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是一条从长安西达地中海东岸的古代商路。它正式成为一条东、西方之间经济、文化交流的通衢大道，则始于汉武帝时张骞通西域，司马迁称之为“凿空”。
    西汉初年，匈奴势力伸展到河西走廊和天山南北的广大地区，成为北方农耕地区的主要外部威胁，也隔断了东、西方之间的民间往来。汉武帝即位后，为了联络原住河西走廊、迫于匈奴而西迁的大月氏，共同夹击匈奴，募人出使西域。城固人张骞以郎官身份应募，于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率领一百余人西行。中途被匈奴骑兵发现，全部被俘，送往单于王庭（今内蒙古呼和浩特一带），扣留了10年。在这10年中，张骞一直保持着汉家的节杖，不忘使命。后来终于乘机率众逃脱，越过葱岭（帕米尔），到达大宛（前苏联费尔干纳盆地）。大宛王热情地接待了张骞一行，并派人送至妫（guī）水（今阿姆河）北岸的大月氏。当时大月氏已经征服了大夏（今阿富汗北部），妫水流域“地肥饶，少寇”，张骞在这里居岁余而重返故地。为了避开匈奴骑兵，他们被迫改道而返，不料中途又被匈奴俘获，扣留一年多。直到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匈奴内乱，张骞才同他的妻子和向导匈奴人甘父回到长安。当他在长乐宫把那支已经脱毛的节杖奉还武帝时，武帝和大臣们都非常感动，后张骞升太中大夫，甘父也获奉君使官衔。张骞这次出使历时13年，虽未完成联络大月氏夹击匈奴的使命，但是开阔了眼界，实际了解了西域各国的情况，并与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等正式建立了友好关系。这次出使时走过的路线后来被称为“天山北道”，返回时的路线称为“天山南道”。元朔六年（公元前123年），张骞奉命随大将军卫青出击匈奴，由于他已有在沙漠旅行的经验，“知水草处，军得以不乏”（《张骞传》），晋封为博望侯。
    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汉朝对匈奴的战争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为了加强同西域各国的联系，再度派遣张骞以中郎将身份出使西域。张骞此行率将士300人，每人备马两匹，并带牛羊、金币、丝帛，顺利到达乌孙国都赤谷城（前苏联伊尔提克附近），向乌孙王赠送大批丝绸、黄金，并派副使分赴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今伊朗）、身毒（今印度）等国访问。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乌孙王遣使数十人携带译员、向导和大批良马，随张骞到长安回访。两年后，张骞派往各国的副使们也分别在大月氏、大夏、安息、大宛、康居等国报聘汉朝的使者陪同下，陆续回到长安。
此后，“丝绸之路”的北道和南道继续向西延伸，直达地中海东岸。从此汉朝每年派往去西域的使者五六批百余人。这些使者都打着“博望侯”的旗号，“皆贫人子，私县官赍(jī)物，欲贱市以私其利外国”（《张骞传》），所以使团实际上也是商队。西域的使者、商队也是跋山涉水，络绎不绝。这样，作为东、西方之间经济、文化交流的通衢大道的“丝绸之路”就正式开辟了。天山南北地区第一次与内地联为一体，西域的葡萄、石榴、苜蓿、胡豆、胡麻、胡瓜、胡蒜、胡桃等植物种子陆续传来东土；西域的良马、骆驼各种奇禽异兽以及名贵的毛织品也源源东来，丰富了人们的物质生活。佛教和佛教艺术也经中亚传入西域，后再向东土传播，中亚的音乐、舞蹈也传来长安，对中国的民族文化发生了很大的影响。中原地区则向西域输送大量丝织品和金属工具，并把铸铁、凿井、开渠等技术传到西域，促进了西域社会的进步。
    西汉长安城是“丝绸之路”的起点，出了直城门（汉长安城西面中间的城门，遗址在今西安市西北郊未央区周家河湾北的夹城堡村南），便踏上了“丝绸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