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的11个皇帝，全都长眠在西安附近的原野上。其中除文帝刘恒的霸陵在西安东郊、宣帝刘询的杜陵在长安区三兆原上外，其他九陵都被安置在咸阳北面的二道原上，像一字儿排列着，东西45多公里。李白在《忆秦娥》中写有“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音尘绝，音尘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之句讲的就是这块地方。
　　这9座陵墓，从外形看，基本上一个样儿，地面上的封土堆四周略呈方形，平顶，原先各自又没有标记，年深月久，很难搞清哪个皇帝理在哪个封土堆里，因而历来说法分歧。清朝的陕西巡抚毕沅，是一位对陕西考古工作有过贡献的人，他曾对这些汉家陵阙做过一番考订工作，还在每个陵墓前树了碑，题了字。但是，现在看起来，9个当中他搞错了7个，只有茂陵和延陵没有弄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陕西省文物管理单位根据文献资料和前人研究成果，加上实地考察，重新确定了这些陵墓的位置，即自西而东依次为：茂陵（武帝刘彻）、平陵（昭帝刘弗陵）、延陵（成帝刘骜）、康陵（平帝刘衎〔kàn〕）、渭陵（元帝刘奭〔shì〕）、义陵（哀帝刘欣）、安陵（惠帝刘盈）、长陵（高祖刘邦）、阳陵（景帝刘启）。
　　西汉的皇帝们一即位，就着手修造自己的坟墓。这种生前预修的陵墓，名叫寿陵。经营寿陵已经成为西汉朝廷的一件大事。据史书载，当时把全部贡赋的三分之一作为建陵和收集随葬品的费用。武帝在位54年，他的茂陵就修了53年。茂陵是西汉陵墓中最大的一座，封土堆高46.5米，底部每边长240米，确是宏伟。成帝作了26年皇帝。他开始是在咸阳北面建造自己的延陵，搞了整整10年。忽然下诏改在长安东北的临潼附近重造昌陵，又修了5年，没有修成。回过头来再修延陵。这种搞法，连他自己也说：“天下虚耗，百姓罢劳。”（《汉书?成帝本记》）据说这些汉陵的封土，并非本地黄土，而是来自外地，经过筛选，然后又进行炉炕锅炒处理，这样可以避免陵堆上长草，然而价值却是非常高的，“贵同粟米”。
　　西汉皇帝们在经营寿陵时，还在近旁建造陵邑，把地方上一些有钱有势的人家迁徙来，又将一些住宅赐给后宫、近臣、将军、尉侯等等，从而这些地方搞的很繁华，甚至长安城中一些达官显贵也以能迁到陵邑居住而感到荣幸。《汉书?地理志》上说：“汉兴，立都长安徙齐诸田和楚昭、屈、景及诸功臣家于长陵。后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訾（zī）富人及豪杰并兼之家于诸陵。盖亦以强干弱枝，非独为奉山园也。”可知当时建陵的目的，不仅是为了有利于守护和祭祀，而主要是汉朝廷加强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一条具体措施。
　　西汉初年的历史，可以说是中央集权逐步战胜地方割据的历史。例如，汉高祖采取断然手段消灭异姓诸王，汉景帝平定吴、楚等七国之乱，汉武帝缩小王国土地以及其他一些政治、经济重大措施，都有效地加强了中央集权，巩固了这个封建国家的统一。而他们为了实现同一目的的另一重大措施，就是上面所说的迁徙一些重要人家到长安附近的陵邑来。《长安志》引用《关中记》的记载说，当时“徙民置县者凡七”，这就是高祖长陵、惠帝安陵、文帝霸陵、景帝阳陵、武帝茂陵、昭帝平陵和宣帝杜陵。当时长陵的陵邑有5万多户，茂陵则有6万多户。这样一来，对于控制分裂活动是起到了作用。《后汉书?五行志三》的一条注中说到，一些六国旧贵族及“关东豪杰”被迁到长陵陵邑后，关东“邑里无营利之家，野泽无兼并之民，万里一统，海内赖安”。
　　到了元帝（西汉的第八帝）营建他的寿陵——渭陵时，正式下诏废止了修建陵邑的制度，此后就不再搞这种迁徙了。原先的七处陵邑自东汉以后也衰落下来，逐渐被合并。但是它们的名字却一直为后世所流传，特别是渭水北原上的五陵，即长陵、安陵、阳陵、茂陵和平陵，后人称之为“五陵原”或“五陵”。当初把这些人迁徙到这些陵邑来，就形成了一股特殊势力，他们走马斗鸡，作奸犯法，而人们却以“五陵豪侠”、“五陵少年”的美名来称呼他们。如此流传下来，到了唐代，所谓“五陵少年”者，一般指长安街上那些豪奢相竞的贵公子。一些人也随着把“五陵”两字采入诗作中了。杜甫在《秋兴八首》之三中写了“五陵衣马自轻肥”，在《哀王孙》中又写了“五陵佳气无时无”；储光羲也曾吟道：“五陵贵公子，双双鸣玉珂。”（《洛阳道五首献吕四郎中》）这些诗句，其含义显然是从汉家陵阙扩展开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