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固与《汉书》

时间:2006-11-18
来源:陕西省地方志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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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固是继司马迁之后又一位杰出的史学家、文学家。其编著的《汉书》(又名《前汉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后世人常把他与司马迁、把《汉书》与《史记》相提并论,向有“班马”、“史汉”之称。其另有传世之作41篇,以《两都赋》著世。
    班固(公元32-92年),字孟坚,东汉右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北)人。他出生于仕宦世家、书香门第。父亲班彪是一位有名的史学家,曾做过望都长,因为《史记》所记史实止于汉武帝太初年间,班彪便重新收集史料,撰写《史记后传》共65篇(一说达100篇以上)。班固就是在这个基础上编著《汉书》的。
    班固幼年时聪慧好学,9岁时就能做文章,诵诗赋。据说他13岁那年,父亲的学生、大学者王充见到了他,拍着他的脊背对班彪说:“此儿必记汉事。”后来班固入太学学习,博览群书,儒道墨法九流百家之说无不知晓,加上他“性宽和容众,不以才能高人”(《后汉书•卷四十上》),颇为当时学者所尊崇。
    班固23岁那年,父亲病殁,他回到了安陵故乡。居家期间,他觉得父亲所写的《史记后传》有许多不详之处,决意完成父亲的未竟之业。永平元年(公元58年),班固进入东平王刘苍的幕府,同时开始撰写《汉书》。五年后,有人上疏汉明帝,控告班固私改国史,致使他锒铛入狱,家中所有图书资料也被抄走。其弟班超担心哥哥无法说清,就急忙赶到京城,为他辩解,言明班固只是在撰写先世的历史,并非背叛朝廷。汉明帝看了班固的书稿后非常赏识他的才华,为他开释并任命他为兰台令史(负责典校图籍、治理文书)。班固与陈宗、尹敏、孟异共同写成汉光武帝刘秀的传记——《世祖本纪》。不久汉明帝又任用班固为郎(皇帝侍从官),典校秘书,让其继续完成《汉书》的编著工作。
    班固为郎以后,与明帝“遂见亲近”。到了汉章帝时,因章帝“雅好文章”,班固更加得到信用,经常参与国家大事的讨论。建初三年(公元78年),班固升任玄武司马。第二年十一月,汉章帝亲自主持召开了白虎观会议,讨论五经异同。当时许多著名学者参加了辩论,班固以史官兼记录的身份出席会议,事后他撰写了《白虎通德论》(即《白虎通义》)。该书具有浓厚的宗教迷信色彩,反映了班固正统的儒家思想,但其中也保存了不少经书的古义和当时的名物制度,有一定的学术价值。汉章帝末年,班固因母亲病故离职去官。
    永元元年(公元89年),车骑将军窦宪出征匈奴,班固为中护军随同前往。汉军出塞3000余里,大破北匈奴,并且登上燕然山(今蒙古人民共和国杭爱山),刻石记功;班固作《封燕然山铭》,镌于石上,以纪其事实。永元四年(公元92年),窦宪因擅权暴虐致使汉和帝决定诛灭窦氏,班固受其株连而免官。后被仇家洛阳令种兢逮捕入狱,死在狱中,享年61岁。
    班固的《汉书》是继司马迁《史记》之后又一部伟大的史学巨著。为撰写它,班固潜精集思,前后历时二十余年,其中一部分“志”、“表”还是在他死后由他的妹妹班昭和马续续写的。《汉书》在体例上全袭《史记》,所不同的是改“书”为“志”,取消“世家”并入“列传”,有12本纪、8表、10志、70列传,共100篇,后人划为120卷。《史记》是一部上起传说中的黄帝,下迄汉武帝太初年间(公元前104-前101年)的通史;《汉书》记事则起于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止于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其前半部分是从《史记》中搬来的,并做了一些补充修改和剪裁编排,后半部分记载了昭、宣、元、成、哀、平6个皇帝时的历史事实。从“纪”、“传”两方面来讲,《汉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但从其中的10志来讲,又是贯通古今典章制度和经济文化的通史,成为后世人编修通典、通志、通考的良好开端。特别是班固首创的《地理志》和《艺文志》,有着更高的价值和深远的影响。《地理志》详尽地记述了夏、商、周、战国、秦汉以来的疆域封土、建置沿革、封建世系、形势风俗,实是中国第一部有关文献掌故的历史地理专志。《艺文志》罗致群籍,分门别类,汇成一篇,既是图书目录,又是学术史略,给后人研究古代学问架起了桥梁。
    班固编撰《汉书》的态度极其严肃认真,力求尊重历史事实。他在《王莽传》里对王莽虚造文字、捏造历史的行为深恶痛绝,认为王莽的败灭是因他“缪称典文”而引起“众怨神怒”所致。因而,他自己在编撰过程中对材料进行反复考证,绝不轻信别人所言。西汉冯商在《史记》续书中说张汤的先人和张良原是同一祖宗,班固认为与张汤同时代的司马迁在《史记》中没有这样的说法,便在《汉书》中守缺不载;他把《东方朔传》写得非常翔实,用事实使那些专门编造故事的好事者不能自圆其说;他在编写《地理志》时,对于参考书中的穿凿附会、诡僻不经的说法,都作了详细的修正、核实,这些都对后人起了示范作用。
    班固出身宦门,受到正传的儒家思想的熏陶,又是奉旨修书,因此缺乏司马迁那样深刻的见识和批判精神。虽然《汉书》多半取材于《史记》,却没有《史记》那样强烈的人民性。但班固重视客观事实,因而在一些传记中也暴露了统治阶级的罪行,如在《外戚传》、《霍光传》中揭露了宫闱的黑幕、帝王的残酷、外戚的专横暴虐及其爪牙鱼肉百姓的劣迹;在《东方朔传》中,抨击了汉武帝进行田猎和扩建上林苑扰害百姓、破坏农业生产的行为;在《龚遂传》中记载了劳动人民在“困于饥寒而吏不恤”的情况下铤而走险的现实,流露出作者对人民的同情。
作为史传文学,《汉书》叙事一般来说不如《史记》生动,但它有自己的特点:简练整饬,详瞻严密,其中不少传记写得相当成功。《苏武传》颂扬了苏武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朱买臣传》描绘了朱买臣在失意时和得意时不同的精神面貌;《张禹传》刻画了张禹虚伪奸诈、阿谀逢迎的丑恶面目;《朱云传》赞扬了小人物朱云不畏权贵、犯颜直谏的斗争精神。这些都写得十分生动。另外,《汉书》中附录了大量的辞赋和散文,这是它能成为后世文人喜爱的重要原因之一,但因此也影响了它叙事的集中和人物特征的突出和鲜明。
    班固不仅是一个杰出的史学家和散文家,还是著名的辞赋家。他的《两都赋》文辞典雅、清丽,极力铺陈西都长安和东都洛阳的繁华壮丽,是辞赋中的名篇;《答宾戏》、《幽通赋》等也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另外,还有诗、铭、诔(lěi,旧指祭文)、颂、书、文、记、论、议、六言等,共41篇。《隋书•经籍志》载有《班固集》17卷,可惜早已亡佚,现存的《班兰台集》是明代学者辑录班固的辞赋杂著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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