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学诚是继唐代刘知几之后，我国清代又一位杰出的史学评论家。其主要代表作《文史通义》是继《史通》之后又一部最重要的史学理论专著。
章在该著中，将历代史籍分为著述和比类（记注）两大类，说：“古人一事必具数家之学。著述与比类两家，其大要也。班氏撰《汉书》，为一家著述矣；刘歆、贾护之《汉记》，其比类也。司马光撰《通鉴》，为一家著述矣；二刘、范氏之《长编》，其比类也。”（外篇三）章所说的“著述”，是指有观点、有材料、有独创见解的著作；所说的“比类”即“记注”，是指史料纂辑。
    章认为，两类史籍各有用处。他用圆神、方智来比拟二者，说：“撰述欲其圆而神，记注欲其方以智也。夫‘智以藏往，神以知来’。记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来者之兴起。故记注藏往似智，而撰述知来似神也。藏往欲其赅备无遗，故体有一定而其德为方；知来欲其决择去取，故例不拘常而其德为圆。”其主要意思是说，著述要融会贯通，有独创见解，读后能使人得到启迪，预见未来；记注要照事直书，读后能使人获得知识，得到智慧。所以，记注类有一定体例，著述类则不拘常例。
    对著述和记注两大类，章崇尚著述，说：“吾于史学，贵其著述成字，不取方圆求备，有同类纂。”（外篇三《家书》三）章在考据学大盛的乾嘉时代，将史籍分为著述和记注两大类，而“贵其著述成家”，反对把史籍和史学仅限于史料编纂和编纂学，是难能可贵的，这是他的史学思想。
章学诚也对地方志有较多的建树。他认为，志体就是史体。他认为，“志乃史体”，方志“体裁宜得史法也”，“志为史裁，全书自有体例。……体例本无一定，但取全书足以自覆，不致歧。”（《章氏遗书》卷15）
    章氏对史学“贵其著述成家”，又认为“志乃史体”。可见，他对地方志也是“贵其著述成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