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书面语中常因避讳而出现名称改易的情况，其方法有空字、改字、同音代换、缺笔等。改字是常见的一种，而地名改字又是其中一大类。
    《三国演义》中名将赵云出场时每每自报家门：“常山赵子龙！”读者往往会纳闷：常山在何处？其实“常山”就是大名鼎鼎的五岳之一：北岳恒山。三国紧承东汉，两汉时避汉文帝刘恒讳，遂用同义词“常”字改恒山为“常山”。清代钱大昕的《十驾斋养新录•避讳改郡县名》首列“改恒山郡曰常山”。全文收罗百余例，其中有些郡县名时过境迁之后弃新复旧，有些则用新名而遗旧名。例如，恒山、恒山郡于隋代恢复旧名，弃“常山”之称；隋炀帝讳“广”，改广州曰“番州”，唐代又恢复“广州”名；南朝梁代简文帝郑后名“春”，改湖北蕲（qí）春为“蕲阳”，隋代恢复旧名。新名完全取代旧名的，如三国吴孙权立子禾为太子，改禾兴县曰“嘉兴”；景帝孙休改休阳县曰“海宁”，此二处今为浙江北部名城；与“蕲春”旧时改名的浙江“富春县”，当时亦改为“富阳”，但至今用之；宋太祖之祖名敬，改敬州为“梅州”，至今用之，即广东梅县。小地名亦有此情况，苏州“虎丘”名胜，因“虎”字犯了唐高祖之祖父御讳，故改名为“武丘”，唐代后期恢复旧名；但杭州“武林”未改回“虎林”。从以上所举之例中，我们不难看出，地名的更迭淆乱，避讳制难辞其咎。
    地名改易可以凭史书与方志细绎其来龙去脉，然而古代其他作品著者众多，各有所讳，难免晦涩或淆乱古籍。《野客丛书•名与本传不同》一书纠正一例不明避讳的误解说：“《海陆碎事》谓‘渊明一字泉明，李白诗多用之’。不知‘渊明’为‘泉明’者，盖避唐高祖讳耳，犹杨渊之称杨泉，非一字泉明也。”这是一人而有两“字”之误。陈垣的《史讳举例》还有“因避讳断定二人为一人”的大量用例，与“渊明”避唐讳作“泉明”相类，丝绸之路上的酒泉市本名“渊泉”县，《史诗举例》说：“后汉书张奂传：‘敦煌酒泉人也。’……胡三省注《通鉴》云：‘奂，敦煌渊泉人。’胡所见本，尚未讹也。汉志敦煌郡有渊泉县。晋志作深泉，盖避唐讳……后人习闻酒泉之名，妄改为酒耳。”
    总之，汉语特点及避讳制度的漫长历史，既涉及普通词语的使用及其演变，又波及到专有名词的使用，加重了后人读史的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