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染病是由病原体引起的，能在人与人、动物与动物或人与动物之间相互传染的疾病。在人类的发展史上，传染病始终是威胁人类生存与发展的自然灾害之一。鉴于传染病对人类社会的巨大危害，我国古代从很早就进行了各种预防和控制尝试。早在先秦时期，我国就建立了医生巡诊制度。《周礼•地官》中的“司救”，其职责就是：“凡岁时有天患民病，则以节巡国中及郊野，而以王命施惠。”此可被视为我国古代巡诊制度的滥觞。东汉光武帝时，瘟疫流行，朝廷派遣光禄大夫率太医巡视救治。至宋代，对传染病的防治更为重视。每当传染病流行，宋廷便诏命太医局及翰林医官前往救治，药费由朝廷无偿拨付。除派医生巡诊外，从中央到地方还广泛设有惠民药局，平时以平价售药为主，传染病流行时，则无偿施药以救治患者。   
    东汉以后，人们认识了传染病的传染性问题，开始对病人实行隔离措施。南朝萧齐时，太子长懋曾设立了专门的病人隔离机构——六疾馆，以隔离收治患病之人。从宋代起，出现大量官办养病机构，都有隔离病患的作用。如北宋熙宁九年(1076年)春，越州(辖境相当于今绍兴及其周围地区)发生“大疫”(传染病)，知州赵抃(bian)“为病坊，处疾病”(《元丰类稿》卷十九《越州赵公救灾记》)。“病坊”，即用来隔离传染病人的场所。北宋以后，各地广泛设置安济坊，专门隔离病患者。宋真宗时，峨眉山“神医”为丞相王旦之子种鼻痘见效。此法于明隆庆年间(1567－1572年)传至西安。即用天花患儿痊愈期痘痂研末，用银质管吹入健康儿鼻腔中；或将研末水调，以棉团蘸沾塞入鼻内。直至1796年英国医生爱德华•琴纳发明牛痘之前，中国人一直沿用人痘接种法预防天花。这种“人痘接种法”后来传至日本、土耳其、俄罗斯及欧洲各国。
    民国12年(1923年)，陕西省育婴堂创设牛痘局，由西安名医雒(1uo)庸出任局长。民国18年(1929年)，雒庸在西安创办种痘传习所，传授接种牛痘疫苗技法，坚持数年，受业生百余人。民国21年(1932年)西安流行霍乱，陕西防疫处首次在西安进行大规模霍乱疫苗防疫注射。全市划分 8区，每区分别设立注射大队。并发动全市公、私立医院诊所卫生人员参加，采取强迫措施，逐门挨户注射霍乱疫苗达16万人。民国22年(1933年)，陕西防疫处试制成300瓶霍乱疫苗，这是西安制作免疫生物制品的发端。民国28年(1939年)，陕西卫生试验所成立。先后制成牛痘疫苗、狂犬疫苗和白喉类毒素等制品。但预防覆盖面很低，郊县农村多属空白。
    1950年10月，政务院颁发《种痘暂行办法》。西安当即推广全民免费普种牛痘。1952年，增加鼠疫菌苗、卡介苗、百日咳菌苗、乙型脑炎疫苗和白喉类毒素等免疫生物制品，预防免疫病种扩大至8种传染病。1955年，又增加伤寒、副伤寒甲乙三联疫苗免疫注射。1957年，在一些特定发病区开展炭疽菌苗和布氏杆菌病疫苗注射。1960—1962年，相继增加百日咳、白喉混合制剂和斑疹伤寒疫苗注射。到1966年，西安市使用免疫生物制品预防接种增至13种。1976年春，西安市开展第2次全民普种牛痘，巩固已消灭天花病免疫成果，接种覆盖面达201.6万人份。同年10月，对6个月一7岁儿童进行“百白破”(百日咳、白喉、破伤风)混合疫苗注射。1976—1977年，西安市为防震抗震，进行全民注射破伤风类毒素，同时在7岁以下幼儿中普种麻疹疫苗， 1979年，为配合全球消灭天花传染病，西安再次开展全民普种牛痘。 1982年，鉴于天花病在西安持续消灭达35年之久，卫生部门决定从这一年度起不再接种牛痘。1983年，西安市全面推行儿童计划免疫。1992年4月，西安市将乙型肝炎疫苗接种工作纳入儿童计划免疫程序。到2001年底，计划免疫建卡建证率99．52％，四苗(卡介苗、脊髓灰质炎活疫苗、百白破疫苗、麻疹疫苗)接种率96．28％，乙肝疫苗接种率城区为99．5％、农村为93．84％。脊髓灰质炎(亦称小儿麻痹症)连续9年未发生。
    自古以来，人类为战胜各种传染病，做着始终不懈的努力。20世纪以来，随着基因技术与计算机技术的产生，为人类有效地控制疾病的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但是，这次SARS肆虐再次告诉人们：人类控制传染病的斗争远未结束，未来还会有其它新的传染病出现，当然，任何传染病最终都将被人类制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