铜带具、陶俑、玉璧等珍贵文物，是研究北周史的重要实物。

　　南朝墓：共发现140余处，占全省魏晋南北朝遗存总数的三分之一强，其绝大多数集中在基本上为南朝辖地、较关中相对安定的安康地区。这些墓以中小型单室砖墓为主，墓砖大面一般模印有宝相花，侧面则多饰菱形、叶脉、忍冬、水波或人物图案；部分墓的墓砖上有宋、齐、梁等朝的纪年。个别砖上还发现了“大牛”、“中斧”、“利斧”等砖铭。典型随葬品有青瓷罐、盘口四系壶、碗，陶盆及各类人物俑。安康长岭的一座带一耳室的砖墓，出土舞乐俑65件，人物分为击鼓、吹奏、歌、舞等，形象生动逼真，价值较高。

　　肇创于南北朝的石窟寺、摩崖造像和造像碑，也是这一时期遗存的重要组成部分。此时的石窟寺主要分布于陕北的宜君、安塞、黄陵、甘泉等地，造像碑主要集中在以耀县为中心的关中渭北地区。三国两晋南北朝的碑刻和摩崖也较秦汉时代明显增多，著名的有汉中石门的曹魏“李苞通阁道题名”、北魏“石门铭”摩崖，以及关中的曹魏“三体石经”残石、前秦“广武将军曾孙产碑”、“邓太尉祠碑”，北魏“晖福寺碑”等，都是这一时期书法艺术的珍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