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所以被尊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是因为他开启了一个时代，即文化创造和文明进步的时代。据《易传》说，神农氏没后，黄帝、尧、舜氏作，三圣“垂衣裳而天下治”，文化在创新，社会在进步。黄帝“刳木为舟，剡木为楫”，发展了水上交通。“服牛乘马”，发展了陆路交通。还“断木为杵，掘地为臼”，把野处之“穴居”易之为“宫室”，改善了生活方式。改变丧制，把“厚衣之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的习俗，“易之以棺椁”。把“结绳而治”，易之以“书契”，创造了文字。重要的是，黄帝又“修德振兵”，“抚万民，度四方”，最终以武功建立起万国诸侯共尊一主的具有联盟性质的中央王权，并尝试以德、法结合来治理国家，开启了与此前伏羲、神农的无为而治不同的武功与文治相结合的新时代。总之，在当时条件下华夏大地上所可能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人们都将其与黄帝联系在一起，黄帝也成为华夏族文明的象征。所以，后人尊仰黄帝是理所当然的。
    较早提及黄帝的古文献，主要是《左传》、《国语》、《逸周书》以及《管子》等。如《左传·昭公》记“遇黄帝战于阪泉之兆。”《国语》谓：“黄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财。”《管子·任法》：“故黄帝之治也，置法而不变，使民安其法者也”，等等。这些文献多是对黄帝事迹的追寻，而对黄帝的言论记述得很少。随着社会上黄帝崇拜的升温，在战国中后期出现了诸多依托黄帝所著的书。《汉书·艺文志》著录有12类26种之多，涉及到先秦及秦汉时期的道家、阴阳家、小说家、兵家诸家以及天文、历谱、五行、方术、医经、神仙等诸多领域。其中的道家类著作如《黄帝四经》、《黄帝铭》、《黄帝君臣》、《杂黄帝》、《力牧》等，是后世所称的黄老之学的著作，这些书大多亡佚。特别是亡佚后又失而复得的《黄帝四经》（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则记有所谓黄帝的一些言论。这些托名黄帝的道家类的书，其基本精神属于道家，学界称其为黄老之学。
    “黄老之学”兴起于战国中后期，盛兴于西汉前期。但“黄老”之称则出现得较晚，大约是在汉代才有的概念。黄老之学不能简单视为黄帝学与老子学的结合,因为虽然战国时期已有了丰富的黄帝文化，但尚无严格意义上的“黄帝学”。黄老之学应该看作是托名黄帝，以老子及道家精神为主旨，吸收并综合了先秦各家特别是儒、法诸家思想而形成的新道家。黄帝文化与道家思想的结合，是道家依据新形势在黄帝及尧舜崇拜升温的情况下所做出的自身调整和应对。
    需要指出的是，老庄道家的精神旨趣与黄帝的文化精神本来并不完全相合甚至相抵牾。我们知道，黄帝文化的精神是积极有为，富于创造，勇于探索的，他总是坚持以法治国，以德驭民，并且能与时俱进，创造文明，尽力把社会推向进步。然而道家则崇尚自然，安于无为，在人生态度上主张守柔、不争，反对种种巧智和离开大道的种种作为；在社会理想上主张“小国寡民”和“无为而治”，故对伏羲、黄帝以来包括器物和制度在内的种种文化创造，都视为是对自然本真的破坏而加以批评，老子所谓“朴散则为器”，“智慧出，有大伪”，“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就是这种态度的集中表现。庄子甚至指名道姓的批评黄帝，说“黄帝始以仁义撄人之心”，还说“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乱莫甚焉”，认为他们破坏了自然的常态，违背了自然的运行规律，主张回到原始质朴的远古时代去。
    问题在于，道家在战国中后期为什么从对黄帝的批评转而为颂扬、推崇和吸收，并把黄帝与道家思想结合起来，使其学说偏离了原来的方向，形成了黄老之学？这是需要深入思考的。
    首先，这是由尧舜崇拜发展到黄帝崇拜的必然结果。从文献看，春秋时的孔子和墨子都未言及黄帝，而推尊尧舜。墨子多次申述“贵尧舜禹汤文武之道”。到孟子时则“言必称尧舜”了。当时社会上有一种倾向，就是尊古而贱今，“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见《淮南子》），在当时追寻往圣先哲，确立圣道权威风气的推动下，从尧舜而上溯及黄帝、神农、伏羲，三皇五帝成了人们崇拜的对象。于是乎“羲、农、黄帝之书一时杂出焉”，“百家之学，多争托于三皇、五帝之书矣。”（章学诚语），对黄帝的崇拜，应该视为世人对轩辕氏在统一上古中华以及其文化创造中的功绩的认肯和赞颂。司马迁在《史记》中专门写了《黄帝纪》，在追述了黄帝的身世、族史以及功绩之后说：“学者多称五帝，尚矣！”即学者们称颂五帝是已很久远的事了。虽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儒者对此不传，但他通过长期走访，“西至空峒，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发现各地“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所流传的有关黄帝的事迹与古书所记大体不差。可见，黄帝崇拜是在历史上形成的，也是有其历史根据的。换言之，道家与黄帝文化结合以及黄老之学的产生，正是战国中后期黄帝崇拜的产物。
    其次，变革的时代也需要黄帝文化，道家只有调整自身，才能适应社会。战国中期，各国为富国强兵，都相继进行变法，社会也在发生着变革。当时变革总的趋势，是促使社会的封建化，促使社会的进步。于时各种思想流派也都做了顺应时代的变通。此时，道家也开始转变了“无为”的消极立场和态度，从形而上的玄虚走向了社会生活层面，并一反已往对礼法制度的批评，而转向对法家“法”的吸收和对儒家“礼”的包容。《黄帝四经》中“道生法”的命题，就直接把道与法统一起来了。黄老之学把“法自然”转变为积极顺应规律的“循理而动”，把“无为”引向积极应世的“无为而治”的政治实践，从而开出道家向务实方向发展的新阶段，其后一直影响到汉代前期。可见，一方面黄帝文化影响了道家思想的转变，同时，道家也需要黄帝文化以适应时代，正是这二者的互动，才促使了道家向黄老学的转化。
    在黄帝文化与道家文化的互动中，既改变着道家的价值取向和文化特征，也改变着远古以来的黄帝形象。黄帝在道家的心目中，从一位积极应世、勇于创造的帝王而成为一位“无思”、“无虑”、“无为”、“无累”，顺任自然、追求自由的“得道”者了。《列子》中所谓黄帝梦游华胥国的典故以及他对华胥原始文化的憧憬，已在社会理想和生活态度上把道家与黄帝文化紧密结合在一起了。但无论如何，黄老之学对传扬黄帝文化功不可没。
    （陕西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陕西孔子研究会会长刘学智）